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一九八六年∼兩千零四年，民進黨立委選舉為例，分別以派系、選區為單位建構三個多元迴歸模型，針對本文所提出的十三個研究假說加以驗證。主要探討﹙一﹚民進黨內各派系於黨中央、地方黨部重要黨職，以及縣市首長的競爭，對於派系在區域立委選舉表現的影響﹙二﹚民進黨內派系在黨中央的權力競爭，對於民進黨區域立委選舉表現的影響。 透過多元迴歸模型本文證實民進黨內的派系，在黨中央的黨主席、中常委，以及地方黨部的黨部主委等重要黨職之爭，對於各派系的生存與發展有重要影響的區域立委選舉，主要的影響是在黨內的提名競爭上，而能夠影響進一步佔有多少比例的區域立委席次，則是地方縣市首長的職位，且地方縣市首長在黨內提名競爭階段也有顯著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多派系於民進黨中央呈現共治的情況，雖然權力集中程度降低，但卻為民進黨帶來較好的選舉表現。派系長期處於既競爭又合作的共治環境下，除了表面上因為競爭而呈現出各種紛爭之外。派系也會成為政黨內，匯集各種不同利益，扮演相互折衝協調，進而達成理性集體行動的重要關鍵性機制。

從八十四年第三屆立委選舉開始，配票策略開始使用，由於獲得不錯的效果，往後持續在各次競選過程中繼續採用。 選舉過程中，不論候選人取向的重要性有多高，選民最後的投票決定仍然會候選人與政黨配票策略的影響，選民對政黨配票策略的態度與回應方式也將影響其投票結果。 本論文以第六屆台北市立委選舉為例來探討配票選舉策略之成效，藉由年代民調中心、TVBS民調中心以及東森公關全方位市調中心於民國93年8月至12月共計做了9次民意調查資料，期以電腦規劃求解的方式找出由民意調查至投票選舉結果間的馬可夫轉移矩陣，並由此馬可夫轉移矩陣來看選民可能的轉移投票對象的機率，透過數學的方式來看配票的成效。

本論文是運用選前對候選人競選過程的參與觀察，以及選後對參與選舉的相關人士進行深度訪談的個案研究。內容主要是針對一位轉換選區競選連任的立法委員，從競選策略的考量、擬定、執行到效果分析等階段，進行整體的探討與分析。筆者先以總體環境、選區背景、研究對象的個人條件這三面向，作為候選人其競選策略的考量因素。接著在競選策略的擬定上，先分別針對候選人選舉目標與競選主軸進行初步描述。而後則是討論其競選型態的選擇過程，即針對候選人特殊的「人際關係取向競選策略」加以說明，並區分出三種人際關係網絡。最後再從筆者所區分的三種人際關係網絡，包括同鄉會系統、地緣關係、特定人士所能影響的關係網絡（地方派系的動員），以開票結果來分析其個別的競選效果。 關鍵詞：人際關係、競選策略、立委選舉、同鄉會、地緣關係

2001年台灣的經濟環境與發展陷入了低潮，包括經濟成長率自解嚴以來首度呈現負成長，失業率也一舉突破4.0％。在政治上，國民黨在1996年第一屆總統民選勝選之後，可以發現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開始出現衰退的趨勢，失業率則是逐漸上升，而民進黨陳水扁在2000年擊敗國民黨與脫黨參選的宋楚瑜，2001年立委選舉在立院席次中，則是取得相對多數的優勢。在這樣的政經環境下，經濟因素是否成為選民投票抉擇時的一項考量因素呢？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換言之，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探索1996年自2001年的兩次總統選舉與兩次立委選舉當中，台灣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則對選民經濟評估的影響如何？如果不存在，又是為什麼呢？其次，如果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存在，則主要是具備哪些特質的選民具備經濟投票的行為呢？ 從研究結果申，本文發現在1996年與2001年的調查資料中，經過交叉分析與多元洛基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的結果，得出在這兩年選舉中選民具有明顯的經濟投票行為，也就是當選民在評估過去經濟表現好時，會傾向投給執政黨，當選民評估過去經濟表現不好時，則傾向投給在野黨。同樣地當選民展望未來的經濟表現時，預期未來經濟會變好的選民會傾向投給執政黨，預期末來經濟會變差者則傾向投給在野黨。至於1998年與2000年之所以選民並沒有明顯的經濟投票行為出現，本文認為由於外在因素的干擾，或是選民的認知差異，或是候選人的因素影響，使得該年選舉的調查結果，經濟評估的影響並不顯著。而從歸因理論來探討，當將經濟不好歸賣於國際環境因素者剔除，僅以考慮其他歸責因素的選民作為研究對象，可以發現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確實存在著影響。除此之外，利用政治信任感來檢證選民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係，發現兩者的交互作用對選民投票抉擇影響並不顯著。至於哪些選民較具備經濟投票的特質，本文從選民的職業、教育程度、統獨立場政黨認同來交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有職業較無職業、低教育程度較高教育程度、統獨立場主張維持現狀、無政黨認同傾向的選民，經濟投票的特質最為彰顯。 關鍵字：經濟投票、統獨立場、政黨認同、立委選舉、總統選舉、多元洛基模型

