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在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引導下，科技產業興起，透過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使得台灣的產業結構戚功地升級，由傳統的勞力密集產業轉變為資本技術密集的高附加價值科技產業，並在全球經濟分工中佔有一席之地。在觀察國內外戚功的科學園區案例如矽谷、竹科中可發現，一個科學園區的成功，主要在於其產業空間的在地條件能夠與全球商品鏈接軌的結果，除了一般性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完備之外，在應和全球化經濟的浪潮之下，並需具備特有的策略性條件以吸引廠商的投入與資金的聚集，而在地條件的完備與否將關係到科學園區是否能威功達到吸引產業進駐及跨國性資金投入的重要關鍵。在全球產業競箏日益激烈的當下，台灣內部面臨了產業外移及外資減少的空洞化現象，而政府卻不斷地規劃科學園區期望再造竹科的成功。因此，如何透過在地條件的塑造，創造在地產業空間與全球經貿的接軌，來改善台灣內部投資環境、提升產業之全球競爭力，並提供科學園區規劃上之參考，為本研究主要之目的所在。 職是之故，本研究首先探討了全球化下的經濟結構變遷、空間以及競箏力的相關文獻，作為研究產業空間的時空背景，並蒐集科學園區的相關案例來歸納科學園區之戚功因素作為在地條件建構之參考。其次，透過台灣經濟發展與科學園區設置之探討，來瞭解科學園區在台灣經濟發展歷程中的角色意義，以及台灣現今在全球經貿中分工位階，並透過兩個回合的德爾菲專家問卷，來建構全球化競爭下科學園區所應具備之在地條件。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科學園區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連性方面，科學園區的設立為帶動我國經濟成長、引導產業升級之重要命脈，並為台灣產業空間與全球經貿接軌之連結點；在透過在地條件所建構之科學園區產業空間方面，經由德爾菲問卷之調查，具備奎球競爭力的科學園區產業空間，主要建立在以下三點之基礎上，1．提供機能健全的科學園區實體空間，2創造具備全球競爭力的產業群聚，3．發展在地產業空間與全球化經濟之接軌。未來科學園區產業空間之塑造與發展策略方面，在發展台灣成為綠色矽島的目標下，提出台灣內部科學園區網絡之規劃構想以引導台灣經濟發展，並透過形塑在地條件之發展策略與配套措施，期望發展台灣威為亞大地區之研發重鎮。 關鍵字：經濟全球化、科學園區、在地條件

近廿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在強勢國家及國際性經貿組織的強力推動下，已於世界各國成為無可抵禦的趨勢及潮流。在新自由主義擘畫的藍圖下，政府唯有大規模轉型，揚棄傳統治理模式之制約與控制，使個體自由地創造最大的利益，進而走上經濟全球化的道路，如此方能確保人民福祉的有效提昇，並且化解種種因經濟轉型所造成之社會問題。 然而，在本研究觀察OECD各先進國家的實際情況後，吾人卻發現，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下社會問題之構成與錯誤的意識型態－如過度競爭、最大自利－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另方面經濟全球化在稅收、貿易、金融等方面所造成之影響業已使政府之治理能力遭受嚴重的削弱；此時政府若能試圖重拾主動性，適時扮演起安全網的角色，則尚可使社會問題受到控制。然而不幸的是，政府為配合經濟全球化所做之種種治理轉型其實亦受到錯誤意識型態之影響，非但沒有以積極之態度去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大幅放棄自身之職責並且過度地朝向個體利益傾斜，結果導致社會問題不但無法減輕，反而日形嚴重；易言之，儘管經濟全球化及其錯誤意識型態是造成社會問題發生的來源，但政府治理轉型的失當更是加劇這些社會問題的主要原因！而這也使新自由主義對於經濟全球化、政府治理與社會問題三者間將產生良性互動的說法為本研究所否定。是故，在得到上述之研究發現後，吾人更進一步地認為我國政府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時，決不能抱持著盲目樂觀的態度，對可能之危機和挑戰予以忽視，而是應該在政府治理之強化、社會問題之因應，以及全球自由市場之衝擊等方面都以主動務實的態度去面對，及早規劃並執行相關的對策，如此方能避免他國之困境在我國重複發生。 而為了使本研究之動機、目的及最終之發現和建議能清楚的呈現，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將說明研究之動機、目的、方法、範圍和限制，並且歸納整理相關之文獻；由第三章開始，筆者則先介紹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下對於社會問題、政府治理等方面之觀點，從而分析目前經濟全球化對於政府治理能力是如何予以削弱(第四章)，並更進一步地探討經濟全球化下社會問題之成因以及政府治理轉型對社會問題所構成之影響(第五章)。最後並由前述研究之發現對於我國未來之對策提出具體的建議(第六章)。

1998年在全球各地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社會正義團體等非政府組織跨國串聯反對下，擊敗了正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為了一致化外國直接投資規則進行的多邊投資協定談判，這是非政府組織成功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發揮影響力的重要案例。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第一、反對多邊投資協定談判的非政府組織跨國倡議活動為什麼成功及如何成功；第二、他們反對的理由是什麼；第三、從這個案例來看非政府組織倡議活動正在或將對國際政治經濟決策過程帶來何種程度的衝擊。這個個案研究使用Margaret E. Keck與Kathryn Sikkink的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 TAN）理論，分析公民反抗行動如何成功影響在全球層次的政治決策，TAN理論強調議題共鳴、網絡密度、與目標對象脆弱性三種因素的重要性。本論文除了用這三種因素檢視反多邊投資協定運動過程，並發現非政府組織的倡議活動是否能夠與政府力量取得連結的重要性，作為TAN理論的補充。其次，本論文發現反多邊投資協定運動策略性地轉變為以國內為基礎的運動，透過國內爭議政治的傳統反抗手法向政府表達公民的訴求，以避開國際組織對非政府組織不利的政治機會結構，呈現出與TAN理論的「迴力鏢效果」相對立的發展。最後，這個個案研究發現反多邊投資協定運動更接近基於民族主義的傳統政治，而不能說是一種世界主義政治的發展。世界主義論者預期在一個形成中的全球公民社會中國家的角色正在消退，在這個案例中顯然並無法獲得足夠的證明。 / In 1998, a transnational NGO coalition of environmentalist, consumer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activists helped to defeat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 a draft treaty to harmonize rul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the aegis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his dissertation addresses why and how the transnational NGO advocacy sank the MAI negotiation, what are their advocacy reasons, and to what extent the transnational NGO advocacy activities will influence and are influencing the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This case study uses 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 (TAN) theory, which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issue resonance, network density, and target vulnerability, to explore how citizen’s resistance struggle succeed in influencing policy at global level. First, in supplementing Keck and Sikkink’s TAN theory, the work suggests whether the NGO advocacy links with its governmental power is also at stake. Second, contrary to the “boomerang effect” from their TAN theory, the work finds that the transnational NGO campaign against MAI strategically shifted to country-based campaigns to address citizen’s claims through traditional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politics, in bypassing unfavorabl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arena. Finally, the anti-MAI campaign was found to be much closer to traditional politics in a view of nationalism than the alleged cosmopolitan politics, which expects the role of state has eroded in an emerging global civi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