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研究想要了解，究竟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在立法行為的面向，是否會產生差異？其次，本研究也想了解不分區立委若有基層選區經驗，則在立法行為方面，與沒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之間是否會有不同的表現？因此，從上述的研究問題所述，本研究試圖分析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在立法行為上的差異，並且說明不分區立委之中具有不同的代表屬性，同時可能也會有不同的表現。 本研究首先從混合選制的理論，分析選舉制度如何影響立法委員的行為。並且，從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與授權的來源，解釋立法委員為何會採取相異的行動。並且也從文獻中說明，混合選制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有幾種不同的情形；而這些類型對於國會的運作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架構，認為區域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為強烈，而且授權來源為選區選民，因此為了追求連任的目標，會提供更多利益給選區；而當選區利益與政黨利益產生衝突時，區域立委較有可能與政黨的立場不一致。另一方面，不分區立委建立個人選票的動機較為缺乏，加上授權來源為所屬政黨，因此較傾向於維護政黨政策，並且對政黨較為忠誠。其中，若是不分區立委具有選區經驗，雖然可能被認為會建立個人選票以及回應選區的授權；但其實選舉制度的效果將會是影響這類立委行為的主要因素。 最後的分析結果，證明如本研究所建構的理論所述，選舉制度與立法委員的行為的確有顯著的影響。區域立委較為代表選區利益，而不分區立委則傾向於維護政黨的利益，與本研究的預期相符合。並且，有選區經驗的不分區立委，受到制度的影響，提案行為較不積極，但政黨團結程度則較高。

本論文係針對立法委員對婦女問題之質詣與法案審查之發言作內容分析，研究資料係以立法院公報為準，研究期間為立法院第五十一會期至八十四會期（民國62年至78年），並依增額立委任期劃分為五個時期，以便比較各時期立委質詣的重點。 此外，增額立委競選期間曾提出婦女政見者，在其當選後，是否曾經為婦女發言？質詢立委之背景與質詢議題之關聯性如何？又立委質詢後，政府是否能提出具體的婦女政策或法案？這些都是本論文所欲嘗試瞭解的重點。 本論文之重要發現如下： 一、增額立委兌現其競選期間所提之婦女政見者的比率有逐期提高的趨勢，但其中多數立委為婦女發言的次數相當少。 二、立委對婦女問題之質詢或發言多具有時事性及新聞性，或因法案審查而發言，因此各時期所重視的議題變化頗大。 三、整體而言，最受立委並遍且持續關注的婦女議題（大類目）是「色情與娼妓」，顯見臺灣色情問題的嚴重性。 四、性別、資歷及省籍是質詢立委背景變項中，對質詢議題次數影響較大者。 五、十七年來立委對婦女問題之質詢與發言次數僅1901次，議題次數亦只有2171次，而且質詣議題次數前三十名之立委的累積率竟高達54.4% ，顯示對婦女問題特別且持續關懷的立委很少。

女性菁英政治參與之分析—以第五屆女性立委為例 摘 要 在歷史的洪流中，女性長久在政治場域缺席，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女權才逐漸受到重視。當今世界各國，除了北歐五國以及其他少數歐美國家之外，台灣女性參政表現相當的亮眼。在中央級民意代表選舉上，2001年第五屆女性立委選舉，首次達到五十位女性進入國會殿堂。愈來愈多的優秀女性投入政治領域，也代表著今後權力的分享與資源的分配，必定要顧及性別的均衡。 本研究旨在結合菁英理論、民主多元理論與女性主義的視角，來探究台灣女性菁英在當前政治環境的從政優勢為何，及獲得政治權力之女性是否仍會受到性別歧視。 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以及文獻分析法同時進行，透過文獻分析可以初步建構女性菁英的社會背景及參政行為模式，而深度訪談法，直接與女性政治菁英面對面訪談，一方面補書面資料之缺漏，一方面可瞭解女性從政者更為細膩之心境轉折。訪談對象為第五屆女性立委，受訪者共計17人。 根據文獻探討以及深度訪談的結果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一、本文從女性政治菁英的教育程度、家族、婚姻關係、政黨以及派系五個面向切入，發現教育程度對於從政女性是明顯加分因素；家族與婚姻對於從政女性來講，有時是參政的阻礙，但家人若擁有相當的政治資源，女性當選的機率便大大提升；政黨相互競爭，可增加女性選民的發聲能量，對提升女性地位有正向影響，但隨著選舉制度的改變，政黨在選戰的重要性大增，政黨是否能夠真正落實婦女相關政策，將有待觀察；以往，女性從政者多是在執政黨與地方派系協調下進入政治領域，較無個人意志，但研究發現女性政治菁英不僅能善加利用當地勢力增加自己勝選機會，甚至成為地方派系的領袖。總之，女性如欲踏入政治領域，依附男性價值的情形已大為減少，且多已具備相當的性別意識。 二、社會對女性的刻版印象，相當程度仍影響女性的從政意願。首先是家務的勞動，讓許多女性從政者深感疲憊；婦女組織在每一次選戰中的動員力量愈來愈受矚目，但現階段仍不足以支持一位立委進入國會殿堂；隨著SNTV制度的改變，女性如欲投入政治，將更依賴政黨的提名，但筆者檢視各政黨第六屆不分區提名名單，各政黨仍有待改進。 總而言之，與以往相比，女性紛紛在政治領域上展露頭角，從政模式也與以前大不相同。以台灣政治生態的演變來看，女性政治菁英與政黨的關係將愈加密切。

