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針對現今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相關進行探討。本研究從正向心理學的角度出發，而樂觀就是以正向的結果預期來看待事情，讓我們在生活中充滿信心與活力。另外，國內學者為了打造創造力國度所推動的相關活動，都證明了創意氛圍已經在我們生活中逐漸擴散。因此我們企圖了解國內大學生樂觀的現況、性別差異與學業成績之關係，然後更進一步去探討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各變項之關聯，最後建構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因果模式圖。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以政治大學與中央大學210位大學生為對象進行預試，分析量表信度並進行探索式因素分析後，進行正式施測。正式施測以台灣地區公私立909位大學生為受試對象，其中男生428位，女生481位。調查工具包括：樂觀傾向量表、樂觀信念量表、樂觀影響力量表、情緒調節量表、調節焦點量表、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創新行為量表。調查所得資料再以SEM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並根據描述統計分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SEM結構方程式模式等統計方法進行後續資料的處理。 研究發現如下： 一、 大學生普遍來說都還算樂觀，而且面對問題情境時傾向使用重新評估與沉著冷靜來因應；在面對目標時也比較會採取追求成功的心態；此外，大學生普遍來說都還算具有創造力。 二、 大學生在樂觀增長信念、樂觀影響力方面，女生均顯著高於男生。 三、 樂觀影響力與學業成績呈現正相關；也就是個體越相信樂觀會影響其日常生活，其學業成績會越高。 四、 情緒調節中的重新評估、壓抑、沉著冷靜與樂觀傾向呈現正相關。 五、 調節焦點中的求成取向與樂觀傾向呈現正相關，而避敗取向與樂觀傾向則是負相關。 六、 樂觀傾向與創造力中的創新行為、創造力自我效能皆呈現正相關。 七、 最佳預測迴歸模式中，樂觀傾向的勇於面對挫折、情緒調節的沉著冷靜、調節焦點的求成取向、創造力自我效能、作業指標中的創意作業喜歡與創意作業表現對創新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力。 八、 因果模式中，情緒調節的重新評估、壓抑、沉著冷靜與調節焦點的求成取向對樂觀傾向為正向效果，而調節焦點的避敗取向對樂觀傾向則為負向效果；此外，樂觀傾向對創造力為正向效果。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對實務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的樂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與恢復力、創造力之關係。以台灣地區公私立1033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男生450位，女生583位。研究工具包括逆境感受量表、逆境因應量表、逆境意義建構量表、樂觀傾向量表、調節焦點量表、情緒調節量表、自我恢復力量表、創新行為量表、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研究中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多元迴歸分析、典型相關等統計方式進行資料之分析。 研究發現陳述如下： 一、大學生還算樂觀，同時具有求成與避敗的調節焦點，還算同意使用重新評估與沈著冷靜之策略以調節情緒，也有一點壓抑情緒的傾向，面臨逆境時還算符合徬徨無助、丟臉憤怒之感受，還算能用積極處理和調適轉移的策略因應逆境，也還算能從逆境中建構積極信念和領悟磨練之意義。 二、樂觀與逆境感受(N=1033, r=-.320)呈顯著負相關，而與逆境因應(N=1033, r=.558)、意義建構(N=1033, r=.572)呈顯著正相關。 三、調節焦點的求成取向與逆境因應(N=1033, r=.316)及意義建構(N=1033, r=.400)呈顯著正相關；避敗取向與逆境感受(N=1033, r=.266)、逆境因應中的消極處理(N=1033, r=.193)呈顯著正相關。 四、情緒調節的重新評估與逆境因應(N=1033, r=.339)、意義建構(N=1033, r=.407)呈顯著正相關；壓抑與逆境因應中的消極處理(N=1033, r=.118)呈顯著正相關；沉著冷靜與逆境感受(N=1033, r=-.168)呈顯著負相關，與逆境因應(N=1033, r=.430)及意義建構(N=1033, r=.428)呈顯著正相關。 五、逆境感受與恢復力(N=1033, r=-.255)、創新行為(N=1033, r=-.156)、創造力自我效能(N=1033, r=-.184)呈顯著負相關；逆境因應與恢復力(N=1033, r=.327)、創新行為(N=1033, r=.366)、創造力自我效能(N=1033, r=.362)呈顯著正相關；逆境意義建構與恢復力(N=1033, r=.338)、創新行為(N=1033, r=.314)、創造力自我效能(N=1033, r=.306)呈顯著正相關。 六、樂觀中的正向結果預期和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的調節焦點、沈著冷靜的情緒調節與調適轉移的逆境因應策略對恢復力有正向預測力，而避敗取向的調節焦點與徬徨無助的逆境感受對恢復力有負向預測力；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沈著冷靜與積極處理的因應策略對創新行為有正向預測力，而避敗取向與徬徨無助對創新行為有負向預測力；正向結果預期、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沈著冷靜與積極處理對創造力自我效能有正向預測力，而避敗取向與徬徨無助對創造力自我效能有負向預測力。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對教學與輔導實務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低成就學生的情緒調節對學業情緒與偏差行為之影響，並探討青少年學業情緒、情緒調節與外顯偏差行為及自傷行為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使用「學業情緒量表」、「情緒調節困難量表」、「偏差行為量表」與「自傷行為量表」作為研究工具，並以國中一年級作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141人，男生81人，女生60人）進行調查。以學生國一入學時智力測驗所得的智力成績，預測學生學業成就分數。實際學業成就分數：利用學生95學年度上學期的總成績，經過標準化得到一學業成就的標準化T分數來代表學生的學業成就值。當學生實際成就值低於預測成就值1/2個估計標準誤時稱為「低成就」。以此方式將受試者分為「一般成就」與「低成就」兩組。調查結果分別採用描述統計、t 考驗、共變數分析、積差相關、與階層迴歸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 低成就學生有較多的負向學業情緒及較少的正向學業情緒。 二、 「使用有限的情緒調節策略」與「缺少情緒覺察能力」越多的低成就學生，越容易有負向學業情緒產生。 三、 低成就學生較不覺察自己的情緒，但卻容易表達自己心中的想法。 四、 排除控制性別因素後，低成就學生並未有更多的偏差行為。 五、 學業成就與自傷行為的關聯並未顯著。 六、 學生的正向學業情緒越多偏差行為就越少，情緒覺察能力越高的低成就學生偏差行為就越多。 七、 低成就學生的自傷行為與有限的情緒調節策略關係密切。 基於以上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教育與輔導實務工作及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教育、輔導與研究在執行上之參考。

本研究旨在探討玩興、情緒調節能力、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力之關係。首先，對學前幼兒的問題解決能力進行瞭解，再分別探討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力、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力之相關。其次，進一步分析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力與親子互動關係四者在問題解決能力上的交互作用情形。最後，探討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力與親子互動關係對問題解決能力的預測力。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以「幼兒玩興量表」、「幼兒行為問卷」以及研究者改編之「親子互動關係量表」與修訂之「幼兒問題解決能力量表」作為主要研究工具，並以立意取樣從台北市54個公立幼稚園大班中，每班選取5名五足歲幼兒為研究對象，共發出270份問卷進行調查，回收有效樣本為179份，回收率為66%，隨後使用SPSS14.0統計軟體進行描述統計、內部一致性、皮爾森積差相關、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逐步多元迴歸等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結果： 壹、學前幼兒在問題解決能力量表上的得分大致為中等，且信心因素比起分析問題、決定兩因素得分為高。 貳、情緒調節能力、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力皆有顯著的正相關，且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程度最高。 參、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力、親子互動關係等四個因素在問題解決能力上並沒有交互作用存在。 肆、情緒調節能力的「壓抑控制」與親子互動關係的「情感性」兩者皆能有效預測問題解決能力，且情感性比壓抑控制更能有效預測問題解決能力。

