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於1999年2月26日提交美國國會，以2005年為期限之「台灣海峽安全情勢」評估報告中指出，2005年之後兩岸戰力或將開始產生失衡現象； 故本文主要論及中共不斷強化武器裝備，包括技術引進新型主力戰機－SU-27、30、35等相關採購、裝備研發，並驗證其空軍戰略思維轉變及現代化政策等；時間則以1992年冷戰結束後，中共獲得SU-27戰機為空軍部隊進行換裝， 提升其空軍戰力為起點，向後則以2005年為端點。至於對東北亞區域安全或對台灣安全之影響則為後續研究空軍作戰與國軍建軍政策之範圍。

由於印度的經濟力量持續擴大、軍備武力極力擴張，目前在南亞地區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印度主要「國家戰略」目標是「稱霸南亞、控制印度洋、爭當世界一等大國」；以上三項目標的實現都與印度海軍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 目標上，在「沿海防禦一區域控制一遠洋進攻」的戰略原則指導下，印度海軍已相當程度地擴大了影響力。在手段上，印度提出要建立一支具有足夠嚇阻能力的快速反應部隊，同時必須不斷加強海軍的遠洋作戰能力，發展航空母艦、核子潛艦、新式傳統動力潛艇、飛彈驅逐艦、飛彈巡防艦、遠程反潛偵察飛機等攻擊型武器裝備，致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敢觸犯印度的勢力範圍。 90年代後，在印度國內經濟持續增長及國際環境優勢的良好機緣下，印度海軍在武器裝備引進「多管道」的政策指導下，印度國防科技研發有了長足進步，現正針對世界尖端軍事科技，加強高科技武器裝備的重點研製，以符合軍事戰略之需求。 印度為了實現其戰略構想，印度海軍裝備不斷向大型化、遠洋化發展，把海軍活動範圍從阿拉伯海北部擴大到南中國海，這將不僅對周遭各國構成威脅，也會改變這一地區的權力均衡。 印軍實力的急速擴張大規模的裝備更新，自然與國家政策、國內經濟成長與軍事戰略的發展有關。可以預見的是，21世紀印度軍事力量的躍升使得印度對於未來成為「大國」的夢想充滿著無限的憧憬。 但印度國內的政治角力、經濟貧富不均、種姓制度的社會階級、人口成長的壓力、世界級大國利益的分配及周邊國家的反應等因素均制約著印度成為政治或軍事大國的夢想。 然而目前印度畢竟是南亞的大國，也是事實上的核國家，目前印度海軍雖不能完全掌控印度洋，但未來的發展卻是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

當前影響台海安全之因素，主要有國際環境、兩岸關係與國內形勢三方面，其中以中共為台海安全的主要威脅。近來兩岸交流愈趨熱絡，經貿互動頻繁，互賴程度亦隨之遞增。但此同時兩岸交流所呈現的安全議題亦逐漸擴大。 中共中央第十六屆四中全會於2004年9 月19日落幕，以軍事委員會主席胡錦濤為首的中共軍委會認為「解決台灣問題，我們要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但決不能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軍隊必須抓緊做好軍事鬥爭準備。」 軍事戰略思想起源於人類求生存與發展活動中的「鬥智」行為，是如何在戰爭中求勝「鬥智」的思考，隨著戰爭型態的發展因應而生。2004年兩岸關係的發展雖有所突破，但中共在對台政策上卻出現「戰爭論述」與「非戰爭論述」的平衡戰略，讓台灣更陷入到難統、難獨的困境中。 「戰爭論述」是以設定動武條件為基本原則，而不涉及動武條件的討論可以歸類於「非戰爭論述」。北京所建構的新一代軍事力量，並非光是針對台灣，其主要目的在於延伸其「戰略國境」，也就是在境外執行軍事行動的能力，在必要時當然也可以用來應付台灣。 因此本論文筆者將由江、胡對台政策著手進而探討對台軍事戰略，深入的了解中共對「台灣問題」的認知及軍事行動的可能，及其對台灣安全的影響，台灣方能據以作最好的準備來因應未來的變局。 關鍵詞：國家戰略、國防戰略、軍事戰略

本論文題目為：孫子兵法中戰略思想之研究。全文共分為七章，約十一萬字。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孫子兵法的作者考辯：確認該書乃孫武所著。第二節孫武生平。第三節春秋時代之思想潮流：民智□頭；德力並重；禮微刑顯。第四節春秋時代之政治社會變遷：諸候兼併與會盟外交；商業興起與民本思想；官學流傳與夏夷之辯。第五節春秋時代之軍事背景：戶稅役合一、亦民亦兵；作戰以車從為主，吳楚兼備舟師；兵胡戎方與，民黎疾苦。 第二章：孫子戰略思想的淵源。第一節孫子戰略思想遠源於黃帝、伊尹、呂尚、周公旦之探索；第二節孫子戰略哲理化生於易理之辨析；第三節孫子戰略哲理近承老子之考究。 第三章：孫子戰略哲理與戰爭觀。第一節孫子的本體哲學：常變一體的本體論。第二節孫子的戰爭觀：慎戰的態度，除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外，更隱涵對戰爭目的的審慎考查。 第四章：孫子的國家戰略思想。第一節戰略的定義、功能和區分：戰略乃是建力與用力的藝術，其功能為全程策畫、整體建立、創造優勢及選擇工具，現今戰略區分為大戰略、國家戰略（含政治、經濟、軍事、心理四種戰略）及軍種戰略及野戰戰略。第二節孫子的國家戰略原則：不戰而屈人之兵；先知與先計；用間。第三節孫子的大戰略原則：伐交；趨諸候者以利；不知諸候之謀者不能豫交。第四節孫子的政治、經濟、心理、軍事四略思想：政治戰略以修道為核心；經濟戰略為建立經濟力以支持戰爭；心理戰略要一民之志，使上下能同生共死；軍事戰略重在選將、保法及建立優勢兵力，並要講求速戰速決、勝敵益強。 第五章：孫子的野戰戰略思想。武力戰是實現政治意志的最後利器。在戰場上應以徹底殲減敵人的有生戰力為目的，故必須謹守主動、集中、機動、奇襲、變化、秘密等原則，以俾創造有利之態勢，一舉擊潰敵人、 第六章：孫子論為將之道。國家存亡百姓生死，繫乎將領之優劣，故孫子對君將關係、將德、將才及將危將敗，闡述至祥。 第七章：結論。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全球化進程加速進行，國際政治關係和國際經濟關係都獲得了新的發展。