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是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而對著這樣一個不斷轉變的國際環境，國家政策也必須隨時調整因應，非傳統外交便因運而生，非傳統外交打破國家主權的迷思，強調個人、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的重要性，公共外交也屬於非傳統外交的一環，關心的重點在政府和國外民眾的互動。 公共外交之所以興起和傳播科技的發展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公共外交具有間接性，主要施作對象是他國民眾，是一國政府對他國民眾的外交活動，必須注重公開性和傳播性，如何介入目標國政策的辯論以便引導意見氣候轉向有利於本國的一方形成公共外交政策的重心。 公共外交有著多層意涵，第一層次的公共外交是要傳遞訊息，包含日常溝通和針對特定議題的戰略溝通，由互動式的雙向溝通，包括傾聽與對話，增進彼此了解；第二個層次的公共外交則是希望透過對話、接觸和溝通塑造正面與正確的國際形象，最後則是以此為基礎，建立外國公眾的支持，利用一國的輿論影響他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在重視民意的民主政治中，馬基維利所說的「智者不輕忽民意」已成為政府施政的規鎳，也使得公共外交有更多發展的空間，公共外交施力的目標是一國的民眾，是跨越傳統外交範疇所進行的非傳統外交，在從事公共外交的過程中，政府間的邦交不是過問的重點，是故，對台灣而言，公共外交無疑是推動台灣向國際社會邁進的機會。 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三個面向，首先，公共外交在九一一後被廣為討論，但我們必須體認到公共外交亦有其侷限，政府透過公共外交所提供之訊息不一定都能為外國公眾所接受，而且外交政策的決定包含許多因素，作為公共外交施力對象的輿論只是這複雜決策過程中的一環，由於無法估量輿論在決策過程中擔負的角色，形成公共外交的弱點。 公共外交的侷限造成公共外交政策推行上的限制，在無法提出具體成效的情況下，公共外交計畫往往有被扼殺的可能性，而使訊息的傳遞中斷、先前所建立國家形象也可能因無法接續而消滅，因此，國家在推動公共外交政策時必須正視公共外交的侷限，而不應一昧的過度期待，同時，國家以公共外交作為營造國家形象的外交政策必須了解到公共外交是基於事實，構築國家形象的素材還是來自於國家本身的現實情況，具有正面意義的國家發展才是良好國家形象的基礎。 就台灣的公共外交而言，訊息傳遞的管道是多元的，不僅以媒體外交的方式提供國外受眾二手資訊與影像，也由文化交流、國際援助等方面讓外國公眾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接觸台灣的各類相關訊息，而在國際形象的營造上，近年主要以展現「台灣主體」為訴求，然而，即使在國際形象的塑造上已逐漸納入「台灣」意識，希望建立國際對台灣的認同，但是卻仍未有一個完整的主體形象，所以，在運作時會顯得過於複雜而缺乏一致性。 本文以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公共外交工作為例，發現我國在公共外交政策上粗略地將受眾分為菁英份子與一般大眾，不僅傳播管道不同，訊息內容側重的方向也有所不同，大致而言，在訊息傳播內容上，我國政府欲傳遞的訊息是「台灣已做好準備，聯合國需要台灣加入才會更加完善」，這是台灣參與聯合國的中心訊息，而形象塑造主要是以「民主、和平、繁榮」的主權國家形象，近年來，我國在訊息傳播上不僅由圖文並茂轉為以圖像為主的設計方式，也逐漸顯露出台灣主體性的增加以及台灣對於被阻於國際社會之外的不滿。此外，公共外交的重點第區似乎很明顯的「重美而輕歐、亞、非」。 最後，針對我國的公共外交政策，本文也提出七項建議作為參考: （一） 建立統籌與協調的跨部會機構 （二） 國家形象的營造—單一象徵物與代表性 （三） 仔細區分公共外交的受眾 （四） 從事多樣化的民意調查 （五） 培養外交從業人員以及各式駐外人員對公共外交的重視與專業 （六） 建構完備的聯合國網站 （七） 凝聚國內與僑界共識

世界各國紛紛打造獨特的國家形象，使自己成為極具吸引力的品牌資產，公共外交的使用模式也相對愈趨複雜與細緻。儘管小國沒有龐大的硬性資源，如能妥善應用公共外交，亦可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基於小國崛起、個人興趣，以及對當前台灣外交方向的憂心等動機下，筆者開始著手論文的研究。而本論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 第一、回顧台灣從1950年代至2008年執政當局對台灣公共外交的規劃，藉由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分析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執政下，台灣公共外交共同一致的發展方向與目標價值。第二、隨著國際間外交商業運作化的趨勢，台灣的公共外交也愈來愈走向「行銷」的概念發展；筆者從品牌、行銷、傳播，與公關等面向逐一分析，試圖建構出公共外交「行銷台灣」的模式。第三、當前國際舞台上，「創意產業」與公共外交產生緊密連結；筆者試著探討政府、城市，乃至於一般個人，如何運用創意產業與國際接軌，為台灣的國家形象盡一份力。

