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台實施心戰作為歷史悠久，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國力之提升，對國際社會影響力亦漸次加大。中共認為心理戰是「配合國家進行政治、外交、軍事鬥爭的主要形式」，心理戰必須服從於國家戰略，放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大格局、國家發展總體戰略中來思考和籌畫。因此中共強調對敵心理戰，要把維護國家安全與統一、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及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等做為根本目的。而其心理戰主要策略係依據國家的戰略目標，搶佔戰爭道義的制高點，希望透過國家戰略層級的心理戰，為贏得國家戰略全局和政治外交戰線的主動權，創造有利的環境與條件。當前，中共在胡錦濤的領導下，其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除了延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江澤民的「江八點」外，2005年3月4日，胡錦濤發表關於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的重要講話，就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提出「四點意見」。總的來說，胡錦濤時期所實施的對台心理作戰與毛、鄧、江等最大之不同，即在於胡錦濤除藉由傳統的心理作戰方式之外，更涵蓋了輿論戰和法律戰等各種非武力戰的作為，以爭取對其有利之優勢，期能和平解決台海問題。胡錦濤此種將傳統的心理作戰以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等三個面向加以擴充，並交互為用的作法，使中共對台心理作戰的手段與策略較毛、鄧、江等時期更加靈活、彈性及全面，其對台心理戰策略作為包括在政治上「外部孤立、內部分化」；在經濟上「經濟利誘、以經促統」；在軍事上「軍事嚇阻、以戰逼和」；在社會上「擴大交流、爭取民心」。但在其對台採取諸般心理戰作為時，亦有諸多限制因素存在，如在政治上，國際社會對我民主化奧援為其外交制約因素、台灣是多元民意且角色自主性高不易被分化；在經濟上，貿易依存度持續深化影響兩岸產業結構、對台經濟利誘欲達致政治認同之有限性；在軍事上，高額軍費支出造成區域情勢緊張、對台軍事威懾不利爭取台灣民意；在社會上，兩岸交流凸顯主流文化之對抗性、大陸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與挑戰，以及社會主義政策難以說服民主台灣等。未來兩岸如何求同存異、避免戰爭將考驗雙方領導人的智慧。

中共歷代領導人的東南亞安全觀、安全戰略目標與政策，若以地緣政治途徑分析，可發現與鄰國動向或周邊事態發展存在密切關連。本論文先簡要回顧毛澤東、鄧小平、以及江澤民時期，中共的東南亞安全認知與安全戰略目標。接續的研究焦點，即鎖定在胡錦濤時期展開後，中共會如何評估該區域的地緣政治安全形勢？順勢而定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安全戰略與政策內容則為何？而東南亞區域主體－東協國家、基於反恐訴求而強化與東南亞關係的美國、以及東南亞最大的海外援助國家－日本，這些區域主要行為者在政治、經濟、軍事安全議題上，又會對中共的安全戰略與政策引發何樣的機遇和挑戰？ 胡錦濤時期中共的東南亞安全戰略，受到東南亞海域（如麻六甲海峽、南海）位置與資源、東協整合進程、以及美日兩國之勢力部署等，有關地理格局和地緣政治因素之交互作用。在針對相關因素的評估參酌之下，中共確立以「和」為先戰略以及政治「睦鄰」、軍事「安鄰」、經濟「富鄰」之政策方針，深化與東協國家的交流及聯繫，以圖經濟實力與友好形象的連帶提升，進而推展對區域事務的影響力。惟當中共的戰略及政策執行，面對東協國家、美國、日本等區域主要行為者，就有關東南亞穩定與繁榮之促進，儘管似有一定程度的利益交集，並為中國國力增長創造有利機遇；政治影響力的消長、經貿較勁、能源競逐、軍事威脅，諸般因素的糾葛拉扯和連鎖效應，卻亦形成嚴峻挑戰。鑑往知來，十七大後仍由胡錦濤持續主政的中共，在深化與東協國家合作以求實現互利共贏的背後，競奪區域主導權的別有居心企圖，為海域開發或掌控而擦槍走火的軍事張力，這些對中共安全戰略形成質疑及挑戰的議題，恐怕才是外界鎂光燈之實質聚焦所在。

