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希望填補以往選舉制度研究文獻不對稱的情況。對選舉制度如何被選擇的上游研究給予適當重視，嘗試建構關於選舉制度改革的解釋架構，並以比較研究的觀點，分析日本與台灣選舉制度改革問題。 本文的核心觀點是選舉制度的形成與變遷不是獨立存在，而是受到政治系統中早已經形成的制度限制及分岐情況所影響。九○年代選舉制度變革所呈現的兩點特徵：政黨體系優先於選舉制度、選制變遷乃是在各種已存選舉制度中作選擇。選舉制度的類型依其效果可以排列在一條光譜線上，兩端分別為重視穩定性及重視比例性，選擇則是光譜上的位移。政黨體系、選舉制度、以及社會議題分歧長期的不協調將會產生改革趨力，如果再與政治系統的效能低落連上關係，社會結構就具有啟動改革的可能性。當改革議題進入議程，行動者的偏好就受到結構性因素及理性因素的影響，最後在兩組因素交互作用下，決定制度在光譜上的落點。 就日本與台灣的比較而言，兩者的主要政黨對於選制改革的態度，基本上沿著席次增減的利益考量與相對實力認知及結盟可能性而定調或轉變。民主體系下，政黨基於理性而對於選制改革的偏好與表現出來的行為，其實有一定的脈絡可尋，但各國的結構性因素的差異卻可能間接地影響選擇結果。 以日本為例，1993年大選後，政黨重組及取得政府的執政權力做為重要的目標，改變了各黨對選制改革的偏好，進而促成改革談判的空間。新議題的進入使得政黨偏好短期改變並改變談判空間，在改變規則限制不大下逕行政治交易而通過改革方案。其新制度的落點則是朝野政黨折衝修正的結果。 使用同樣的解釋架構來看台灣的選制改革問題。結構因素使改革的提案範圍為各種不同組合的「混合制」，但高門檻的改變規則成為重要的阻礙。政黨體系日漸地分化，與改革成功必須組成3/4絕對多數的方向有基本地衝突，形成改革的困境。就行動者考量而言，國、民兩黨皆各有堅持，並互相握有否決權，使1997年的修憲擱置選制改革。2000年及2001年的大選雖然因政黨版圖改變，而改變政黨對選制改革的立場，但由於改變的高門檻，終將使得這一波改革前景堪慮。 相較於日本在九○年代發生數次重大的政治弊案，造成選民對政治系統失靈的認知，並以選票支持倡言改革的候選人，使改革問題與取得執政權產生關聯性。台灣彷彿尚缺乏一項重要的觸媒，使改革問題真正進入議程，民眾雖對於立法委員的表現普遍不滿，卻仍未與政治系統的失靈產生關係。 如果選舉制度改革是台灣政治改革的必經途徑之一，那麼，依本文的解釋架構來推測，今後有利的發展方式可以有幾個。首先是修正改變規則的高門檻或是引入公投機制，其次是期待政黨結構的改變，最後，一個具有觸媒效果的關鍵事件可能會戲劇化地加速改革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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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共一冊，計分五章，約六萬字，內容如后： 第一章 緒論。闡逑本文寫作動機、方法與範圍。 第二章 民主、政黨與選舉。計分二節。從歷來民主理論，肯定政黨與選舉為實現民 主某些價值的 級制度，並論兩者間糾結關係。 第三章 英國選舉法與政黨競選適應。計分三節。從英國選舉法特色探討政黨適應方 向。 第四章 單一選區複數決制與政黨多寡。計分三節。探討選舉方式與政黨數目及政治 穩定間之關係。

投票參與是民主政治運作的核心，投票率的高低是政府執政是否具有代表性與正當性的重要指標。選舉制度是否影響投票參與，一直深受國內外學者所關注，然而選舉制度如何對投票參與造成影響卻頗多爭論。為了探討選舉制度與選制變遷如何影響投票參與，本研究以跨國比較的方式，分析各種選舉制度對國會投票率高低的直接影響與跨時影響。同時，本研究也以台灣選制變遷為個案分析對象，探討選制變遷對投票參與之效應。在方法上，本研究在跨國比較的部分蒐集世界各民主國家歷次國會選舉的相關資料，並以「固定與隨機效果混合法」進行分析；在台灣個案分析的部分，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以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為比較組，評估選制變遷對立委選舉投票率之影響。另外也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8L針對TEDS2004L成功樣本之定群追蹤資料，分析台灣同一群選民在新舊選制下投票參與的穩定與變遷。 研究結果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在跨國比較的部分，本研究發現選舉規則的比例代表性愈低，投票率會愈低。其中，採並立制國家的投票率顯著低於採比例代表制的國家，採多數決制的國家投票率下降的幅度則顯著大於比例代表制國家。選區規模愈大的國家，投票率則愈高。另外，本研究也發現選舉制度對不同民主資歷國家的影響也不同，對民主資歷較深國家的影響較大且較符合學理預期，對民主資歷較淺國家則影響較小。在台灣個案的部分，本研究發現立委選制變遷並沒有對總體投票率產生顯著的影響，但是對個體選民的投票穩定與變遷卻有顯著的影響。尤其是評估新選制比舊選制更讓人不想去投票的選民以及小黨支持者，都比較傾向在舊選制下有去投，但新選制下不去投。本研究認為透過上述宏觀與微觀層次的分析，不僅讓我們對選舉制度如何影響國會選舉投票率高低及變化有更深入的瞭解，也讓我們釐清選舉制度變遷如何影響個別選民的投票參與。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眾議院選舉制度從1947年以來採用中選舉區制度，直到1993年眾議院大選後，除了日本共產黨以外的7個在野政黨一同組成聯合政府，結束了自由民主黨自1955年以來的長期執政，情況開始所轉變。日本新黨黨魁細川護熙就任日本首相後，為了兌現選舉承諾，而在任內推動了選舉制度改革，將選制改為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期望能以此改善國內政治獻金醜聞頻傳的金權政治弊端。而實施新選舉制度後所帶來的諸如小選舉區制有利於大型政黨但一黨難以過半、小黨在國會生存難度增加卻也有比例代表區維持其存在等效應，導致聯合政府從1990年代開始不再只是為了達成某種政治目標而形成的少數特例。自此以後，日本政黨結盟組成聯合政府便形成一種常態。因此本研究認為，1990年代選舉制度改革與聯合政府的形成，兩者可說是相輔相成。 為了進一步分析選舉制度改革對1990年代的日本聯合政府、乃至於日本政壇造成何種影響，本研究將以1996年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首度實踐於眾議院選舉作為分水嶺，將1996年以前成立的細川、村山聯合政府定義為「選舉制度改革前的聯合政府」，1996年到2000年成立的橋本、小淵與森聯合政府定義為「選舉制度改革後的聯合政府」，並從政黨規模、意識形態、政黨穩定狀況與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的實施等角度進行觀察與比較。本研究發現，選舉制度改革後的聯合政府在政黨規模上已形成一個大型政黨加上兩個小黨的合作模式，意識形態也趨向右派主導而多元。就政黨穩定狀況而言，經過選舉制度改革所帶來的政黨重組，使日本政黨正走向稍無定型的一強，或是二強n弱體制。而在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與選舉制度改革雙管齊下實施後，日本選舉也已由過去的派閥主導，開始向政黨主導模式邁出了第一步。 /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SNTV-MMD system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with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 was adopted by the Lower House in Japan since 1947. However,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Lower House has been adapted after the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in 1993.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generally abbreviated to “LDP,” has been the ruling party of Japan since it was founded in 1955, but the LDP lost its overall majority after the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in1993. A coalition government was created by seven oppositi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Morihiro Hosokawa, the leader of Japan New Party, was elected prime minister. Hosokawa promoted electoral reform, he adapted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Lower House for single member district with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because he promised to eradicate the plutocracy in Japan. The new electoral system causes several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major parties are superiors in election, but it’s difficult for them to win the majority seats in Lower House. Besides, it’s difficult for the minor parties to win the seats in single member district, but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win seats in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Those conditions cause that Japanese political parties form coalition government become normality. Therefore, the electoral reform and the forming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are complementarity in the 1990s. In this research,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in the 1990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executing of single member district with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in Japanese general election of 1996. The Hosokawa government and the Murayama government are defined as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before the executing of new electoral system.” The Hashimoto government, the Obuchi government and the Mori government are defined as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after the executing of new electoral system.” Those two group are contrasted with each other from the scale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 ideology, the stabil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executing of the Political Funds Control Law. There four major findings in this research. The first one is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after the executing of new electoral system are formed by one major party and two minor parties. The second one is even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s after the executing of new electoral system are leading by the right-wing parties, the ideology of them is multivariate. The third one is electoral reform causes the party realignment and the Japanes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become one unstable major party or two major parties with several minor parties. The last one is the leader of Japanese election is turning to the parties from factions, because the new electoral system and the Aamendment to the Political Funds Control Law are executed.

