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採取參與觀察結合民調資料的個案研究方式，對游盈隆的整體競選策略作通盤的研究分析，同時也希望由該個案探索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候選人的競選策略的改變。 筆者在分析架構中提出影響候選人競選策略的因素有：整體環境因素、候選人因素、政黨因素與選舉資源。游盈隆在選擇「候選人為中心」與「議題為中心」的競選策略，並以民進黨的執政優勢主打「東部優先」的競選主軸，藉以擴大選民的支持基礎。同時採取建立後援會的方式，加強中南部與原住民的組織弱勢。 研究發現，在競選策略與選舉結果上，「候選人為中心」達成預期目標，穩定游盈隆的基本選情，但「議題為中心」的『東部優先』競選主軸未能達成其擴大選民支持基礎的目的。組織策略上，忽略民進黨支持者在政黨輪替後的選舉行為改變，以致錯估情勢，且原住民組織則未如預期有效。所以即使投票率提升，但是游盈隆的整體選票未有明顯成長。而政黨輪替後，地方環境改變不多，且花蓮縣國民黨有長期執政的優勢，不僅整體環境有利、組織基礎亦厚實。 本文雖然未比較游盈隆的兩次縣長選舉，不過政黨輪替的主要差異在於整體的政治情勢。所以筆者仍是基於相同的選舉類型與相同研究對象，對於民進黨的候選人在政黨輪替後競選策略的轉變，應有達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對選舉策略研究理論提出貢獻。

臺灣在2000年以及2008年的總統選舉分別進行了第一次以及第二次的政黨輪替，這對長期由單一政黨執政的臺灣而言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選民透過手中的選票，除了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以及對候選人或政黨的偏好外，同時也可以透過選票檢驗民眾對於政治人物或團體的滿意程度，有鑒於投票的重要性，希望透過本文對於總統選舉的討論，能對臺灣選民的投票行為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本研究主要採用二手資料分析法，透過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及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的民調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利用次數分配、交叉分析、卡方檢定並依不同年度候選人進行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與二分勝算對數模型（Binomial Logistic Model）進行分析，主要發現如下： 一、候選人評價、施政表現以及政黨認同的確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行為，尤其是 政黨認同迄今依然是穩定不易改變的變數。 二、省籍、統獨等臺灣特有的議題，依然持續影響選民的抉擇，但在同時受到 其他變數影響的情況下，兩者的影響力會有所不同。 三、除了一般常提及的影響因素以外，特殊事件對於臺灣選民進行投票抉擇時具 有影響力，例如：國民黨分裂、319槍擊案以及陳水扁國務機要費貪汙案等 特殊事件，雖然影響程度大小不一，但都會左右選民的投票抉擇。 四、本文藉由資料分析的協助，說明三次總統選舉的特性：2000年選舉時國民黨的 分裂，造成政黨體系的重組；2004年選舉時兩黨的族群動員，強調族群問題的 重要性；以及2008年選舉時執政黨施政表現不良導致政黨二次輪替。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政黨輪替對於立法委員立法問政與選區服務行為的影響。2000年的政黨輪替是我國首次政權和平轉移，並且象徵我國民主政治進入了鞏固的階段。然而，隨著民進黨的執政以及國民黨的下台，不只是陳水扁總統以及其所領導的行政團隊必須學習如何管理和運作國家機器之外，國民黨和民進黨立委亦必須同時學習如何因應政治局勢的轉變，而在立法院內外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本文之目的即在觀察立法委員在政黨輪替前後，其在立法問政與選區服務行為上是否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模式，以瞭解執政和在野對於立法委員行為的影響。 透過筆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網站法律提案系統和質詢系統的資料，以及盛杏湲教授所提供的第三屆到第五屆立委的調查資料，並利用「整體立委」、「第三屆到第五屆國民黨和民進黨連任立委」和「第三屆到第五屆國民黨和民進黨新任立委」三個不同面向的長期趨勢觀察，以及統計分析，本文關於政黨輪替對於立法委員立法問政與選區服務行為的影響得到以下幾點研究發現： 一、在法律提案方面，可以明顯觀察到國民黨和民進黨立委在政黨輪替前後的改變，亦即不論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立委，在野時的法律提案次數皆高於執政時。顯示兩黨立委的法律提案行為會因為其執政或在野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模式。 二、在施政質詢方面，在政黨輪替前，執政的國民黨和其他在野黨立委之間對於政府的質詢行為並沒有任何差異，不過在政黨輪替之後，則可以發現兩黨立委開始有了明顯的改變，亦即成為執政黨的民進黨立委在質詢上不如其他在野黨立委積極，而成為在野黨的國民黨立委則是在施政質詢上變得比其在野時積極。 三、在預決算質詢方面，在政黨輪替前，在野黨立委對於行政機關預決算的質詢較執政的國民黨立委踴躍，然而在政黨輪替之後，此一情況立即轉變，成為在野黨的國民黨立委在預決算質詢上變得較過去在野時積極，而成為執政黨的民進黨立委則是轉為消極。 四、在選區服務方面，民進黨立委在成為執政黨之後，投入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在選區上。不論是在選區服務工作時間比例、選民服務個案數以及紅白帖數目上，處於執政地位的民進黨立委皆比處於在野地位的民進黨立委在選區服務上來得多。 雖然就本文的研究發現可以知道在政黨輪替前後，國民黨和民進黨立委的立法問政和選區服務行為呈現「變遷」多於「持續」的情形，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某些因素對於立法委員立法問政和選區服務行為的影響是相當一致的。因此，在「變遷」之中仍有「持續」的因子存在著，而這些「持續」的因子對於我們未來預測立法委員的行為仍有相當大的幫助。

