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瞭解青少年自我中心與偏差行為之現況，並探討青少年家庭關係、同儕關係、學校關係、自我中心、認知曲解與偏差行為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使用「想像觀眾量表」、「個人神話量表」、「認知曲解量表」、「父母關係量表」、「同儕關係量表」、「學校關係量表」與「偏差行為量表」作為研究工具，並以在學國中、高中與少年輔育院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實得樣本364人，男生213人，女生151人）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分別採用描述統計、t 考驗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與徑路分析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男生比起女生在「個人神話不可毀滅性」、「認知曲解」、「負向父母關係」與「學校疏離關係」來得高，但女生在「自我揭露同儕關係」則比男生來得高。 二、高年級學生在「印象整飾想像觀眾」、「自我揭露同儕關係」與「學校疏離關係」比起低年級學生來得高。 三、「正向父母關係」與「偏差行為」兩者與性別及年級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高年級的女生比起高年級的男生有較多的「正向父母關係」，但「偏差行為」則較少。就男生來說，高年級男生比起低年級男生有較少的「正向父母關係」，較多的「偏差行為」；就女生來說，高年級的女生比起低年級的女生則有較多的「正向父母關係」。 四、犯罪組比起正常組有較多的「個人神話全能性」、「認知曲解」與「偏差行為」，但在「個人神話高人一等獨特性」、「正向同儕關係」與「自我揭露同儕關係」則比正常組少。 五、對「認知曲解」的解釋上，社會變項比起自我中心變項可以解釋更多的變異。 六、「認知曲解」變項可以解釋「內隱行偏差行為」較多的變異，但對「外顯型偏差行為」的解釋，「認知曲解」變項則不如「社會變項」與「自我中心變項」的解釋來得多。 七、整體來說，「父母關係」、「同儕關係」、「學校關係」、「自我中心」與「認知曲解」可用以預測偏差行為的發生。 基於以上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教育與輔導實務工作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教育、輔導與研究在執行上之參考。

本研究旨在瞭解低成就學生的情緒調節對學業情緒與偏差行為之影響，並探討青少年學業情緒、情緒調節與外顯偏差行為及自傷行為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使用「學業情緒量表」、「情緒調節困難量表」、「偏差行為量表」與「自傷行為量表」作為研究工具，並以國中一年級作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141人，男生81人，女生60人）進行調查。以學生國一入學時智力測驗所得的智力成績，預測學生學業成就分數。實際學業成就分數：利用學生95學年度上學期的總成績，經過標準化得到一學業成就的標準化T分數來代表學生的學業成就值。當學生實際成就值低於預測成就值1/2個估計標準誤時稱為「低成就」。以此方式將受試者分為「一般成就」與「低成就」兩組。調查結果分別採用描述統計、t 考驗、共變數分析、積差相關、與階層迴歸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 低成就學生有較多的負向學業情緒及較少的正向學業情緒。 二、 「使用有限的情緒調節策略」與「缺少情緒覺察能力」越多的低成就學生，越容易有負向學業情緒產生。 三、 低成就學生較不覺察自己的情緒，但卻容易表達自己心中的想法。 四、 排除控制性別因素後，低成就學生並未有更多的偏差行為。 五、 學業成就與自傷行為的關聯並未顯著。 六、 學生的正向學業情緒越多偏差行為就越少，情緒覺察能力越高的低成就學生偏差行為就越多。 七、 低成就學生的自傷行為與有限的情緒調節策略關係密切。 基於以上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教育與輔導實務工作及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教育、輔導與研究在執行上之參考。

為瞭解背景變項、親子（父子、母子）溝通品質與青少年行為表現（行為困擾、身心健康、偏差行為）的關係，以台北市國中學生643人為研究對象，採用個人基本資料及家庭社經地位調查表、親子溝通量表、行為困擾量表、身心健康量表、偏差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獲得所需資料，再以平均數差異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1. 青少年所知覺的母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父子溝通品質。 2. 女生自覺的母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男生。 3. 老大自覺的親子（父子、母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中間子女。 4. 國一、國二學生自覺的親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國三學生。 5. 父母婚姻和諧的青少年，自覺的親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父母婚姻不和諧者。 6. 父親教育程度為國、高中畢業及大專以上的青少年，自覺的父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父親為小學以下程度者。 7. 家庭社經中等及中上地位的青少年，自覺的父子溝通品質顯著高於社經地位中下者。 8. 親子（父子、母子）溝通品質愈高，青少年的行為困擾愈少。 9. 親子（父子、母子）溝通品質愈高，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愈好。 10. 親子（父子、母子）溝通品質愈高，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愈少。 11. 性別及母子溝通品質，會交互影響青少年的「學校生活困擾」與「人際關係困擾」。 12. 性別及父子溝通的品質，會交互影響青少年的「焦慮失眠」與「憂鬱」表現。 13. 家庭社經地位及母子溝通品質，會交互影響青少年的整體行為困擾。 14. 背景變項及親子溝通品質，能有效預測青少年的行為困擾，預測力為20.7%。 15. 背景變項及親子溝通品質，能有效預測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預測力為12.7%。 16. 背景變項及親子溝通品質，能有效預測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預測力為12.7%。