本論文選定十八個民主先進的內閣制國家(佔全世界五十五個內閣制國家的近三成左右)為研究對象，包括英國、紐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法國(含第四共和及第五共和)、德國、奧地利、義大利、盧森堡、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冰島、日本。至於研究時間則限定在一九四五年至二○○○年七月初為止，共計五百六十三次內閣的組成結果。 在方法論上，本論文擷取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研究取徑。在總體制度層面上，主要是採取「法制的和比較的研究途徑」(legalistic- institution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本文探究聯合內閣形成之前的制度安排，包括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之安排，前者界定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的互動關係，而後者為政黨競爭的遊戲規則設下法制規範，兩者都間接地影響一個國家政局的穩定性；另外，社會結構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階級、種族、語言、宗教和地域等分歧面向所形成的團體對立，各以政黨為其利益的代言人，進而影響聯合內閣的形成。所以，在從事聯合內閣的比較研究時，實有必要對各國的政府結構、社會結構和選舉制度先行瞭解，以掌握靜態法制面的成因。 本論文還進行動態的統計數據，針對「有效政黨數目」與其他變項(如「不成比例性」、「議題面向數目」、「內閣存活率」、「內閣型態發生率」等)進行統計的迴歸分析，以找出兩種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另外，本文在針對特定主題時(例如選舉制度改革前後的變化時)，採取「小數量比較法」(small-N comparison)的研究策略，例如第五章第四節就是專門以紐西蘭、義大利和日本三國為個案比較的小單位，分析這三個國家在選舉制度改革前後，在平均有效政黨數目、不成比例性以及內閣型態發生頻率上的變化。

我國於2005年修憲案通過後，區域立委產生的方式由複數選區改為單一選區，每選區選出一名代表，選舉制度的改變、單一選區的設計及其劃分方式，造成某些立委選區幅員變小，有些甚至比地方公職人員的選區小或者與地方公職人員選區相同，但絕大多數選區仍較地方公職人員來得大，就這兩種類型立委而言，面臨選區內潛在的挑戰者時，其行為模式會有何不同？本研究以代表理論為基礎，將第七、八屆立委分為兩種類型（選區大與小），以量化分析與深入訪談並重的方式探究立委代表行為的差異。 本研究發現，控制其他的因素之後，在選區服務行為方面，相較於選區較地方公職人員大之立委，選區較地方公職人員小的立委於選區工作時間比例較高並達到顯著差異，而選民個案服務及紅白帖較為踴躍，從深度訪談結果得知，選區較小的立委確實從事更多的選區服務，也出現明顯地方化的現象。在立法問政行為方面，選區較小的立委在法律提案以及施政質詢行為上與選區較大的立委無差別，可能原因為選舉競爭激烈，每位區域立委需要展現自己，積極於國會中問政、提出法案等，而選區較小的立委由於在選區工作上投入大量時間，相對而言，無法分出更多的精力於立法問政，以至於立法問政的分析結果中，選區大與小的立委之間相差無幾。

兩岸領導人皆曾宣示對於中國統一的期盼，但是對於統一的認知差距卻截然不同，中共希望在其『四個堅持』之下統一中國，而我中華民國卻主張必須統一在自由、民主、均富之下，使得兩岸對於中國統一之主張毫無交集。本文便在此體認下，嘗試從兩岸的選舉制度中，找出兩岸人民享有的參政權利之異同，以了解『民主』在兩岸的佈局。論文的安排，除了就兩岸選舉法規的訂定和演進作一說明外，最主要的內容在於選舉制度的範圍探討其中包括選舉人與被選舉人的參選條件限制，以及選舉機關的角色扮演和職權範圍，其次是分析兩岸在選舉區規劃上，候選人的提名制度上，選舉活動內容上，選舉經費運用上，以及選舉人名冊編造和投票方法上，有著何種程度的差異性。最終試圖找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體制下的『選舉』之本質差異以說明兩岸在選舉制度所展現的不同。

推究民主政治的源頭來講，民主政治根源希臘兩個文字：demo及kratica，前者意味平民，後者代表統治，兩者合一便是平民統治的政府。而在代議政治之下，要實現主權在民的方式就是透過定期選舉來決定政治領袖的去留，此種決定政治人物去留的過程也是一個簡單的課責行為。既然民主政治的內涵包括實現人民主權以及強調領導者的責任時，政府理所當然應為其所表現負起責任，並透過選舉接受人民的檢驗，這也帶出了政治課責「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在民主運作過程中的必要性。 過去學界在討論臺灣選民是否有選舉課責之行為時，多在探討投票抉擇與施政表現或經濟表現之間的關聯性，忽略了制度的重要性，從選舉制度的觀點上，不同的選舉制度會形塑出不同的政治效果，選民對於投票的對象也受限於選制差異的影響，課責行為當然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本文探討臺灣選舉是否存在選舉課責？而影響選民進行課責的選制差異有何不同？透過過去十年來的選舉經驗，瞭解選舉課責在臺灣現有的立委選舉制度之下的發展狀況。 本研究透過「二元勝算對數模型」來理解不同的選制之下民眾的課責行為之差異，研究發現根據選舉課責之定義，三種不同的立委選制都有明顯選舉課責之行為，且以政黨作為課責連結的投票方式，PR選制比SMD的課責強度更是明顯，在2008及2012都可以得到驗證；SNTV雖較不強調政黨間的競爭，但仍有明顯之選舉課責行為，但礙於資料限制無法與其他選制進行比較。換句話說，選制因素在課責表現上所造成的差異並不是「有無之分」，而是「強弱之別」。一致政府責任歸屬問題雖較分立政府明顯，但因台灣並無共治之經驗，課責的區分依然不明顯。