世界範圍內的石油供應、需求、資本市場已形成多元化發展趨勢，顯示出世界能源格局已拉開了新一輪大調整的序幕。世界主要強國紛紛制定了本國的能源發展戰略。中共是石油的生產大國，也是消費大國和世界上最大的進口國之一，石油消費對外依存度超過了50％，能源安全形勢非常嚴峻。如何加強能源安全，有效化解油價風險，減輕油價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已經成為中共刻不容緩的課題。 中共石油戰略的核心在以走出去戰略來確保石油供應的穩定，走出去戰略的具體意涵，包括總體原則「謀發展、求互利、促多元」，開發市場的選擇是首重是週邊國家，東南亞與中亞地區，長遠發展須加強中東與非洲國家的合作，並依不同地區設計資源開發的方式和布局，最後是保障石油的供給與運輸安全，其手段，開展海外投資合作、進行跨國收購兼併、參與產權和風險市場的競爭。 中共石油戰略的執行包括體制面及石油上、中、下游四大層面的具體作為，其內容包括訂定能源法規、建全石油體制發展；引進來戰略及研發採油技術，提高國內油田生產量，石油外交、參與國際多邊組織為平台，積極與國外合作勘探與開發，達成進口多元化與多樣化；運輸多元化方面，廣建國內鐵路網，達成北油南調、西油東運，與多國合作研擬替代通道的可行性，並積極擴建國內油輪的比例，在消費與再生能利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與調整能源組成結構、運用研發再生能等。 中共雖以制定出完整的石油戰略框架，但仍需面對能源管理決策混亂，國內石油生產增長有限，海上開採易與鄰國產生領土糾紛，海上護油能力薄弱，戰備千億資金負擔沉重，再生能受成本、市場、政策制約，發展不易等制約；在國際上面臨大國國際競爭壓力、石油外交易生安全困境、多邊合作機制難以形成合作共識、麻六甲海峽替代通道短期難以實現及世界環保意識提高等挑戰。 最後中共石油戰略的推展，對現有體系產生影響，區分為中共部份，包括國家安全、經濟外交、建軍備戰方面；區域方面，包括亞太共同體推展、區域能源競合雙嬴與區域安全潛在衝突加劇；在國際社會方面，包括中共擔任起崛起大國角色、提升第三世界國際地位及引發國際能源價格高漲等影響。

提 要 一、對於中共動武的研判，係基於目的論來分析其意圖；在和平時期，中共對台政策為反獨與促統。若一但決定使用武力時，則考量在「迫統」目的不成下，轉而採取「逼降」的高強度進犯手段。 二、中共對於美國軍事介入台海戰爭的反應與處置，其態度是讓美國面對既成的事實，最有利於中共動武；在美國發動反制作為前，就能成功收回台灣，才是防止美國干預的最佳選項。 三、國軍嚇阻戰略有效的條件，源自於中共對於犯台必須面對的犧牲與代價，其接受度與認知的問題。奢談嚇阻不如務實防衛，因此，防衛作戰在野戰戰略層次的戰略目的應該是「固守殲敵」。在作戰中，劣勢部隊致勝的關鍵因素就是擅加利用有利條件，避敵之強與擊敵弱點，化被動轉為主動，使敵人追隨我方意志與行動，打一場自己規劃的戰爭。台灣的軍事地理條件適於持久還是決戰？戰略方式的選擇因素，不應該是口號與氛圍，應根據主客觀條件來分析決定，而非三軍的各自表述。 四、按軍事戰略與野戰戰略權責劃分，建軍構想與用兵構想應明確區隔。建軍構想係為未來戰爭而規劃的構想，屬於遠程戰略構想，具有主動性；用兵構想係為準備當前戰爭而考量的構想，屬近程備戰與用兵構想，較為被動。故台澎防衛作戰為統一指揮的聯合作戰，其野戰戰略層級的作戰構想就是防衛作戰構想。 五、美軍的聯合作戰型態基本上就是統一部隊、特設部隊與聯合特遣部隊的聯合作戰，所有聯合作戰都在統一部隊的統一指揮下遂行。國軍的聯合作戰概念源自於美軍，惟戰略指導又堅持「軍種聯合作戰」概念，無法體會統一部隊聯合作戰的精神與價值。 六、國防二法後的國防組織，在軍事戰略層級上，由文人部長領導的國防部，軍政、軍令、軍備系統分離而無關聯。軍事戰略由軍政部門而非由軍令系統策擬，使軍事專業無從發揮。文人部長必須獨自面對複雜而龐大的軍事專業事務，在無力指導與負荷下，傷害文人領軍精神；在野戰戰略層級，作戰指揮事項由總長全權獨裁決定，且並無任何軍事專業的監督機制，使總統與部長亦不容置喙，易使用兵傾向偏執與專擅。 七、台澎防衛作戰是一場統一指揮的聯合作戰，故應揚棄軍種聯合作戰概念，編成統一指揮的聯合作戰司令部，專司野戰戰略層級的作戰指揮，使事權統一 。不應以軍事戰略機構兼野戰戰略指揮，違背國防體制精神。

本研究先以世界能源的發展歷程為座標，再將中國大陸的能源發展歷程放進這個框架，藉以解釋其演變的情形，並歸納中共當前的能源戰略，且進一步探討其對外交的影響。 首先，使用文獻分析法敘述人類利用能源資源的歷史，藉以瞭解世界能源的替代過程。其次，回顧近代以來，以石油為主的世界能源發展歷程，也就是從石油三巨頭主導的墨西哥灣時代、石油七姊妹壟斷的波斯灣時代、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與國際能源總署（IEA）對抗的時代，以及現今的三大油氣供需區的形成，從中總結出能源發展與國際政治之間的歷史經驗。最後，就石油、天然氣、煤炭及鈾礦等當前世界主要的能源，介紹其分佈的情況及特徵，以及世界主要國家因此相應而生的能源戰略。 其次，以世界能源的發展歷程為背景，觀察中共自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等四代領導人，在各自面對不同的國內外能源形勢時，其能源發展政策所具有的戰略內涵為何。並且進一步比較各時期的能源發展政策，藉以瞭解造成中共能源戰略轉變的主要因素。接著透過對近幾年相關能源文獻的分析，歸納出中共當前能源戰略的面貌。並依戰略的形式，分析中共能源戰略的目標，及其達成目標的方法。 最後，以目前中共對國外能源的需求來源做為觀察的脈絡。將中共的國際能源外交版圖，放進由主要國家所構築的國際政治版圖中，以探討中共的能源戰略對其外交工作所產生的影響，並就中共能源外交戰略的趨向進行分析並提出看法。

本論文第一章「導言」，內容敘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研究的重點與範圍 。 第二章「北約組織概論」，則記述北約組織成立的經過及其主要機構，並分析北約組 織最主要的保衛地區西歐的重要性及其戰略情勢，並將北約，華約的軍力對恃態勢附 加說明比較。 第三章「北約組織防衛戰略的演變」，則依年代先後分「大舉報復」，「戰術核武」 ，「彈性反應」三個時期加以分析論述其背景原因，演變情勢和實質內容。 第四章「現行北約組織防衛戰略探討」則以三個重點為探討對象，一是美國嚇阻思想 的改變，其次是傳統前進防禦的弱點及新地面戰術的運用，最後則對現階段彈性反應 戰略的可慮之處予以分析。 第五章「結論」，則是對整個北約防衛戰略的利弊得失予以評估，並將研究所得轉化 為對我台灣防衛的啟示。