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3 第三節 名詞解釋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0 第一節 親子溝通的理論探討 10 第二節 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生活適應 29 第三節 親子溝通與青少年偏差行為 4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56 第一節 研究架構 56 第二節 研究對象 57 第三節 研究工具 58 第四節 實施程序 64 第五節 資料處理 65 第四章 研究結果 67 第一節 青少年與父母間溝通的差異性 67 第二節 背景變項與青少年的親子溝通 68 第三節 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生活適應、 偏差行為之關係 75 第四節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生活適應、偏差行為的影響 77 第五節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對青少年 生活適應、偏差行為的預測力 108 第五章 討論 118 第一節 青少年與父、母親溝通差異性之討論 118 第二節 背景變項與青少年親子溝通之討論 119 第三節 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生活適應、 偏差行為關係之討論 123 第四節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生活適應、偏差行為影響之討論 125 第五節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對青少年 生活適應、偏差行為預測力之討論 13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41 第一節 結論 141 第二節 建議 149 參考書目 153 中文部分 153 西文部分 159 附錄-研究工具 167 個人基本資料表 167 父子溝通量表 168 活動經驗量表 169 母子溝通量表 170 身心健康量表 171 行為困擾量表 172 圖 表 目 錄 圖2-1 溝通模式圖 13 圖2-2 開放式溝通之過程 14 圖2-3 婚姻與家庭系統的圓形模式 24 圖3-1 研究架構圖 56 表2-1 孩子的錯誤目標及行為模式 49 表3-1 樣本基本資料分配表 57 表3-2 社經地位等級之計算方式 59 表4-1-1 青少年知覺父子溝通、母子溝通 之差異考驗表 68 表4-2-1 背景變項在親子溝通量表上 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69 表4-2-2 性別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溝通 之T考驗摘要表 70 表4-2-3 出生序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溝通 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0 表4-2-4 出生序不同的青少年知覺親子溝通 之事後比較表 70 表4-2-5 年級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溝通 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1 表4-2-6 年級不同的青少年知覺親子溝通 之事後比較表 71 表4-2-7 父母婚姻狀況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 親子溝通之T考驗摘要表 72 表4-2-8 父親教育程度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 親子溝通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3 表4-2-9 父親教育程度不同的青少年知覺父子溝通 之事後比較表 73 表4-2-10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 母子溝通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3 表4-2-11社經地位不同的青少年所知覺的親子溝通 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74 表4-2-12社經地位不同的青少年知覺父子溝通 之事後比較表 74 表4-3-1 青少年的親子溝通與其行為困擾之 Pearson積差相關 75 表4-3-2 青少年的親子溝通與其身心健康之 Pearson積差相關 76 表4-3-3 青少年的親子溝通與其偏差行為之 Pearson積差相關 77 表4-4-1 背景變項、父子溝通品質不同的青少年 其各項行為表現之平均數及標準差 78 表4-4-2 性別、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80 表4-4-3 出生序、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84 表4-4-4 年級、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86 表4-4-5 父母婚姻、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88 表4-4-6 父親教育程度、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各項行為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90 表4-4-7 家庭社經地位、父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各項行為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91 表4-4-8 背景變項、母子溝通品質不同的青少年 其各項行為表現之平均數及標準差 93 表4-4-9 性別、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95 表4-4-10 出生序、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99 表4-4-11 年級、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101 表4-4-12 父母婚姻、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各項行為 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103 表4-4-13母親教育程度、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各項行為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105 表4-4-14 家庭社經地位、母子溝通品質對青少年 各項行為表現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107 表4-5-1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對青少年 行為困擾之多元迴歸分析 109 表4-5-2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對青少年 身心健康之多元迴歸分析 113 表4-5-3 背景變項、親子溝通對青少年 偏差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117 表5-5-1 預測青少年行為困擾之變項 及其解釋量摘要表 134 表5-5-2 預測青少年身心健康之變項 及其解釋量摘要表 137 表5-5-3 預測青少年偏差行為之變項 及其解釋量摘要表 140

