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開發工業區後的租售策略成敗，涉及政府對每一個企業設廠機會的掌握，使決策者採取恰好的策略，但這不容易。政府為了順利出售土地而採取價格補貼策略，在台南的實踐卻落入困境也需要進一步討論。緣此，本研究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博弈理論觀點，解釋政府對工業區的治理，促進公私合作的條件是什麼？合作需要怎樣改變制度？而檢視各種制度之間的互補與替代關係是重要的。本研究目的，首先，解釋政府需要新的分工及策略，其次，運用博弈理論觀點解釋新策略的發現，再者，運用實證研究解釋企業實踐區位選址的策略，最後，提出政府可發展的新策略及引導企業的制度創新。本研究以台南科技工業區(南科工)為案例，將Hotelling模型延伸為空間博弈的情境，探討企業如何思考進駐南科工的決策？基於探討企業家的決策模式而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並且運用量化研究的AHP法，將企業家的決策因素進行權重分析及排序。 本研究的重要結論與發現，首先，政府在工業區治理的分工角色，是建立產業發展的遊戲規則，但它在挑選贏家策略是以高科技產業為目標，使得目標外的企業需求被忽略。其次，政府運用在工業區治理及租售的策略，關注在土地價格補貼策略，而忽略了非價格策略，進而使自身陷入租售困境。同時，政府策略確實會影響企業為了優化營運而選擇進駐南科工，而其中新舊顧客的成功轉換是改變區位的關鍵。再者，企業進駐南科工的選址策略，顯示企業追求規模的優化、運用制度互補來發展新機會、以及尋求產業價值鏈的垂直分工與技術進步，是重要的策略思維。在企業是否改變區位選址的策略與權重分析方面，區外企業維持原址，在於未意識到經濟動機及機會因素下的新利益，也忽略新制度可對應新市場機會。而企業選址進駐區內的策略，主要是經濟動機上十分重視潛在利益，也學會運用認證制度及結合政府資源來改造產品品質及形象。最後，受限於新機會出現的不確定性，區外企業的區位會更鄰近夥伴企業，形成地理群聚下的比較利益。而來自顧客的訂製要求、挑剔與議價，使他們發展良好的交貨承諾與執行能力，為大廠確保生產連續性而取得新訂單，這增強了他們的生存機會。本研究建議，政府可運用工業區制度結合相關認證制度，輔導區外企業成長，協助區內企業建立網際網路交易平台，新的制度安排及交易平台，為區外企業成長形成新的推力，企業更願意改變區位選擇進駐南科工與政府合作。這些新的討論與博弈理論的觀點，對於補充南科工的租售策略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近廿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在強勢國家及國際性經貿組織的強力推動下，已於世界各國成為無可抵禦的趨勢及潮流。在新自由主義擘畫的藍圖下，政府唯有大規模轉型，揚棄傳統治理模式之制約與控制，使個體自由地創造最大的利益，進而走上經濟全球化的道路，如此方能確保人民福祉的有效提昇，並且化解種種因經濟轉型所造成之社會問題。 然而，在本研究觀察OECD各先進國家的實際情況後，吾人卻發現，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下社會問題之構成與錯誤的意識型態－如過度競爭、最大自利－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另方面經濟全球化在稅收、貿易、金融等方面所造成之影響業已使政府之治理能力遭受嚴重的削弱；此時政府若能試圖重拾主動性，適時扮演起安全網的角色，則尚可使社會問題受到控制。然而不幸的是，政府為配合經濟全球化所做之種種治理轉型其實亦受到錯誤意識型態之影響，非但沒有以積極之態度去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大幅放棄自身之職責並且過度地朝向個體利益傾斜，結果導致社會問題不但無法減輕，反而日形嚴重；易言之，儘管經濟全球化及其錯誤意識型態是造成社會問題發生的來源，但政府治理轉型的失當更是加劇這些社會問題的主要原因！而這也使新自由主義對於經濟全球化、政府治理與社會問題三者間將產生良性互動的說法為本研究所否定。是故，在得到上述之研究發現後，吾人更進一步地認為我國政府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時，決不能抱持著盲目樂觀的態度，對可能之危機和挑戰予以忽視，而是應該在政府治理之強化、社會問題之因應，以及全球自由市場之衝擊等方面都以主動務實的態度去面對，及早規劃並執行相關的對策，如此方能避免他國之困境在我國重複發生。 而為了使本研究之動機、目的及最終之發現和建議能清楚的呈現，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將說明研究之動機、目的、方法、範圍和限制，並且歸納整理相關之文獻；由第三章開始，筆者則先介紹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下對於社會問題、政府治理等方面之觀點，從而分析目前經濟全球化對於政府治理能力是如何予以削弱(第四章)，並更進一步地探討經濟全球化下社會問題之成因以及政府治理轉型對社會問題所構成之影響(第五章)。最後並由前述研究之發現對於我國未來之對策提出具體的建議(第六章)。

2011年初，中國大陸把“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許多城市紛紛制定創意產業發展戰略，並把它作為城市未來的支柱產業進行培育。在地方政府為主導體系下的發展策略，文創產業成為新的獲利支柱，許多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便如雨後春筍。從許多既有文獻上來看，中國大陸文創產業園區的發展，行動者非常多，但是主要的掌控者依舊在地方政府，本論文將透過城市企業主義的論點為基礎，分析北京、上海四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個案，觀察文創園區形塑的參與者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從地方政府的視角切入，探討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與利益分配，並試著歸納中國大陸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建構過程與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