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論文從府會關係、總統權力、國會政黨體系，以及內閣組成型態等四個影響半總統制的結構性因素，搭建兩層分析架構，藉此探討並比較蒙古及波蘭兩個後共產國家在採行半總統制的設計之後，所呈現的政治穩定狀況，並以內閣平均任期作為檢驗政治穩定的標準。經以本論文分析架構比較蒙古及波蘭案例後，再以原架構分析中華民國，以期從中建立一個可以依循的分析通則，並提出一個較佳的半總統制設計，作為新興民主國家制度設計之時的參考。 關鍵詞：半總統制、政治穩定、蒙古、波蘭

本文研究以總統權力、國會政黨體系與府會關係，來分析俄羅斯的總統權力及其政府體制類型。藉由評量俄羅斯總統權力與他國總統權力比較的方式，瞭解俄羅斯總統權力的範圍，及其所產生的影響。 本文重新檢視俄羅斯政府體制是否符合半總統制的定義，探討在俄羅斯政治發展過程中，總統權力的範圍會是否受到府會一致與否（府會一致或不一致）、國會內政黨分佈型態（聯盟或單一政黨組成）與國會多數的席次多寡（過半或三分之二過半）的影響。 本文研究發現，俄羅斯現行的政府體制實際運作模式為總統制，但俄羅斯政府體制仍有向半總統制傾斜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必須具備兩個要件：一、憲法修改；二、慣例的建立，總統尊重國會多數，放棄組閣的權力。

本文採取歷史制度論的研究途徑探討台灣憲政體制自一九九○年代初至今的變遷軌跡。在憲政體制類型的劃分上，本文係將「半總統制」進一步劃分為「一元型半總統制」與「二元型半總統制」，前者係指內閣僅對國會負責，不對總統負責，亦即單向負責的「半總統制」，後者則指內閣既對國會負責，又對總統負責，亦即雙向負責的「半總統制」。 在第一次修憲至第三次修憲中，國民黨具有一黨修憲的實力，但憲改方案仍受既有的制度環境所制約。這三次修憲一方面維持了行政向立法負責的制度精神，另一方面又確立了總統由公民直選的制度，這兩項制度所造成的路徑依循，使得我國憲政體制自此之後的變遷，都被框限在「半總統制」的軌道上。 第三次修憲後，大法官在釋字第三八七號與第四一九號中，透過對閣揆辭職時機的宣示(閣揆隨立院改選而辭職乃憲法義務，至於隨總統改選而辭職則非憲法之義務)，將我國憲政體制確立為內閣僅對國會負責、不對總統負責的「一元型半總統制」，但國、民兩黨的第四次修憲取消了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賦予立法院倒閣權，並賦予總統解散立法院的權力，儘管就憲法文字看來更趨近於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的「半總統制」，但事實上憲政體制運作的原則反而趨於模糊。從第四次修憲前後，我們因此可以看到「一元型半總統制」短暫浮現到修憲後稍縱即逝的過程。 此一內涵不明的半總統制，在二○○○年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上任後，被操作為內閣須同時對總統與國會負責的「二元型半總統制」，而對於過去六年多持續運作的「二元型半總統制」，大法官亦不斷透過大法官解釋承認其合法性(釋字第五二○號、釋字第五八五號、釋字第六一三號)，使得目前二元型半總統制有逐漸確立之勢。自二○○○年陳總統上任至今，我們可以看到「二元型半總統制」由浮現到鞏固的過程。 在描繪了我國憲政體制自一九九○年代初至今的變遷軌跡之後，本文亦以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運作為觀察參考的依據，探討我國當前憲政運作無法順利換軌的制度因素， 並對我國未來憲政體制的變遷路徑進行初步預測。

共黨國家雖為一黨專政，但在最高領導層常形成具有二元領導的意涵的集體領導。二元領導體制是有兩位行政領導人的體制；由於二元領導體制符合許多政治狀況的需要，全世界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國家採取二元領導體制，其中多為半總統制。本文認為東歐後共國家普遍形成半總統制的原因，在於共黨統治時期採取二元領導，以使統治菁英的集體領導得以鞏固。在此二元領導體制下，黨書記通常主管黨務、軍事，總理主管行政、經濟。 本文的重點在於第三章第二、三節的分析。第二節首先從黨內權力制衡的需要分析，指出共黨國家在初期的強人政治或單一領導之後，制度的要求與交易上的精英集體的利益極大化，共同促成一種展現為國家與黨的領導人和行政領導人的分立的二元領導體制。其後從權力繼承制度化與幹部年輕化的重要性進行分析，指出共黨國家二元領導體制要走向成熟，必須破除領導職務終身制。 在第三章第三節，本文引入國際政治學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強調權力結構的「二元」穩定性，同時分析共黨國家領導層的職務分配可能性，將之區分為單一領導、典型二元領導、非典型二元領導、多元領導等類型，並以蘇聯與中國大陸的政治菁英的職務分配作為範例加以介紹，說明典型二元領導是共黨國家領導體制的趨勢。 在此分析之後，本文在第四章分析蘇聯的領導體制變化，在第五章分析中共的職務分配趨勢。本文結論認為，中共幹部年輕化的制度壓力，使中共現任軍委主席江澤民必須盡快退休，而依據本文對典型二元領導體制的建構與利弊分析，中共政治菁英的共識將是讓胡錦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倘若中共政局果真如此發展，則中共的典型二元領導將進一步強化。此種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將使中共民主化後傾向於採取半總統制。

關鍵字：行政權、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制、總統、行政院院長、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 「行政權」在任何政治體制的運作中，都是一個無法令人忽略的中心，對我國來說亦正是相同，尤其是在談最高行政權的歸屬。而在我國的憲法中，與行政權牽涉最深的，莫過於總統與行政院，所以我國「行政權」的中心，究竟是在總統抑或是行政院長，就是憲法研究者不曾中斷的探討議題。是故本文就是將從理論基礎－民主國家主要中央最高行政權歸屬類型、我國相關規定以及我國實際運作狀況來研究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歸屬的問題。 在理論基礎的探討上，本文發現實行總統制的國家之中央最高行政權是歸屬於總統，也就是國家元首即最高行政首長；而實行議會內閣制的國家之中央最高行政權是歸屬於內閣首相或總理，也就是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分由兩人擔任；至於實行半總統制的國家，是由總統及總理二者來共同分享行政權，惟權力關係劃分不清，彼此的權力消長，是隨著議會席次的變化而決定的，所以其中央最高行政權歸屬是未定的，換句話說，任何半總統制的憲法，必須以某種方式，建立國家元首總統與政府首長內閣總理的兩頭政治體制。 