論文摘要 為了瞭解母親教養信念、管教方式、子女管教滿意與國中生行為表現的關係，並探討相關影響的因素，乃以461有效樣本之國中學生以及其母親為研究對象，再採用母親教養信念量表、母親管教方式及滿意度量表以及偏差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獲得所需資料，再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區別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以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其結果發現： 一、 目前母親的「自我能力」教養信念與「經驗」教養信念皆呈現中偏高之得分。 二、 目前國中生子女知覺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中，「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讓子女感到最不滿意，而「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讓子女感到最滿意。 三、 教育程度為研究所或以上(含碩博) 之母親，比專科或大學畢業、高中或高職畢業或國中畢業者，具有較強烈之「孩子自己有能力處理」的教養信念。 四、 在母親不同教育程度與職業下，僅教育程度為「高中或高職畢業」的母親，「母親教養信念總分」是區別其採用管教方式類型的重要變項。 五、 不同教育程度母親的教養信念與其子女的行為表現（學業成績、偏差行為）間呈顯著低度相關的關係。 六、 不同職業母親的教養信念與其子女的行為表現（學業成績、偏差行為）間呈顯著低度相關的關係。 七、 母親「自我能力」或「經驗」的教養信念、「寬鬆放任」或「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以及子女對其採用管教方式的「滿意度」能有效預測子女的學業成績表現。 八、 母親的「經驗」教養信念、「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及子女對其採用管教方式的「滿意度」能有效預測子女的偏差行為表現。 最後，根據研究所得結果，針對家庭、社會與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以供後續相關研究參考。

本研究旨在探討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心理及行為問題之結構方程模式考驗。受試樣本為國小五年級、國中二年級及高中二年級計1050人，以心理傷害量表、負向情緒社會化量表、情緒抑制量表、兒童憂鬱量表及偏差行為量表進行施測。資料分析以性別、與年齡進行多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瞭解各變項在性別及年級上之差異。並且採結構方程模式考驗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心理及行為問題間模式之適合度。 研究結果發現，子女知覺的兒時情緒無效性、憂鬱傾向及偏差行為因性別而有不同，且隨著年齡增長，個體有越高程度的兒時情緒無效經驗、情緒抑制及心理及行為問題出現。而結構方程模式考驗證實情緒抑制為兒時情緒與憂鬱傾向間之調節因子，個體形成憂鬱傾向前，會先形成長期依賴情緒抑制策略。但此模式在兒童樣本並不鎮定，顯示兒童尚處於情緒分化及成熟階段，因應情緒策略逐步在此成形，而國中和高中樣本模式皆相當穩定，顯示國中以後個體因應策略已發展完成。偏差行為則不符合模式考驗，路徑分析發現在心理傷害與偏差行為間存在直接路徑，意即可由早期心理傷害直接引發偏差行為。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及討論提出對未來研究、家庭和學校教育、以及諮商實務三方面的建議。

長久以來，我們的研究文獻忽視了原住民社會的失序問題：如酗酒、雛妓、少年逃學及兇殺等。本研究企業以問卷調查法和田野訪問觀察，對原住民社會之一－烏來泰雅族之少年偏差犯罪行為之盛行率、類型及因素，進行資料之收集整理分類。 這是Hirschi社會鍵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首次在本土少數民族社會之部分驗證研究，除了利用該理模式為分析架構，以問卷調查方式對烏來鄉福山、烏來與忠治三個村落少年兒童犯罪與偏差行為成因進行橫面的統計分析考驗外，並以田野訪談方式，藉助附著理論、互惠觀點與人類基本需求觀點，從社會文化歷史變遷脈絡與個案進行縱面與深度的分析探討烏來泰雅社會文化轉化的特質。 量的研究結果發現：（一）烏來泰雅少年偏行百分比雖然男性都比女性高；但與大社會相較，性別比率接近顯得很突出，介於1.2與2.7之間；女性少年吸香煙盛行率高達34.%。（二）個人重要屬性如年齡、父母社經地位與所屬村落均需透過社控機構而影響少年偏行為。家庭成員：和雙親、單親或其他家人同住少年的偏差行為平均數值差異不大，只有再生家庭的平均數值較高。（三）對社控機構認同父母與附著學校對偏行產生直接影響。偏行與父母監督及社區附著的相關性很低，與社會鍵理論的假設較為不同。（四）偏行與社會控制機構之關係不受族群認同影響，但偏行與偏行友伴高度相關。父母認同、父母監督、附著學校及附著社區等社控變項與族群認同及附著偏差同輩團體等中介變項之間未達到顯著相關。 質的研究結果發現：（一）歷史社會變遷過程：日據時代與光復後外來政治干預，部落被迫遷徏，人口流動大，族群趨向異質化，鬆動社控力量，家庭社經地位日趨低落，福山部落物質生活普遍為匱乏狀態，兒童少年為幫忙家計打工賺錢或滿足生理需求，而影響在逃學與偷竊等與生計相關之偏行發展。（二）家庭變異與社化方式變遷因素，促使親屬關係發生變質，影響孩子偏行發展。（三）變遷後的部落組織變遷鮮能提供滿足成員基本需求的互惠功能，凝聚力薄弱，社控鍊條鬆弛，並且反應在孩子偏差行為的類型的與頻率上。（四）在文化脈絡下個案之探討，發現兒童“逃家”所反應的意義有：控制自我、化解身心挫折與壓力的機制，返回自己所認同的家的一種手段，以及反應社會支持網絡薄弱。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如下：（一）政府在改革硏制少數民族社會之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時，能突破教育行政體系的封閉性，活用教育與其他社會資源，並兼顧原住民社會的普同性與差異性，從聚部落之社會控制力量出發，以部落來重建部落與成員的互惠機制。（二）後續研究可繼續實施本土之誇文化研究，建構出質量兼具的研究模式，俾使地區少年偏差行為之調查研究成為分析社區文化的工具之一，並藉以找出重建該社區社會控制力量的機制，以達到理論與實踐兼善目的。

本研究旨在建構青少年藥物濫用與偏差行為之影響因素模式，並瞭解復原力如何對青少年藥物濫用與偏差行為產生影響。本研究共分為兩組，在一般組青少年的部份，以台灣地區11所國、高中職（含進修學校）1711 位青少年為研究對象;藥物濫用組則是以台灣地區13所矯治機構中，555位藥物濫用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包括衝動性人格量表、父母依附關係量表、師生互動關係量表、同儕關係量表、偏差同儕量表、青少年復原力量表、青少年偏差行為量表與藥物濫用程度量表。本研究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與結構方程模式進行資料分析。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 藥物濫用組青少年之衝動性人格、與父母之間的疏離感、所接觸的偏差同儕及其行為偏差程度顯著高於一般組。 （二） 兩組青少年和父母、教師以及同儕之間均有良好的依附與互動關係。但一般組青少年之師生互動與同儕關係顯著高於藥物濫用組。 （三） 兩組青少年皆有良好的復原力。然一般組青少年在「同理心與人際互動」及「情緒調節」的得分上較高。而藥物濫用組則是在「希望與樂觀」的面向上得分較高。 （四） 整體而言，藥物濫用組青少年之藥物渴求與藥物依賴程度並不高。 （五） 衝動性人格與偏差同儕是直接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鍵危險因子，而父母依附關係則是使得青少年偏差行為下降的保護因子。衝動性人格、師生互動關係、同儕關係以及偏差同儕會透過復原力，提高個體行為偏差的程度。僅有父母依附關係會透過復原力降低青少年的偏差行為。 （六） 藥物濫用雙模式驗證結果皆顯示復原力是直接影響青少年藥物濫用的關鍵保護因子；而偏差行為則是對青少年藥物濫用有直接影響的關鍵危險因子。衝動性人格、師生互動關係與偏差同儕都會透過復原力與偏差行為，而提高青少年藥物濫用的程度。而父母依附關係與同儕關係則是會透過復原力及偏差行為降低青少年的藥物濫用。 最後，根據本研究主要發現提出若干意見，以提供相關單位與人員在教育、犯罪矯正與學術研究上之參考。 /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the factor model of drug abuse and delinquency among adolescent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esilience on the factor model.