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的關係，以作為提升學校效能的參考。為達此目的，經由瞭解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的現況，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下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的差異情形，並分析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在研究步驟方面，首先經由文獻探討建立研究的理論基礎，其次採用問卷調查方法，抽取臺北縣公立國民小學66校，共598位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回收經整理有效問卷為470份，回收率為79%。資料輸入電腦後以SSPS for Windows 及LISREL軟體進行次數分配、平均數與標準差、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法 (Scheffé Method) 法進行事後比較、Pearson’s積差相關與結構方程模式(SEM)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獲得的結論如下： 一、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均屬中高良好情形。 二、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會因教師年齡、年資、職務、學校規模、校長資訊素養、校長學歷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至於教師性別、學歷、學校歷史，則沒有差異。 三、臺北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會因教師年齡、年資、職務、學校規模、學校地區、校長資訊素養、校長學歷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至於教師性別，則沒有差異。 四、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間具有顯著正相關。 五、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對學校效能具有正向的影響。 根據結論本研究提出如下的建議：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在校長培育課程中列入科技領導相關課程，安排校長科技領導知能培訓，加強現職校長科技領導能力。 二、將校長科技領導列入校務評鑑與學校自我評鑑項目，引導科技領導於學校中實施。 三、設立校長進修制度，鼓勵校長進修，提升校長資訊素養與學歷，以增進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 貳、對國民小學校長之建議 一、充實科技領導知能，兼顧科技領導各內涵層面，於學校中實施科技領導。 二、善用溝通技巧，暢通溝通管道，做好人際關係與溝通，以利科技領導於學校中實施，並提升學校效能。 三、做好科技領導的評鑑與研究，因應領導角色新典範的來臨。 參、對後續相關研究之建議 一、進行不同職務對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之探究，深化相關影響因素之瞭解。 二、擴大不同階段學校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厚實科技領導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科技領導、學校效能、結構方程模式

隨著台灣電信民營化，手機不再是政商名流的專屬用品。近年來，手機市場的年齡層有日漸年輕化的趨勢，人手一機、人手兩機早已成為台灣普遍之現象。為了在競爭激烈的手機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許多手機廠商開始重視品牌的經營。手機廠商尋求產品差異化的同時，也不斷以整合行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的方式經營消費者心目中的手機品牌。本研究即在探討台灣手機廠商在實行整合行銷傳播時，對手機品牌權益的影響。 過去的研究多在探討廣告主或代理商如合整合媒體使用，較少從消費者端品牌權益的角度，了解整合行銷傳播績效的影響。本研究採取Duncan(1999)提出的過程管制績效為中介變數，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探討整合行銷傳播對手機品牌權益的影響。 研究發現，IMC技術層面傳播工具的使用，會對IMC的過程管制績效產生正面影響。消費者接收到手機品牌整合行銷傳播技術的程度愈高，消費者對企業內部一致性、互動性及任務性的觀感愈好。此外，IMC傳播工具的使用，愈能達成過程管制績效中一致性、互動性及任務性的效果，則消費者對手機的品牌權益愈具有正向態度。 實證結果顯示，IMC過程管制績效乃IMC技術與手機品牌權益間的中介變數。針對研究發現提出策略建議如下： (1) 手機業者可透過擴大整合行銷傳播工具的使用程度，來增加與消費者的接觸 機會，進而提升整合行銷傳播的過程管制績效。 (2) 手機廠商在擬定整合行銷傳播策略時，必須著重所有傳播工具所傳達給消費者「綜效」的感受，即本研究過程管制績效的三項指標：一致性、互動性與任務性。 (3) 整合行銷傳播技術的使用，必須透過過程管制績效來影響手機品牌權益。因此，手機廠商若想提升手機品牌權益，必須使IMC技術達到IMC過程管制績效。

本研究旨在針對現今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相關進行探討。本研究從正向心理學的角度出發，而樂觀就是以正向的結果預期來看待事情，讓我們在生活中充滿信心與活力。另外，國內學者為了打造創造力國度所推動的相關活動，都證明了創意氛圍已經在我們生活中逐漸擴散。因此我們企圖了解國內大學生樂觀的現況、性別差異與學業成績之關係，然後更進一步去探討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各變項之關聯，最後建構情緒調節、調節焦點、樂觀與創造力之因果模式圖。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以政治大學與中央大學210位大學生為對象進行預試，分析量表信度並進行探索式因素分析後，進行正式施測。正式施測以台灣地區公私立909位大學生為受試對象，其中男生428位，女生481位。調查工具包括：樂觀傾向量表、樂觀信念量表、樂觀影響力量表、情緒調節量表、調節焦點量表、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創新行為量表。調查所得資料再以SEM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並根據描述統計分析、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SEM結構方程式模式等統計方法進行後續資料的處理。 研究發現如下： 一、 大學生普遍來說都還算樂觀，而且面對問題情境時傾向使用重新評估與沉著冷靜來因應；在面對目標時也比較會採取追求成功的心態；此外，大學生普遍來說都還算具有創造力。 二、 大學生在樂觀增長信念、樂觀影響力方面，女生均顯著高於男生。 三、 樂觀影響力與學業成績呈現正相關；也就是個體越相信樂觀會影響其日常生活，其學業成績會越高。 四、 情緒調節中的重新評估、壓抑、沉著冷靜與樂觀傾向呈現正相關。 五、 調節焦點中的求成取向與樂觀傾向呈現正相關，而避敗取向與樂觀傾向則是負相關。 六、 樂觀傾向與創造力中的創新行為、創造力自我效能皆呈現正相關。 