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源自西方學界，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等學者提出相關的論述。雖然他們的論述以西方為其研究與關切的中心位置，在東亞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具有深遠的影響力，現今為止，日本等東亞地區的公共哲學是繼承了關於公共理論的知識遺產。本文以哈貝馬斯為重要的理論泉源，討論主要藉助西方的資源，但將東亞國家的觀點納入考量，希望它也能有助於澄清「地域－世界」(Glocal)的問題。

人類的政治與日常生活內容存在於公共領域和私領域中，隨著社會的自由化與民主化，公私領域也對教育產生影響。本研究把公共領域視為政治生活的空間，人們在其中通過彼此的共同經驗來討論各種議題。私領域則是涉及自身關係與親密關係等內容，其發展與公共領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本研究重新描述了Dewey教育理論中的經驗與民主等概念，且針對其中的不足之處，企圖以公私領域的概念加以充實之。研究者主要從四個部分的分析來重構Dewey的理論：一、增加生活經驗的多樣性；二、社會化與個性化的兼顧；三、公共與私人的民主生活；四、民主教育的自主與團結。根據上面的分析，最後研究者對Dewey的教育理論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把公私領域的概念融入Dewey的經驗理論中，使人們注意到在經驗的連續性及交互作用中，存在那些公共與私人生活的複雜關係；第二，重申個性化和社會化必須兼顧的重要性；第三，瞭解各種團體的互動關係能使共同生活更為完善；第四，把各種公共與私人的關係納入考量中，將有助於彰顯出完整的人類生活面貌。 / The politics and daily life of human lay both i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phere, along with the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society,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phere also bring about influence on education. The study treats public sphere as the realm of political life. In the realm, people discuss various subjects with their associated experiences. The private sphere involves self and intimacy relations, their development have inseparable relevance to public sphere. The study redescribes the concepts of experience and democracy in the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 and attempts to enrich his shortage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phere. The Author reconstructs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 by four points: Adding the variation of life experiences, giving equal attention to soci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public and private democratic life,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of the democratic education. Accordingly, the author proposes four suggests to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 Firstly, if peopl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life, they need to integrate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private sphere into Dewey’s experience theory. Secondly, reite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socialization must be given equal attention. Thirdl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in various associations could cause to a better associated living. Fourthly, it will be helpful to show a complete human life by taking all kinds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relation into account.

本文以名嘴現象為題，旨在探討名嘴在政論節目中，發表言論呈現的過程，希望從中描繪勾勒出名嘴與政論節目相互呈現的結果。本研究採取質化的研究方法，透過個案分析以及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包括以2100全民開講內容文本分析，以及各名嘴受訪的訪談資料。 研究發現：第一，政論節目產製過程，名嘴與政論節目的互動是密不可分相互連結。第二，名嘴透過蒐集資料、言論呈現模式來保持自己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名嘴為了保持在社會上言論的影響力，透過爆料、情緒性言詞、或是論理原則進行評論時事，透過這些表演模式吸引觀眾的注意，政論節目也因為名嘴各自的特性，考量收視率而邀約符合節目屬性的名嘴。第三，名嘴知名度高漲後，人際關係產生變化，政商關係變得複雜，政商透過飯局與名嘴打通關係，希望針對新聞事件對名嘴解釋澄清，甚至希望名嘴在電視上代為發言，名嘴也因此開始會訂出各自自我人際關係的界線規範。第四，名嘴能否影響民意？大部分名嘴皆認為只能代表某種程度民意，但名嘴更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言論來引導民意。

相較於過去認為政策導向產業園區開發成效優於市場導向產業園區的研究，本論文從產業群聚的觀點重新檢視兩種園區，則並未發現上述的現象，內科與土城頂埔的發展成就，也突顯了市場導向產業園區對於產業群聚的調適性要快於政策導向的產業園區。制度架構的完整性是形成上述狀況的主要原因，也就是第二章理論與文獻中所提到的「公共領域」是否充足的問題。臺北新竹地區一直是世界知名的電子產業群聚地點，甚至有亞洲矽谷的美稱(Mathews, 1997)，這裡不僅匯集了臺積電、鴻海與廣達等知名企業，也有像是新竹科學園區、南港軟體園區、頂埔科技園區以及內湖科技園區等具有高新聞性的產業園區。 / 在竹科與南軟的個案中，政府都透過政策直接規範廠商規模與產業結構，單就園區開發與招商而言，明確的制度規範固然有助於降低開發招商過程的不確定性與交易成本，但就強調廠商間彼此互動而衍生出綜效 (synergy) 的產業群聚而言，完善的制度規範與政策引導反而限縮了廠商的互動機會，讓非交易性依賴的形成遭遇困境。反觀幾乎沒有制度規範的內科與土城頂埔園區，由市場自行決定進駐廠商規模與產業結構，則提供了廠商非交易依賴的形成基礎。由上可知，廠商 (市場) 而非政府政策才是產業園區創造產業群聚效應的主要形成原因。