一、新加坡共和國地理位置處於馬六甲海峽的東南端，扼歐、亞、澳三洲海陸交通之要衝控太平洋與印度洋通道。從建國到後冷戰期間，這個國家在與各個國家的互動及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各方面的表現，都讓世人印象深刻。 二、對新加坡言，族群和諧、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則是整個國家生存與政治發展的三大主軸，彼此之間有著緊密相連的重要關係，是內部安全環境關鍵因素。新加坡外部安全環境著重在周邊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正在崛起的中國，及國際社會超級強權美國。 三、新加坡建立防衛武力並沒有針對性的假想敵國，而是屬於一種安全上自我防衛所準備嚇阻敵人的籌碼，他無意使用武力爭取安全，但並不表示不具備執行預防攻擊的能力。 四、軍事戰略必須支持國家戰略，並符合國家政策。所謂國家政策者，係國家階層為追求國家目標及利益，其政府所採取的廣泛行動方案或指導說明。當然，國家政策也會受到軍事戰略限制因素的影響。從軍事的角度觀察新加坡在軍事戰略目的、方法、手段方面所做的規劃與安排。 五、東南亞目前仍然存在著諸如種族與宗教矛盾、領土爭端、海洋資源的爭奪與海上航行自由受到海盜掠奪的威脅等因素牽制，處於危機與衝突都可能發生的階段。新加坡提出「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標，意味著新加坡有責任以維和或人道主義救援等非戰爭手段，參與周邊地區安全事務。 六、從國防支出的數據觀察，新加坡所受金融風暴影響較小。從檢驗國防的自主空間來看，新加坡在軍事現代化的計畫與執行中，仍保有適當的彈性，政策也具有自立自主的能力，同時在軍事武力方面確實朝向持續成長之方向邁進。 七、新加坡所面對的軍事戰略挑戰，觀察該國的軍事戰略佈署則包括：(一)宣示決心。(二)展現能力。(三)軍事合作。 (四)國防科技。 八、新加坡軍事戰略在國際環境與東南亞區域發展上，以東南亞之區域發展為主軸，持續建立其與周邊國家的軍事合作，擴大與區域內國家的雙邊或多邊軍事關係以創造更多的共同利益，這對於該國整體的國家利益有正面向的幫助。

本論文試圖透過戰略三角政治研究途徑和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探討普欽時期的俄羅斯對美國政策。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外政策路線的走向，由葉里欽執政初期的一面倒向以美國為首的親西方之大西洋主義政策路線，轉向為葉里欽執政後期的拉攏中國抗衡美國的東西平衡對外政策路線；到了普欽執政時期，又重新定位為與美國進行戰略和解，進而進行戰略合作的全方位對外政策路線, 以擺脫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導致的戰略羈絆之制約。本文試圖探討，驅動普欽時期此一俄羅斯對美國政策路線轉變的內外在因素。 本論文認為，普欽執政期間，俄羅斯對美政策之形成，乃是在承襲葉里欽對外政策的遺緒，在普欽的強勢領導之下，俄羅斯之決策菁英，以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及國家利益為訴求，援引包括戰略三角互動、美國的政策與做為、俄羅斯經濟發展與政治生態互動等俄羅斯內外在環境因素，作為其政策辯論的依據，透過克里姆林宮政治的互動形塑而成。 上述假設命題可以引申出下列邏輯相關的子命題： 一•普欽的對美政策，受到包括戰略三角互動與美國的政策與做為等俄羅斯外在環境因素之影響形塑而成。 1999年普欽上台前夕，科索佛戰爭及北約戰略新概念的提出，加深了俄羅斯的安全疑慮；而2001年4月，美中軍機擦撞事件，則加深了中美關係的裂痕；此一發展促使俄中戰略夥伴關係趨於密切。2001年6月中國主導「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以及7月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簽訂，就是此一發展邏輯的結果。然而，隨著中國在□海地區爭霸戰中影響力的增長，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聲音，也在俄羅斯安全決策階層引起越來越多的迴響。而此一發展，則促使俄羅斯尋求與美國進行戰略和解，以防範中國之威脅。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後，中國勢力快速崛起，美國不再視俄羅斯為其戰略對手，轉而防範中國之威脅。911事件之後，美國面臨反恐之戰以及分散油源之需求，小布希總統調整了對俄政策，讓普欽得以順利與美國進行戰略和解；從而，普欽得以擺脫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導致之戰略羈絆的制約。 二•普欽的對美政策，受到包括經濟發展考量與政治生態互動等俄羅斯內在環境因素之影響形塑而成。 面對俄羅斯國內的經濟窘境，普欽認為，唯有與美國進行戰略和解，才能儘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增加歐美的投資和援助、減輕外債負擔、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普欽的強勢領導地位以及務實的政治手腕，使得普欽得以操控國內政治生態的互動，主導俄羅斯國家安全概念的重新定位；從而，得以順利推動全方位對外政策路線，與美國進行戰略和解，藉以擺脫葉里欽後期所建立的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導致之戰略羈絆的制約。