本研究旨在了解大學生的演說焦慮情形，並探討背景變項、幽默感、情緒調節與演說焦慮的關係以及演說焦慮與創造力、職業選擇的關係。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公私立大學的學生為抽取對象進行施測，有效問卷共863份(男290人，女573人)。研究工具包括「演說焦慮量表」、「情緒調節量表」、「幽默因應量表」、「創新行為量表」、「職業選擇量表」。所得資料採用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描述統計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多元迴歸分析、典型相關分析、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結果如下： 1.有半數以上的大學生認為自己有演說焦慮。在性別方面，女生較男生容易感到演說焦慮，而男生會運用互動幽默的策略來降低焦慮。在地區方面，南部大學生比北部大學生容易感到演說焦慮。 2.在情緒調節方面，愈傾向使用重新評估和沈著冷靜策略，則愈少感受到演說焦慮，也愈會用正向的因應策略，並較能從過去的焦慮演說經驗中獲得正向的影響。而愈傾向使用壓抑策略，則愈常在演說時感受到身心緊張與準備不足，也愈會用負向的因應策略，並且也愈會從過去的焦慮演說經驗中獲得負向的影響。 3.大學生愈傾向使用幽默來因應生活和困境，或是愈會在社交場合和一般生活中創造出幽默的想法或行為，則愈會使用較正向的演說焦慮因應策略，並愈能從過去的焦慮演說經驗中獲得較正向的影響。大學生愈傾向使用幽默來因應生活，則愈少感受到演說焦慮，也愈會使用較正向的演說焦慮因應策略，並愈能從過去的焦慮演說經驗中獲得較正向的影響。 4.大學生愈不會感受到演說焦慮，則其創新行為與創意擴散會愈高。大學生的演說焦慮因應和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愈正面，其創新行為與創意擴散會愈高。 5.大學生愈容易感受到演說焦慮，則會較傾向選擇不需要公開發言的工作。在演說焦慮因應和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愈正面，則會傾向於選擇需要公開發言的工作。 6.在以情緒調節和幽默感預測演說焦慮的多元迴歸模式中發現，情緒調節方式愈傾向沈著冷靜，且在生活和困境中會以幽默來因應、並能在社交場合創造出幽默的想法或行為，則其演說焦慮感受會愈低；情緒調節方式愈傾向重新評估、沈著冷靜，愈不傾向使用壓抑的方式，且在生活中會使用幽默來因應、並能在一般生活中創造出幽默的想法或行為，則其演說焦慮因應會愈正向；情緒調節方式愈傾向重新評估、沈著冷靜，愈不傾向使用壓抑的方式，且在生活中會使用幽默來因應、並在一般生活中創造出幽默的想法或行為，則其演說焦慮因應和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會愈正向。 7.在以演說焦慮為自變項，創新行為做為依變項的多元迴歸模式中發現，演說焦慮因應和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愈積極正向，則愈容易有創新行為。在以演說焦慮為自變項，創意擴散做為依變項的多元迴歸模式中發現，演說焦慮感受愈低、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愈正向，愈容易有將創意擴散給其他人。在以演說焦慮各變項為自變項，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為依變項的多元迴歸模式中發現，愈容易出現演說焦慮感受、而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愈負向，愈傾向選擇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在以演說焦慮各變項為自變項，逃避需要公開說話的工作為依變項的多元迴歸模式中發現，演說焦慮感受愈低、演說焦慮因應和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愈正向，則愈傾向尋求需要公開發表的職業選擇。 8.在以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各變項為自變項，創新行為做為依變項的多元迴歸模式中發現，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愈正向、情緒調節方式愈傾向壓抑、並能在社交場合和一般生活中創造出幽默的想法或行為時，愈容易出現創新行為。在以情緒調節、幽默感、演說焦慮各變項為自變項，創意擴散做為依變項的多元迴歸模式中發現，演說焦慮感受愈低、演說焦慮經驗影響愈正向、社交場合創造和一般生活創造並能在社交場合和一般生活中創造出幽默的想法或行為時，愈容易將創意擴散或分享給其他人。 最後，本研究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進行討論，並對實務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discover the extent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speaking anxiety (PSA) and to investigate how the college students’ public speaking anxiety (PSA), sense of humor, and emotion regulation related to creativity and career choice. Eight hundred and sixty-three college students (male = 290, female = 573) completed a self-report survey which consists of five instruments: Public Speaking Anxiety Scal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Humor Coping Scale, Creative Behavior Scale, and Career Choice Scal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ore than 50% college students reported having PSA. Female students reported more PSA feelings than did male students. During the speaking, male students use more skills such as interacting with audience to lower their anxiety than did female students. The more students preferred to use reappraisal or calm dow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the less public speaking anxiety they felt, the more they used positive strategies such as preparing before speaking to reduce anxiety, and the more they learned from past speaking experience to have sufficient preparation, take the audience into consideration, etc for their future public speech. Students having lower PSA and coping with life events with a sense of humor in their life had more creative behavior and diffusion of creative ideas, and preferred to choose jobs requiring public speech. Suppression was found to b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use of active PSA coping strategies. Use of active PSA coping strategies were found to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nse of humor, creativity and jobs requiring public speech.