隨著產業外移和金融風暴，工業用地大量閒置，政府為活化土地資源，於民國91年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放寬都市計畫工業區土地使用項目，允許商業和服務業進駐，卻遭建商推出住宅社區，即「工業住宅」。工業住宅是沒有被界定的模糊財產權；行政上，政府的行政不作為助長工業住宅現象；學說上，產權理論和公共領域是形成工業住宅的原因、交易成本和修補制度則為解決工業住宅困境的策略。 本研究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財產權、公共領域、尋租理論及法律規定，探討工業住宅的形成及檢視政府的政策與管理制度，也利用法院判決、監察院調查報告及糾正案文、深度訪談來佐證工業住宅形成過程和行政機關的作為。研究結果期對政府都市計畫工業區管理政策及執行提出具體建言。

此論文的目的在於探討八、九O年代台灣所發生的民族認同問題。由於民族認同所代表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歸屬的問題，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與內、外的政治結構之下，此一時期的民主化和全球化的發展，對台灣的民族認同問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本論文所關切的主要問題。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則是，媒介公共領域在這民族認同爭議的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個研究從八九年「亞銀年會」事件和九九年「兩國論」事件中新聞媒體的公共論述，來探討此一時期民族認同形構的變化，並從中了解民主化和全球化過程以什麼樣的方式影響著民族認同的論述，以及媒介公共領域的性質。 研究的結果顯示出，在這兩個事件中，媒介公共領域的國家與民族論述，最大的變化在於官方論述的轉變，媒介公共領域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兩個事件的爭議核心，都和官方試圖以新論述賦予政治共同體更明確的定位有關；而媒介的公共論述也顯示出，媒體公共領域是論述民族認同的重要場域，無論是在「亞銀年會」事件或是「兩國論」事件，有些媒體的公共論述形成與官方論述對抗的局面。由官方論述在這兩個事件中的變化，可以看到修憲等民主化對官方論述轉變的影響；民主化的另一個影響，則是媒介公共領域在民族主義立場的分歧化，這點在「亞銀年會」事件尚不明顯。全球化的影響在這兩個事件的比較中較不顯著，少數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國家和民族未來的想像與晚近兩岸經貿發展之間的關聯。 這兩個事件的比較顯示出，新聞媒體在其民族主義立場和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公共領域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這顯現於兩類媒體的論述：一種是傾向於內部區分和排除的自我中心式的論述，另一種則是傾向於以他者的觀點來評估政治共同體的作為。這兩種觀點源於台灣特殊的內、外部的結構，但都不利於公民社群的團結。此論文最後以哈伯馬斯(J. Habermas, 1994: 134)的「共同視域」此一觀點，主張媒介公共領域的公眾溝通應根植於公民社群，並且以其歷史經驗對憲政原則的詮釋，做為公共溝通的「固定的參考點」，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公民社群團結。 關鍵字： 民族認同、政治共同體、公共領域、共同視域、公民社群、團結。

「公共領域」是個有待詮釋的概念，任何關於公共領域的理論必然預設了某些存在於公╱私之間的區別，但是並沒有一個簡單的邏輯可以用來處理「公」與「私」這一組相對的概念。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哈伯瑪斯理論架構下，公共領域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之道。 根據哈伯瑪斯的分析「公共性原則」在由自由主義民主轉向福利國家的過程中，受到包括市場經濟、媒體、文化消費、利益團體、廣告宣傳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破壞，造成公共領域功能衰退、公共性式微的各種問題。為了重建公共性，使公共領域能恢復不受扭曲的溝通功能，哈伯瑪斯轉向對溝通行動理論的建構工作。在第三章中，本文以漢娜•鄂蘭對公共空間的闡釋來和哈伯瑪斯做比較。藉由哈伯瑪斯在「權力」和「真理」的概念上對鄂蘭的肯定與批判，帶出哈伯瑪斯在溝通理論上的建構工作。 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應用在民主政治理論上，成為所謂的審議式政治。其特色在於：（1）重視理想的程序性設計。其成功不在於一個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全體公民，而取決於相應的溝通程序和程序的制度化，以及程序與非正式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同作用。（2）雙軌的審議式政治概念，其中一方面指的制度化的民主程序，通常指的是議會的運作；另一種則是不受制度規範的非正式意見形成過程，也就是一般意義下的公共領域。其中公共領域扮演的是發現問題、確認問題的有限角色，並不能取代政治系統進行治理和決策。 雙軌的審議式政治提醒我們公共領域角色的有限性，以及公共領域和政府職能不可置換的特點。政治統治機制有其不可懈怠的責任和義務，而公共領域中的溝通互動也不必以得出「共識」為導向，因為它並不需要承擔任何決策的成敗，而主要是一種鄂蘭所說的展現功能。