在台執政長達五十幾年的中國國民黨，於民國八十九年總統選舉中失敗，造成台灣政治史上首次的政黨輪替，朝野互換的結果，國會的政治生態除了產生重大的變化，各黨黨團組織與運作，也發生明顯的轉變。這其中又以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變化最大，為求對國民黨黨團組織與運作有進一步瞭解，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政黨輪替後，國民黨黨團組織結構、黨團運作、領導制度與紀律維護等四大面向。 本研究中，先由黨團制度、黨政關係談起，闡述黨團幹部組織、領導與運作，以及國民黨黨團現行制度的相關規定與運作的缺失，提出強化國民黨黨團組織變革的建議，俾提昇黨團整體運作的效率，以供立法院各黨團組織與運作改善的參考。 基於以上的認知，所獲致的研究成果有：一、國民黨黨團歷史較悠久、但規模與制度較龐雜。二、政黨輪替後，黨團自主性較高。三、黨團在黨中央決策位階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黨團領導制度會出現雙頭馬車現象。五、黨團領導有爬梯現象，但黨團幹部資深程度較低。六、黨團在協調區域選區的委員和不分區委員參加各委員會時，會要求不分區委員禮讓。七、黨紀約束力不強。另因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制度，已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鑑於席次減半後，黨團運作勢必加強，此選舉制度的改變對於國民黨黨團在國會內的角色與運作有何影響，則有待後續研究與觀察。

我國2000年總統大選結果為台灣帶來首次的政黨輪替，使我國在民主化的路程上更進一步地朝向民主鞏固(Democracy Consolidation)的階段，在這樣的時代中，公務人員必須更加重視民意，並在人民心中建立值得信賴的形象。而在人民的「腦海圖像」大多是由傳播媒體傳遞的訊息所建構而成的，故公共管理者須了解人民從傳播媒體獲得什麼樣的訊息，以及公務人員在傳播媒體上的形象究竟為何，才能對症下藥地進行公務人員的形象改造。 因此，本研究以聯合報系的電子資料庫「聯合知識庫」為分析資料的來源，資料範圍則為我國第一次總統大選前後各一任總統任期，即1996年5月20日到2004年5月19日的公務人員新聞，採用傳播學界的研究方法─內容分析與框架分析，分析上述時間範圍內的聯合報的新聞內容，以了解公務人員在報紙上所呈現的形象究竟為何，以及比較2000年政黨輪替前後公務人員的報導形象，是隨著執政黨的更替而有所不同。 結果發現，報紙給予公務人員的框架有三：「大人」、「公僕」及「員工」，其中以「公僕」為在新聞之中最常見的公務人員形象框架；再者，報紙多以中立立場、極短篇幅，以及純新聞的報導方式來報導公務人員。最後，如果比較政黨輪替前後的公務人員新聞之後，發現兩時期的公務人員皆被報紙視為「公僕」，而且多被給予負面的報導；但亦有所不同之處：政黨輪替之後，公務人員新聞的報導篇幅變小，對公務人員的評價負面新聞比例不變，但正面新聞比例有上升的趨勢。 / In democratic polity, the important aspect of governance is public opinion. After the year of the first party turn-over, bureaucrats need to build reliable images in people’s head and try to earn their support for the policies. But, what is the images of bureaucrats in people’s head is an interesting but unsolved question for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e research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ories about bureaucrats in the media---the strong fourth branch of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fram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news in the United Daily News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Between the years of 1996 to 2004, 998 sample news are selected from the database of UDNDATA.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as a whole,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newsframes of bureaucrats utilized: “authoritarians”, “public servants”, and “employees”, and the newsframe of public servant appears to be the most popular one. Secondly, bureaucrats’ news is covered in less than 500 words and in the tone of neutrality and negativity. Thirdly,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newsframe between the news 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party turn-over. However, the news space is getting shorter and the amounts of positive coverage are increased after the year of 2000.

