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化部門過去並未擁有龐大的行政資源，直到行政院組織改造後升格部級單位後，將能以跨界、資源整合、合作的方式進行有關規劃，並且突破過去狹隘的文化建設施政概念，但為何過去文建會組織改組無法成功。是故，本文運用歷史制度論的觀點探討文建會升格文化部的發展過程。本論文討論文化部門探究組織改革之歷史背景、文化、政治、社會，並從日治時期為研究時間起點討論至文建會升格文化部之要素為何。並藉由國外先進國家文化部門之經驗，能提供我國未來政策參考之用。

香港，在1997年七月一日之前一直接受著英國的資本主義式殖民，與大多數的東亞國家不同，在經濟上延續與英國相同的資本主義，一直採行自由放任主義。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與香港其他的法律制度環境，也都配合其自由經濟的模式塑造，發展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之一。回歸中國後，雖然在政治上中國已做出承諾且有效的控制使得政治上沒有引起政治風波，然而香港的政治體制已經變質且影響到香港行政特區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而香港的政治經濟都受到外力的牽引，使昔日特有的自主、靈活特徵淡去。回歸後所面對的不僅僅是政治體系上的轉變，接踵而來的亞洲融風暴以及新興都市如深圳、上海的挑戰，都考驗著香港能否延續其金融中心的地位，但香港卻能夠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後重新站穩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金融體制在建構的過程中，所受的影響因素眾多，但若是從長期時間下觀察可以發現到金融制度的建構與轉型一直受到過往制度的慣性牽制。制度的變遷方向為有跡可循，如同社會經濟或政治體系發生巨大的改變，產生潛在制度變遷的動力。社會、經濟或政治的改變，使行動者調整其制度與策略。而香港在這樣的轉型當中，何以金融市場與其金融中心得以維繫，主因為其背後支持因素為環境所能提供的完善制度所產生的制度信任是無可取代 本文透過歷史制度論檢視香港金融制度的變遷與沿革，探討在路徑依循的模式下香港金融制度如何受到過去歷史背景影響，並且維持香港獨特的金融制度。而香港的金融制度又如何因時制宜的變遷，使得香港得以在極度競爭的金融市場中毅立不搖。 關鍵字：歷史制度論、路徑依循、制度轉型、制度信任

本研究運用歷史制度論的研究途徑分析我國文化政策變遷，依據James Mahoney設計的路徑依賴分析架構，按照「初始條件-關鍵時刻-結構持續-反動過程-結果」步驟，探討我國1996至2008年間文化政策行為者與制度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並聚焦於文化預算與公共建設之發展，觀察我國文化投資是否隨著政治經濟發展而逐步成長，及瞭解政黨輪替如何影響文化政策變遷。本研究發現如下： / (一)政黨輪替後我國文化預算與文化建設均顯著增加，文化政策隨著政治經濟發展而成長。 　1.陳水扁任內年平均文化預算額度，與李登輝任內比較將近倍增。文建會法定預算占中央政府總支出比率，李登輝任內平均0.299％，陳水扁任內平均0.349％。 　2.李登輝任內每年平均辦理14個文化建設計畫，陳水扁任內每年平均21個；陳水扁除延續李登輝加強地方文化設施之「社區總體營造」，為因應全球化競爭，也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並規劃「國際藝術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等大規模文化建設。 (二)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是我國文化政策變遷的關鍵時刻： 　1.李登輝任內政策執行與目標有落差，造成偏重環境改造、忽略成員互動問題，及城鄉差距的情況。 　2.為因應21世紀全球化挑戰，並解決李登輝任內文化政策發展的問題，陳水扁接任後，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及興建大型文化硬體設施。 　3.政黨輪替後文化政策面臨新衝擊，文化建設存在重硬體輕軟體、資源分配不均、執行力不足、過度本土意識及選舉考量等問題。 (三)基於政黨理念不同及為解決前任政府文化政策產生的問題，並因應當代環境變遷的新挑戰例如：全球金融風暴等，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將是我國文化政策變遷下一個關鍵時刻。

經濟發展與財富分配一直以來是國家所面臨的兩難處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財富集中於特定階級的現象，所得極化產生的弊端使得歐美國家不得不採取公共政策介入工資協商。其一是制訂最低工資迫使資方給付此等數額以上之工資，其二則是以一組工資政策制度設計令勞工能以集體力量就工資與資方進行協商（或連同政府形成三方對談），此二政策皆是在避免分配問題惡化造成社會不安，同時兩者皆是試圖對市場工資進行規制，因而在效果上有重疊的部份，功能上也相互影響。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或分由國家與勞資雙方各別制訂，或皆在勞、資、政三方協商下形成，並沒有一固定模式出現，端視該國工業關係而異。 基本（最低）工資政策在我國則因特殊的工業關係與強勢的國家機關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早期台灣的國家機關傾向追求經濟發展，在相對弱勢的社會團體（包含勞資雙方）之前對工資議題採嚴密控制的態度，避免工資受政治力量影響而造成台灣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利益優勢受損，因而在基本工資政策上採取謹慎調整、甚或不調整的策略。同時在工資政策上因工會的低度發展，工資協商只出現在少許產業，這使台灣的市場工資長期維持在一相當低的水準，具議價功能的工會如此發展更是因為國家機關政治動員與經濟動員策略對工會功能造成的扭曲。因而在早期台灣基本工資政策的效用不彰，團體協商也受到普遍的漠視。 然而1980年以後巨幅變遷的國際與國內政經環境迫使國家機關必須調整其在工資議題上的態度。