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究民主政治的源頭來講，民主政治根源希臘兩個文字：demo及kratica，前者意味平民，後者代表統治，兩者合一便是平民統治的政府。而在代議政治之下，要實現主權在民的方式就是透過定期選舉來決定政治領袖的去留，此種決定政治人物去留的過程也是一個簡單的課責行為。既然民主政治的內涵包括實現人民主權以及強調領導者的責任時，政府理所當然應為其所表現負起責任，並透過選舉接受人民的檢驗，這也帶出了政治課責「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在民主運作過程中的必要性。 過去學界在討論臺灣選民是否有選舉課責之行為時，多在探討投票抉擇與施政表現或經濟表現之間的關聯性，忽略了制度的重要性，從選舉制度的觀點上，不同的選舉制度會形塑出不同的政治效果，選民對於投票的對象也受限於選制差異的影響，課責行為當然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本文探討臺灣選舉是否存在選舉課責？而影響選民進行課責的選制差異有何不同？透過過去十年來的選舉經驗，瞭解選舉課責在臺灣現有的立委選舉制度之下的發展狀況。 本研究透過「二元勝算對數模型」來理解不同的選制之下民眾的課責行為之差異，研究發現根據選舉課責之定義，三種不同的立委選制都有明顯選舉課責之行為，且以政黨作為課責連結的投票方式，PR選制比SMD的課責強度更是明顯，在2008及2012都可以得到驗證；SNTV雖較不強調政黨間的競爭，但仍有明顯之選舉課責行為，但礙於資料限制無法與其他選制進行比較。換句話說，選制因素在課責表現上所造成的差異並不是「有無之分」，而是「強弱之別」。一致政府責任歸屬問題雖較分立政府明顯，但因台灣並無共治之經驗，課責的區分依然不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