選舉是實行民主政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選區劃分的方式將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投票結果與民主政治理念的施行。 然而在選舉法規或行政區域發生變動時，舊有的選區劃分方式需要隨之調整。而傳統人工的方式具有許多缺點，如：耗費人力資源、人口分配不均、難以兼顧形狀及行政區完整等等。若每次行政區域發生變動，都需要重新劃分，將花費許多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及時間，因此利用電腦以完成自動劃分的技術逐漸受到重視。 本論文中我們打破現有的政治與人文鴻溝，嘗試以系統化的方法對選區劃分作全面性的查驗。我們利用計算幾何學的特性與人工智慧搜尋的技巧，儘量找出可能的劃分方式再進行評估。我們依據中選會的建議採用村裡為劃分之最小行政區域，從數以十萬計之合理解中，根據形狀等客觀條件篩選出較佳之劃分方式，進而將歷史投票行為加入考量，以對篩選出的劃分方式作進一步評估與分析。 實作中我們以台南市為對象，在不同的人口限制及形狀條件下，分別比較所能找到的合理解數目。同時選出一部分的劃分方式，和中選會的劃分方式比較，結果顯示我們的方法可以全面性的分析選區劃分，不同的劃分方式可能產生不同的選舉結果。 / Ele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conducting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mean of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shall post effect,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electoral outcome as well as delivering ideas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s election regulations or administrational districts experience alterations, the present electoral districting is forcefully accompanied with adjustments.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using traditional human labor works reveal several flaws such as: human resource wastage, uneve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s, hard to maintain shape contiguity and compactness, as well as the completeness of administration districts. Every single alteration experience in administration district requires redistribution, thus expensing on unnecessary human labor, resources and time. As such, it had brought great attention on techniques of automatic redistribution by means of modern computer technologies. In this thesis, we shall breakthrough a giant gap between politics and humanity; conduct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n systematic approach on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We are going to utiliz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ational geometr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arching techniques to find out every conceivable means of redistricting then evaluati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m. By recommendation of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hence CEM), we will adopt the classification of township as basic unit of administrational district, from counts of thousand adequate explanations, by objective factors of shape accordance and others, select the better means of redistricting methods, and afterward put into concern of historical voting behavior, conduct a further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upon chosen redistricting method. In actual practices we had selected Tainan City as the experiment target, under different population limitations and factors of form, compare the searchable numbers of decent explanation respectively. We choose some redistricting outcomes, and put into comparison with redistricting method of the CEM. The results indicated our approach is able to conduct a thorough redistricting analysis, as well as more diversified comparing to CEM's outcome. The result of this experiment also reveals different election outcome with adoption of different redistricting meth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