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1711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555 youth drug offenders in prisons in Taiwan. Moreover, the employed instruments included the Inventory of Impulsive Personality, the Inventory of Mentoring Function, the Inventory of Meaning Making,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ttachment, the Inventory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he Peer Subscale of TRICA, the Inventory of peer delinquency, the Inventory of Adolescent Resilience, Juvenile delinquency Questionnaire, and the Inventory of Drug Abuse.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ne-way M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SEM.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Youth drug offenders had high levels impulsivity and engaged in more delinquent behavior than the normal group; they also felt more alienated by their parents; youth drug offenders’ peers engage in more delinquent behaviors than the normal subjects. (2) Both normal subjects and youth drug offenders were perceived high levels of teacher-students interactio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good peer relationship. Nevertheless, normal subjects had stronger perceived teacher’s influence and better peer relationship than the youth drug offenders. (3) Both normal subjects and youth drug offenders had high levels of resilience; nevertheless, normal subjects outperformed the youth drug offenders on the “empathy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Youth drug offenders outperformed the normal subjects on the “hope and optimism”. (4) Youth drug offenders didn’t have high levels of drug craving, dependence, and drug abuse. (5) Adolescent impulsive personality and peer delinquency as the risk factors had direct effects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conversely, parental attachment 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s. Moreover, adolescent impulsive personality,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peer relationship, and peer delinquency had indirect effect on their delinquent behavior via resilience. (6) According to these two factor models of drug abus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peer delinquency had direct effect on drug abuse for model 1; and only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had direct effect on drug abuse for Model 2.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these two factor models, resilience were the important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drug abuse; conversely, juvenile delinquency as the risk factor had the direct effect on drug abuse. As the result, impulsive personality,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peer delinquency had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drug abuse via resilience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moreover,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 had indirect negative effect on drug abuse via resilience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Recommendations for family, school,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and future study are discussed.