本研究運用歷史制度論的研究途徑分析我國文化政策變遷，依據James Mahoney設計的路徑依賴分析架構，按照「初始條件-關鍵時刻-結構持續-反動過程-結果」步驟，探討我國1996至2008年間文化政策行為者與制度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並聚焦於文化預算與公共建設之發展，觀察我國文化投資是否隨著政治經濟發展而逐步成長，及瞭解政黨輪替如何影響文化政策變遷。本研究發現如下： / (一)政黨輪替後我國文化預算與文化建設均顯著增加，文化政策隨著政治經濟發展而成長。 　1.陳水扁任內年平均文化預算額度，與李登輝任內比較將近倍增。文建會法定預算占中央政府總支出比率，李登輝任內平均0.299％，陳水扁任內平均0.349％。 　2.李登輝任內每年平均辦理14個文化建設計畫，陳水扁任內每年平均21個；陳水扁除延續李登輝加強地方文化設施之「社區總體營造」，為因應全球化競爭，也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並規劃「國際藝術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等大規模文化建設。 (二)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是我國文化政策變遷的關鍵時刻： 　1.李登輝任內政策執行與目標有落差，造成偏重環境改造、忽略成員互動問題，及城鄉差距的情況。 　2.為因應21世紀全球化挑戰，並解決李登輝任內文化政策發展的問題，陳水扁接任後，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及興建大型文化硬體設施。 　3.政黨輪替後文化政策面臨新衝擊，文化建設存在重硬體輕軟體、資源分配不均、執行力不足、過度本土意識及選舉考量等問題。 (三)基於政黨理念不同及為解決前任政府文化政策產生的問題，並因應當代環境變遷的新挑戰例如：全球金融風暴等，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將是我國文化政策變遷下一個關鍵時刻。

兩岸關係迥異於世上其他分裂國家，自成一特殊格局，學界對兩岸關係及政府大陸政策之研究亦相當的多，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在探尋政府大陸政策之主導因素，是否隨著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及政黨輪替，而由「國家中心」轉為「社會中心」，亦即大陸政策反映何者的偏好與利益。依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民主進程初期的大陸政策，不論是高政治性議題或低政治性議題，其主導因素均屬「國家中心」；至民主進程後期，高政治性議題大陸政策之主導因素兼具「國家中心」與「社會中心」，而低政治性議題大陸政策之主導因素則屬「社會中心」。由此觀之，民主轉型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也因為民主化的發展，致使國家逐漸開放與社會階層溝通，社會因素因此獲得參與政策決策過程的管道，使社會利益更易於轉化成國家政策。顯然，我政府大陸政策已非全由國家所主導，亦包含社會因素的介入。 /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divided nations, numerous researches have been made focusing o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aiwan’s Mainland policies. According, the main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if the leading factors of the Mainland polices should be transferred from “state-centered” to “society-centered” under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urnover of the political party, that is the Mainland policies reflect whose preference and interest afterall.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we can find that in the initiate stage of democratic progress, no matter for Mainland policies of high politics or low politics, the leading factors are “state-centered”. However, in the later stage of democratic progress, the leading factors for the Mainland policies of high politics are both “state-centered” and “society-centered”, and the leading factors for the Mainland policies of low politics are “society-centered”. Therefore, it can be seen that democracy transformation has changed the interac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and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zation, the state gradually open up to communicate with social classes, so the social factors obtained the channe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making. That is to say the social interests are easier to transfer to the national policies. Obviously, not all the Mainland polices are dominated by state; they also include social factors.