由於目前政治版圖的研究仍停留在資料描述的階段，描述選票在地理區域差異的程度，較缺乏定性與定量以及理論建構的研究。所以本文打算從政治版圖分析出發，借由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嘗試將政治版圖的概念操作化，並嘗試去解釋影響政治版圖變動的因素。本文想要探索的目標有三個，第一：政治版圖的定義，包含的面向，以及測量的方法。第二：嘗試結合目前國內由總體資料從事選舉研究的兩種分析方法－集群分析以及區位推論模型(Ecological Inference Model)。第三：嘗試結合個體資料以及總體資料研究途徑，藉由個體資料研究途徑中投票行為研究所累積的研究發現，解釋政治版圖這個現象。 本文從政治版圖的強度與穩定度兩個面向出發，以台北縣三次立委選舉(1995、1998、2001)為例，分析各政黨政治版圖的變動。並以投票行為研究中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三個主要因素：政黨認同、議題取向、候選人評價等因素來解釋政黨政治版圖的強弱以及穩定與變遷。

推究民主政治的源頭來講，民主政治根源希臘兩個文字：demo及kratica，前者意味平民，後者代表統治，兩者合一便是平民統治的政府。而在代議政治之下，要實現主權在民的方式就是透過定期選舉來決定政治領袖的去留，此種決定政治人物去留的過程也是一個簡單的課責行為。既然民主政治的內涵包括實現人民主權以及強調領導者的責任時，政府理所當然應為其所表現負起責任，並透過選舉接受人民的檢驗，這也帶出了政治課責「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在民主運作過程中的必要性。 過去學界在討論臺灣選民是否有選舉課責之行為時，多在探討投票抉擇與施政表現或經濟表現之間的關聯性，忽略了制度的重要性，從選舉制度的觀點上，不同的選舉制度會形塑出不同的政治效果，選民對於投票的對象也受限於選制差異的影響，課責行為當然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本文探討臺灣選舉是否存在選舉課責？而影響選民進行課責的選制差異有何不同？透過過去十年來的選舉經驗，瞭解選舉課責在臺灣現有的立委選舉制度之下的發展狀況。 本研究透過「二元勝算對數模型」來理解不同的選制之下民眾的課責行為之差異，研究發現根據選舉課責之定義，三種不同的立委選制都有明顯選舉課責之行為，且以政黨作為課責連結的投票方式，PR選制比SMD的課責強度更是明顯，在2008及2012都可以得到驗證；SNTV雖較不強調政黨間的競爭，但仍有明顯之選舉課責行為，但礙於資料限制無法與其他選制進行比較。換句話說，選制因素在課責表現上所造成的差異並不是「有無之分」，而是「強弱之別」。一致政府責任歸屬問題雖較分立政府明顯，但因台灣並無共治之經驗，課責的區分依然不明顯。

本文旨在研究政治人物或政黨的表現如何影響選民對立法委員進行選舉課責。課責是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基石，而選舉機制則是體現政治課責最直接的制度設計。現有選舉課責研究多數聚焦於行政首長的表現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選擇，以立法委員選舉為對象的選舉課責研究相對顯得不足，且這些研究或者是在舊選制的架構內進行分析，或是旨在探索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未見新選制下的選舉課責研究。 本研究以2016年新北市與臺中市的立法委員選舉為例，分析選民對總統、市長、政黨、政黨立委與區域立委五種層面的表現評價如何影響其立委投票對象。企圖了解選民是否真的會因為現任者表現不佳而投給在野黨、或因滿意現任者表現而投給執政黨？而當不同層面的表現評價發生衝突時，哪一項的表現評價影響力更大？並藉由兩個不同黨籍的直轄市長，來解析過去研究未曾在立委選舉研究中觸及的地方首長施政表現因素會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本研究發現，選民在區域與不分區立委選舉中均會以市長與區域立委的表現作為課責依據，而政黨立委表現評價僅對區域立委選舉有影響，政黨表現評價及不分區名單印象則影響不分區立委選舉，至於過去研究認為會影響立委選舉結果的總統施政表現評價，反而在統計模型中未達顯著水準。這樣的結果，除了立委與政黨本身表現在各自選票上的影響力外，更凸顯了地方首長的施政表現對於立委選舉的重要性，當總統與立委選舉合併舉辦後，立委選舉不再是總統的期中成績單，而是地方首長的期中成績單與現任者的期末成績單，被課責的對象包含了現任者本身（立委與政黨）與地方首長。這些研究發現與既有的研究提供一個重要的對照與補充，也希望這些發現能提供未來選舉課責與地方治理研究的助益。 / Accountability is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operation of democracy, and election is the mechanism realizing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Most studies on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presidential performan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while the influences of legislators themselv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re less concerned.This essay explores how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esident, the legislators,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fluence electorate’s vote choice in the 2016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New Taipei City and Taichung City in Taiwan.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s operationalized as voter’s performance assessments of the president, the legislator, the city mayors, and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t is assumed that an electorate will be more likely to vote for the legislative candidate based on favorable assessments of her party’s president, legislators, city mayors, list of at-large candidates and overall party perform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city mayor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district as well at–large party list) legislators have exercised significant impact on voter’s choice. Meanwhile, voters’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impression of party list candidate will influence voter’s choice in the at-large legislative election. As for the evaluation of presidential performance which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this essay finds only limited impact. As the elections for legislator and president are held concurrently, the impact of the presidential performance is overshadowed by the performance of local executive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crucial comparison and supplementation with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