軍事外交作為中共總體外交一環，有著跨越軍事與外交的特殊性質，中共積極推動國防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也推動軍事外交的發展。自胡錦濤2002年中共黨「十六大」後主政，共軍軍事現代化發展，有越加重視軍事外交的趨勢，近年來隨著中共的崛起，在經濟與軍事能力增強，北京在國際軍事外交的表現更具自信。 中共為了消弭「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其在外交策略上亦日趨靈活與彈性，扮演著多元化角色，積極主動參與國際事務，與各國保持高度密切的交往，尤其是在「軍事外交」上表現最為直接。軍事外交兼具軍事和外交兩方面的功能，其泛指主權國通過和平方式對國家之間的軍事關係及其相關事務的處理，是一國從軍事角度維護本國利益及實施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增長和外交策略的逐漸成熟，中國必將在國際重大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及塑造力。 本文為瞭解胡錦濤時期中共軍事外交現有具體作為，採用歷史文獻分析法，藉由多元研究途徑，探討中共軍事外交背景、發展歷程與內涵及與對外關係及兩岸關係的影響。另中共軍事外交發展動向和諧世界戰略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但本質仍是追求權力平衡的觀點，胡錦濤、溫家寶確立「胡溫體制」時代的到來。面對兩岸脈動與走向，胡、溫二人是中共決策的關鍵性人物，我們有必要對新領導體制的特質、軍事建設的思維與立場等，瞭解 建構全方位軍事外交格局及藉軍事外交提升國防戰力武力犯台本質及對台威脅。

2002年11月，中共召開第十六屆全國黨代表大會後，逐步進行第三代與第四代領導人的權力交替，胡錦濤陸續接任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及軍委會主席等職。胡錦濤接掌軍政大權後，即逐次調整對臺策略，以「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兩手策略，透過政治、外交、經濟、軍事及文化等面向，對我政府與民間進行統戰工作。胡錦濤主政期間對臺策略調整之變因，對臺策略之實質內涵與運用方式，以及我政府應有的認知與因應對策，即成為本論文研究的核心。 影響胡錦濤對臺策略調整之因素有三，即為國際局勢、大陸內部與臺灣因素等三項。此外，探析中共對臺策略內涵，必需先瞭解中共對臺戰略目標為何；要探究中共對臺戰略目標，則需先究明中共現階段國家戰略目標的優先順序。因為中共對臺策略需為中共對臺戰略目標所服務，中共對臺戰略目標亦需支持國家戰略目標的達成。中共十六大明白揭示中共歷史三大任務依序為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簡言之，「和平發展」係為中共21世紀的國家戰略。 中共對臺戰略從屬於中共國家戰略。為進一步探析中共對臺戰略移轉的常與變，試將中共對臺戰略目標區分四個層次與階段，即「中國統一」為中共對臺戰略終極目標；「和平統一」為中共對臺戰略首要目標；「遏制臺獨」為中共對臺戰略優先目標；「和平發展」為中共對臺戰略過渡目標。「中國統一」事關中共核心利益，可見未來不可能改變；「和平統一」，事關「和平崛起」國家戰略的成敗，短期不會改變；「遏制臺獨」事關中共主權，不可能改變；「和平發展」乃中共現階段的戰略選擇，除非發生臺獨重大事變或其軍力足以在短期內解決「臺灣問題」，否則不會輕易改變。 中共對臺策略需支持對臺戰略目標的達成。胡錦濤對臺策略聚焦在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文化等五個面向。政治策略內涵為「反獨促統、和平發展」；外交策略內涵為「一中外交、經美制臺」；經濟策略內涵為「經濟吸納、以商圍政」；軍事策略內涵為「軍事威懾、遏制臺獨」；文化策略內涵為「文化統戰、爭取認同」。胡錦濤與中共過去領導人不同之處，即在於其靈活、務實、彈性與棉裡藏針的風格，亦即「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對臺策略，吾人必需謹慎因應。

