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泰雅族。 探討長期以來學術界與官方對「泰雅族」的分類與認定。並由各方言群分佈概況，對照地域與我群意識，看族群分類。並提出筆者針對當代Tayal認同所屬各部落之分佈、系統分類暨目前官方所劃分的行政區對照表，來試行分類。 Tayal祖源傳說之多元面貌。 針對Pinsbkan及Papak wa’a這兩個與起源神話或洪水傳說有關的象徵地點及其傳說圈之分佈，對照其與方言群及地域部族的關係，由神話傳說的流變來看歷史記憶的建構。 當代Pinsbkan神話起源地爭議。 以神話起源地周遭部落各家報導人，基於對祖源象徵物地點認知的差異經驗及表述，來看影響當代在地歷史記憶爭議的因素。 「Lmuhuw」穿引下的祖源記憶。 介紹Tayal傳統敘事方式之媒介、使用場合、相關禮規及結構，並透過尋根溯源吟唱史詩的賞析，來呈現Tayal獨特、有別於文字書寫傳統的歷史記憶及其建構方式。同時，對照當代的情境，以發掘歷史記憶建構的邏輯。 將與祖源觀念相關之議題，分為四個面向，以四章分章書寫，分別來探討當代Tayal歷史記憶建構與認同形成可能的內外在因素，並由獲得祖源觀念爭議涉及的相關內涵，來探討當代「泰雅族」歷史記憶的建構。

法律的世界就是一個包含權威法則、執行機構、與社會效應的複合整體。其中涵蓋許多規律人類行為的社會規範，這些規範形塑一個有秩序的社會，而這種秩序的象徵是強制性的、制度化的。所以要理解法律的發展，就必須分析該民族所處的社會情境及文化思維，因為法律發展賴以存在之社會結構的特殊性，源自於社會群體交往行為的特殊和社會集體意識的獨特，這些特殊性經過深厚的歷史沉澱，漸漸內化為民族的傳統。觀察台灣原住民法律發展的普遍現象，都是原有文化規範受到殖民政權介入而改變固有法律體系，被迫經歷一個學習、吸收外來法律文化，以及改造、揚棄既有法律文化的共同歷程。 面對外來勢力所導致的民族困境，並非只因經濟的邊陲化，更在於不同政權／統治者透過法律的手段，迫使台灣原住民社會的傳統文化價值瓦解。而泰雅族人的思想觀念、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也在短短五十年間受到近代化／日本化的介入而改變。台灣總督府的統治，使得泰雅族原來的法律生活隨著時間推移而產生更新，但這樣的更新卻與法律秩序產生不協調，讓泰雅族人在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同時，卻在經濟、政治與社會地位上處於一個邊陲位置。 泰雅族傳統習慣法規範體系是以gaga為中心，亦即包括道德規範和祭祀禁忌等的gaga就是泰雅族人藉以發揮法律功能的傳統。但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泰雅族部落的獨立生活受到破壞，原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使得泰雅族人共享的集體知識遭受改變，維繫原有社會運作之規範受到挑戰。泰雅族人對於秩序之維持與部落生活之運作的認知，在國家實定法與部落習慣法之間擺盪，統治者對泰雅族的控制越來越嚴，推行國家政策法令的措施越來越有力，制定法在泰雅族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習慣法在原有部落的作用逐漸減弱。殖民政權夾帶強大的國家武力介入，打破泰雅族人彼此社會關係的平衡，對習慣法規範的效力感到懷疑，從而揚棄原來的法律文化，改以國家實定法作為處理紛爭的依據，形成國家制定法與泰雅族習慣法的雙重調控泰雅族的社會生活。 從過去瞭解現在，並不是要尋找重複的歷史，也不是尋找絕對或相對的情境相似性，歷史，其實更接近情境的演練。日治時期泰雅族習慣法的發展，基本上就是在日本殖民力量的介入下，迫使泰雅族轉而接受近代主權國家資本主義的法律觀念與文化，對泰雅族而言，從部落習慣法到國家實定法的過程，就是一個不可違逆的歷史進程。此外，本文透過對日治時期泰雅族習慣法發展的思考，使吾人得以在眾多經驗中，找尋一組對應的策略，對泰雅族習慣法發展的討論，將會提供台灣未來原住民族法制／治的可能進路。 關鍵字：泰雅族、習慣法、法律發展

本研究的目的有四項：瞭解宜蘭縣原住民校長推展泰雅民族教育的經營理念;探討推展泰雅民族教育的現況;分析推展泰雅民族教育的困境;根據研究結論提供 具體可行之意見供相關單位參考。期望宜蘭縣原住民校長，依循泰雅族Gaga，建構泰雅民族教育經營模式與體制，以促使原住民族教育自治。 本論文採教育民族誌的方法：包括文獻研究、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法及焦點團體訪談，進行宜蘭縣泰雅民族教育理論架構與實證資料的田野調查與蒐集。全文除前言和結論外，共有4章，約23萬字。 根據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歸納研究發現，分述如後：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通過後，宜蘭縣是對原住民校長遴選是最友善的一個縣 市，自2005年辦理校長遴選，落實執行《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目前 縣內原住民1所高中、1所國中、11所國小校長皆由原住民擔任。 二、從民族教育的角度，全盤體檢後發現，即使有全國最高比例的國中小原住民 校長，宜蘭縣泰雅民族教育的現況是殘缺不全的，無法看出一個完整民族教 育的圖像。 三、宜蘭縣原住民校長進一步反思與學習，對自己的族群有高度的認同感，重視 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學習，堅持學校或部落必須要推動民族教育。各個都屬於 轉化型的知識份子，《原住民族教育法》賦予泰雅族校長進行民族教育的改 造工程的權利，但是在維繫民族傳統以及現代化教育的連結與接軌的文化復 興教育改造培力過程仍待努力。 四、宜蘭縣在原住民師資面方面：從1946年9月起至2008年止，公費培育國小 師資共145人。