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 一、探討成就目標理論最新的發展趨勢。 二、探討考試焦慮在自我調節的學習策略中的內涵意義。 三、探討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三者對學業表現的影響。 四、建構出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學業表現四者間的因果模式。 五、歸納研究結果，做為老師教學與輔導之參考，並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以多階段叢集抽樣方式進行，分別在全省北中南東四區各抽取3至4個縣市，每個縣市再隨機抽取一個學校，共抽得14個學校，每個學校再隨機抽取國一、國二、國三各一班，共計樣本1332人。調查工具有三，其一為Elliot & McGregor（2001）編製的「成就目標量表」、其二為改編自吳靜吉、程炳林（民81）修訂Pintrich, Smith, & McKeachie（1989）所編的「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MSLQ）而成的「學習策略量表」、其三為余民寧（民92）所編製的「考試焦慮量表」。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多元回歸分析、典型相關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式SEM加以處理。 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一、國中生具有多種成就目標，教師需妥善引導。 二、國中生情緒調節能力稍弱，而以男生、高年級、北部學生最差。 三、認知焦慮較情緒焦慮對數學成績的影響力大，女生尤其較男生具有更高的認知焦慮。但是情緒焦慮對一年級的影響較其他年級大。 四、國中一年級學生相對於其他年級有較多的目標導向及較高的情緒焦慮，而在認知焦慮上各年級無差異。 五、在四種成就目標上，都是高焦慮組較高。在學習策略上，高焦慮組在一般認知、資源經營策略上較高，但在情緒調節上則以低焦慮組較高。在數學成績的比較上，低焦慮組較高。 六、對數學成績最具預測效果的因素有四：趨向精熟目標、認知評價過程及資源經營策略、考試焦慮中的認知焦慮。 七、逃避精熟目標、認知焦慮、情緒調節三者關係密切 八、考試焦慮與學習策略間具負向回饋圈特性，可以解釋兩者間無關的事實。 九、成就目標與學習行為的關係模式經修正後可適配，但模式不夠精簡。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各項建議，以供教學實務上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詞：成就目標、學習策略、考試焦慮、情緒調節、結構方程模式 / The Relationship of Achievement Goals and Learning Behavior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is to: 一、discus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trends of achievement goals theory. 二、discuss the implication of test anxiety in self-regulatory learning strategy. 三、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achievement goals,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test anxiety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四、construct the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 among achievement goals, learning strategies, test anxiet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五、induce the outcome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to submit a little suggestion as reference to teaching, guidance, and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The present research adop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multiple-staged cluster sampling. First of all, sampling 3~4 cities or counties for each of four regions in Taiwan (including the north, the central, the south, and the east regions of the country). Then one junior high school was sampled for each cities and counties mentioned above. Finally, 14 schools were sampled. For each of those schools, one class of each grade was sampled, yielding a total of 1332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tools of the present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three. The first one was “achievement goals inventory” made by Elliot & McGregor (2001). Another one was “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LQ) made by Pintrich, Smith, & McKeachie (1989), but the present research use its Chinese version revised by Wu & Cherng (1992). The other was “test anxiety inventory” made by Yu (2003). The raw data collected after the survey was handl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canonic correlation and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 The conclusions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are: 一、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multiple achievement goals, so teachers have to guide them carefully. 二、In contrast to the other three learning strategie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weaker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specifically, male, senior, and the north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the weakest. 三、Cognitive test anxiety has more influence on math than what the emotionality component does. Females have higher cognitive test anxiety than male, and emotionality component has more influence on juniors than the others. 