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將政治文化視為一國民主建立與鞏固的關鍵因素，政治文化的適切與否將直接影響民主轉型與鞏固之成敗。藉由回溯俄羅斯的歷史經驗，探討在俄羅斯的政治文化中是否具備有利於民主發展的元素。 本文重新檢視在普丁政權的建立與鞏固過程中，強大的國家機器與政治強人實為民意所望，而這樣的民意表徵並不全然來自於短期性的政策改變，而且是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之中。 本文研究發現，現行的俄羅斯民主政體並非真正的民主，甚至可將之歸類為威權政體。尤其在官方思想定調之後，自由競爭與人權大幅倒退，均無損於普丁政權的民意支持。即使俄羅斯的民主招致許多的批辦，但她確實是根據俄國獨特國情所發展而成的。

當代世界面臨最深遠、也最鼓舞人心的影響之一便是民主化浪潮；探究民主化問題亦是政治學中的一個熱門研究領域。根據美國紐約「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統計調查（ 2002 ~ 2003年 ），全球「選舉的民主」（ electoral democracy ）國家總共有121個，「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 ）國家計有89個。這樣的數字相較於2000 ~ 2001年與2001 ~2002年的統計──「選舉的民主」120、121個、「自由的民主」85、86個，我們發現：雖然「選舉的民主」國家幾乎維持不變，「自由的民主」國家略幅提升，但是「第三波」民主化的潮流似乎已經接近尾聲。由此可知，新興民主國家當前最重要的課題乃是如何鞏固、深化並提升民主的品質。 二十世紀末最後十年乃是台灣蛻變成長的時代，從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接民選，不但奠定民主政治的形式，更發動了民主轉型肇始的列車。二十一世紀來臨的前夕，台灣首次完成政黨輪替的政權和平移轉，不但樹立民主轉型的典範，更締造了民主政權變遷的新頁。為了保證台灣民主化成果能夠順利地運作生存，尚須徹底通過「雙翻轉測驗」（ two- turnover test ）的試鍊，並推展更重要的民主鞏固與深化，以期待開創出更高品質與先進的民主內涵。 故本論文旨在以台灣民主化個案經驗為基礎，透過民主化理論、民主轉型模式、民主鞏固概念的檢視、適用與反思，做一個深度的分析與探討，以期對於台灣民主鞏固相關的研究和未來民主深化的發展能有所助益與啟發。 / One of the most far-reaching and inspiring influences in today's world is the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Exploring Democratization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often resulting from it are also popular issues in academia.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Freedom House: the number of “electoral democracy” nations is 121; “liberal democracy ”nations is 89,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data, nevertheless, the number of “electoral democracy ”nations did not change; the number of “liberal democracy” nations is increasing slightly. In short, the “ The Third Wave ”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 ahead is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Democratization. The last 1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have been an age of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ese politics. Regular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the direct 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 have each been accomplished, thereby laying the basis of Democratic Politics, while also initiating a series of important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refore, Taiwan's accomplishment of the first peaceful ruling power rotation has not only given momentum to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but also heralds a new era in Taiwanese political power. Now, provided that Taiwan can pass the two-turnover test thoroughly, while also developing and deepening it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results achieved by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will be ensured.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closely based on the case-study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utilizing those theories concerning Democratization, model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reviewing, applying and reflecting concept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he hope of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further relevant studies of Taiwan'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future Deepening Democracy.