而後產生斷層，並至少已有21個流浪老師存在。國幼班師 資中連一位泰雅族籍之教師都沒有。宜蘭縣11所原住民重點國民小學學校 教師平均畢業年齡比一般畢業生多出12.45歲，顯示出原住民新進教師幾乎 沒有進場的機會，這是一個很嚴重與嚴肅的議題，民族師資面臨斷層。 五、在家長參與面：宜蘭縣原住民學校家長對學校推展民族教育的看法，基本上 是支持的。由於大部分的家長社經地位較低，對於參與泰雅民族教育相關活 動不太積極。而社區民間團體協助學校推展民族教育者也較少。 六、在教材研發面：課程設計建構各個學校的民族教育的中心論述，納進部落的 各項資源。原住民族語言教材，大部分採用縣版。 / There are four main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understand the management concept of Indigenous School Principals in Yilan pushing for Tayal cultural education; investigate current Tayal ethnic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on Tayal ethnic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 provid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parties with valid and concrete suggestions. In the hope that Indigenous School Principals in Yilan will follow Tayal’s Gaga, construct a solid Tayal educ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result in Indigenous ethnic education self-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follows the methodologies in Educational Ethnography: these include research on literatures、participate in observations、in-depth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as well a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Yilan Tayal ethnic educational structure and real-case data. Excluding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s, this thesis is split into four parts, with a total of approximately 230,000 words. Based on research results and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After《Aboriginal Education Act》was approved, Yilan is the most favorable County to Indegenous school principals election。Since principal election officially started in 2005, regulations of 《Aboriginal Education Act》were executed. Currently, there are 1 Senior high school, 1 Junior high school and 11 primary schools in which positions of school principals are taken by Indigenous people. 2. From the angle of ethnic education, looking at the holistic picture, even though Yilan has the highest ratio of indigenous school principals amongst the nation, current Tayal ethnic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Yilan is fragmented, it is hard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clan’s education. 3. The indigenous school principals in Yilan further conduct self-examination and study, highly recognize their clans in which they belong to, persist in traditional cultural’s preservation and learning, insist on the necessity to push for clan’s ethnic education in school and/or tribes. Each of them is transformational intelligent, 《Aboriginal Education Act》has provided Tayal principals the power to reform clan’s education,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till spaces yet to be improved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necting clan’s ethnic tradition and modern education. 