本論文係從政策執行層面，探討嘉義縣大林鎮平交道改建立體交叉工程施行過程始末。藉以研討分析我國行政機關政策執行過程所面臨的諸種問題，及「民眾參與」對執行的影響情形。 全文一冊，共分為五章，十八節，約六萬餘言，茲將各章主要內容分析如下： 第一章：緒論。闡述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其次敘述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再次介紹本文內容概要。 第二章：概念架構－政策內容（Content）、政策系絡（Context）、民眾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與執行。本文的架構係基於個案之政策特質，選取相關理論，建構一適合解釋本文之概念架構。 第三章：說明嘉義縣大林鎮平交道改建立體交叉工程始末。旨在探討平交道改建方案制定背景，並以博奕賽局概念對該工程所引發之紛爭及地方派系介入情形，基於時間序列及策略特質之考慮，劃分成三個時期六個階段的賽局，以描述個案發展的全過程。 第四章：概念架構對個案的解釋。係基於前述的概念架構，分別從政策內容（Content）、政策系絡（Context）、民眾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等三方面對個案發生之種種現象予以解釋說明。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摘述本文的研究發現並研提建議。

都市設計審議制度實施了近二十年，對都市景觀產生了許多影響，政府機關、空間規劃人員、土地開發者也慢慢摸索出一套逐漸標準化的操作模式，反對的聲浪不再如此強烈了，然而，對於這樣一套完全移植自西方的制度，其正反雙方的論戰卻從未休止，有人視之為都市天際線的救星，也有人認為是一種無效率、繁瑣及充滿個人偏見的行政枷鎖。 事實上，種種對於都市設計提出質疑的原因其來有自。都市設計審議制度的發源地－美國，雖然從六○年代末期自都市設計得到不少成功經驗，然而也在九○年代引起諸多批評及質疑。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許多的設計規範過於模糊，充斥著大量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行政裁量被過於放大，專業似乎漸趨退位；而且審議制度與人民的財產權息息相關，對於個人財產權產生侵害，不無疑問。同樣的，移植到我國之後的問題似乎更多，如都市設計的法律依據為何？審議的範圍及界限何在？都市設計審議的行政行為該如何定性？而種種都市設計制度的基本問題，實有重新加以詮釋的必要。 本文即嘗試從法的觀點來探討都市設計之缺失。亦即著重在於都市設計實施之法律依據、正當程序、審議委員會之組成等問題加以探討，嘗試藉由行政法學之角度,以建構一個合理之審議制度,同時，藉由「環境基本權」之法理，演繹出都市設計之核心精神。另外，亦從比較我國與美國實施都市設計之優缺點中，或可為我國之都市設計制度找到一條可行之道路。

變電所為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六條所列公共設施之一，從發電廠輸出高壓電力，經由變電所轉換逐漸降低電壓，供應工廠生產與民眾生活的電力需求，惟變電所設置區位引發鄰近民眾對其身體不適之疑慮造成心理恐懼以致產生鄰避情結。變電所對於民眾而言，係屬極力排斥之公共設施，進而反對在我家後院設置（Not In My Back Yard；簡稱NIMBY）；由於變電所具有鄰避性質的公共設施，肇始民眾意識高漲並勇於爭取自身權利，認為其將使自身權益受損及影響環保顧慮，故經常成為被抗爭之對象，因此在設置過程中，面臨相當大的阻力，增加台電之外部成本。是以，本研究參酌民眾參與概念，分析民眾可接受變電所設置之態度與方式，進而研擬化解鄰避情結之措施。 經由文獻回顧及實務案例蒐集之分析，本研究歸納出變電所設置產生鄰避情結問題，區分為實質面、社會面及心理面等三面向與19項變數影響因子，透過問卷調查與次數分析後，統計其影響主要成因為：實質面包括「民眾欠缺對於台電信任」、「變電所用途資訊揭露不足」、「缺少當地政府支持」、「外觀型式僵硬無法迎合民眾」、「溝通時機不足」；社會面包括「民眾無自主決定權利」、「對居住環境產生影響」、「回饋方式瞭解不夠」；心理面包括「科技風險擔憂」、「民眾訴求管道不足」等項目。 本研究從民眾立場，架構變電所設置產生鄰避情結問題之改善措施，歸納如下：1.儘早執行民眾參與的過程且資訊應求公開透明。2.揭露變電所設置所有相關資料，讓民眾感受到台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誠意。3.建立回饋與維護設施安全等措施，避免讓被設置的社區民眾單獨面對變電所設施衍生外部性。4.適時修改阻礙民眾參與之相關法令，深知民眾參與是建設基礎並非絆腳石。