首先在國際間來自主要出口貿易國對貿易條件的異議使得台灣不能再以低工資為其發展策略，這使得國家必須正視勞動基準與工會發展的問題；其次，後進亞洲國家與台灣在國際市場上競價的結果使得低工資產品的獲利空間日益縮小，因而台灣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這使得國家機關毋需再刻意維持低市場工資的局面，反而需要制訂出較高的勞動基準迫使勞力密集產業自然淘汰或遷往海外，加速國內的產業升級；再者，國內政治民主化改變了國家-社會間的關係，蓬勃的勞工運動與變遷的政商關係使得工業關係也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發展。在1988年基本工資審議辦法通過後，基本工資政策便進入了逐年審議調整的制度化階段，政府試圖將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與勞工分享，降低發展過程中日益惡化的分配問題。但政院通過之基本工資與審議機制議定結果往往有相當大的差異，在制訂過程間不但各方在認知上有極大的落差，對制訂結果也是爭議不斷，這使得原先欲降低分配爭議的基本工資調整反而成為另一爭議的起源。 其中經濟部門不只一次表達廢除基本工資制度的看法，但我們可發現自1988年以後政府非但沒有廢止基本工資的跡象，其還是在爭議不斷的聲浪中逐年進行調整。我們認為政府對基本工資積極調整的態度與基本工資所連動的勞保投保工資有極大的關係。由於勞工保險在1980年代中期突然出現大幅虧損，同時人口結構老化、職業工會投保者日眾等結構性問題亦難以克服，逐年調整的基本工資便成為改善政府財政危機的一大利器。不過隨著外勞引進日增，同樣受到基本工資連動的外勞工資讓雇主團體對基本工資調整極為反彈，而諸多社會保險的開辦也令勞工團體在投保薪資調整上採取抵制的態度，反映在基本工資政策上便是基本工資與其他工資脫勾及勞資自由協商的聲浪日起。 1996年政府在基本工資政策上有了重大的調整，自1997年起將原先基本工資的政策草案形成委由勞資雙方先行協商，再由政院通過基本工資調整案。基本工資決策權雖仍在行政機關之手，但政策形成卻讓勞資雙方有了更大的參與空間。不過，日後的發展卻也印證了本研究的觀察，勞資雙方在社會保險工資上有著共同利益因而達成基本工資脫勾的協議，甚至為迴避基本工資調整對外勞工資的影響，1997年的勞資談判反而形成了製造業調薪3%的協議。然而最終還是因為我國工資政策制度設計的問題，這項協議並沒有通過，而基本工資調整還是回歸至行政機關完成。 本研究發現在台灣由於國家機關自主性與工業關係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發展，使得基本工資政策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80年代之前，國家強大的自主性與組織勞動者的弱勢使得國家機關能夠充分遂行政權穩定與經濟成長的目的，國家機關排除任何影響工資決定制訂因素的結果使得台灣的市場工資長期維持在一相當低的幅度，卻也使得基本工資處於長期僵化的局面。然而，隨著政治民主化與工業關係的轉變，國家機關漸需正視民間社會對社會正當性的要求，合理分配利益的呼聲也日起；同時，國際政經環境的變遷也使得低工資出口的優勢不再，甚至可能因而生成貿易失衡的問題。這些因素皆使得政府在勞動政策上做出一連串改變，反映在基本工資政策上即是基本工資政策制度化與逐年調整原則的生成。但政策形成開放民間參與使得國家機關在制訂基本工資政策上的自主性逐漸降低，勞資利益衝突的問題日漸浮現；而社會安全網絡財政危機的加劇與外籍勞工的開放引進也為基本工資調整增添新的變數，進而影響基本工資政策的發展，使得台灣基本工資政策呈現出迥異於歐美國家的面貌。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二章 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 第一節 最低工資政策演進、概念與模式 一、工資制度之歷史演進 二、基本工資的政策概念與政策模式 第二節 發展中國家的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 第三章 理論架構 第一節 理論觀點--國家理論 一、社會中心觀點 二、國家中心觀點 三、Block與Offe的國家理論 第二節 研究途徑-歷史制度取向 第四章 台灣基本工資政策之形成與持續（1956-1987） 第一節 從經濟管制到經濟計畫 第二節 政策草案階段 第三節 低工資政策制度設計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基本工資政策的發展與轉變（1988-1996） 第一節 工資政策的轉變 一、勞動政策的轉變 二、工業關係 第二節 制度化的基本工資政策 一、基本工資政策轉變的背景 二、基本工資政策的制度化過程 第三節 基本工資政策的轉變 一、基本工資公式政治化 二、外勞工資之因素 三、勞保財務因素 第四節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書目

近年來，台灣政府機關內的性別平權機構逐漸增多。最早的性別平權機構起於1996年的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後續有其他性別平權機構的出現，如：台北市教育局兩性教育暨性教育委員會、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教育部兩平會、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行政院勞委會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教育部性平會、各縣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等等。性別平權機構的出現與運作，正是婦運與國家機器制度性鑲嵌關係的展現，而這種制度性的關係，則是國家女性主義的反映。上述台灣國家女性主義實踐逐步累積過程中，教育部兩平會與性平會因其高成效的運作、具備制定法令的功能，以及從無法制化過渡到有法制化的發展，這些獨特性，使其成為本文研究對象。希望透過這兩個教育部委員會制度發展的研究，能夠從中歸納兩者實質運作所需的種種條件因素與可能出現的困境，作為其他性別平權機構想要達成實質運作的參考與借鏡。 透過歷史制度論研究途徑的採用，與深入訪談法的使用，本研究結果為，教育部兩平會與性平會雖為一前後連續的委員會組織，但是確有不同的國家女性主義實踐。教育部兩平會優勢在於民間婦團能量集結與參與者制度經驗攜帶等非正式的體系，以及正式體系內女性官僚的協助與增權也不可忽視。而其限制則在於法源不穩定的問題。至於教育部性平會的運作發展則多延續自兩平會，所以兩者在實質、功能、效力上有很大的重疊與相似性。兩者重疊經驗雖多，但是教育部性平會卻仍逐漸出現不同於兩平會的實踐內涵。最大的不同在於，從教育部兩平會到性平會教育現場委員人數增加的趨勢，表面上似乎代表著兩個教育部委員會的委員組成性質發生轉變，目標、方向也會跟著調整，議題則同時從婦運議題到強調細節與政策落實的層面。換句話說，從教育部兩平會到性平會似乎意味著婦運能量已經流失，但是這樣的現象卻不至於讓人擔憂。原因或許在於婦運的日常化與擴大化。 婦運日常化與擴大化可歸納為三方面，首先是人員方面，意指性別教育參與者的基層化，主要出現在民間委員和官僚參與者身上。其次還指的是運動目標方面，從倡議轉向落實與執行。最後對國家性別平權機構發展來說，則是逐漸趨向性別官僚的實體化。