本文以一九八六年∼兩千零四年，民進黨立委選舉為例，分別以派系、選區為單位建構三個多元迴歸模型，針對本文所提出的十三個研究假說加以驗證。主要探討﹙一﹚民進黨內各派系於黨中央、地方黨部重要黨職，以及縣市首長的競爭，對於派系在區域立委選舉表現的影響﹙二﹚民進黨內派系在黨中央的權力競爭，對於民進黨區域立委選舉表現的影響。 透過多元迴歸模型本文證實民進黨內的派系，在黨中央的黨主席、中常委，以及地方黨部的黨部主委等重要黨職之爭，對於各派系的生存與發展有重要影響的區域立委選舉，主要的影響是在黨內的提名競爭上，而能夠影響進一步佔有多少比例的區域立委席次，則是地方縣市首長的職位，且地方縣市首長在黨內提名競爭階段也有顯著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多派系於民進黨中央呈現共治的情況，雖然權力集中程度降低，但卻為民進黨帶來較好的選舉表現。派系長期處於既競爭又合作的共治環境下，除了表面上因為競爭而呈現出各種紛爭之外。派系也會成為政黨內，匯集各種不同利益，扮演相互折衝協調，進而達成理性集體行動的重要關鍵性機制。

從八十四年第三屆立委選舉開始，配票策略開始使用，由於獲得不錯的效果，往後持續在各次競選過程中繼續採用。 選舉過程中，不論候選人取向的重要性有多高，選民最後的投票決定仍然會候選人與政黨配票策略的影響，選民對政黨配票策略的態度與回應方式也將影響其投票結果。 本論文以第六屆台北市立委選舉為例來探討配票選舉策略之成效，藉由年代民調中心、TVBS民調中心以及東森公關全方位市調中心於民國93年8月至12月共計做了9次民意調查資料，期以電腦規劃求解的方式找出由民意調查至投票選舉結果間的馬可夫轉移矩陣，並由此馬可夫轉移矩陣來看選民可能的轉移投票對象的機率，透過數學的方式來看配票的成效。

本論文是運用選前對候選人競選過程的參與觀察，以及選後對參與選舉的相關人士進行深度訪談的個案研究。內容主要是針對一位轉換選區競選連任的立法委員，從競選策略的考量、擬定、執行到效果分析等階段，進行整體的探討與分析。筆者先以總體環境、選區背景、研究對象的個人條件這三面向，作為候選人其競選策略的考量因素。接著在競選策略的擬定上，先分別針對候選人選舉目標與競選主軸進行初步描述。而後則是討論其競選型態的選擇過程，即針對候選人特殊的「人際關係取向競選策略」加以說明，並區分出三種人際關係網絡。最後再從筆者所區分的三種人際關係網絡，包括同鄉會系統、地緣關係、特定人士所能影響的關係網絡（地方派系的動員），以開票結果來分析其個別的競選效果。 關鍵詞：人際關係、競選策略、立委選舉、同鄉會、地緣關係