本研究研擬各項改善措施與精進事項，提供台電及相關單位作為改善設置變電所造成鄰避情結問題參考，透過民眾參與理念，建構以民眾為主體的參與行動，期盼將「鄰避情結」轉化為「迎臂效應，Yes In My Back Yard」，藉以轉化台電因變電所設置造成與民眾間衝突局面之紓解。 關鍵詞：鄰避情結、變電所、民眾參與、迎臂效應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風災重創台灣，為50年來最嚴重之水災，造成高雄縣、屏東縣、嘉義縣等縣市災情慘重。鑒於莫拉克風災造成山區土石崩落、居住安全堪慮，政府擬定災後重建工作以國土保安及復育理念為基本理念，對災區整體性基地進行土地使用安全性及適宜性評估，經認定安全堪慮或違法濫建之土地，應依照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條例第20條規定辦理，得劃定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遷村，並給予該區居民適當安置。配合劃定特定區域的遷居問題，災後政府在以「永久屋為主，組合屋為輔」為原則下，政府就各界投入資源進行盤整，並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的家園重建協力機制，進行由慈濟基金會、世界展望會和紅十字會為主的三大永久屋計畫。 本研究係以嘉義縣為中心，輔以高雄縣、屏東縣的重建經驗，探討永久屋政策過程中的民眾參與，討論面向包括政府、及公私協力下民間團體如何執行重建條例、家園重建計劃等規定中民眾參與原則，分析永久屋政策過程中民眾參與的對象、時機、方法及產生的效力各為何？ 本文研究發現，由於縣府的立場，其所有行動必須要在法律規範下進行，且當行政人員必須對永久屋基地安全負上完全的責任時，難以避免的會傾向較能以科學數據佐證安全的學者專家意見；故當縣府運作民眾參與機制卻無法充分溝通，最後永久屋政策結果為加深政府與居民間的隔閡與不信任感，是可謂未能充分民眾參與所造成雙輸的局面。另外，就永久屋公私協力方面，本文從高雄縣、屏東縣及嘉義縣分別由慈濟、世界展望會及紅十字會三大民間團體的合作經驗中發現，原先永久屋政策僅規劃在永久屋硬體興建部分，然實際上在核配坪數的權利、運作民眾參與機制、興建永久屋等部分，會因各民間團體間的差異，對居民的權益影響甚鉅，惟現今政府仍以法律面去對民間團體作課責，其他面向的課責僅能以各民間團體自律方式為之。 從莫拉克災後永久屋政策現階段成效觀之，遑論從改善民眾參與機制或增強對民間團體的課責，筆者認為，目前最可行之方式係強化原住民各族群之凝聚力。藉由一個族群的觀點，係能跳脫一般大眾對於災後受助者被動接受服務之角色，並掌握族群重建的未來走向。

都市計畫之基本精神是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利益，促進地區有計畫之發展。為了達到計畫目標，多以限制的方式對民眾的財產權加以管制。而都市計畫與後續市地重劃、都市更新等土地利用計畫彼此之間為上下位之關係，故都市計畫具有引導都市土地利用開發之性質。都市計畫之計畫決定往往牽涉到多元複雜利害關係，立法時要以法令詳細規範計畫內容有其困難度，亦不適當。由保障民眾基本權利、蒐集計畫決定的必要資訊、確保計畫決定的合理性等論點觀之，在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加入可使民眾直接介入，又兼具權利保障功能的民眾參與制度似有其必要性。 我國都市計畫法中雖有民眾參與制度之設計，但行政機關所需公開之資訊僅有計畫案本身，而無計畫案作成之過程或理由。且過往審議過程不公開，常令人有「黑箱作業」之感。且由於目前現有之民眾參與制度，均為都市計畫草案已完成後方開放參與，民眾已難藉由上述參與制度對都市計畫案有實質的影響。因此我國現行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之民眾參與制度，常被認為流於形式而為人多所詬病。且由於我國都市計畫本身具強制性質，僅有這些程序是否即足以使計畫本身獲得前文所述之正當性不無疑問，似乎仍有許多值得檢討改進之處。反觀日本，其都市計畫法中對於都市計畫程序，亦有民眾參與制度之相關規範，但其過往制度由於不夠周密而發生許多與台灣雷同之弊病。面對這些弊病，日本近十數年來以陸續修正都市計畫相關法律，以及開放各地方自治團體制定相關自治條例，試圖加以改善這些問題。日本的這些相關經驗於改進我國制度時極具參考價值。 