回顧我國政治與軍隊發展，發現軍隊的角色隨著政治的發展而演變，民國76年解除戒嚴不僅是政治民主的重要里程，亦是文武關係類型變化的重大轉折。解嚴前，軍隊屬「職業革命軍」，主要特色在於文武之間權責與功能分野不大，在強人威權政治下，文武關係被界定為功能分工模式。解嚴後，軍隊已逐步向「專業軍」邁進，主要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影響，標榜法制化之文人統制已漸成規模，尤以伴隨首次政黨輪替、國防二法施行，文武關係更走入新紀元。在此一形勢下，由民主轉型以至民主鞏固深化的歷程，僅短短十餘載，然則，無論對國家安全、憲政發展與國力強化等，在文武關係的理論與實踐，此一演進過程及結果，均是本文嘗試理解和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本文採用社會、政治學常使用的文獻分析與歷史研究方法，從探索相關文獻與理論模型，描述我國解嚴後文武關係演進的影響，再觀察法制化下文武間互動現況與軍隊角色扮演等。在章節安排上，首以深入探究各國文武關係各類型理論，重點在於西方民主國家文人統制模型與專業軍人理論；其次，藉由我國文武關係的演變，檢證軍隊在解嚴前後之不同角色扮演，並闡明憲政體制法制化中文武關係的權責與運作情形；復次，就實務面向探討文武間互動的實況，在民主轉型期間以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的矛盾，特別是美國文武間的具體實踐為典範；在政黨輪替後的民主鞏固期間，以軍隊對政黨認同趨向，特別是國防二法實施後的軍隊為描述重點，最後，綜結本文研究心得、發現與興革建議。 因此，中華民國解嚴後的文武關係，就是在國家化、民主化、法制化、專業化的具體指標下，邁向先進民主國家「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與「軍事專業」之境界，這在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是一項成功的指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文武關係的互動正還處於磨合期，倘以目前的情況來衡量其功效，實言之過早，彼此間尚待適應與調整。西方民主國家的價值和制度未必值得完全移植適用，但是東西方在共同追求民主標的的過程和經驗不僅值得參考，且以文人至上為核心的文武關係，即是民主鞏固的指標，則其講求政治中立和文人統制以及軍事專業的基本原則，意義是極其深遠。本文為了能具體而周延說明相關議題，儘量將事實描述，俾利研究豐碩成果，然仍感多所欠缺，尚祈學界先進指正與補強。 關鍵字： 文武關係、軍隊國家化、文人統制、軍事專業、職業革命軍、專業軍、憲政體制、政黨輪替、民主鞏固、專業軍人理論、政治中立。

台灣在新興民主國家當中具有相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威權轉型至民主的過程相對而言十分平和，另一方面社會上又呈現出民主運作的紊亂與不和諧。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政府與民主政治的態度可作為觀察台灣未來民主發展的重要依據。因此，本研究即從微觀的角度出發，並將分析的焦點集中在民眾對於「支持」（support）的概念，以探索民眾對台灣民主政治的感受，並釐清台灣民眾對政治現實與民主理念的差距，並從政治支持的角度來觀察台灣民眾的分布情形。 本研究採用二手資料量化分析的方式，運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研究計畫，2003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之調查資料，就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態度進行分析。本研究將政治支持的具體含意界定為Easton所指涉的廣泛性支持（diffuse support）與特殊性支持（specific support），並透過因素分析的方式釐清屬於廣泛性支持層次的「民主價值因子」、「民主政治因子」與特殊性支持層次的「權威當局因子」、「國會與政黨機構因子」、「官僚與司法機構因子」等五個政治支持因子。 為釐清五個因子中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之間的差異，本研究以八個政治社會學解釋變數進行相關分析，發現與廣泛性支持因子都有關聯性的是「人際互信程度」，顯示社會上人與人之間若能累積一定程度的互信基礎與社會資本，對於體系裡廣泛性支持的養成具有正面的幫助。與特殊性支持因子都有關聯性的是「全家收入狀況」與「藍綠意識型態」，全家平均收入越高的民眾，對於「官僚與司法機構」因子的信心就越高，而全家平均收入越低的民眾，則對「權威當局」以及「國會與政黨機構」因子的信心越高；在藍綠意識型態方面，傾向泛綠的民眾對於「權威當局」因子的信心越高，而傾向泛藍的民眾則對於「國會與政黨機構」以及「官僚與司法機構」因子的信心較高。 此外，進一步將政治支持分別依照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的高低程度，可區分為四個政治支持類型，即「穩定型」（廣泛高、特殊高）、「支持型」（廣泛高、特殊低）、「順從型」（廣泛低、特殊高）與「疏離型」（廣泛低、特殊高）等四類。本研究一方面進行四個政治支持類型與台灣社會主要之社會人口特徵（性別、世代、教育程度、職業、省籍、政黨認同）的關聯性分析，同時透過多元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檢驗四個類型與社會人口變項及政治疏離感的關係。結果發現，政治疏離感對於模型的影響力最明顯，民眾的疏離感程度越高，越傾向屬於「疏離型」；而影響廣泛性支持的因素還有民眾的教育程度，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落於高廣泛性支持的「支持型」的機會較高，此外，當民眾的廣泛性支持不高時，教育程度的提高會使他們對執政當局感到失望，而轉往「疏離型」當中。而特殊性支持主要受到政黨認同的影響，對民進黨認同的因素影響特殊性支持較高的類型（即「穩定型」與「順從型」），至於民進黨世代的因素顯示，在民進黨成立時取得公民權的民眾有較高的比例屬於廣泛性支持高且特殊性支持也高的「穩定型」而非兩種支持屬性都偏低的「疏離型」。 最後透過政治支持類型與投票經驗的比較發現，在廣泛性支持不高的情形下，特殊性支持也低的「疏離型」民眾，在總統選舉中投廢票與不投票的比例也較高，顯示當體系成員無法對政治體系提供任一種支持時，成員的行為傾向於不去投票，換言之，對台灣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由於在過去威權體制統治的結構下，即使進入民主政治的時代，體系成員的特殊性支持往往較廣泛性支持容易獲得滿足，因此為順利的邁向民主鞏固，應該提高體系成員的廣泛性支持，而非一味提高特殊性支持以避免社會動員過度熱情，尤其在民主價值與民主政治的層面上，更需要體系成員培養共同守護的信念，從而使民主運作更加根深蒂固。