四、In contrast to the other two grades, juniors have more diverse achievement goals and higher emotionality component, however, there is no difference of cognitive test anxiety among three grades. 五、Regarding the comparison between high and low test anxiety groups, the high one scored higher in multiple achievement goals, and general cogni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but scored lower in emotion regulation of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math. 六、The best effect predictors of math scores were mastery-approach achievement goal, and cognitive appraisal process, resource management of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cognitive test anxiety. 七、Mastery-avoidance achievement goal, cognitive test anxie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of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were closely related. 八、There is a negative feedback loop between test anxiety and learning strategy, which explains the low correlation between test anxiety and learning strategy. 九、SEM for the relationship of achievement goals and learning behaviors can fit the raw data collected well after modification by modification index, but the model is not parsimonious enough.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outcome, the present research submits a little sugges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gives some advice for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Key words: achievement goals, learning strategy, test anxiety, emotion regulation,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本研究旨在探討研究生的希望信念、師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情與情緒調節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這些變項對學術動機的影響。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公、私立研究所1028位研究生為研究對象，其中包含366位男性、662位女性。研究工具包括希望量表、師徒功能量表、意義建構量表、學術熱情量表、情緒調節量表與學術動機量表。本研究採用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與潛在變項模式分析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發現陳述如下： 一、 以希望信念、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為自變項、以學術熱情與情緒調節能力為中介變項、以學術動機為依變項所建構的路徑模式獲得支持。亦即學術熱情與情緒調節能力會直接影響學術動機；希望信念、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能力則會透過學術熱情與情緒調節能力間接影響學術動機。 二、 參與研究生具有希望信念、知覺到良好的師徒功能、具備意義建構與情緒調節能力、擁有學術熱情與動機。 三、 男性研究生的學術動機高於女性研究生。 四、 已畢業之碩士生的希望信念、所知覺到的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能力均優於全職碩士生。 五、 博士生的希望信念、所知覺到的師徒功能、意義建構能力、學術熱情、情緒調節能力與學術動機皆優於碩士生。 六、 教育學院研究生之希望信念與學術熱情皆高於工學院研究生。 最後，根據本研究主要發現提出若干意見，以提供相關單位與人員在教育以及學術研究上之參考。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of graduate students’ belief in hope, perceived mentoring function, ability of meaning making, academic passion, and ability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further, how these variables might influence their academic motivation.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1028 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 Among the participants, 366 were males and 662 were females. Moreover, the employed instruments included the Inventory of Hope, the Inventory of Mentoring Function, the Inventory of Meaning Making, the Inventory of Academic Passion, the Inventory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he Inventory of Academic Motivation.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by one-way MANOVA and SEM.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graduate students’ academic passion and ability of emotion regulation had direct effects on their academic motivation; moreover, the graduate students’ belief in hope, perceived mentoring function, and ability of meaning making had indirect effect on their academic motivation via academic passion and ability of emotion regulation. 2. The graduate students had an above-average level of belief in hope, academic passion, and academic motivation. Moreover, they perceived good mentoring function and had good ability of meaning making as well as emotion regulation. 3. Males had stronger academic motivation than females. 4. Graduated students had stronger belief in hope, perceived better mentoring function, and had better ability of meaning making than full-time students. 5. Doctoral students’ belief in hope, perceived mentoring function, ability of meaning making, ability of emotion regulation, academic passion, and academic motivation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master students. 