七、 最佳預測迴歸模式中，樂觀傾向的勇於面對挫折、情緒調節的沉著冷靜、調節焦點的求成取向、創造力自我效能、作業指標中的創意作業喜歡與創意作業表現對創新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力。 八、 因果模式中，情緒調節的重新評估、壓抑、沉著冷靜與調節焦點的求成取向對樂觀傾向為正向效果，而調節焦點的避敗取向對樂觀傾向則為負向效果；此外，樂觀傾向對創造力為正向效果。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對實務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瞭解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的現 況，並針對不同教師人口與環境變項在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的差 異情形加以探討，並分析三者之間的相關情況以及線性關係，最後提出具體建 言，以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和國民小學校長推動科技領導、落實知識管理、促進 學校效能之參考。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經分層隨機抽樣出臺灣地區新竹市、桃園縣、苗栗 縣、台中市、高雄縣、屏東縣、花蓮縣、台東縣等八縣市的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 調查和分析對象，編製「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調查問 卷」，以上述八縣市60 所公立國民小學419 位教師為樣本進行調查，以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Scheffé 事後考驗法以及Pearson 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此 外，更透過文獻探討分析建構出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的 假設模型，並利用結構方程模式加以驗證。本研究獲致之研究結論如下： 一、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均屬良好程度。 二、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會因教師職務、學校歷史、學校地區之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情形。 三、國民小學知識管理會因教師年資、職務、學校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情形。 四、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會因教師性別、年齡、年資、職務、學校地區之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情形。 五、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間具有顯著高相關。 六、本研究所提之SEM 線性關係假設模型具有良好適配度與參數估計， 而模型亦獲得驗證。 最後，本研究針對教育行政機關、國民小學校長以及未來後續研究提出下列 建議： 一、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設立校長科技領導的專業培訓課程或機構，推動辦理校長之進修課程。 (二)研訂符合國情之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指標。 二、對國民小學校長之建議 (一)重視校內教師的評鑑與研究工作以及人際關係溝通。 (二)善用校長科技領導推動學校知識管理，提升學校效能。 三、對未來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部分：建議未來的研究若於研究經費許可下，能夠再擴及更 大的抽樣樣本，以提高研究推論的程度。另本研究的調查問卷是以教師 為研究對象，呈現的是教師的觀點，建議未來可以校長為研究對象，探 討校長對校長科技領導、學校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的態度與現況，進而 比較與教師看法間的差異。 (二)研究方法部分：建議未來的研究可輔以訪談法，獲取質化的研究資訊， 將使研究結果更為深入。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間之現況與真實關連，尤其是科技領導、知識管理及學校效能之結構關係，並透過結構方程模式模型分析，檢視科技領導與知識管理對學校效能之影響、模型適配度及其運用情形，最後提出具體建言，俾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國民中學校長推動科技領導，落實知識管理，以提升學校效能之參考。 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分析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模型的相關資料，建構出理論模型；並採用問卷調查法，經分層比例隨機抽樣選取臺灣地區761位國民中學現職教師為樣本，以自編「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學校知識管理及學校效能調查問卷」為工具進行調查，蒐集實徵研究資料，進行後續分析與討論後，獲致以下研究結論。 壹、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量表模型均具有良好內在品質。 一、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測量模型具有良好內在品質。 二、國民中學學校知識管理測量模型具有良好內在品質。 三、國民中學學校效能測量模型具有良好內在品質。 貳、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學校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性與影響。 一、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學校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間具有顯著的關聯性。 二、有效的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對學校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具有正面影響。 三、良好的知識管理對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及學校效能具有正面影響。 參、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模型，經實徵檢定是符合臺灣國情需要的最佳理論模型。 一、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理論模型一具有良好的適配度。 二、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理論模型二具有良好的適配度。 三、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理論模型三具有可接受的適配度。 肆、理論模型一符合理論建構與樣本對象適配性，是適用於新型態國民中學的最佳校長科技領導模型；而理論模型二具有理論穩健性與實務適用性，是適用於舊型態國民中學的最佳校長科技領導模型。 