4. From qualification perspectives: from September 1946 to 2008, there are 145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on government expenses. A gap was formed after this, there were at least 21 teachers been banished. None of the primary and pre-school teachers are from Tayal ethnic group. The average indigenous teachers’ graduation age of the 11 key Indigenous primary school in Yilan is 12.45 years higher than non-indigenous teachers, this indicates that new indigenous teachers hard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employed. The qualification gap of the indigenous teachers is a serious and severe issue. 5. In terms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parents of the indigenous school in Yilan are supportive to the view that school should focuses on indigenous ethn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reason that most of the parents have lower social status, they are not active in participating Tayal education related activities and events. Furthermore, there are less community groups willing to assist schools in developing ethnic education. 6. From school resources point of view: Curriculum design build each school discussed 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ibe of resource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Aborigines are mainly adopted the county version.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參與觀察法、現況調查、田野訪談、參加座談等方式進行，旨在透過崙埤、上巴陵部落區域研究，以探討當前台灣山胞教育政策與山胞教育問題之現況及其形成因素和改進途徑。以為日後山地問題研究奠基，並願提出我國行政當局，為台灣山胞社會建設施政參考意見，致至高期盼與最終鵠的。 全文共分七章，多約十九萬餘言，正文圖四張，正文表四十三張，茲分述如后： 第一章「緒論」：綜述本文的研究取向。 第二章「山胞教育政策的基本理念」：凡分三節，主要陳述我國現行憲法中的山胞教育政策法令依據與增修期許，並就台灣地區實際山胞教育政策的運作，分析省政府民政廳山胞教育文化發展方案，教育廳山胞教育各項辦法與重要措施、教育部現階段台灣地區山胞教育基本目標與發展策略，此外，分析奧、紐、美、加、中共等民族教育政策概況及發現與我國在民族教育政策發展趨勢之異同。 第三章「山胞教育的探討」：凡分三節，旨在探究教育目的、教育價值功能與山胞教育之迫切性，教育問題如何發生與山胞教育文化發展之加強性，由漢族友人一般「研究資料」暨原住民同胞的「參選抱負、論述、散文、詩」等，審視並舉出台灣原住民山胞教育問題類型之通則性。 第四章「泰雅族與崙埤，上巴陵部落社會文化的特色」：凡分三節，主要在觀察泰雅族山胞生活狀況及其困境與未來展望，並評崙埤、上巴陵部落社會文化特色。 第五章「當前崙埤，上巴陵部落教育問題之現況分析」：凡分七節：旨在深入調查崙埤、上巴陵兩部落教育問題、類別、因素、改進之分析與說明，包含教育機育，教育素質、學校、家庭、社會等相關重要教育問題。 第六章「山胞教育政策與教育問題」之檢討改進：凡分三節，主要在指出歷年來山胞教育政策成敗得失與今後應檢討與改進之處。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旨在綜合上述評析，先引出七項主要發現，其次歸結上述發現及結論，即提出具體可行的九項建議，其為台灣山胞社會建設發展革新的策劃參考，與今後山胞同胞努力之方針。