6. Graduate students in College of Education had stronger belief in hope and academic passion than those 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Finally,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a few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過去研究顯示負向情緒會干擾夜間睡眠，預期可有效降低負向情緒的情緒調節策略應有助於睡眠，然而，認知再評估策略對睡眠的影響卻未有一致的研究結果，此可能受限於過去研究多以問卷測量認知再評估策略的使用偏好，卻未測量個體使用策略的能力，亦即認知再評估策略的調節效果。本研究透過實驗室典範測量認知再評估能力，主要探討個體使用認知再評估策略的能力是否會影響個體於夜間情緒調節的效果，以及再評估策略於睡前之適用性。本研究受試者共24位，包含11名男性與13名女性，平均年齡為22歲。受試者皆依序經歷引發和調節負向情緒的實驗情境與中性情境兩個夜晚，並以主觀問卷與客觀生理反應測量受試者使用認知再評估策略調節情緒的表現，及對其後續睡眠的影響，在兩晚作業結束後，受試者會回到實驗室進行認知再評估能力測量作業。研究結果發現，認知再評估能力佳者於實驗晚的情緒調節表現較佳，在能力指標中，正負向與憤怒感調節佳者，其睡前生理激發度增加量較低、入睡前高頻腦波相對功率較低，且較不會高估入睡耗時；此外，運用再評估策略會增加較高情緒控制感者，入睡後高頻腦波相對功率較低，且實驗晚所增加的入睡耗時較低。整體來說，負向情緒會干擾後續睡眠，於正負向指標上調節能力佳者較可減少其主觀失眠困擾度，且使用再評估策略後有較高情緒控制感者，較可彈性的運用再評估策略。 / Negative emotion has been showed to interfere with sleep, therefore effective emotion regulation to reduce negative emotion prior to sleep could be beneficial for sleep. Cognitive reappraisal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an effective and adaptive 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y, but previous studies had inconsistent findings about the impact of reappraisal on sleep. A study has even found that insomnia patients had a higher frequency to use reappraisal in comparison to good sleeper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used self-report measure of an individual's tendency to use reappraisal.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frequency of using reappraisal did not correlate with the ability to use reappraisal as measured by reduction of stress reactivity after standard laboratory challenge.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impact of pre-sleep reappraisal on sleep onset process depends on individual's cognitive reappraisal ability (CRA). Twenty-four normal sleepers were recruited (male:11, female:13, average age: 22 years). Participants came to sleep laboratory for two experimental nights and one daytime reappraisal ability evaluation. For the two experimental nights, participants did a cognitive task and got two different feedbacks for the two conditions: either a neutral feedback (baseline condition night) or a negative feedback (experimental condition night).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use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to reduce negative emotion after getting negative feedback. The change of subjective emotion ratings and physiological reaction were measured during the presleep task. Polysomnographic recording and subjective ratings of sleep onset experience was conducted for the sleep onset process analysis. During the daytime session, the ability of the participants to use reappraisal was measured with physiological reactivity to a standard laboratory challenge with anger-inducing fil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 experimental night, participants with high CRA in reducing emotion valence exhibited better emotion regulation outcomes, less presleep somatic arousal increments, lower beta power before falling asleep, and less overestimation of their sleep onset latency (SOL). Besides, participants with high CRA in reducing dominance of emotion exhibited shorter emotion regulation time, lower beta power after falling asleep, and lesser SOL increments.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that reappraisal ability would determined whether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is adaptive for presleep emotion regulation; those individuals with better CRA in reducing dominance of emotion might have more flexibility in applying reappraisal strategy.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拖延行為及其相關因素，共分成以下三個研究： 研究一的目的是編製一份拖延行為量表及拖延時感受量表。在拖延行為量表方面，區分為「學業拖延量表」及「一般拖延量表」兩種。 研究二的目的是探討時間觀、成就目標與拖延行為的關係。其中，在時間觀部分，包含有「未來」、「現在快樂主義」、「現在宿命論」、「過去－正向」、「過去－負向」五種時間觀取向；而「成就目標」則分成「趨向精熟」、「趨向表現」、「逃避精熟」、「逃避表現」四種目標導向。除此之外，本研究亦針對不同性質任務的拖延情形及性別、年級、是否有兼職或打工、創新行為與拖延行為、拖延時感受的關係，進行探討。 研究三的目的是探討拖延行為、情緒調節與拖延時感受的關係。其中，情緒調節部份分成「重新評估」及「壓抑」兩種調節方式。 經由統計分析的結果，各研究有以下的發現： 研究一以大學生為對象，有效樣本277人，扣除性別漏填3人，男有88人，女有186人。經由主成份分析結果，拖延行為量表中的「學業拖延量表」、「一般拖延量表」均為單一因素的量表，並且該兩種量表在內部一致性的信度分析方面，Cronbach α值分別為.70（學業拖延量表）、.90（一般拖延量表），在效標關聯效度方面，也均與「自我概念」、「學業成績表現」呈顯著負相關（r=-.21&#12316;-.33，p<.001）。