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世界就是一個包含權威法則、執行機構、與社會效應的複合整體。其中涵蓋許多規律人類行為的社會規範，這些規範形塑一個有秩序的社會，而這種秩序的象徵是強制性的、制度化的。所以要理解法律的發展，就必須分析該民族所處的社會情境及文化思維，因為法律發展賴以存在之社會結構的特殊性，源自於社會群體交往行為的特殊和社會集體意識的獨特，這些特殊性經過深厚的歷史沉澱，漸漸內化為民族的傳統。觀察台灣原住民法律發展的普遍現象，都是原有文化規範受到殖民政權介入而改變固有法律體系，被迫經歷一個學習、吸收外來法律文化，以及改造、揚棄既有法律文化的共同歷程。 面對外來勢力所導致的民族困境，並非只因經濟的邊陲化，更在於不同政權／統治者透過法律的手段，迫使台灣原住民社會的傳統文化價值瓦解。而泰雅族人的思想觀念、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也在短短五十年間受到近代化／日本化的介入而改變。台灣總督府的統治，使得泰雅族原來的法律生活隨著時間推移而產生更新，但這樣的更新卻與法律秩序產生不協調，讓泰雅族人在適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同時，卻在經濟、政治與社會地位上處於一個邊陲位置。 泰雅族傳統習慣法規範體系是以gaga為中心，亦即包括道德規範和祭祀禁忌等的gaga就是泰雅族人藉以發揮法律功能的傳統。但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泰雅族部落的獨立生活受到破壞，原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使得泰雅族人共享的集體知識遭受改變，維繫原有社會運作之規範受到挑戰。泰雅族人對於秩序之維持與部落生活之運作的認知，在國家實定法與部落習慣法之間擺盪，統治者對泰雅族的控制越來越嚴，推行國家政策法令的措施越來越有力，制定法在泰雅族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習慣法在原有部落的作用逐漸減弱。殖民政權夾帶強大的國家武力介入，打破泰雅族人彼此社會關係的平衡，對習慣法規範的效力感到懷疑，從而揚棄原來的法律文化，改以國家實定法作為處理紛爭的依據，形成國家制定法與泰雅族習慣法的雙重調控泰雅族的社會生活。 從過去瞭解現在，並不是要尋找重複的歷史，也不是尋找絕對或相對的情境相似性，歷史，其實更接近情境的演練。日治時期泰雅族習慣法的發展，基本上就是在日本殖民力量的介入下，迫使泰雅族轉而接受近代主權國家資本主義的法律觀念與文化，對泰雅族而言，從部落習慣法到國家實定法的過程，就是一個不可違逆的歷史進程。此外，本文透過對日治時期泰雅族習慣法發展的思考，使吾人得以在眾多經驗中，找尋一組對應的策略，對泰雅族習慣法發展的討論，將會提供台灣未來原住民族法制／治的可能進路。 關鍵字：泰雅族、習慣法、法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