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aimed at exploring Russia’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Bladimir Putin, 2000-2003. The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s approach and the Kremlin politics approach are applied in this study. After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Russia’s line of foreign policy had been shifted from the one-sided pro-Western Atlanticism in the early stage of Boris Yel’tsin’s administration toward the East-West balanced strategy, attempting to draw China on the same front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ter stage of Yel’tsin’s regime. After Putin had come to power, Russia’s line of foreign policy was reoriented as a comprehensive one, engaging in strategic reconciliation a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nd, consequently, getting rid of the strategic entanglement result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nership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drive this shift in Russia’s line of foreign policy under Putin.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is as follows: Shadowed by Yel’tsin’s legacy of foreign policy and forged under Putin’s strong leadership, Russia’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Putin has been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Kremlin politics, engaged by Russian decision-making elites, who appeal to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ir policy debates, referring to Russia’s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action of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s, the US policies and conduct, Russia’s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ecological changes in Russia. This hypothesis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into the following logically consequential sub-propositions: 1•The formulation of Russia’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Putin has been driven by Russia’s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action of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s and the US policies and conduct. In the spring of 1999, on the eve of Putin’s coming to power, the breakout of War in Kosovo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NATO’s new Strategic Concept had created serious concerns for Russians about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 April 2001, the collision of US-Chinese military aircrafts above the South China Sea had deepen the Sino-US fissures.