因此本論文第二章將先由相關憲法原則闡述民眾參與制度之法理基礎，並以此為基礎說明於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必須加入民眾參與制度之理由；第三章主要針對日本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之相關規定加以探討，說明日本都市計畫法之規範後，對日本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之民眾參與制度作一介紹；第四章整理歸納日本學術界對過往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諸缺失之闡述，並說明日本改進這些問題之方式，最後對現行日本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尚未解決之問題加以探討；最後，第五章將分析日本都市計畫訂定程序中民眾參與制度執行之特點，反思我國未來都市計畫相關法律中民眾參與制度或可改進之方式，及可能遭遇之問題，期以作為將來我國修法之參考。

主要由臺灣地區垃圾危機事作、福德坑掩埋場個案分析中，探討民眾如何影響下府決 策過程，並提出對「民眾參與」之具體建議，供日後政府進行垃號圾掩埋場之計畫之 參考。 第一章：緒論。敘述研究動機、目的、題目界說並介紹民眾參與之相關理論。 第三章：臺台市掩埋場計畫之特性。分別由政治、都市計畫、生態方面，探討掩埋計 劃中所呈現的問題。 第三章：臺灣地區垃圾危機事件。介紹國內近年來所發生之垃圾危機事件，並說明對 政府處理民眾參與態度所產生之影響。 第四章：福德坑個案研究。探討各案中各階段民眾參與的策略及值得探討的問題。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提出具體建議，供政府參考，其使垃圾掩埋場計畫順利推動。

我國自民國八十六年起，於文化資產保存法中導入容積移轉之概念，利用容積移轉補償古蹟等存用地所有權人發展受限之相關損失。嗣後，陸續於其他法律與都市計畫中亦有相關容積移轉制度之產生，抑且更將此等原作為補償手段之容積移轉，進一步擴張為公共設施保留地等特定土地之取得手段，此亦成為我國容積移轉之重要特色。惟探究當初容積移轉導入國內時，學術界與實務界泰半針對容積移轉所將引發之相關都市發展等規劃面問題加以討論，對於容積移轉相關之法律問題卻未加探討，實有不甚嚴謹之處。據此，本文則針對現行容積移轉於我國法體制下，所產生之相關法律問題加以探討；抑且鑑於日本容積移轉運作之過程中，產生與我國類似之法律問題，以及其容積移轉運用於積極都市開發之層面等作法，該等相關內容皆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是以，本文以日本容積移轉制度為借鏡，以期解決我國現有容積移轉之相關法律問題，並參考其容積移轉之優點，以改善我國容積移轉之相關作法。 從而，本文首先於第二章中闡述相關容積移轉之原理與內涵，並參考日本相關討論，針對容積移轉於大陸法體制下，其得自所有權分離而為移轉之法律原因加以探討，以明確我國容積移轉之先決要件。並於第三章中詳細介紹我國容積移轉相關規定與運作現況，以瞭解我國容積移轉制度之內涵，並探求其特色與相關法律問題。其中，目前相關法律主要有容積移轉之公示問題以及相關民眾參與之問題。 再者，於第四章中詳細介紹日本相關容積移轉之內容，以探求其容積移轉之特色以及相關問題與解決方式，以期日本相關容積移轉制度內涵，得提供作為我國制度問題解決與改進之參考。 其次，以第三章與第四章之內容為基礎，於第五章中提出我國容積移轉公示問題與民眾參與問題之解決方式，以及參考日本容積移轉之優點與長處，提出相關我國容積移轉制度得加以參採之方向與內容，以期更加完善我國容積移轉制度。 最後，於第六章中作前述各章之總結，並期望我國容積移轉制度得進一步針對法律問題加以改善，並且就制度本身之運用得加以擴張，使我國都市發展與容積移轉制度更加完備。

驅逐黑暗、迎來光明，是變電所最重要的任務，但它往往被歸類為鄰避設施，不為使用者所接受。變電所引發的風險疑慮，無論是環境、健康等，儘管尚無法以科學實證其因果關係，卻深深烙印人心；加上不甚透明且缺乏參與機制的規劃方式，致使變電所選址過程抗爭不斷。 現代社會可說是充滿風險的社會，也就是德國學者貝克所謂的「風險社會」。風險不分階級、貧富，充斥在我們身旁，引發無聲且無形的恐懼。高科技雖然帶來生活便利，但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新風險—科技風險。既然風險是現代社會非常重要且切身的課題，如何以風險的視角來解構變電所選址過程，便成為本文的論述主軸。 現行變電所用地之規劃方式，主要是依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及電力負載預測結果來選擇變電所設置地點；變電所用地的使用項目與內容，則取決於是否辦理多目標使用。然而，土地使用管制之僵固性及電力負載預測結果的不確定性卻造成變電所選址過程必須面臨規劃方式、民眾抗爭、風險分配等三方面困境，使得變電所選址困難重重。 