而「拖延時感受量表」經因素分析結果共得「自圓其說」、「自責後悔」、「僥倖心理」、「自我調適」、「灰心逃避」五個因素，這五個因素在內部一致性的信度分析方面，除了「自我調適」分量表（3題）的Cronbach α值為.56外，其他四個因素的α值則介於.74&#12316;.82之間。 研究二也是以大學生為對象，有效樣本541人，扣除性別漏填1人，男有193人，女有347人。利用研究一所編製的量表進行施測，結果發現無論是在學業拖延或是一般拖延上，約有50﹪以上的人認為自己的拖延情形在中間程度（五點量表，中數為3）以上；而在拖延時感受部分，人在拖延時最常出現的感受是「自責後悔」（M=3.60，SD=.70）與「自我調適」（M=3.52，SD=.65）。在不同性質任務的拖延程度上，「自己不想做但又必須做的事情」最會拖延（M=2.99，SD=.84），「自己想做也喜歡做的事情」最不會拖延（M=1.95，SD=.70）。而「性別」、「是否有兼職或打工」在拖延程度上並無顯著的差異存在；但是，在拖延時的感受部分，男生在拖延時比女生較常感到「自圓其說」，女生則比男生在拖延時較常感到「自責後悔」；「沒有兼職或打工」的人比「有兼職或打工」者在拖延時較常感到「自圓其說」。至於，拖延行為與創新行為的關係，拖延程度越高的人創新行為的表現越低；而拖延時較少感到「自我調適」，或較常感到「灰心逃避」的人，其創新行為表現也較低。 在時間觀、成就目標與拖延行為關係方面，除了時間觀中的「未來」時間觀與拖延行為呈顯著負相關（r=-41、-.47，p<.001）之外、「現在快樂主義」與「過去－負向」兩種時間觀則均與拖延行為呈正相關（r=.08&#12316;.20，p<.05），亦即時間觀越是「現在快樂主義」、「過去－負向」，越不是「未來」取向者，其拖延的情形越高。至於，成就目標與拖延行為的關係，無論是「趨向精熟」、「趨向表現」、「逃避精熟」還是「逃避表現」的目標導向，則或多或少均與拖延行為呈負相關（r=-.13&#12316;.22，p<.01）；但是，成就目標對拖延行為的影響，則因為時間觀的作用達顯著時而式微。 研究三則以研究一所編製的量表對研究二的樣本進行分析，主要想要了解情緒調節是否能作為拖延行為與拖延時感受的調節變項。應用階層迴歸分析的結果發現，基本上情緒調節與拖延行為對拖延時感受的影響並無顯著的交互作用存在。但是，若從情緒調節、拖延行為對拖延時感受的主要效果來看，兩者則分別對拖延時感受具有不同顯著的影響。以拖延行為對拖延時感受的影響來看，拖延程度越高的人在拖延時越常感到「僥倖心理」、「灰心逃避」、「自圓其說」。而以情緒調節對拖延時感受的影響來看，情緒調節越是以「重新評估」方式來調節的人，在拖延時則越常感到「自責後悔」、「自我調適」，越不會感到「自圓其說」、「灰心逃避」；情緒調節若越是以「壓抑」方式來調節的人，在拖延時則越常感到「自圓其說」。除此之外，本研究也發現，「重新評估」的情緒調節方式與學業拖延呈正相關（r=.09，p<.05），但是相關不大；而且若從時間觀與情緒調節的關係來看，「重新評估」情緒調節方式與「未來」、「現在快樂主義」時間觀呈正相關（r=.21&#12316;.27，p<.001），與「過去－負向」時間觀呈負相關（-.15，p<.001）。可見，這樣的結果與研究二中時間觀與拖延行為的關係加以對照來看，「重新評估」可能不是影響一個人是否經常學業拖延的直接原因，真正影響的是他站在怎樣的時間觀取向下來進行「重新評估」的情緒調節。 綜合三個研究結果，我們獲得以下幾個主要結論：（一）本論文所編製的學業拖延量表、一般拖延量表及拖延時感受量表，無論是在信、效度上均是可以接受的，可作為測量個體拖延程度與輔導其拖延問題的參考工具。（二）拖延已是大學校園內普遍的一種行為，而這種行為的程度並不因「性別」或「是否有兼職或打工」而有所不同；真正影響一個人是否經常拖延的原因主要與個體的時間觀取向有關，當一個人的時間觀越是傾向於「未來」時間觀，越不傾向於「現在快樂主義」、「過去－負向」的人，則越少拖延。（三）當任務是自己想做也喜歡做時，大學生比較不會拖延；相反地，當任務是自己不想做但又必須做時，大學生則比較會拖延。（四）雖然性別、是否兼職或打工在拖延行為程度上並無顯著的差異；但是，在拖延時感受的比較上，男生在拖延時比女生較常感到「自圓其說」，女生則比男生較常感到「自責後悔」，而沒有兼職或打工的學生則比有兼職或打工的學生在拖延時較常感到「自圓其說」。（五）拖延程度越高的人，在拖延時越常感到「僥倖心理」、「灰心逃避」、「自圓其說」。（六）情緒調節越是傾向以「重新評估」方式來調節的人，在拖延時越常感到「自責後悔」、「自我調適」，越少感到「自圓其說」、「灰心逃避」；而情緒調節越是以「壓抑」方式來調節的人，在拖延時則越常感到「自圓其說」。（七）拖延行為程度越高的人，其創新行為的表現也越低。 最後，本論文根據以上的研究發現，進行綜合討論與結論，並據以對學校、輔導及未來研究提出相關的綜合建議。 關鍵字：拖延、學業拖延、一般拖延、拖延時感受、創新行為、時間觀、成就目標、情緒調節。 /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explores procrastination through three studies. Study 1’s objectives are to develop inventories about procrastination. The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include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Study 2’s objectives are to explore relationships among time perspective（TP）, achievement goals and procrastination. The five factors of TP include future, present-hedonistic, present-fatalistic, past-positive and past-negative orientations（Zimbardo ＆ Boyd, 1999）. The achievement goal variable includes a 4-dimensional goal orientation: approach-mastery, approach-performance, avoidance-mastery and avoidance-performance（Elliot ＆ McGregor, 2001）.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a）procrastination of different tasks, b）the difference of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s and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based on different variables such as sex, grades, whether or not the students have part-time work, and c）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rastination and innovative behaviors（Scott ＆ Bruce, 1994）. Study 3’s objectives are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ocrastinatio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The two forms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clude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Gross ＆ John, 2003）. The following are some findings based on the three studies: In study 1, the participants were 277 college students（88 males, and 186 females）.The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Results yielded the following: 1）Both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were unidimensional scales. The former’s reliability was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of .70 and the latter’s was .90. Two scales were related negatively to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elf-concept（r=-.21&#12316;-.33, p<.001）. 