一九九○年，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S. Nye)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中發表〈軟性權力〉(Soft Power)乙文，指出權力可分為硬性(hard)與軟性兩類。前者屬強制性質，包括軍事攻擊、武力威嚇與經濟制裁；後者則主要以吸引力作為內涵。國家可以藉由本身的價值、文化或特定的外交政策，在國際間設定議程(agenda)，讓其他國家認同，舉止符合軟性權力施行國的利益。 本文主張可沿用奈伊軟性權力之概念，尋求國際合作空間：首先界定台灣的軟性權力得分為以下三方面：知識經濟、民主與人權價值、以及「主要以非政府間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作為主體的」社會交流；並列舉以軟性權力開創銜接國際平台的實證。 奈伊在相關著作中指出，應假「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方式來宣揚軟性權力，學者亦有將「軟性權力」與「公共外交」視作「商品」與「行銷策略」之說。本文拆解「公共」(publicity)的意涵，說明台灣的公共外交可從三個層面進行：針對外國群眾(to public)、新參與者(by public)與公開管道的與時俱進(by public)。 繼而闡述我外交部相關的外交活動，包括「人權外交」、「全民外交」、發展「NGOs外交」與國際援助。人權外交即我內政價值的向外展現，因此許多涉外問題將同時接受國際檢視。全民外交則主要涵蓋三項措施：「台灣獎學金」、「外交替代役」與「無任所大使」。 研究結果，本文嘗試釐清「經濟是否屬於軟性權力範疇」的爭議，認為奈伊係將「經濟」緊縮定義為「制裁與酬庸」兩者；筆者另外舉出以「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為目的之「經濟援助」與「經濟研發、合作」得納入軟性權力。在其他非傳統外交方面，筆者揭示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 )的「文化產業」角色，在亞洲國家有逐漸增強的跡象，值得我國借鏡。

「軟實力」是中國大陸崛起過程中的重要理念，良好的國家形象是軟實力建設的核心組成部分，公共外交則是展現軟實力的手段之一。 中國大陸與世界聯繫日益緊密，經濟實力更是快速且大幅成長，使得中國大陸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日顯重要，同時，「中國威脅論」等論調伴隨而來，國際社會十分關心中國大陸將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麼樣重要的角色?中國大陸為了消弭「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形象，塑造對其有利的國際環境，需要有新的積極作為。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為其軟實力的培育提供了重要的契機;孔子學院的廣佈強化了中華文化的感染力，體育外交、救援外交等公共外交途徑體現了國家親和力;運用現代傳播手段，爭取國際話語權，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更是提供中國大陸改善形象千載難逢的機遇期。中國大陸期待向世界樹立一個和平、發展、和諧、富強、文明、慈悲且大國風範的國家形象。 中國大陸建設國家形象強化國家軟實力，再以國家軟實力提升國家形象。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國家形象在近幾年確實大幅提升，但侷限性甚大，因中國大陸在大力建設國家形象工程之餘，尚有許多社會、人權、誠信、政府職能、貪污等諸多問題，都使得這些國家形象的建設大打折扣，畢竟公共外交需聚焦於透過言行一致的方式型塑國內、外受眾心目中的國家形象。

論文的目的是想要了解羅馬尼亞自2007年成為歐盟成員後，在公共外交面對的主要挑戰。作者試圖從2007年以後，找出羅馬尼亞公共外交元素，理解該國在建立國家品牌的努力。 　　共產主義解體之後，羅馬尼亞不能夠建立自己的認同，無力面對歐洲聯盟的高期望。這兩個情況共同導致羅馬尼亞2007年之前的困境，加入歐盟之後這個困境更甚。看歐洲的環境及挑戰，羅馬尼亞爲克服挑戰努力以赴，但步履艱辛。 本論文參考資料主要是二手資料（例如：參考書，研究論文，報告，期刊文章等），但作者自信這些資料價值不容懷疑。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g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challenge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ase of Romania after the 2007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acceptance. The situation that presents itself after 2007 was only looked at in correlation to the country’s past attempts to create a national brand that includes elements of public diplomacy. Not being able to create an identit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and high expectations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ogether create the situation in which Romania finds itself not only before 2007 but more visible after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Looking at the European context and examples of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challenges a set of possible recommendations are constructed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Both challenges are present before and after 2007 but once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was granted they became even more visible. The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secondary sources (e.g. reference books, research papers, reports, journals’ articles, etc.) from organizations, publishers,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media outlets, individuals, etc.