台灣長期以來都是處於黨國一體的威權體制，一元化的政治體制在黨外政治改革運動風潮下逐漸被瓦解；台灣政治才逐漸走向自由化（liberalization）與民主化（democratization）。1987年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解除黨禁和報禁，以及國會改革等都是影響台灣發展重要的運動；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也在推動政治運動過程誕生，從此國會才逐步進入政黨競爭的年代。雖然1992年以降國會改革終結國會法統，乃至於經過第一次國會全面改選，但國民黨仍維持執政的優勢。 原住民立委長期以來都是國民黨所囊括，雖然自1972年開始就有原住民席次1席，到1992年第一次國會全面改選為止，將近20年100﹪都由國民黨所囊括，非國民黨是毫無空間可言，經國會全面改選之後才改變政黨一元化的局面；進入到第三屆民進黨以全國不分區立委名額提供1席予原住民。使得國會的原住民立委政黨也逐漸朝向多元化。即使到第三屆7席的原住民立委除了民進黨全國不分區有1席外，其他6席都屬於國民黨。歷屆原住民立委席次佔總席次平均仍不到2﹪，因此，長期受制於兩種因素所致，一為政黨；二為多數決，使得原住民立委問政頻遭瓶頸而難有突破。 1995年12月20日第三屆立委選舉結果，國會生態丕變，國民黨、民進黨、新黨三黨實質不過半，是台灣政治與國會史上的第一次，提供了民與新兩黨合作的空間，且早已在選前預測此一態勢，提出大和解共組聯合內閣的共識。國民黨的原住民立委蔡中涵（阿美族）、瓦歷斯貝林（賽德克族）不顧其政黨壓力，以政治生命作賭注對民與新大和解做出回應。當蔡與瓦主動回應在野黨大和解的同時，卻反而遭其他同黨的原住民立委抗議與反對，6席原住民立委未能如預期般團結合作，而失去提昇原住民族政治地位的機會。 1996年2月期間影響台灣政局的重大事件包括2月1日的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以及2月23日行使閣揆同意權等事件。在蔡與瓦同民進黨合作下僅以1票之差就贏得勝利。蔡與瓦為爭取原住民族權益法制化，掌握時局，運用關鍵少數對抗國民黨與左右朝野政黨，以成立行政院原民會作為交換閣揆同意權；在立法過程成功的運用策略與議事技巧成立行政院原民會。二月政改過程蔡與瓦扮演的角色，打破原住民立委向來給人溫順忠黨的觀感，始料未及的更成為動搖國民黨政權的關鍵少數。在第一次與在野黨合作之後，欣然接受國民黨黨紀處分，即使蔡遭開除黨籍，瓦停黨權一年的處份，2人為原住民族權益在所不惜。 國民黨為積極爭取蔡與瓦的支持，國民黨不得不以此承諾成立行政院原民會，但卻主張依「行政院組織條例」第14條，以臨時性任務編組來成立行政院原民會。在蔡與瓦等其他跟進的原住民立委的堅持下，以具有法律位階來成立行政院原民會，主張應修訂「行政院組織條例」第3條。但因修法緩不濟急，因而研議朝向依第6條作為草擬「行政院原民會組織條例草案」的法源依據。為能減少審查過程不必要的干擾與阻力，蔡中涵與巴燕達魯兩版本進而合併成為原住民立委共識版，與行政院版進行併案審查。審查過程從法源依據、組織位階、立法程序、首任主委任命、組織架構與各處室職權、人事任用等都有所爭議。民與新雖敗猶榮且信守對蔡與瓦之承諾與實質協助原住民立委審查「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組織條例草案」立法工作，若非經民進黨與新黨信守對蔡與瓦之承諾與鼎力協助，原住民立委在有限的時間裡是很難獨力下完成立法工作。 根據歷屆原住民立委問政內容顯示，要求成立「原住民專責行政機構」是歷屆原住民立委提出最多，且透過各種問政管道突顯的質詢議題，自第一屆至第三屆2會期前，總計提出113筆，但從未受到當時執政者國民黨的重視。雖然也曾於1995年作出附帶決議卻無視其存在，也未進行具體研擬工作，顯示具執政優勢的國民黨對其黨內立委所提案漠視的事實，卻是在危及政權與朝野政黨競爭壓力下，才不得不向原住民立委釋出「善意」。自5月22日於立法院提案開始，到11月1日審查完竣三讀通過，歷時5個月又9天完成有史以來第一個由原住民立委提案的法案。訂定此法案的立法過程既繁雜又冗長，不僅涉及立法專業問題，更重要的是對原住民族處境的體認，除了原住民立委本身積極參與之外，國會各政黨立委更協助提供其專業背景與立法技術等寶貴之意見。請參見下表： 國會各政黨立委審查院原民會組織條例草案發言次數表 排名 民進黨 發言次數 新黨 發言次數 國民黨 發言次數 總席次57席 總席次21席 總席次85席 --------------------------------------------------------------- 1 蘇嘉全 40 鄭龍水 07 劉光華 41 2 盧修一 林濁水 15 周陽山 05 林顯榮 02 3 翁金珠 08 陳癸淼 高惠宇 02 從上表顯示以人次來說有46﹪的民進黨立委參與；新黨立委有29﹪參與；國民黨立委卻只有5﹪參與。原住民立委此次可以說是100﹪。以個人來看，國民黨幾乎只有劉光華獨挑大樑；民進黨則以蘇嘉全第一名，新黨以鄭龍水第一名。明顯看出原住民立委受益最多，不論是專業領域或立法技術等問題都從各政黨立委的發言得到實質助益，順利完成屬於原住民族權之首部法案。由於過去都是由行政機關主導立法方向，由立法委員扮演領航角色也是創立了一個立法新例。選擇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作為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不僅意義深遠，同時也為台灣原住民族政策立下重要的基礎。筆者即透過長期參與國會的政治與立法過程，分析並提出對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發展路線的另一個視野。 關鍵詞：二月政改、原住民立委、立法過程、行政院原民會、原住民族權法制化