根據上述結論，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將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能力，列為校長職前與在職培訓必備課程。 二、將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整體模型之創新思維，納入校長遴選制度中。 三、將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學校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之意涵，納入學校校務評鑑。 四、設立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網路公共論壇，建構學校行政論述的新興平臺。 五、將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策略，列為教育視導重要項目。 貳、對國民中學校長的建議 一、國民中學校長經營新興學校，宜積極強化科技領導角色功能。 二、國民中學校長經營具優良傳統歷史之學校，宜彰顯校長知識管理的領導角色。 三、國民中學校長參考科技領導整體模型，具體落實科技領導、學校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 四、國民中學校長依據學校現況條件，選擇適切的科技領導模型。 五、組織國民中學校長同儕成長團隊，充實科技領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相關知能。 參、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主題方面 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將國民中學校長科技領導模型轉換為行動方案，依學校區域、規模、文化、組織成員特性等不同背景條件，隨機抽樣選擇若干所代表性學校，實地運作與觀察，據以比較其間學校異同與成效，俾更進一步驗證模型之可行性。 二、研究方法方面 後續研究可以採輔以質化的研究，諸如：透過訪談或觀察方式的個案研究探討校長科技領導，對標的團體行為模型改變的獨特性與複雜性，呈現全貌的學校效能直接及間接影響脈絡與策略。 三、研究對象方面 後續研究可採分區普查方式，以全國國民中學校長為研究對象；或擴及其他階段別教師，諸如國民小學，或高級中學，或高級職業學校；或輔以質化研究，以個案學校的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學校行政代表、教育主管機關代表等人員為研究對象。 四、研究推論方面 本研究僅以公立國民中學現職校長及教師為實證研究對象，研究結果之推論，當以公立國民中學為限，因此全面解釋並推論至所有國民中學，或可能有解釋力的誤差，至於能否適推至其他各級各類學校，有待後續進一步的研究與驗證。

本研究旨在探討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心理及行為問題之結構方程模式考驗。受試樣本為國小五年級、國中二年級及高中二年級計1050人，以心理傷害量表、負向情緒社會化量表、情緒抑制量表、兒童憂鬱量表及偏差行為量表進行施測。資料分析以性別、與年齡進行多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瞭解各變項在性別及年級上之差異。並且採結構方程模式考驗兒時情緒無效性、情緒抑制與心理及行為問題間模式之適合度。 研究結果發現，子女知覺的兒時情緒無效性、憂鬱傾向及偏差行為因性別而有不同，且隨著年齡增長，個體有越高程度的兒時情緒無效經驗、情緒抑制及心理及行為問題出現。而結構方程模式考驗證實情緒抑制為兒時情緒與憂鬱傾向間之調節因子，個體形成憂鬱傾向前，會先形成長期依賴情緒抑制策略。但此模式在兒童樣本並不鎮定，顯示兒童尚處於情緒分化及成熟階段，因應情緒策略逐步在此成形，而國中和高中樣本模式皆相當穩定，顯示國中以後個體因應策略已發展完成。偏差行為則不符合模式考驗，路徑分析發現在心理傷害與偏差行為間存在直接路徑，意即可由早期心理傷害直接引發偏差行為。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及討論提出對未來研究、家庭和學校教育、以及諮商實務三方面的建議。

本研究旨在挑戰常見的內外向性單向度思維。首先，提出一個替代性假設：內外向性為雙向度之構念 ; 再者，發展出內外向性雙向度量表，並以全台北、中、南三區共1,011位大學生為施測對象。最後，透過試題分析刪減題目，並以結構方程模式（SEM）進行假設模式之驗證。 結果發現：（1）內外向性乃多向度之構念，共分為正面外向性、負面外向性、正面內向性、負面內向性四個向度。（2）「自我導向性」乃為正面內向性因素之核心構念，「活躍性」則為正面外向性因素之核心構念，有別於傳統認為「社交性」為外向性因素之核心構念。此外，本量表乃具可接受之信效度，唯效標關連效度尚待進一步驗證。 /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contesting the prevailing view of the one-dimensional construct of Introversion-Extraversion ( I-E ). The researcher first proposed an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hat I-E is a bi-dimensional construct and developed a new type of I-E inventory treating I-E as independent dimensions. The inventory was administered to 1,011 college students form Taiwan’s 3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then refined by item analysis. Finally, the data was analyzed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o verify the hypothetic model. The major findings are: (1) I-E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including Positive Extraversion (PE), Negative Extraversion (NE), Positive Introversion (PI), and Negative Introversion (NI) as four facets. (2) The core construct of PI is “Self-orientation” and that of PE is “Activeness” which is in contrast to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Sociability” as the core construct of extraversion. Besides, the 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Introversion-Extraversion has acceptab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however, the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remains to be verified.