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與印度無論在經濟發展，或是國民平均所得都呈現出快速的成長，它也直接促進了兩國的金融體系發生結構性的改變。在資金流動持續的成長及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時代下，金融擴張、多樣性及全球化已成為必然的趨勢。所以，9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已成為中、印兩國，在經濟發展的政策上最重要的一項議題。 本文的研究範圍：是以中國大陸與印度銀行部門的市場化改革作比較研究，分析兩國銀行部門從金融抑制到自由化的過程，依據轉型的過程要素：自由化、穩定化、私有化、制度建立及結構改變等評估指標，檢視中、印兩國銀行部門改革的成效。並採取歷史制度研究途徑及比較法，分別從中、印兩國的國內政經環境、國際金融及國際建制的規範，比較兩國銀行部門改革的原因與轉型的差異，以深入了解中國大陸及印度銀行部門改革的目標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研究發現印度銀行體系的制度建立及監管的規範雖然較中國大陸完善，但是在資金運用的效能及經濟的發展上都不如中國大陸。它主要的原因在於兩國的政治體制不同，影響了改革的執行成效。因此，制度的建立與執行要能互相配合才會有實質的成效，否則即使有了完善的制度，但是缺乏貫徹到底的執行力，最終仍將走向失敗。 / For the past twenty years, China and India have seen rapid growth in bo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which prompte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financial sectors of both countries as well. In an age of growing capital flows and liberalizing capital market, the trends of financial expansion, variety and globalization have become inevitable. Therefore, since the 1990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issue of utmost importa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making in China and India. This study aim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market reforms in the banking sectors in China and India to analyze the processes from financial repression to liberalization in the banking sectors of both countries. With the factors of transformation—liberalization, stabi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as indicators for assess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banking reforms in China and India. By mean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reasons for reforms and differences in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the banking sectors in the two countries in terms of domestic politic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standards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o as to delve into the reform objectives for banking sectors in China and India and their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Indian banking sector have sounder institutions and regulations than China; however, they lag behind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ina in terms of efficient application of fun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ey factor is tha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hich influe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banking reforms. Therefore, only a coordinated effort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ay yield substantial results. Otherwise, a sound system without the executive power to carry through is yet doomed to failure.