規劃部門、電力公司與民眾能否「共同面對」變電所選址在規劃方式、民眾抗爭、風險分配等三方面的困境，尋求變電所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再定位並融合民眾參與機制（儘管民眾參與並非萬能），使變電所選址過程掙脫規劃方式的枷鎖，將是降低變電所選址抗爭且形成風險分配共識的必要方向，也才是風險社會中變電所選址的最佳出路。 /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a substation is to expel the darkness and usher in light. However, it is usually classified as NIMBY facilities and not welcomed by public. People are constantly worried and even feared by nearby substations, although there is neither scientific evidence to prove that substations are harmful nor directly caused any disease. Moreover, substation siting procedure is less transparent and lack of participatory mechanisms during the planning stage, resulting in protests against substation during the siting process. Modern society is full of risks as described by German sociologist Dr. Ulrich Beck in “Risk society.” Risks are around us all the times, regardless of class or wealth. It creates silent and invisible fears. Modern high-tech life style provides convenience but technology also brings unprecedented new risks - technological risks. Since technological risk i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it can affect anyone in modern society,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risks involved by deconstructing the substation siting procedure. The existing substation siting models are based on the designation of urban plan and the results of power load forecast; the land-use projects of substation are depended on the content of multi-objective land-use. The rigidity of zoning and the uncertainty of power load forecast results plight in substation siting procedure at three situations: approach to planning, public protests and risk allocation, also makes substation siting much difficult. Although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not the magic bullet, substation siting zoning restriction can be unlocked by combi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with land use re-position. The best approach to prevent protest against substation siting process and reach consensus in risk distribution is to have planning departments, power companies and the community seeking solution together.