有關原住民音樂課題的研究，一向均較少著墨於音樂本體（聲音部份）以外的文化結構，即比較缺少對音樂於其文化脈絡相對關係的探討。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本文係以臺灣北部泰雅族大嵙群為研究對象，從其社會發展、變遷的懋程中，闡述其音樂文化的本質以及其因應外力介入的轉化過程，並說明泰雅內在邏輯對歌謠的分類、樂器的發展與音樂文化的意涵。本論文除緒論與緒論之外，尚包括五大部份，大致內容如下： 　　壹、泰雅族的人文背景與音樂 　　　　一、族稱與社群聚落的分布 　　　　二、族群關係與社會的變遷 　　　　三、泰雅族音樂的形貌內涵 　　　　四、大嵙崁群的遷徙與發展 　　貳、泰雅族的固有樂器 　　　　一、固有樂器的種類 　　　　二、體鳴類的樂器 　　　　三、氣鳴類的樂器 　　參、泰雅族的傳統性歌謠 　　　　一、傳統社會的音樂活動 　　　　二、傳統歌謠的內容分析 　　　　三、傳統歌謠的文化意涵 　　肆、泰雅族的時代性音樂 　　　　一、軍國殖民的音樂 　　　　二、基督宗教的音樂 　　　　三、當代一般的音樂 　　伍、泰雅族音樂的綜攝過程與趨向 　　　　一、音樂的變遷過程 　　　　二、音樂的發展趨向 　　本文認為今日泰雅音樂的多元風貌，係由多重外部質素的累積與內部力量的回應所共同鑄造；而面對泰雅音樂文化的多元變遷歷程，如果透過「文化綜攝」(culture syncretism)的概念，可以協助了解泰雅族音樂文化的本質，並突顯泰雅音樂深具充沛的生命力、豐富吸納能力的特質。 　　本文所揭囿於掌握泰雅語的能力有限與避免篇幅過大，故針對謠詞的內容分析著墨不多；而由於研究旨趣上的取捨，也使得曲例分析的方向不同於系統音樂學的標準；致使田野工作中接受諸多報導人熱心提供的歌謠與語料，仍有許多案牘工作尚待進一步的整理；僅以泰雅族音樂的各種面貌淺抒個人學習心得與看法，雖多淺陋無法面面俱到，惟拋磚引玉，祈喚鴻篇踵作更進深究，並祈先進博雅不吝斧正；而不足之處亦將鞭策筆者持續勉力而行。

第一章 泰雅族祖靈祭之探討 探討泰雅族傳統文化及農事祭儀，分析泰雅族的祖靈觀，再由文獻中討論泰雅族的祖靈祭的內容為何，並以表格化來分析各地泰雅族的祖靈祭間的差異，再從分析表中討論接近傳統的祭典為何，再以此做為復振依據。 第二章 北勢群 Maho(祖靈祭)之探討 針對北勢群八個部落Maho(祖靈祭)在文獻上及各部落族老對Maho的口述做一個分析，並討論西方宗教如何影響祭典，各教派對祭典的態度為何。再者採討1990年至2002年間以麻必浩部落為主復振的經驗，如何運用在全北勢群的復振工作上。 第三章 復振之紀錄片探討。 討論以紀錄片為運動工具的發展史，從文獻的角度來看，紀錄片有否可能達到復振的工作。並分析『走！親近祖靈』39分鐘的紀錄片拍攝之動機、源起、手法、目的為何，導演拍攝如何運用影像的語言，影像的影響力來試圖改變北勢群的祭典。 第四章 祖靈祭祭典之復振與前瞻 2003年筆者運用紀錄片到北勢群八個部落，做紀錄片的放映、討論，而各部落的討論做分析，呈現各部落對Maho的看法及態度，並紀錄分析因紀錄片的運動而改變的程度為何。 本文先以泰雅族的祖靈祭做文獻的採討，再討論北勢群的祭典，進而將復振多年的麻必浩部落做一個相對的比較。而紀錄片部份先以麻必浩部落為出發，北勢群的蘇魯部落及新竹的鎮西堡部落，三個部落為單位、二個新竹五峰鄉、台中和平鄉由官方辦理的作一個比較，由觀影者來自我判斷，何種形式較適合自己的部落，而觀影的部落由影片中討論出自己部落的發展形態。

本論文研究泰雅民族音樂教育對泰雅文化復振之影響，從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民族音樂課程、傳統祭典所蘊含之民族音樂內涵及教會活動中，了解民族音樂教育的概況。藉由耆老之訪談與紀錄，探討傳統歌謠在民族音樂的重要性，了解泰雅音樂文化之內涵與社會組織及其所產生之價值，認識泰雅族傳統生活與歌樂的關係並將泰雅族的樂器作一系統化的介紹。 另透過對復興鄉十二所國小高年級學生的民族音樂課程實施與普查分析，從中來認識泰雅民族音樂課程之樂舞現況與學生對本民族音樂課程的學習滿意度。在民族音樂教育復振之途徑上，則以建構具在地特色的原住民音樂資料庫；學校的音樂課程推動則應結合民族文化與社區資源；藉由原住民藝術的研究並成立相關研究中心，讓此資產除了保存外，更有積極性的意義。 本論文旨在了解民族音樂教育內涵，發覺問題與盲點，進而作成政府實施藝術教育之建議。從明白泰雅傳統歌謠、表演藝術等民族音樂文化與社會的關係中，落實學校與社會之民族音樂教育，並依據學習者的需求，進行適宜之民族音樂課程統整設計，推廣至各教育單位，最重要的目的則是呼籲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文化藝術的重視與保存，並提出有效復振民族音樂教育的途徑。

過去原住民保留地政策是政府為管理、安撫原住民的產物，延續至今，原住民保留地政策變成政府為保障原住民生計的手段，加之，近年國際思潮影響政府觀念轉變，原住民逐漸展現其自主性，經過努力爭取，促請政府頒佈「原住民族基本法」，因此，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範疇從保留地延伸至傳統領域。 同時，更由於馬告國家公園設立事件及司馬庫斯櫸木事件的刺激，政府訂定「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重申政府應尊重原住民土地資源權利，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賦予原住民參與土地資源決策及管理的權利，奠立未來原住民族自主管理的基礎，故而，本研究重點即在於原住民族土地資源的共同管理機制。 基此，本研究採取文獻回顧、模型分析、個案研究、焦點團體訪談、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等研究方法，運用Hayami & Ruttan的制度變遷模型及Lars Corlsson（2005）的共同管理決策模式，選擇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玉峰村馬里光部落群及秀巒村基那吉部落群為研究個案。 