本研究運用結構方程模式，驗證電視購物產業中，信任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電視購物產業中，特性滿意度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顧客滿意度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信任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及特性滿意度。 「品質→滿意→忠誠」此一消費者的行為模式，在電視購物產業中仍然適用。其中，特性滿意度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極大，而特性滿意度的影響來自商品、節目、促銷及服務四大構面。各個構面之間相關極高且對特性滿意度的相關差異不大，顯示每一次的交易關係，或僅僅是節目的播出、促銷訊息的傳遞以及服務的接觸，都會對顧客滿意度產生影響。 此外，研究結果發現：電視購物產業中，除了顧客滿意度之外，信任是顧客忠誠度的形成的主要前因。電視購物產業與電子商務產業類似，因為顧客無法從銷售人員的肢體動作評估其是否值得信任，也無法從店家的裝潢陳列評估店家，或是把玩商品評估商品的品質。顧客的不確定性因此增加，信任對忠誠的影響也因此增加。 從管理的意涵來看，電視購物業者當前的經營重點，應落實商品以及節目素材的管理，以避免從業人員為了業績而違反法令規範。如此才能讓顧客認為電視購物業者信守承諾，以建立顧客信任，進而產生顧客忠誠。 其次，資安議題關係到業者是否值得信賴，因此是顧客信任的另一個重要基石。對電視購物業者而言，資安的強化，除了避免違反法令所帶來的賠償風險，其實是建立顧客信任的重要投資。長期而言，對顧客忠誠以及長期利潤都會有正向的影響。

本研究旨在建構青少年藥物濫用與偏差行為之影響因素模式，並瞭解復原力如何對青少年藥物濫用與偏差行為產生影響。本研究共分為兩組，在一般組青少年的部份，以台灣地區11所國、高中職（含進修學校）1711 位青少年為研究對象;藥物濫用組則是以台灣地區13所矯治機構中，555位藥物濫用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包括衝動性人格量表、父母依附關係量表、師生互動關係量表、同儕關係量表、偏差同儕量表、青少年復原力量表、青少年偏差行為量表與藥物濫用程度量表。本研究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與結構方程模式進行資料分析。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 藥物濫用組青少年之衝動性人格、與父母之間的疏離感、所接觸的偏差同儕及其行為偏差程度顯著高於一般組。 （二） 兩組青少年和父母、教師以及同儕之間均有良好的依附與互動關係。但一般組青少年之師生互動與同儕關係顯著高於藥物濫用組。 （三） 兩組青少年皆有良好的復原力。然一般組青少年在「同理心與人際互動」及「情緒調節」的得分上較高。而藥物濫用組則是在「希望與樂觀」的面向上得分較高。 （四） 整體而言，藥物濫用組青少年之藥物渴求與藥物依賴程度並不高。 （五） 衝動性人格與偏差同儕是直接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鍵危險因子，而父母依附關係則是使得青少年偏差行為下降的保護因子。衝動性人格、師生互動關係、同儕關係以及偏差同儕會透過復原力，提高個體行為偏差的程度。僅有父母依附關係會透過復原力降低青少年的偏差行為。 （六） 藥物濫用雙模式驗證結果皆顯示復原力是直接影響青少年藥物濫用的關鍵保護因子；而偏差行為則是對青少年藥物濫用有直接影響的關鍵危險因子。衝動性人格、師生互動關係與偏差同儕都會透過復原力與偏差行為，而提高青少年藥物濫用的程度。而父母依附關係與同儕關係則是會透過復原力及偏差行為降低青少年的藥物濫用。 最後，根據本研究主要發現提出若干意見，以提供相關單位與人員在教育、犯罪矯正與學術研究上之參考。 /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the factor model of drug abuse and delinquency among adolescent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esilience on the factor model.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1711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555 youth drug offenders in prisons in Taiwan. Moreover, the employed instruments included the Inventory of Impulsive Personality, the Inventory of Mentoring Function, the Inventory of Meaning Making,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ttachment, the Inventory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the Peer Subscale of TRICA, the Inventory of peer delinquency, the Inventory of Adolescent Resilience, Juvenile delinquency Questionnaire, and the Inventory of Drug Abuse. The collected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ne-way M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SEM.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Youth drug offenders had high levels impulsivity and engaged in more delinquent behavior than the normal group; they also felt more alienated by their parents; youth drug offenders’ peers engage in more delinquent behaviors than the normal subjects. (2) Both normal subjects and youth drug offenders were perceived high levels of teacher-students interactio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good peer relationship. Nevertheless, normal subjects had stronger perceived teacher’s influence and better peer relationship than the youth drug offenders. (3) Both normal subjects and youth drug offenders had high levels of resilience; nevertheless, normal subjects outperformed the youth drug offenders on the “empathy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Youth drug offenders outperformed the normal subjects on the “hope and optimism”. (4) Youth drug offenders didn’t have high levels of drug craving, dependence, and drug abuse. (5) Adolescent impulsive personality and peer delinquency as the risk factors had direct effects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conversely, parental attachment 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s. Moreover, adolescent impulsive personality,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peer relationship, and peer delinquency had indirect effect on their delinquent behavior via resilience. (6) According to these two factor models of drug abus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peer delinquency had direct effect on drug abuse for model 1; and only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had direct effect on drug abuse for Model 2.