隨著環保運動的推展，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也應運而生。然而長期以來，環評制度的發展多著重在開發行為的環境影響評估，其進行的時間點太晚、無法整體考量社經環境、缺乏累積性影響評估，也使環評制度難以發揮保護環境的效果。近年來受到重視的政策環評，則是將環評層次提升到政府的政策、計畫與方案，其評估的重點，在於整合的角度、多面向的關心並評估策略對整體國家發展的影響，過程中廣納各種意見，與公共政策緊密相關，以達到環境、經濟及社會永續發展的目標。相較於開發環評，政策環評過程中的民眾參與更加重要。然而，過去國內在政策環評的相關研究中，鮮少針對民眾參與進行研究。 本文以民眾參與為基礎，從規劃理論及審議式民主觀點中所重視的「溝通」為出發，探討各理論的理念，期望能以其為借鏡，爲我國政策環評民眾參與途徑尋得新的啟發。同時，全面檢視我國政策環評制度及實施個案，檢討制度缺失及民眾參與情形，以對我國制度提出建言。 經過檢討後發現，我國政策環評發展已超過十年，相關法令規則雖經過多次檢討修正並與世界先進國家發展趨勢相近，但實務執行案例有限，在民眾參與及社會反應情形上的評估，亦未落實，尚難見民眾參與在政策環評過程中的效果；而政策環評不論在評估時點、範疇、適用範圍或細節程度等，均與開發環評有所差異，兩者適用之民眾參與程序亦不應等同視之。本文借鏡審議式民主的落實方式，及行政程序法所賦予民眾表示意見的權利，嘗試將公民會議及聽證制度與政策環評流程結合，透過制度設計，讓一般民眾也能參與環評程序並實質對環評結果產生影響。實際作法為： 一、在政策、計畫或方案構想提出之際，即舉辦公民會議，提供公眾議題的相關資訊及討論場域。 二、結合行政程序法中「計畫確定程序之聽證」的舉行，使民眾意見透過政策環評程序納於決策之中。 最後，本文建議，未來在制度修正方面，應要能突破政策環評適用的侷限性，擴大其適用範圍，提早其進行的時間點；並且強化民眾參與機制，使其意見能在各階段發聲，納入決策，同時加強重視價值思考及追蹤管理，以使政策環評機制能更加完備。 /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system also began to develop. However, the EIA system primarily 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because the EIA was often conducted too late in the project cycle for the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to be considered on a larger scale, the lack of cumulative impact assessmen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EIA system to be effectiv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 which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pplies the EIA process to government policies, plans and programs. The focus of its evaluation is integrated perspectives, multi-oriented care, and the impacts of SEA on the overall national development. Integrated consideration of opinions and close association with public policies in the SEA process contribute to continuing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EA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ich in EIA. However, few domestic researches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EA have been done in the pas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which is valued by planning theorie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rough exploring the various theori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find a new way for which the public in Taiwan can opt to participate in the SEA.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do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domestic SEA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ed cases and evaluat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system 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ases to offer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Following the review, this paper finds that while the domestic SEA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reviewed and revised numerous times to catch up with the world trend, case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A are few,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assessment of social responses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carried out. Moreover, since the EIA and SEA a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assessment timing, scope, or detail level, the EIA and the SEA should adopt different procedur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Referring to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which gives people the right to express their view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bine a consensus conference, the hearing policy, and the SEA process to allow the general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SEA process and influence decision-making. The implementations are described as the following: First, when a concept of a policy, plan or program is proposed, a consensus conference should be held promptly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information and a forum. Second, combine the SEA and hearing with planned procedures to include the public’s feedback in decision-making.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hen the government amends the system in the future, it should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EA, expand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conduct the SEA early in project planning,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to include the public’s opinions at each stage of the process and in decision-making. Meanwhile, consideration of values and monitoring are strengthened to make the mechanisms more complete.