接著，本研究加以釐清研究個案範圍內各個地方社群或單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各種土地利用的需求及各自的發展目標；並就馬告國家公園、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與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中共同管理機制加以比較分析，深入剖析原住民地區範圍內資源治理區域的共同管理機制議題；且審視政府與原住民訂定的土地資源利用與管理之正式與非正式制度，透過個案分析瞭解原住民族與政府認知之間的落差，析論原住民族傳統土地利用方式與政府土地管理法令之扞挌之處，以檢驗台灣當前原住民族土地資源共同管理制度是否有其缺失。 最終，從上述議題討論中，思考未來原住民族土地的利用與管理制度應解決那些問題，及應如何整合政府主管機關與地方原住民之意見，並提出共同管理機制之設計原則建議，以供政府與部落建構共管機制之參考。 /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policy was a product of the government’s managing and placating indigenous people. Nowadays, it becomes a mea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ecure the economy and livelihood in indigenous area.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indigenous discourse changed the government’s concept. Indigenous people gradually showed their subjectivity and made the government pas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After that, the land right of indigenous people extends from limited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s to the wider traditional territory. Meanwhile, because of the debate over the setting of Magao National Park and the conflict happened in the Smagus Beech Event, the government issued the “Regulation of resource co-management in indigenous area”, which reaffirm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spect the land/resourc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 It also stat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 empower indigenous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 rights in the land/resources management. It provides the base of indigenous people’s self-gover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indigenous area. This study adopts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literature review, model analysis, case study, focus group interview,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t applies both Hayami and Ruttan’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odel and Lars Corlsson’s co-management model, and analyzes the cases in the Mrqwang and Knazi sub-groups of Atayal indigenous people. These two sub-groups are located in Yufeng Village and Xiuluan Village, Jianshin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nowaday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differences of land uses, land demands, and development goals between these two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ssues of co-management mechanism in indigenous area,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s designed in “Magao National Park Plan Draft”, “Regulation of Resource Co-management in Indigenous Area”, and “Amendment Draft of National Park Law”. Further more, this