馬列主義揭示無產階級政黨必然會帶領群眾走向共產天堂，這樣的「目的論」賦予了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統治上的合法性。1978年以來，中共為了發展經濟改革而多次進行意識型態的修正，2000年以前中共所修正的意識型態都謹守在社會主義框架中，自我定位為工農階級政黨，但「三個代表」允許資本家入黨，卻將合法性基礎轉向了其他社會階層。 為什麼中共要提出「三個代表」，以及為何提出的時間點會在2000年？本文認為要從經濟結構和領導互動兩個變數來解釋。市場化的改革造成中國大陸經濟和社會的變動，私營經濟發展迅速、公有制經濟的優勢地位受到挑戰、紅色資本家人數上升，這些變化使理想與現實嚴重脫節。由於延續市場化路線在1990年代後已成為領導人的既定政策，加上前蘇聯因為脫離群眾而崩潰的經驗，使中共面對經濟社會變動時，選擇調整意識型態以符合現實需求。 1998年以後，經濟社會的變動更形劇烈，私營經濟負擔稅收、產值與就業的功能顯著提升，學界發表大量調研報告，加重了領導人的壓力，調整意識型態已經勢在必行。合法性基礎轉變以後，中共必需以政績尋求支持，並解決民眾需求。然而當「由下而上」的民意日趨重要時，勢必在未來衝擊「由上而下」的一黨專政體制。 / Marxism-Leninism theory claims that proletariat party will inevitability lead the people to arrive the paradise of communism. Such the “teleology” gives the legitimacy on as proletariat vanguard for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78, the CCP revised ideology for many times to develop the economic reform. Ideology revised by CCP before 2000 was kept in the frame of socialism; the CCP positioned oneself as the class parti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However the “Three Represents” allows capitalists to join the party, and turns the foundation to other social strata. Why did the CCP propose the “Three Represents” in 2000? I think there are two factor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enior level. The market-based reform causes the economical and social change; lik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the challenge in the advantage of public economy, and the red capitalist's number rises. Which changes make ideal and reality disconnect seriously. The leaders extend the market-based policy,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make the CCP in the face of the change of economy and society, choose to adjust ideology in order to accord with the current demand. After 1998, the violent change in the economic society appears even more violently, became that tax from private economy, the functions of the growth of output value, employment improve apparently,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reports were delivered by educational circles, has been imperative for the leader's to adjust ideology. After the transition of the legitimacy foundation, the CCP has to seek the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by achievement in politics, and needs the demands of people. From top-to-bottom dictatorship system of one party will certainly be assaulted, when the “bottom-to-top” opinions of people become more important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