自1994年開始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可謂台灣近十年來最具朝野共識的政策方案之ㄧ。研究者在長達十餘年的實際參與執行過程中，觀察到有兩項未曾間斷且持續操作的社區營造重點工作，其一為社造人才的培育，其二為社區環境空間的改造。而這兩項工作其實就是社區總體營造在台灣推動這十年來，亟欲達成的階段性目標，也對於往後社區營造的永續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本研究嘗試從參與主體互動關係的角度切入，探討在「社區培力」的觀點下，在民眾參與社區環境空間改造時，所產生的政府、非政府組織與社區民眾，三個參與主體所扮演的角色、定位、功能與任務，以及各參與主體在人才培育的工作中，如何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運用培力的方式以達成有效益的成果累積。 研究者採用行動研究的方法，以苗栗縣為研究場域，並透過對於社區營造、社區培力、民眾參與、社區環境改造與國內外多個案例等的課題分析歸納，並結合苗栗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規畫師等計畫的執行過程中，探究各參與主題的互動關係變化，進而影響其各自的角色、定位、功能與任務的網絡結構，以及有效的社區培力機制。 在經過2001-2005五年間的行動研究歷程，研究者發現三個參與主體間的關係應是由最初的「上下互賴關係」，轉變為「水平互動關係」，方有可能達成「三角互補關係」的理想社區總體營造網絡結構。而在不同的階段中，三參與主體的也應動態的變換不同的角色與相對應的功能與任務，以因時、因地制宜的推動社造工作。尤其非政府組織除了必須具備有「中介、潤滑與形塑」的功能外，還要能「提升社區民眾公共參與層級」的能力。因為，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決策能力並非由其他主體移轉而來，而是在有效的學習成長過程中，創發出來的。而透過本研究引入「契約學習」的學習方式，更確認有效的學習過程應提供「提問式的教育環境」，教學者與學習者在一定的知識基礎上，於動態的互動過程中調整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將所習得的知識內化為生活的一部份，再透過行為外顯呈現。 本研究在苗栗縣的特定情境脈絡下，探討民眾參與社區環境改造此類與生活密切關聯，但又需要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社區營造面向，如何藉由參與主體間的關係轉變與互動過程，以及學習成長的社區培力機制的運作，應可提供相關研究人員參考，並作為政府、非政府組織與社區民眾彼此互動的依據，進而共同攜手打造社區願景。 關鍵詞：社區總體營造、民眾參與、社區培力、契約學習、社區規畫師、行動研究 / Community building can be seen a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understanding policies in Taiwan since 1994. Author of this research has been participating i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for over ten years, and observing two key points. One is talent cultivation; the other one is community space transformation. These two achievements are de facto the staged goals of Taiwan community building through these years. Most importantly, they have potentially influenc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building. With the angle of interaction of participant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discuss that under the view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government, NGO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become the three main participants when the public takes part in the community space transformation. The roles, position, function and mission of the three participants will be examined here. Besides, for talents cultivation, how do they exert empowerment to accumulate the efficient achievemen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ction research method is used in this research. MiaoLi County is the research area. Through analyzing the subjects of community build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space transformation and overseas cases, and combining the executing process of the community building and community planner plans promoted by MiaoLi County,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interacting changes of the above subjects. Furthermore, these subjects are to influence their own roles, position, function, mission network and effective community empowerment mechanism. After five-year action research from 2001 to 2005,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relation of the above three main participants has changed from “Top-Bottom Dependent Relationship” into “Balance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nd been finally moving to “Triangle Inter-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 an ideal net structure of community building.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the three main participants should also shift different roles, related function and mission to promote community building timely and properly. Especially, except intermediary, lubricating and molding, NGOs should have the capability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the public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or the public’s decision ability toward public affairs is not transferred from other objects, but created from the effective learning process. This research introduced “contract learning” to confirm that an adequate learning process should provide an “asking- question education environment ”. Based on certain knowledge basis, teachers and learners have to adjust their roles during interacting, internalize the new knowledge into part of their lives, and behave properly. Under some special situations in Miao-li County, this research talks about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daily lif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 of community building while the public participates community environment building. It also examines how these main participants transfer their relation and interacting process, and how to learn the operation of a grow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mechanism. These related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could provide some positive reference for other researchers. More importantly, it is hoped that government, NGOs and communities to cooperate to accomplish a concrete community vi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 words：community buil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empowerment, contract learning, community planner, action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