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events had pushed closer the Partnership of Russo-Chines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As a result, the creation of Chinese-initiated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in June 2001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of Good-Neighborhood,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following month were only a logical outcome. However, accompany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area of Caspian Sea, the voice of “China threat”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circle of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ers. These developments, in turn, had forced Russia to search for strategic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prevent China from becoming a threat.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apid rise of China’s influence, the United States no longer treat Russia as a strategic rival; instead, they shift their efforts to prevent China from becoming a threat. In the wake of the terrorist attack on 11 September 2001,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for engaging campaigns against terrorism and for deconcentrating the sources of petroleum, President Bush has readjusted US policy toward Russian. As a consequence, these shifts in US policy provide Putin with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engage in strategic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us get rid of strategic entanglements deriv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nership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with China. 2•The formulation of Russia’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Putin has been driven by Russia’s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ical changes in Russia. In the face of Russia’s economic predicament, in Putin’s opinion, the only way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strategic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ill accelerate the process for Russia to obtain the access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d in turn to gain the access to investments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the West and to lessen the burden of foreign loans. In addition, with his strong leadership and his pragmatic political skills, Putin has been able to maneuver the interaction of domestic political econlogies in favor of the reorientation of Russia’s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As a result, Putin has been able to forge a comprehensive line of foreign policy and, accordingly, to conduct strategic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nsequently, he has been able to get rid of the strategic entanglements deriv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nership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with China in the latter stage of Yel’tsin’s reg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