從七０年代到現在，學生軍訓總是在許多教育問題中成為備受爭論的議題，它給予部分人士黨國不分、意識形態包袱的主觀成見，即使在台灣已邁向民主鞏固的此刻，仍未能還其文武合一的真實面貌！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急迫性，特別在台灣地區完成政黨輪替的民主化進程中，格外顯著。國防通識教育（國防教育）在協助青少年認清局勢，瞭解軍事武備的國防共識上有正面積極的作用。民主化的可貴讓我們得以重新檢視文武關係的發展趨勢，以因應未來可能的武力威脅。 本文以東西方文武關係理論－－文武合一為架構,闡明學生軍訓的演變歷程，並探究其所遭遇的挑戰，包括意識形態、法令不明確以及中共強化學生軍訓等因素。作者嘗試將蛻變後的學生軍訓定位為「國家安全與學生校園安全」經世致用科學（廣義的軍事社會學），也提出一些革新、精進的建言，讓國家安全的重要課題真正落實在普及化的國防通識教育之中。 / Since 1970, militar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among education problems. It gives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in ideology so that the reality that it’s the combination of civil and military can’t be revealed, even at this moment when Taiwan is right on the way to the consolidated democracy. National security are most important and urgent, especial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take-over of political parties here in Taiwan. Therefore, educ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plays an active and positive role in helping teenagers make out the situation and understand armaments and military provisions. In addition, the value of democratization enables us to re-examine th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o that we are able to deal with the possible menace by force.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worldwide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 the combination of civil and military, clarifying the processes of changes in militar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nd exploring the elements in challenges it encounters, including ideology, vague regulation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militar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by Mainland China. Also, it is the first article that names militar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as military sociology for national and campus security, after its transformation. What’s more, it offers advice and suggestions for reform and progres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national security to be really carried out in universal educ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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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主題，係以歷史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來建構、實證和比較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的連結關係與影響程度。研究範圍設定在第三波民主化後的1986年至2012年。為達成預期研究目標，本文引用及修正Mainwaring建構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四種分析面向與Jones設計的附加測量指標，做為研究架構與比較工具，茲以比較兩國政黨體系制度化的高低程度，從而進行優劣排比，最後分析與評估對於兩國民主鞏固的影響程度及發展條件。 修正後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四個比較面向分別為：「政黨穩定性」、「政黨代表性」、「政黨正當性」及「政黨組織化」。透過四個比較面向進行實證測量和分析後，歸納後，得出以下幾項重要的研究發現：(一)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制度化四個面向的表現各有優劣、互見利弊，但總體表現優於南韓，因此民主鞏固正面發展條件將比南韓更為有利。(二)台灣雖然政黨體系制度化總體表現略優於南韓，但兩國均未達成健全制度化政黨體系，故要有效提升民主鞏固的品質，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三)經過深入研究後，本文認為台灣及南韓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存在因果關係，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也是影響民主鞏固發展的因素之一，但並非是影響民主鞏固因果關係的特定必然條件或單一直接因素。 經由上述三點研究發現，總結以下幾項研究建議：(一)政黨體系制度化的概念內涵分析面向與測量指標，在觀察、分析與比較新興民主國家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的因果關係上，雖然有解釋效果與檢證作用，但運用或移植在台灣與南韓的配對比較案例上，受到區域差異化的影響，確定有部份的非相容性及侷限性，因此必須有所修正與調整。(二)要解決台灣及南韓政黨體系制度化不足或缺陷的問題，雖然考驗極大，問題甚多，但現階段建議可由制度面上進行政治改革，包括南韓總統任期可從現行的「五年單任制」修改為「四年兩任制」。台灣與南韓應儘速通過或修改「政黨法」，以健全政黨體系運作的規範。

本論文從轉型理論與大眾動員理論來探討蒙古與台灣在民主轉型時期其影響選舉制度與憲政制度的因素。其中，將選舉制度進一步區分為總統選舉制度和國會選舉制度，以了解政治菁英間的互動與社會運動此兩個自變項的影響力。在民主鞏固時期，本論文則聚焦在影響兩國採取不同憲政體制的因素，欲探討政治菁英改革的動機與當時政治脈絡如何促使蒙古採用總理總統制，如何使得台灣採用總統議會制。此外，社會運動對當時政治菁英是否亦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是否提升或阻礙憲政的改革，亦是本研究探討重點之一。 本研究指出兩國在民主轉型時期，既有統治菁英在民主改革的壓力下，開始與反對運動菁英協商，既有的政治菁英有較大的決定權。政治菁英之間的互動是政治改革的重要推進力量，而下面的大衆抗議社會運動則提供了這些菁英之間達成協商的條件，其導致憲政改革或選舉制度改革。在憲政制度上，除了既有憲政遺緒與政治文化外，政治菁英間的不同偏好，亦影響兩國憲政體制的發展。在蒙古，制度的遺續應使得憲政體制傾向於總統制，但大多數菁英偏好權力較為分散的議會制，在政治協商下，最後促成半總統制的施行。在台灣，保守派政治菁英與改革派政治菁英的互動促成半總統制的影響，不過，也存在相關程度上的社會運動間接影響。 在民主鞏固時期台灣和蒙古皆是由政治菁英主導修憲，其中政治菁英間的互動主要影響憲政體制的設計，取得總統職位的民進黨和掌握立法院多數的國民黨政治菁英間的互動因素使得台灣偏向總統議會制，而掌握國會多數的民主黨和反對勢力人革黨政治菁英互動使得蒙古採用總理總統制。然而，公民社會對憲政體制設計並沒有直接的影響，但兩國的公民社會對於新生民主體制的鞏固扮演著重要角色。 