本研究旨在瞭解師生互動關係的概況、探討師生背景變項及學生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間的關係、以及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與學生偏差行為表現間的關係，乃以國中學生800人為研究對象，再採用人格特質量表、師生互動關係及滿意度量表及偏差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獲取所需資料，再以描述統計、卡方考驗、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區別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二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之事後考驗、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1.當前國中師生互動關係偏向「影響力」較多，「接近性」中等的情形，若進一步分為四種類型來看，又以「低影響低接近型」及「高影響高接近型」的互動關係最多；「低影響高接近型」最少。 2.性別不同的學生與教師間的師生互動關係（影響力、接近性及類型），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3.教師對來自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的「影響力」及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無顯著差異存在。然而，教師與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的「接近性」，較多於來自中社經地位家庭者。 4.性別不同的教師與學生間的師生互動關係（影響力、接近性及類型），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5.不同性別組合的師生，其間互動關係的「影響力」及師生互動關係類型，並無顯著差異存在。然而，男學生與男教師在互動時，其間的「接近性」，顯著高於男學生與女教師，且女學生與男教師在互動時，其間的「接近性」，顯著高於男學生與女教師者。 6.學生的五大人格特質與師生互動關係之「影響力」間存有顯著正相關的關係；學生的和善性、嚴謹自律性、外傾支配性及聰穎開放性，與師生互動關係之「接近性」間存有顯著正相關的關係；且以學生人格特質區別師生互動關係類型的正確率為42.5%。 7.當教師對學生之影響力或接近性越少時，學生會表現越多的偏差行為。且「低影響低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學生的偏差行為表現顯著多於「高影響高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 8.當教師對學生之影響力或接近性越多時，學生對師生互動關係越滿意。且「高影響高接近型」的師生互動關係，學生滿意度高於其他三種類型的互動關係；而「低影響低接近型」者，學生滿意度低於其他三種類型的互動關係。 9.師生互動關係與滿意度會交互影響學生偏差行為表現。 10.對整體學生而言，能有效預測其偏差行為表現的變項各有不同，預測力在17.8%至18.0%之間。 11.對男學生而言，能有效預測其偏差行為表現的變項各有不同，預測力在18.8%至19.6%之間。 12.對女學生而言，能有效預測其偏差行為表現的變項各有不同，預測力在16.3%至17%之間。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對教師、學校及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供後續實務工作及研究參考。 /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style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sonalities of junior-high-school student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students’ satisfaction and misbehavior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800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The employed instruments were Personality traits Inventory,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ventory, and Activity Experiences Inventory. The applied analysis methods wer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hi-square test, MONOVA, Discriminant Analysis, Pearson Correlation, One-way ANOVA, Two-way ANOVA, Scheff’s Method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main findings in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ing: 1.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was high “Influence” and middle “Proximity”, and further, the most frequently style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were “Low-influence Low-proximity”, and “High-influence High- proximity”; the least is “Low-influence High- proximity”. 2.For studen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o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3.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SES differences on influence and style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however, SES had negative influences on proximity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4.For teacher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o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5.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on influence and style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howev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proximity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more specially, interaction of male students and male teachers had higher proximity than male students and female teachers, and interaction of female students and male teachers had higher proximity than male students and female teachers. 