study surveys the informal and formal land/resources institution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hese institutions. Afterward, it analyz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land management laws and indigenous traditional land uses,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indigenous land/resources co-management institution in Taiwan. At the end,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that indigenous land institution should solve in the future. It also makes suggestions to integrate the opinions of the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and local indigenous people, so that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 can be established in principles.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由非智力性的心理因素觀點來探討影響山地泰雅族國中學生學業成 就表現的原因，非智力性的心理因素係指自我概念，成就動機、學業成敗歸因等三變 項而言。研究樣本是取自台中以上地區四所山地國中內具山地泰雅族籍的學生共五二 五名，實施本研究之「國中學生自我認識與學習態度問卷」，以測量其自我概念，成 就動機及學業成敗歸因等三變項，並以學生在校的段考平均成績做為依變項，分別探 討此三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另外，本研究亦根據Weiner的「成就動機歸因理論 」模式，視自我概念與成就動機為影響成敗歸因的前置決變項，從理論性的觀點探討 非智力性心理因素對學業成就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ぇ社會自我、家庭自我、心理 自我、能力自我與學業成就間有顯著相關。え成就動機與學業成就間有顯著相關。ぉ 就成功組而言，內在歸因，穩定性歸因與學業成就間有顯著相關；就失敗組而言，內 在歸因與學業成就間有顯著相關。お成就動機對學業成就有最大的預測力，其次則為 內在不穩定歸因，生理自我，能力自我。四變項共可解釋學業成就分數總變異量的42 ％。本研究即針對結果，提出討論與建議。

長久以來，我們的研究文獻忽視了原住民社會的失序問題：如酗酒、雛妓、少年逃學及兇殺等。本研究企業以問卷調查法和田野訪問觀察，對原住民社會之一－烏來泰雅族之少年偏差犯罪行為之盛行率、類型及因素，進行資料之收集整理分類。 這是Hirschi社會鍵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首次在本土少數民族社會之部分驗證研究，除了利用該理模式為分析架構，以問卷調查方式對烏來鄉福山、烏來與忠治三個村落少年兒童犯罪與偏差行為成因進行橫面的統計分析考驗外，並以田野訪談方式，藉助附著理論、互惠觀點與人類基本需求觀點，從社會文化歷史變遷脈絡與個案進行縱面與深度的分析探討烏來泰雅社會文化轉化的特質。 量的研究結果發現：（一）烏來泰雅少年偏行百分比雖然男性都比女性高；但與大社會相較，性別比率接近顯得很突出，介於1.2與2.7之間；女性少年吸香煙盛行率高達34.%。（二）個人重要屬性如年齡、父母社經地位與所屬村落均需透過社控機構而影響少年偏行為。家庭成員：和雙親、單親或其他家人同住少年的偏差行為平均數值差異不大，只有再生家庭的平均數值較高。（三）對社控機構認同父母與附著學校對偏行產生直接影響。偏行與父母監督及社區附著的相關性很低，與社會鍵理論的假設較為不同。（四）偏行與社會控制機構之關係不受族群認同影響，但偏行與偏行友伴高度相關。父母認同、父母監督、附著學校及附著社區等社控變項與族群認同及附著偏差同輩團體等中介變項之間未達到顯著相關。 質的研究結果發現：（一）歷史社會變遷過程：日據時代與光復後外來政治干預，部落被迫遷徏，人口流動大，族群趨向異質化，鬆動社控力量，家庭社經地位日趨低落，福山部落物質生活普遍為匱乏狀態，兒童少年為幫忙家計打工賺錢或滿足生理需求，而影響在逃學與偷竊等與生計相關之偏行發展。（二）家庭變異與社化方式變遷因素，促使親屬關係發生變質，影響孩子偏行發展。（三）變遷後的部落組織變遷鮮能提供滿足成員基本需求的互惠功能，凝聚力薄弱，社控鍊條鬆弛，並且反應在孩子偏差行為的類型的與頻率上。（四）在文化脈絡下個案之探討，發現兒童“逃家”所反應的意義有：控制自我、化解身心挫折與壓力的機制，返回自己所認同的家的一種手段，以及反應社會支持網絡薄弱。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如下：（一）政府在改革硏制少數民族社會之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時，能突破教育行政體系的封閉性，活用教育與其他社會資源，並兼顧原住民社會的普同性與差異性，從聚部落之社會控制力量出發，以部落來重建部落與成員的互惠機制。（二）後續研究可繼續實施本土之誇文化研究，建構出質量兼具的研究模式，俾使地區少年偏差行為之調查研究成為分析社區文化的工具之一，並藉以找出重建該社區社會控制力量的機制，以達到理論與實踐兼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