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these two factor models, resilience were the important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drug abuse; conversely, juvenile delinquency as the risk factor had the direct effect on drug abuse. As the result, impulsive personality,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peer delinquency had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drug abuse via resilience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moreover,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peer relationship had indirect negative effect on drug abuse via resilience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Recommendations for family, school,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and future study are discussed.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國中教師甄選口試，背景變項（口試委員特徵、應試者特徵、應試者學經歷）及口試委員心理因素（應試者儀容舉止、應試者受喜愛程、應試者教師專業、口試委員類我效應），如何影響國中教師甄選口試評價結果以及這些因素與口試評價結果間的因果關係模式。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工具為「口試評量表」。資料蒐集的對象以93年度台北縣、台北市及桃園縣擔任國中教師甄選之口試委員為對象。參與本研究之口試委員共78位，每位口試委員口試應試者的人數3至23人不等，共回收口試評量表883份，有效量表844份。每位口試委員填答之量表以10份作為本研究原始資料選取之基準，共選入有效量表570份進行資料分析。 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1）口試委員口試經驗、教育程度、職務，應試者教育背景、任教領域等背景變項對口試評價結果有顯著影響。（2）本研究建構之「國中教師甄選口試決策模式」，獲得實證資料驗證。模式中各心理因素對口試評價結果之總效果以口試委員類我效應最強，其餘依次是應試者受喜愛程度、應試者教師專業、應試者儀容舉止。 / The purpose of my study aimed at investigating how the background variables (interviewer characteristics, applicant characteristics,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ast experience of the applicants), the interviewer’s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e appearance and behavior of the applicants, the likability of applicants, teacher specialty of the applicants, and the perceived similarity of the interviewer), influence the interview assessment of the teacher selec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how the relations of cause-effect modeling between those mentioned-above factors and the result of interview assessment are formed. The survey is used and the instrument is the Interview Assessment Form. The objects of data-gathering are those who are the interviewe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 selection in Taipei County, Taipei City, or in Taoyuan County, in 2004. A total of 78 interviewers participate in my research, and each interviewer has 3 to 23 interviewees. Thus, a total of 883 Interview Assessment Forms are collected, 844 of which are effective forms. The average ten Assessment Forms answered by each interviewer are chosen as the standard of the choice of original data, and a total of 570 effective Assessment Forms are selected for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data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of my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Such background variables as the interviewer’s interview experience, level of education, job position,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applicants, and teaching field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upon the result of interview assessment. (2) The decision model of the interview of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 selection well developed in study is verified by well-examined data. From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strongest influence of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upon the total effect of interview assessment is the interviewer’s perceived similarity, followed by the likability of applicants, teacher specialty of the applicants, and the appearance and behavior of the applica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