6.Personalities of students and influence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greeableness, conscientiousness, extraversion a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of personalities of students and proximity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nd personalities of students can correctly discriminate 42.5% style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7.Influence and proximity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had negative influences on students’ misbehaviors, in addition, the style of “Low-influence Low- proximity” leads to high students’ misbehaviors. 8.Influence and proximity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ha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students’ satisfaction, and students mostly satisfy the style of “High-influence High- proximity”, and dissatisfy the style of “Low-influence Low- proximity. 9.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 satisfaction effect reciprocally student’s misbehaviors. 10.For whole students, many different variables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student’s misbehaviors about 17.8% to 18%. 11.For male students, many different variables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student’s misbehaviors about 18.8% to 19.6%. 12.For female students, many different variables could effectively predict student’s misbehaviors about 16.3% to 17%. Finally, after discussion,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instruction and future studies.

托育安排對幼兒發展有著長遠影響。本研究旨在探討托育安排與兒童犯罪的可能關聯性。資料涵蓋自1998年至2015年間臺灣地區共16個縣市，估計方法採用最小平方法、固定效果以及隨機效果模型。 研究結果顯示，縣市的兒童犯罪率與其課後托育的比例有負向關聯，意味著當一個縣市有著較高比例的課後托育兒童時，其兒童犯罪率會進而降低。另外，結果亦指出，如離婚率、婚生嬰兒比以及人口密度等解釋變數，與兒童犯罪率呈現顯著相關。然而，破獲率和警政支出似乎與兒童犯罪率無關。 鑑此，為避免課後托育匱乏所帶來的長久負面效應，應在托育政策的制訂上，建立一個安全友善、平價普及的課後托育制度；其次，地方政府也應在幼托政策上投注更多資源，以達到兒童犯罪預防的效果；最後，政府機構須正視區域發展失衡對孩童的影響。 / Childcare arran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chil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care arrangement and child crime. The data is from 16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aiwan from 1998 to 2015. The estimation methods ar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fixed effects and random effects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county/city’s child crime rate is negative correlated to its after-school care ratio, which implies that when a county/city has a higher proportion of children in after-school care programs, the child crime rate would be lower.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some explanatory variables, like divorce rate, legitimate baby ratio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child crime rate. However, crime detection rate and police expenditure seem to be not correlated with child crime rate. In formulation of proper childcare policy, it is important to create a safe, friendly, affordable, and universal after-school care system. So, it could ensure that the long-term negative effect from lacking of after-school care program. In addition,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spend more resource on child care program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ld crime prevention. Finally, government agency should also address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s on children.

本研究共壹冊，約七萬字，分成五章十七節。研究的目的有二： （一）探討刺激尋求動機與創造力、偏差行為的關係，以期對青少年問題提供一個合 理的解釋。 （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和建議，以做為今後青少年教育之參考。 研究樣本包括大台北地區（台北市、台北縣）三九八名國中、高中、高職的男性在學 學生以及一一七名台北少年觀護所的男性少年。研究結果發現： （一）一般青少年和犯罪青少年在刺激尋求、創造力及環境支持的分數上有顯著差異 ，犯罪青少年比一般青少年具有較高的刺激尋求動機和創造力，以及具有較少的環境 支持。 （二）高、低刺激尋求者在創造力及偏差行為上有顯著差異。不管是一般青少年或是 犯罪青少年，高刺激尋求者皆比低刺激尋求者具有較多的創造力及偏差行為。 （三）不同環境支持者在偏差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其中以中度環境支持者的偏差行為 最高，並且顯著高於高環境支持者。但在創造力分數上則沒有顯著差異。 根據以上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建議，以做為今後青少年教育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