中共沿襲馬、列主義的宗教觀點，將宗教界定為替共產社會服務的工具，並認為宗教的本質是歷史過程的產物，其作用主要在於統戰或鬥爭的需要，最終將因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消失，因此建政以來極力打壓、約制大陸境內的宗教及其團體。雖然中共的宗教政策隨著中國大陸社會的變化與全球化的影響，在胡錦濤時期有逐步開放的趨向，惟觀察中共建政以來的宗教政策脈絡，始終維持「開展統戰」和「防範滲透」基調，對臺灣宗教交流政策亦然。 2008年馬政府執政後，兩岸關係逐漸和緩，中共追求兩岸統一的意圖更為明顯，在胡錦濤「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共建和諧世界」政策方針下，賦予宗教對臺統戰更大空間，兩岸宗教亦呈現交流活動趨增、境外教派參與增加、交流態樣多元且多為大陸發起等特點，另外中共以兩岸最普遍之媽祖文化做為對臺宗教統戰主軸，逐漸提升交流層級與規模，冀擴大對臺民間統戰成效。綜析胡錦濤近年兩岸宗教交流政策作為，預判中共未來對臺宗教工作，將朝全面爭取臺灣宗教界統一共識；透過宗教交流吸引臺商、信徒赴陸；加強基督教徒等外來宗教交流；以多元管道強化宗教工作成效；聯合抵制境外宗教勢力等面向發展。 綜合各方對兩岸宗教交流的影響評估，臺灣宗教團體能彰顯文化軟實力，在交流中對大陸社會擁有較強的影響力；大陸宗教自由度低度，惟管制宗教已有鬆動，後者跡象應與兩岸宗教交流具有關聯性；未來宗教慈善公益將為兩岸交流重點項目。據此，臺灣方面可在兼顧安全與發展的原則下，積極與大陸進行全面宗教交流，並以拓展宗教信徒、擴大宗教交流範圍，提高宗教自主運作能力，降低中共宗教統戰攻勢；此外，臺灣可以更主動出擊，以大甲鎮瀾宮、湄洲媽祖廟共同以媽祖繞境向聯合國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尋找與大陸更多的宗教合作機會，將兩岸儒、佛、道等傳統宗教，逐漸帶往國際社會，使兩岸共同擔起宗教全球化、中華文化全球化的角色，並藉以消彌兩岸政治、地域區隔的意識籓籬。 / Inheriting the Marxist-Leninist point of view on relig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ies define religion as an instrument that serves the Socialist society. For them, religion is in essence a product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serves the needs of the united front or struggles and is destined to fade out as Socialism marches on to the global stage. Therefor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has spared no effort in cracking down and suppressing religion and religious groups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Hu Jintao’s ru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ased its stringent policy on religion in response to a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But a closer look a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eligious policy reveals that its keynote has remained the same: conducting united front work on religious groups while preventing them from converging or colluding with dissident. This also goes for the Hu Jintao regime’s dealings with Taiwanese religious groups. Since President Ma Ying-jeou to power in 2008, t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aiwan Straits have gradually thawed and Beijing is have increasing difficulty hiding its ambition for Taiwan’s re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 Moreover, Hu Jintao’s policy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and jointly shape a harmonious world has given religion a renewed role in Beijing’s united front against Taiwan. Religious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aiwan Straits have been warming and increasingly involve overseas groups. The forms of these exchanges are diverse and many of them are launched by the Chinese side. For instance, Beijing’s religious united front campaign targets believers of Goddess Matsu, the worship of which being common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Beijing is pushing for upgrading the level and scale of such exchanges in hopes of producing more results of the united front against Taiwan . An overview of Hu Jintao’s policy on cross-Strait religious exchanges in recent years suggests that Beijing will seek to build consensus on reunification among Taiwan’s religious community, lure Taiwanese businessmen and believers to visit China, step up religious exchanges with Christians and believers of other religions, making progress on religious work through different means and keeping overseas religious forces at bay. Assessments of the implications of cross-Strait religious exchanges indicate that Taiwanese religious groups possess considerable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will be able to exert stronger influence on mainland Chinese society . China accords very limited freedom to local religious groups but is loosening its reins, which can possibly be connected to cross-Straits religious exchanges in recent years . In the future , religious charity events are expected to be the main theme of cross-Strait religious exchanges. Taiwan should actively engage in across-the-board religious exchanges with mainland China as long as it does not present problems for its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aiwan should focus on recruiting more believers, enlarging the scope of religious exchanges, increasing autonomy of religious groups and fending off mainland Chinese religious united front. In addition, Taiwan can als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ek opportunities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to promote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e.g. applying for UN recognition of the pilgrimage of China and Taiwan’s Matsu believers to Da-Jia Chen-Lan Temple(Taiwan)and Meizhou Matsu Temple(China) 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is way,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will jointly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relig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narrow their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gaps.