2001年台灣的經濟環境與發展陷入了低潮，包括經濟成長率自解嚴以來首度呈現負成長，失業率也一舉突破4.0％。在政治上，國民黨在1996年第一屆總統民選勝選之後，可以發現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開始出現衰退的趨勢，失業率則是逐漸上升，而民進黨陳水扁在2000年擊敗國民黨與脫黨參選的宋楚瑜，2001年立委選舉在立院席次中，則是取得相對多數的優勢。在這樣的政經環境下，經濟因素是否成為選民投票抉擇時的一項考量因素呢？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換言之，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探索1996年自2001年的兩次總統選舉與兩次立委選舉當中，台灣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則對選民經濟評估的影響如何？如果不存在，又是為什麼呢？其次，如果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存在，則主要是具備哪些特質的選民具備經濟投票的行為呢？ 從研究結果申，本文發現在1996年與2001年的調查資料中，經過交叉分析與多元洛基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的結果，得出在這兩年選舉中選民具有明顯的經濟投票行為，也就是當選民在評估過去經濟表現好時，會傾向投給執政黨，當選民評估過去經濟表現不好時，則傾向投給在野黨。同樣地當選民展望未來的經濟表現時，預期未來經濟會變好的選民會傾向投給執政黨，預期末來經濟會變差者則傾向投給在野黨。至於1998年與2000年之所以選民並沒有明顯的經濟投票行為出現，本文認為由於外在因素的干擾，或是選民的認知差異，或是候選人的因素影響，使得該年選舉的調查結果，經濟評估的影響並不顯著。而從歸因理論來探討，當將經濟不好歸賣於國際環境因素者剔除，僅以考慮其他歸責因素的選民作為研究對象，可以發現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確實存在著影響。除此之外，利用政治信任感來檢證選民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係，發現兩者的交互作用對選民投票抉擇影響並不顯著。至於哪些選民較具備經濟投票的特質，本文從選民的職業、教育程度、統獨立場政黨認同來交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有職業較無職業、低教育程度較高教育程度、統獨立場主張維持現狀、無政黨認同傾向的選民，經濟投票的特質最為彰顯。 關鍵字：經濟投票、統獨立場、政黨認同、立委選舉、總統選舉、多元洛基模型

我國於2005年修憲案通過後，區域立委產生的方式由複數選區改為單一選區，每選區選出一名代表，選舉制度的改變、單一選區的設計及其劃分方式，造成某些立委選區幅員變小，有些甚至比地方公職人員的選區小或者與地方公職人員選區相同，但絕大多數選區仍較地方公職人員來得大，就這兩種類型立委而言，面臨選區內潛在的挑戰者時，其行為模式會有何不同？本研究以代表理論為基礎，將第七、八屆立委分為兩種類型（選區大與小），以量化分析與深入訪談並重的方式探究立委代表行為的差異。 本研究發現，控制其他的因素之後，在選區服務行為方面，相較於選區較地方公職人員大之立委，選區較地方公職人員小的立委於選區工作時間比例較高並達到顯著差異，而選民個案服務及紅白帖較為踴躍，從深度訪談結果得知，選區較小的立委確實從事更多的選區服務，也出現明顯地方化的現象。在立法問政行為方面，選區較小的立委在法律提案以及施政質詢行為上與選區較大的立委無差別，可能原因為選舉競爭激烈，每位區域立委需要展現自己，積極於國會中問政、提出法案等，而選區較小的立委由於在選區工作上投入大量時間，相對而言，無法分出更多的精力於立法問政，以至於立法問政的分析結果中，選區大與小的立委之間相差無幾。

由於目前政治版圖的研究仍停留在資料描述的階段，描述選票在地理區域差異的程度，較缺乏定性與定量以及理論建構的研究。所以本文打算從政治版圖分析出發，借由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嘗試將政治版圖的概念操作化，並嘗試去解釋影響政治版圖變動的因素。本文想要探索的目標有三個，第一：政治版圖的定義，包含的面向，以及測量的方法。第二：嘗試結合目前國內由總體資料從事選舉研究的兩種分析方法－集群分析以及區位推論模型(Ecological Inference Model)。第三：嘗試結合個體資料以及總體資料研究途徑，藉由個體資料研究途徑中投票行為研究所累積的研究發現，解釋政治版圖這個現象。 本文從政治版圖的強度與穩定度兩個面向出發，以台北縣三次立委選舉(1995、1998、2001)為例，分析各政黨政治版圖的變動。並以投票行為研究中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三個主要因素：政黨認同、議題取向、候選人評價等因素來解釋政黨政治版圖的強弱以及穩定與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