雖然公共外交已行之有年，但隨著科技的革新和非國家行為者的崛起等國際社會的改變，公共外交的策略與手段勢必面對一番調整與改變。對於受制於傳統政治、地理位置、權力等中小型國家，這番外交的變革所帶來的並不僅僅是挑戰，更是機會與創新。這些國家藉由這些變革，發展出獨特的外交策略並拓展其在國際領域上的影響力。而藉由提供援助和救濟、致力於維護人類福祉的人道外交，是中小型國家採取的外交手段之一。為了有進一步的探討，本研究聚焦於挪威、土耳其、和台灣做為比較案例，並分析其人道外交背景、策略、和手段。 / Public diplomacy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y, yet with the changing features in the 21st century, such as the rise of the non-state actors and the technology advancement, the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of public diplomacy have also been adjusted and modified. For small and middle size states that are constrained by power, politics, or geographic location,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has brought them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y are able to develop diplomatic strategies beyond these hindrances through concentrating resources in specific areas that best able to increase the influence and visibility on the global stage. In this regard, humanitarian diplomacy is one of the niches that small and middle size states adopt to carry out their foreign policy goals, while generating awareness and providing assistance for areas suffering from severe humanitarian 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To further the study and to shed light on how small and middle size countries adopt humanitarian diplomacy as their diplomatic niches, the three cases, Norway, Turkey, and Taiwan, are selected and compared in terms of background,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The comparison indicates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develop their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based on state’s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resources. However, under the no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essential requirements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order to “make each punch above its weight.”

電影作為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對國家形象的扮演有著重大作用。胡錦濤特別在2004的四中全會上提到中國一方面發展硬實力，另一面就是軟實力的培養。中國當局希望透過文化電影的發展超越西方國家。 　　中國旅法畫家高醇芳女士於2004年有感於法國人對中國電影的生疏，因而創立「巴黎中國電影節」，其宗旨就是向法國人推廣中國的電影，而此活動也逐漸受到中國當局的關注和協助。因此，中國政府採用「巴黎中國電影節」進行「公共外交」的策略。也希望影片中的意識形態能讓法國人接受。 　　中國在經濟上已逐漸與歐美並駕齊驅，在文化上更是希望與歐美國家抗衡。然而在西方影展得獎的中國片或是西方電影呈現的中國意象，這些影片經常出現很深的東方主義觀念。「巴黎中國電影節」的出現提供中國宣揚自身文化，以及利用此機會平反歐美國家對中國東方主義的觀點。 / Film is an important medium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plays major role in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mage. In 2004, Hu Jintao particularly referr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on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ne is hard power; another is the training of soft power. Chinese authorities want to go beyo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films. 　　In 2004, Chinese painter in France, Ms. Gao Chunfang felt the French were unfamiliar on Chinese films, so she found “the Chinese Film Festival in Paris”.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Chinese Films to French public, and this festival is also gradually paid attention by Chinese authorities.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Chinese Film Festival in Paris" to execute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y". The government also hopes the film's ideology could be accepted by French person. 　　Chinese economy has gradually reached Europe or American; it also wants to compete on culture. However, Chinese films won the reward on West Film Festival and the Chinese image on western films which often appear the concept of "Orientalism". The appearing of ''The Chines Film Festival in Paris" provides China to promote their culture, as well as they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vindicate the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Orientalism from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研究架構 6 第二章文獻探討8 第一節軟實力和公共外交理論探討 8 第二節意識形態理論11 第三節國際電影節與中國電影節概略 12 第三章研究方法 16 第一節樣本取樣 16 第二節研究限制 28 第三節符號學分析 28 第四節鏡頭分析 32 第四章、分析 35 第一節中國夢VS.美國夢：《中國合夥人》、《北京遇見西雅圖》 35 第二節宣揚政府形象：《三個未婚媽媽》、《蝶吻》 46 第三節歌頌青春愛情：《情人節》、《青春派》、《我願意》 51 第四節演繹女性主義：《蕭紅》 76 第五節彰顯愛國情操：《黃金大劫案》 90 第六節營造民族融合：《唐卡》 97 第七節再現古老中國：《畫皮II》 110 第五章、結論 119 第六章、文獻參考 125

自1993年鄧小平健康狀況惡化、漸失實權的同時，中國大陸亦開始積極投入各項公共外交布局。學界主要認為中國大陸基於以下三個理由而注重公共外交：對冷戰後新國際結構的反應、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以及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而在官方的聲明裡，中國大陸政府宣告其欲藉公共外交政策達成的主要目標：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以及促進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本研究分析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政策中之「國是訪問」策略，探討其成因、模式與相關影響。實證資料顯示，在驅動因素方面，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行為與領導人政治生存考量的關聯度較高；而在目標達成方面，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與各項官方所宣稱的欲達成目標並未顯著關聯，反而是與「使受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大陸、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穩定的關聯性。本文的發現對於理解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運作邏輯有著重要的理論意涵。