在我國相關規定的探討上，本文從孫中山原始想法以及相關憲法條文著手，本文發現：第一、孫中山的原始想法是較傾向於我國應為總統制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應是歸屬於總統；第二、五五憲草的政治制度與美國式的純粹總統制仍有不同，但其精神是較傾向於總統制的政治制度應是沒有疑問的，因此是中央最高行政權屬於總統的類型；第三、從憲法本文來看，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是屬於行政院長；第四、從臨時條款來看，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是歸屬於總統；第五、從增修條文來看，由於中央政府體制的若干變動，所以使得我國有法國第五共和「半總統制」取向，不過行政院院長是我國最高行政首長應還是確定的，畢竟最根本的憲法第五十三條並沒有任何變更；至於總統只會在所謂的大政方針上有其決策權，畢竟任何政策要落實還是得靠行政院來推行，而且責任政治仍是以行政院作為主角，因此這應該都是沒有疑問的。 在我國實際運作狀況的探討上，本文發現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不論是動員戡亂時期或是增修條文時期，由於受到「以黨領政機制」這個關鍵性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幾乎部是歸屬於總統，除嚴家淦擔任總統、蔣經國先生擔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長時期除外；至於在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由於陳水扁總統是完全以總統制下的實權總統在操作著各種施政作為，包括人事、公共政策皆然，所以這段時間以來，我們清楚地看到，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是歸屬於總統的。 為了避免因認知不同而導致我國憲法條文規範與實際運作有差距的情形繼續存在，本文最後建議將來不論我國體制究竟要走向何方，都應再修憲。而相較於總統制與內閣制，本文雖然也不否認半總統制有些問題存在，但卻認為是我國現在必須應繼續遵循的制度，畢竟這樣一方面可以滿足人民要求總統是由直選產生，並至少其有部分實權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可讓立法院可像內閣制下的國會較有揮灑的空間，而且這樣的架構基本上還是屬於責任政治的機制，是與我國憲法本文的精神相近，因此這是本文支持繼續沿用此制的主要理由；進一步來說，本文會在三種制度中，會支持我國應繼續採行半總統制的理由，更重要是因為其完全符合下列三項原則：1.中央最高行政權的歸屬基本精神應是有權有責，2.中央最高行政權的歸屬設計應將我國傳統政治文化內涵納入考量，3.孫中山與最高行政權歸屬之相關想法，我們也應將之列為未來體制設計的考量範疇。本文希望，立委諸公們在下次修憲時，能真正拋開個人及黨派私利，以為國家提供一個非因人或因黨設事、可以真正長治久安的制度來思考，在一旦通過施行後要完全尊重且服從，如此我國中央行政權歸屬將不會再出現理論與實際的巨大落差，而所有因之紛紛擾擾的事情亦將不再，這才是國家人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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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制度（control system）是民主體制中重要的監督機制，主要的功能是監督行政和保障人權，隨著第三波民主化的發展，從一九八０年代開始，監察使制度（ombudsman system）快速擴散至全世界，形成一股「監察風潮」（Ombudsmania）。在民主國家中，我國與芬蘭都是實施監察制度較悠久的國家，僅次於瑞典。無獨有偶，兩國都在一九九０年至二０００年進行一連串的憲政改革，修憲後我國政府體制從修正式的內閣制（Parliamentarism）轉變為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而芬蘭則從典型的半總統制傾向議會內閣制。同時在憲政改革的過程中，兩國的監察制度也都有許多的變革。 本文是從權力分立原則（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和第四權（The Fourth Branch of Power）概念等監察理論作為法理基礎，並以法制研究途徑（Legal-Institutional Approach）和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作為分析架構，從靜態的法制層面和動態的運作層面，探討我國的監察制度和芬蘭的國會監察使制度，以及兩國在二０００年憲政改革之後的運作情況，以瞭解兩國制度之特色及優劣，並且針對中、芬兩國基本國情、監察制度的基本差異、制度與制度變遷、實務運作與案件、實施成效等幾個面向來作分析比較，剖析其間之異同及其原因。 再者，本文也根據國際性比較與芬蘭國會監察使制度之優點和成功經驗，歸納出監察制度實施成功之條件，包括：（一）監察使「權威」（authority）的建立。（二）具備獨立性、中立性和專業性的特性。（三）健全的國家廉政體系。（四）國會的支持與配合。（五）政治人物對監察使和監察制度的尊重。（六）監察使與外界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進一步評估我國現行監察制度之問題，主要有下列幾項：（一）形式獨立但實質獨立性不足。（二）監察院的權威未建立。（三）部分監委人選不適任。（四）監察院的功能有待提升。（五）缺乏行銷以及與外界互動不足。 最後，筆者針對以上缺失，分別從監察院的定位、組織規模、監委選任、特殊監察使的設立、監察院的職權、監察院的預算、人權保障、與外界互動、對監委的監督等幾個面向，提出具體改革之建議。 / The contro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in democracy to supervise administration and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Since 1980,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the ombudsman system rapidly disseminate to all parts of world, forming the phenomenon of “Ombudsmania”. Among the democratic countries, the control system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long in both ROC and Finland, only shorter than Sweden Coincidently, both countries underwent a serie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during 1990 to 2000. Thereafter, ROC transformed from the revised Parliamentarism to the Semi-Presidentialism, while Finland turned from the classical Semi-Presidentialism to the parliamentarism. The control systems of both countries have also changed a lot dur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Based on the control theories including concepts of 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Limited Government, and The Fourth Branch of Power as the legal basis, this article utilized the Legal-Institutional Approach and the analysis constructs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to explore the ROC’s control system and parliamentary ombudsman system of Finland, as well as their operation after the post-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2000, from the static legislative level and the dynamic operational level. This provid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systems in both countries. Moreover, we focused on the aspects of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in cultures and in the control systems,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s, the functioning, the cases, and their outcome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the success experience in parliamentary ombudsman of Finland,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control system was involved: (1) establishment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ombudsman, (2) the independent, neutral,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3) The 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 (4) the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5) The respect of the politicians to the ombudsman and to the control system, and (6) The well-establish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mbudsman and the outside. Further evaluation found the major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control system in ROC, including (1) lack of the substantial independence, (2) not established authority, (3) the incapability of some Control Yuan members, (4) the necessity to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Control Yuan, (5) the deficiency of marketing and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outside. Finally, for the weakness mentioned above, I proposed the concrete recommendation for reform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position of the Control Yuan, the dimen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election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fic Ombudsman, the powers and the budgets for the Control Yua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interactions with the outside, and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