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係以台灣政黨體系重組與憲政體制發展為題，檢證美國政黨重組理論適用於台灣個案的侷限性並試圖發展解釋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概念型模；其次，探討台灣政黨體系變遷對於憲政體制發展的影響方式與過程，並嘗試建構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假說。 本文首先批判國內學界在解釋台灣政黨體系變遷時，不假思索地沿襲美國政黨重組的理論，實際在方法論上犯下「生態謬誤」的明顯誤植。為了改正理論誤植的現象並滿足上述的研究目的，本文除了引進學者Morgan Pederson的「選舉浮動性」（electoral volatility）的計算公式，重新檢視台灣歷年的選舉資料，並以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與深度訪談法所獲取的第一手資料來支持論文的觀點。本文研究發現指出，台灣在解嚴之後並沒有發生美國學界定義下的「政黨重組」，原因在於「政黨重組」與選民「政黨認同」的轉移有關，而台灣除民進黨選民的政黨認同較穩定外，其它政黨選民之認同穩定性均不高，從選舉浮動性的數值越來越大，可以看出台灣選民在任兩次選舉之間改變對不同政黨的投票支持非常頻繁，而其中以泛藍選民的情況最為明顯。因此，既然尚未形成長期穩定的政黨認同，也就無所謂政黨認同的「轉移」可言。本文並以「自主性」與「系統化」兩項指標檢視台灣政黨與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研究發現台灣主要政黨呈現「個人化」的低度制度化現象以及政黨結盟的高度不確定性，間接得以論證台灣尚未形成「政黨重組」的現象。 不過，「政黨重組」雖未發生，但是台灣的政黨體系確實發生了變化。本文以「政黨新組」、「雙組效應」以及「政黨體系重組」等三個創發的概念描述台灣政黨體系變遷的特殊現象。所謂「政黨新組」係指台灣新生政黨體系中選民尚未形成穩定的政黨認同，因此選舉浮動性很高，而不同政黨的選民組合經常發生變化的現象；所謂「雙組效應」係指「政黨新組」期間，容易發生舊政黨「解組」與新政黨「重組」（部分重組）的現象，而「解組」與「重組」是來回擺盪在新舊政黨之間，因而並非美國學界「政黨重組」後所形成之長期穩定的權力平衡關係；「政黨體系重組」則指台灣的新生政黨不斷的出現與式微，形成政黨體系類型的不斷轉換。「政黨體系重組」的結果對於憲政體制在選舉制度、政府體制與政府組成三個面向上有明顯的影響。本文以政治菁英的三種角色認知：「引導」、「仁心仁術」與「用法治理」作為主觀條件，以及形塑政黨行為的「選票」、「官職」與「政策」等客觀條件，來分析「政黨體系重組」如何影響我國憲政體制發展的過程。

本文研究主題，係以歷史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來建構、實證和比較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的連結關係與影響程度。研究範圍設定在第三波民主化後的1986年至2012年。為達成預期研究目標，本文引用及修正Mainwaring建構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四種分析面向與Jones設計的附加測量指標，做為研究架構與比較工具，茲以比較兩國政黨體系制度化的高低程度，從而進行優劣排比，最後分析與評估對於兩國民主鞏固的影響程度及發展條件。 修正後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四個比較面向分別為：「政黨穩定性」、「政黨代表性」、「政黨正當性」及「政黨組織化」。透過四個比較面向進行實證測量和分析後，歸納後，得出以下幾項重要的研究發現：(一)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制度化四個面向的表現各有優劣、互見利弊，但總體表現優於南韓，因此民主鞏固正面發展條件將比南韓更為有利。(二)台灣雖然政黨體系制度化總體表現略優於南韓，但兩國均未達成健全制度化政黨體系，故要有效提升民主鞏固的品質，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三)經過深入研究後，本文認為台灣及南韓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存在因果關係，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也是影響民主鞏固發展的因素之一，但並非是影響民主鞏固因果關係的特定必然條件或單一直接因素。 經由上述三點研究發現，總結以下幾項研究建議：(一)政黨體系制度化的概念內涵分析面向與測量指標，在觀察、分析與比較新興民主國家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的因果關係上，雖然有解釋效果與檢證作用，但運用或移植在台灣與南韓的配對比較案例上，受到區域差異化的影響，確定有部份的非相容性及侷限性，因此必須有所修正與調整。(二)要解決台灣及南韓政黨體系制度化不足或缺陷的問題，雖然考驗極大，問題甚多，但現階段建議可由制度面上進行政治改革，包括南韓總統任期可從現行的「五年單任制」修改為「四年兩任制」。台灣與南韓應儘速通過或修改「政黨法」，以健全政黨體系運作的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