自第21世紀初以來，由於電信與資訊科技的積極發展，使資訊取得更容易。於此同時，資訊來源的多樣性也使思想和觀點多元化。 國家形象是簡潔且通俗易懂的概念，它包含一國的國內經濟、政治發展程度、國際體系上的地位、合作行爲、文化和歷史價值。此外，國家形象也把國家利益反映到國際舞臺，允許領導人與外國夥伴鞏固關係、創造共贏局面。該背景下，國家形象塑造是每個政府的迫切目標之一，蓋因和平且可靠的國際形象可以保證國家永續發展。 最近幾年當中，俄羅斯的國際形象惡化。因此本論文的目標為研究自2012年至2016年中（現任總統普京的任職期間）的國際公眾對俄羅斯聯邦的態度。 作者研究俄羅斯形象塑造及公眾外交政策，分析俄羅斯聯邦與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的正式文件、國際學者文獻理的推論，也解析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來自不同國家學生、畢業生、老師與教授的立場。作者根據上述資料推論出俄羅斯國際形象受損的原因及國家公眾外交有哪些需要改善的部分；並以強調形象改革政策計畫中，哪些交流能夠使俄羅斯聯邦與國際社會關係暖化來作為結論。 /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develop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s resulted in the substantial expansion of media coverage, greater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and sophistication of control over the information. Abundance of facts concerning any issue makes it multidimensional, provoking a plentitude of opinions. The image of a country is a succinct and ready-for-apprehension informational phenomena or entrenched perception of a country by foreign partners, which offers a particular expectation of its behavior, thus, it is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state image identifies a country’s political weight abroad and its status among other members of global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capacity to defe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building is determined by the fact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ategic tasks for each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Trustworthy international image speaks for a country’s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reates a formula of its success abroad and within national borders, serves as a criterion of its s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Recently Russia has experienced a substantial shift in its apprehension by the foreign public. The particular study is focused on how global community perceive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rom 2012 till 2016, the period that correlated with the latest tenet of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he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origins of Russia’s international image along with the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al attempts to enhance it and create transparency and mutual trust under exist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course of the country’s public diplomacy. The author analyzed how the world academia and media portra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collected opinions among students, alumni, and professors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paper aims to define the most distinctive factors, which form the imag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to elicit the fields of Russia’s public diplomacy, which lack attention the most, as well as to offer a roadmap for overcoming the existing misunderstanding.

本研究透過分析比較台灣與美國重要報紙媒體上的北京奧運相關報導，檢視中國主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所投射出來的媒體國家形象(projected national image)，進而探討舉辦全球性媒體活動(global media events)做為國家形象管理策略一環的應用性。本研究挑選台灣的《聯合報》、《自由時報》，與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為兩地重要媒體的代表，並經過搜尋篩選程序之後，共得到375則新聞報導。再以內容分析法與框架清單(the list of the frame)分析法，對構成媒體國家形象的各個變項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本研究主要得到三點發現。首先，就台灣與美國報紙整體而言，中國國家形象偏向負面，且報導方向與新聞框架、報導型式之間皆存有顯著關係，而該負面形象的來源，未必是直接與奧運會相關的新聞主題。其次，若將美國報紙與台灣報紙進行比較，則發現兩地的中國國家形象均呈現負面，而台灣報紙的整體報導量以及負面新聞主題較多。另外，本研究發現，同一個國家內的不同媒體之間，也有顯著的差異，《華盛頓郵報》與《自由時報》的負面報導多過中立報導，而《紐約時報》及《聯合報》則仍然以中立報導最多，且《自由時報》的新聞框架運用偏重在政治的角度，而《聯合報》則較多元。 最後，本研究認為北京奧運成功帶來了許多相關的正面主題與正面框架報導，與奧運活動本身較不相關的負面主題，則顯示良好的國家形象需要長期多方面的努力建構。 / To host global media even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kinds of strategies for the national image manage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news coverage of 2008 Beijing-Olympic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in the US, and the United Daily, Liberty Times in Taiwan to examine China's projected national image. The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list of the frame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to analyze several variables forming the projected national image in the 375 news items. Through statistic analysis, this study found three main points. First, for four newspapers, China's projected national image was negative. The valence was related to news frames and news style evidently, and also a few indirect news topics were the source of the negative image as well. Secondly, in comparison of newspapers in the US and in Taiwan, both images of china were negative. The total number of stories and negative news topics in Taiwan's newspapers were more than in the US counterpart. Thirdly, in terms of valence, Washington Post and Liberty Times had more negative news than neutral ones, but the neutral news were still the most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United Daily. The Liberty Times reporting had much more political frames, but the United Daily reporting emphasized on several kinds of news frames. Finally, this study found 2008 Beijing-Olympic event brought mass positive news topics and news frames in the news items. The negative news topics showed that building good national image takes much more time and efforts to achie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