本文討論台灣縣市長選舉中，財政健全程度及收入支出決算狀況會如何影響選舉結果。以台灣21個縣市在1989年至2005年間共5屆的縣市長選舉為實證研究，探討縣市長選舉結果出現政黨輪替的可能因素，在經濟投票及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方向以外，就縣市政府財政表現的角度進行分析。實證模型採用Probit model進行估計，本文實證假定為：如果縣市長致力於提升財政健全或是提供符合選民需要的公共支出時，便不容易出現政黨輪替。由實證結果發現，在財政變數方面，選舉年財政健全度及選前一年歲出成長率提高時，有助於執政黨持續執政。然而，選前二年竊案發生率較高的縣市，反而使執政黨被輪替的機率提高。對於與總統相同政黨的縣市長而言，只有在面對較高的選前一年全國及地方失業時，容易受到拖累而出現政黨輪替。競選連任的縣市長具有優勢。桃竹苗區與中彰投區相較其他地區而言，顯然較容易出現政黨輪替。 / By the five campaigns from 1989 to 2005 of the 21 local jurisdictions (includes 16 counties and 5 townships) in Taiwa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fiscal health,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conditions affect the election results. We analysis that the possible factors that cause election results to appear party rotation. Except for economic voting and other political factors, we mainly examine if fiscal performance results in party rotation. We adopt the Probit model to setup our empirical model. Our hypothesis is that party rotation possibly happens if local officers do not devote in fiscal health or fiscal policy that voters need. For the fiscal variable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increasing fiscal health in election year and total expenditures growth rate in one year before election help incumbents persist in political power. However higher crime rate on burglaries and larcenies in two year before election will reduce the probability in party rotation. If the president and incumbents are the same party affiliation, incumbents will be implicated while national and local unemployment rate worsen. Besides, incumbents who run for reelection will be in dominant position. The jurisdictions in the northeast and middle areas of Taiwan compare to the others, it is more possible to occur party rotation.

在經濟與政治關係日益密切的今日，經濟表現是否會影響選舉結果已成為學者所關切的議題。目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針對中央層級選舉經濟投票行為方面之研究已有高度共識，即經濟表現不佳，會對執政黨的選情不利。至於地方經濟表現對州長選舉有無影響的實證結果，則較為分歧。本文將經濟投票理論應用至台灣縣市長選舉，以台灣21個縣市在1989年至2001年4屆的縣市長選舉作為研究對象，探討致使地方首長選舉結果出現政黨輪替的可能變數，已彌補現有文獻僅考量政治層面、以及中央層級選舉之不足。 經由Probit模型估計後發現，地方失業率於選舉年惡化並不會影響縣市長選舉結果；反而是全國失業率對選舉結果有顯著影響。一般而言，總統政黨執政之縣市皆較非總統政黨執政之縣市不易發生政黨輪替，但若全國失業率於選前攀升，則前者所享有的相對優勢會因此而降低，連帶使其被輪替的機率提升。至於另一全國經濟指標物價膨脹率，則不如全國失業率有影響力，即使物價於選舉年上漲，總統政黨執政縣市出現政黨輪替的機率，亦未有隨之提升的態勢。 另外，在政治變數部分，現任者競選連任有利於現任執政政黨於選戰中勝出；府會是否同黨對選舉結果則無顯著影響。而本文依據邊際效用遞減法則提出的假設亦得到證實，即一黨連任屆數與其發生政黨輪替的機率呈正向關係。 最後，關於時間及縣市虛擬變數部分，本文發現，2001年14屆縣市長選舉發生政黨輪替的機率為4屆之首；而21縣市中，則以嘉義縣、屏東縣、新竹市、台中市、台中縣及基隆市，分居最易發生政黨輪替縣市的前五名。 / Substantial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lection outcomes in most west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 Studies focused mainly on presidential or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have indicated a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worse economic conditions will be unfavorable to the incumbents to win the elections. Compared with those coincide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about economic voting in state elections are more discrepanc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economic voting theory to analyze the county magistrates and city mayors elections in Taiwan and uses a county-and city-level panel data from 1989 to 2001 to examine the possible factors which cause the party rotation of the county magistrates and city mayors elections. After estimating Probit model, the primary finding is that the local unemployment rates have no impact on election outcomes of the county magistrates and city mayors. Instead, the national unemployment rat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lection outcomes. Generally, the probabilities of party rotation of the counties and cities ruled by the