綜言之，本研究所論有關政治菁英的互動與公民社會回顧如何影響選舉制度與憲政制度的設計，由於蒙古和台灣的經驗來看，大抵可了解政治菁英的改革動機與社會運動的壓力，是特定選舉制度與憲政制度被建立的重要關鍵。 /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theory of transition and mass mobilization trying to explore different factors between Mongolia and Taiwan in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electoral system will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of political elites, the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electoral and constitutional systems. Then, this dissertation will focus on the factor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ffecting Mongolia and Taiwan to develop into a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political elite reform motivation and how the political context promoted the premier-presidentialism in Mongolia, and how Taiwan acquired the president-parliamentarism. Moreover, to understand whether social movements played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elites, or whether they enhanced or hindered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is also 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this investigation research. The dissertation also pointed out the ruling elite under the pressure of democratic reform, when they began negotiations with the opposition movement elites, they had greater discreti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political elite wa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following Mongolia public protest social movement created the conditions to reach consensus among these elites, which led to constitutional reforms or the reform of electoral systems. O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constitutional legacy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the different preferences among the political elites, but als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 Mongolia, institutional legacy made constitutional system tend to presidentialism, however most of the political elites prefer a more decentralized parliamentary system, in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finally l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n Taiwa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conservative and the reformist political elite contributed to the impact of semi-presidentialism, however, there are indirect effects on the relevance of social movements either.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aiwan and Mongolia was dominated by the political elites on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political elites mainly affec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DPP won the presidency and the KMT the parliamentary majority,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political elites tend to shape Taiwan’s president-parliamentarism. In Mongolia, the Democratic Party political elite, with parliamentary majority, and the opposition MPRP political elite interaction evolved to premier-presidentialism. Although civil society had no direct impact o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establishmen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and Mongoli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consolidate the nascen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conclusion, from Mongolian and Taiwan experience, we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motivation for the reforms of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the social movement pressure are the key for a particular electoral and constitutional system to be establis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