2）Items of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were divided into five factors. These five factors were labeled as excuse-making（4 items, α=.82）, self-blame and regret（4 items, α=.74）, wishful thinking（3 items, α=.78）, self-adaptation（3 items, α=.56）, and dejection and avoidance（2 items, α=.78）. In study 2, the subjects were 541 college students（193 males, and 347 females）.All participants were measured by inventories developed in study 1. Results yielded the following: 1）More than 50﹪of students reported that their procrastination was higher than middle level. 2）People procrastinated more with tasks that they have to do but do not want to do; and less with tasks that they want to do and like to do. 3）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procrastination and sex, or whether or not the students have part-time work. However, males were more inclined to excuse themselves than females when they were procrastinating. In contrast, females were more inclined to blame themselves and feel regretful than males when they were procrastinating. Non-part-time workers were more inclined to excuse themselves than part-time workers when they were procrastinating. 4）People with higher procrastination levels tended to have lower score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5）People with higher scores of future orientation, lower present-hedonistic TP and past-negative TP tended to have lower procrastination levels. In study 3, study 2’s participants were also part of study 3. The study primarily aimed to understand how “emotion regulation” functions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crastination level and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Basically, we did not fi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crastination level and emotion regulation to explain variance of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However, when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rocrastination level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dividually, both variable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variance of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When the analyzing between procrastination level and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people with higher procrastination levels tended to have higher scores of wishful thinking, dejection and avoidance, and excuse-making when they were procrastinating.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people with higher reappraisal scores tended to have higher scores of self-blame and regret, higher scores of self-adaptation, lower scores of excuse-making, and lower scores of dejection and avoidance. Further, people with higher suppression scores tended to have higher scores of excuse-making.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emotion regulation by reappraisal was marginally related to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r=.09,p<.05）; but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P and emotion regulation, we found that reappraisal was related positively to future TP（r=.21, p<.001） and present-hedonistic TP（r=.27, p<.001）, and related negatively to past-negative TP（r=-.15, p<.001）.Therefore, in contrast with point 5 in the results of study 2 in this dissertati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may not be directly affected by reappraisal. In f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ppraisal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was determined by one’s TP. Through the results of above three studies. From this dissertation 7 key points were concluded: 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rocrastination inventories which were developed in this dissertation were acceptable. Therefore, these inventories could be used when we want to measure one’s procrastination level and to resolve problems of procrastination. 