president’s party are lower than others. However, this advantage will be damaged as the national unemployment rate is higher in the election year than that in the previous year. As to the inflation rates, the other national economical index, are not as influential as the national unemployment rates. For all rising in the election year, the probabilities of party rotation won’t go up. Additionally, about the political variables, the incumbents are more likely to defeat the challengers and renew their term of office; i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election outcomes whether the incumbent governors and city or county councils are of the same party. The hypothesis which derives from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is also proved. The longer the governing party rules the county or city,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party rotation for this county or city. Finally, the probability of party rotation of the 14th county magistrates and city mayors election is the highest from 1989 to 2001. Chiayi County, Pingdong County, Hsinchu City, Taichung City, Taichung County and Keelung City are the top five ones of the twenty-one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erms of the frequency of party rotation.

【目的與理論】 探討「統治現象」的方法有二：一是透過制度研究的方式，第二則是進行統治菁英的研究。本文即是以「人」的角度出發，探討國民黨、民進黨政府執政菁英的生態與差異。並以代表理論延伸至「代表性中央執政菁英」的觀點，以兩千年台灣社會人口統計作為檢視這兩個政權的執政團隊是否具有社會代表性的標準。預期透過這樣的研究，去理解一個統治台灣長達五十年的國民黨，以及成立於一九八六年的新興民進黨，這兩個背景迥然不同的政黨，執政團隊的結構究竟有什麼樣的差異，而其趨勢為何…等，進行初始性的探索與研究。 【研究方法】 本文為國內首起有關中央政府執政菁英組成之比較性研究，必須透過蒐集國史館網站、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人事名錄、中華民國名人錄…等次級資料，來進行本研究資料庫的建立。預期透過比較兩政府執政菁英的黨籍、性別、省籍、區域、世代及前職等個人變項，去理解這兩個政權是否因為政黨間特色的差異，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執政菁英生態，並以代表理論作為呼應。 【研究結論】 分析新、舊政權執政菁英的組成生態後，發現落實兩性共治理念的限制、世代的交替、外省族群勢力的全面性撤退、雲嘉南政治菁英的崛起及民進黨政府取才管道的多樣化等。透過比較由遠至近的時間點，印證了執政菁英的組成生態（例如性別、世代、族群及區域等變項）在符合台灣社會人口的代表性上，不是政權交替之後才急遽地產生變化，而是逐漸改變的，雖然其在改變的幅度上有所差異。再者，民進黨政府於取得執政權後逐漸於政務層級中置入實際的政治權力，全民政府的理念僅是首次組閣的政治性宣傳。最後，民進黨執政團隊於可替代性較高的部門及政務層級中，社會人口的代表性較易達成。 / This thesis i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ing elites on Taiwan.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is the primary method used in this research. The data of elite profiles are mainly collected from the following sources: (1) a website database on historical figures from the Academia Historica; (2) the official address-book on superintendents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its departments; (3) Who's Who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research compared personal variables of governing elites of two regimes, such as party membership, gender, ethnic group, area, generation, and pervious profession. In this way, this study tries to answer whether the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KMT and DPP governments will lead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ing elites as depicts in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After analyzing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ing elites of the two regimes, we have following five findings. First,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to gender equality in governing elites regardless a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by the DPP. Second, governing elites of DPP government are younger than KMT government. Third, much less elites of mainland Chinese origin are appointed by the DPP than the KMT. Forth, DPP appointed much more southern Taiwanese elites than the KMT does. Lastly, governing elites in DPP government are coming from a more diverse prior professions than those in the KMT gover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