胡錦濤於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出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象徵著中共由第四代領導人開始正式接班。胡錦濤隨後於2003年3月出任國家主席，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自此掌控中共黨政軍權於一身，亦代表胡錦濤時代的到來。歷經三年執政，雖然胡錦濤對臺政策大致延續鄧小平、江澤民定下的基調，但在策略、手法上更為靈活彈性，使兩岸關係產生些許結構性變化。 為了解胡錦濤的對臺政策傾向，既要分析胡錦濤有關臺灣問題的公開講話，更要分析胡錦濤執政後中共對臺的實際政策和措施。但在了解胡錦濤對台政策前，則必須針對中共過去歷任領導人的對台政策加以探討，才能了解中共對台政策之持續與變遷。 回顧中共過去歷任領導人的對臺政策，均主要以領導人的談話作為對臺政策方針。毛澤東時期是在國共內戰的思維下，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內戰的延續」，強調「解放臺灣」。鄧小平時期主要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發展方針，在對臺政策上則是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江澤民根據鄧小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針對臺灣局勢，兩岸關係和國際形勢變化提出「江八點」，主要在解決兩岸統一之前的問題，政策重心在於防獨、促和與增進兩岸交流溝通。 胡錦濤時期以「四個決不」取代「江八點」，成為胡錦濤時期中共對臺政策的指導思想，並藉由「法治」來突顯自己與前人之不同，甚至在對臺政策上，胡錦濤以《反分裂國家法》來貫徹其「胡四點」，建立「依法涉臺」原則來處理臺灣問題。《反分裂法》的提出，亦具有下列特點：政策的法律化、維持現狀的承諾並無改變、對臺採取「非和平手段和必要措施」三條件、兩岸協商與談判的要求明確化、「共議統一」的提出、對臺工作法制化、鞏固胡錦濤領導地位、分裂臺灣深綠版圖、強調立法之必要性、避免國際的干預等。從前述特點中亦可發現胡錦濤對臺「軟的更軟、硬的更硬」，落實在對臺政治、軍事、經濟各層面具體作為，亦可歸納為「爭取談、準備打、不怕拖」。 據此，筆者提出本論文主要研究發現，首先，中共對臺政策戰略目標清楚，戰術行為彈性：中共對臺政策的持續與變遷，亦可詮釋為「對臺目標的持續與操作手段的變遷」。其次，胡錦濤時期對臺政策強調「以和為貴」：中共方面表示，除非到了和平完全絕望的時刻，否則中共將不輕言對臺動武。第三，從「江規胡隨」到「江規胡超」：胡錦濤接替中共中央對臺領導小組組長職務後，不論是「五一七聲明」，或是《反分裂國家法》，其對臺作為的廣度與深度遠超於江澤民時期，其對臺作為可說是更為全面靈活彈性，在統戰手法上更注重能「入島、入戶、入心」，遠超於江澤民時期的作為。

自1993年鄧小平健康狀況惡化、漸失實權的同時，中國大陸亦開始積極投入各項公共外交布局。學界主要認為中國大陸基於以下三個理由而注重公共外交：對冷戰後新國際結構的反應、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以及領導人政治生存的考量。而在官方的聲明裡，中國大陸政府宣告其欲藉公共外交政策達成的主要目標：降低他國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感受，以及促進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共同利益。本研究分析中國大陸公共外交政策中之「國是訪問」策略，探討其成因、模式與相關影響。實證資料顯示，在驅動因素方面，中國大陸「國是訪問」的行為與領導人政治生存考量的關聯度較高；而在目標達成方面，中國大陸的「國是訪問」與各項官方所宣稱的欲達成目標並未顯著關聯，反而是與「使受訪國的國家利益更趨近中國大陸、更疏遠美國」的這個事實有穩定的關聯性。本文的發現對於理解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運作邏輯有著重要的理論意涵。

共黨國家雖為一黨專政，但在最高領導層常形成具有二元領導的意涵的集體領導。二元領導體制是有兩位行政領導人的體制；由於二元領導體制符合許多政治狀況的需要，全世界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國家採取二元領導體制，其中多為半總統制。本文認為東歐後共國家普遍形成半總統制的原因，在於共黨統治時期採取二元領導，以使統治菁英的集體領導得以鞏固。在此二元領導體制下，黨書記通常主管黨務、軍事，總理主管行政、經濟。 本文的重點在於第三章第二、三節的分析。第二節首先從黨內權力制衡的需要分析，指出共黨國家在初期的強人政治或單一領導之後，制度的要求與交易上的精英集體的利益極大化，共同促成一種展現為國家與黨的領導人和行政領導人的分立的二元領導體制。其後從權力繼承制度化與幹部年輕化的重要性進行分析，指出共黨國家二元領導體制要走向成熟，必須破除領導職務終身制。 在第三章第三節，本文引入國際政治學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強調權力結構的「二元」穩定性，同時分析共黨國家領導層的職務分配可能性，將之區分為單一領導、典型二元領導、非典型二元領導、多元領導等類型，並以蘇聯與中國大陸的政治菁英的職務分配作為範例加以介紹，說明典型二元領導是共黨國家領導體制的趨勢。 在此分析之後，本文在第四章分析蘇聯的領導體制變化，在第五章分析中共的職務分配趨勢。本文結論認為，中共幹部年輕化的制度壓力，使中共現任軍委主席江澤民必須盡快退休，而依據本文對典型二元領導體制的建構與利弊分析，中共政治菁英的共識將是讓胡錦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倘若中共政局果真如此發展，則中共的典型二元領導將進一步強化。此種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將使中共民主化後傾向於採取半總統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