2）Procrastination was a common behavior in campu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procrastination level and sex, or whether or not the students have part-time work. Procrastination level was mainly affected by one’s TP. People with higher scores of future orientation, lower scores of present-hedonistic and past-negative TP tended to exhibit greater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3）People procrastinated more with tasks that they have to do but do not want to do; and less with tasks that they want to do and like to do. 4）There were differences when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were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sex or whether or not the students have part-time work. Males were more inclined to excuse themselves than females when they were procrastinating. Females were more inclined to blame themselves and feel regretful than males when they were procrastinating. Non-part-time workers were more inclined to excuse themselves than part-time workers when they were procrastinating. 5）People with higher procrastination levels were more inclined to have scores of wishful thinking, dejection and avoidance, and excuse-making when they were procrastinating. 6）People with higher reappraisal scor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tended to have higher scores of self-blame and regret, higher scores of self-adaptation, lower scores of excuse-making, and lower scores of dejection and avoidance. People with higher suppression scor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tended to have higher scores of excuse-making. 7）People with higher procrastination level tended to exhibit lower scores of innovative behavior. Key words: procrastinati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feelings when procrastinating, innovative behavior, time perspective（TP）, 2×2 achievement goal, emotion regulation

本研究旨在探索自我傷害行為的動機、相關現象與情緒調節功能，並以此為基礎釐清該行為的情緒內涵，包括正向情緒強度特質、負向情緒強度特質、平靜滿足、經驗迴避程度及情緒調節能力。此外，本研究以因素分析探索自傷動機的分類，並以此分類結果為基礎，探討不同自傷動機所引發的情緒種類、情緒強度是否有所不同，在自傷行為的進行方式、次數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並瞭解其無法適當應用的情緒調節能力為何。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對象為839位私立高中職生，包括日間部與夜間部，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分析、卡方檢定、相關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相依樣本t檢定、因素分析、邏輯迴歸分析和階層迴歸分析進行處理。 本研究主要結果如下：首先支持自傷行為具有負向情緒調節的功能，而經驗迴避對於自傷行為的影響有限。其次，將自傷動機進行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可以將其分為四類：人際影響、負向感受的因應、避免失控和負向自我評價。在區分是否有自傷行為部分，情緒調節困難的不接納與無助能夠有效解釋自傷行為的有無；在影響自傷行為的頻率部分，自傷動機的強度與情緒調節困難的衝動失控能夠有效解釋自傷頻率的多寡。此外，本研究發現不同的自傷方式與不同的動機、所處的自傷前情緒有關，且不同的自我傷害動機在情緒強度特質、情緒調節困難、負向情緒和自傷方式上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the phenomenon, and the function of deliberate self-harm behaviors(DSH), and based on these, to clarify emotional contents behind DSH, including positive affect intensity, negative affect intensity, serenity,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the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Besides,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otivations of DSH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accordingly discussed whether the affect categories and the affect intensity resulted from the motivations of DSH were different, and whether the motivations of DS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using of methods and frequencies, moreover, the emotional dysregulation. The study was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and the participants were 839 students from a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 , including vocational schools. Data obtained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t-test, factor analysis (FA),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First,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at DSH has regulative function on negative affect,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influenced DSH limitedly. Second, according to factor analysis, the motivations of DSH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negative affect modulation, control, and negative self-evaluation. Moreover, nonacceptance of the emotion dysregulation could successfully distinguish students with DSH from students with no history of DSH in the past 1 year. Both intensity of motivations and impulse of the emotion dysregulation could reliably predict DSH’s frequency. Finally, different methods of DSH correlated to different motivations and different emotions before DSH, and there wer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of affect intensity, emotion dysregulation, and methods depends on different motiv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