如何將網際網路與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作一連繫，在過去已有許多人作過討論，本文試著由認識論的角度，就大陸市民社會理論做一審思。在立論上，本文需處理兩個轉折，首先，市民社會理論由來自西方文明，如何將其適用到中國社會，就得面臨第一個轉折；其次，網際網路是一個虛擬載體，如何與市民社會這一依託於現實社會的實體空間做連結，又需經過第二個轉折。 本文的處理方式，是首先檢視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歷程，抽繹其中的判別標準，再以此分析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程度。為顧及理論與現實的配合，本文兼採歷史—結構研究途徑，使大陸市民社會理論在宏觀的歷史視野下，能經由國家與社會關係、公共領域、認同等三個切入點，完成第一個轉折。接著在以此三個切入點結合網際網路的特性，理解大陸市民社會理論與虛擬空間的適應性，並探究市民社會是否能在虛擬載體中尋得另一發展空間，以完成論文的第二個轉折。 網際網路雖然提供了大陸市民社會一自主、多元的場域，但網際網路的溝通邏輯卻非市民社會的層級結構所能涵蓋，即便因此擺脫了共黨權威的約束，也不能遽以認為大陸市民社會將獲得發展的契機，本文的重心雖放在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但相信對西方市民社會理論也同樣具有啟發的意義。

台灣在解嚴以前，是個威權體制的國家，政府的統治透過龐大而嚴密的黨國機器，滲透並支配了大部分的公私領域，一般民眾鮮少有參與的機會，政策過程對於民眾而言，是個真正的大黑箱。在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社會特性，就是去政治化和公民資格的無能化，，各種意見能夠相互交流詰辯的「公共領域」sphere）無由產生，民眾的「公民意識」無法形成，「公民 社會」的理想更只是個空中樓閣。解嚴之後，民主、自由的呼聲高漲，舊有的體制與規範土崩瓦解，新的價值和規範卻未能及時建立，導致社會處於一種混亂失序的狀態。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仍舊是一種非對話的關係，政策制定仍崇尚科學技術的專業應用，獨尊專家的意見，所制定的公共政策重生產不重分配，且以犧牲部分階層利益來達成經濟成長 和升級的目標，致使追求效率與效能、經濟與管理的風潮，淹沒了昔日屬於人們社會生活與公共領域中較為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價值信念。在此同時，政策問題的本質也隨著科技與經濟的發展而產生變化：一方面由於各種科學技術的使用逐漸產生後遺症，，另一方面由於生活環境與生活品質的惡劣，使得不同類型的政策之間相互糾葛纏結，多元的利益互相競逐，這些型態的政策問題也因此在「公正」和「能力」兩個問題上，質疑了既存決策制度與決策程序的功能。而Habermas的公共領域和溝通理性的概念正好提供我們一個省思與解決的方向。本論文旨在探討公共領域在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的角色和重要性，並運用Habermas的公共領域概念及其溝通行動理論，尤其是他對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與生活世界的內在殖民化的分析，來澄清及探討形成前述政策困境的原因及癥結所在。其次透過溝通理性的彰顯，使公共性與公共利益得以具體呈現，確立公共哲學為公共領域中的核心哲學，及其在公共行政理論及實務中的重要性。進而以公共哲學為根基，探討重建公共領域之道，藉以形塑健全的公民社會，建構良性互動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為：「公共」的內容究竟為何？以及在福利國家的脈絡下公私之間如何互相滲透？本文採用Naomi Pfeffer與G. Majone的見解，將福利國家分為命令與控制型模式(command and control model)與規制型國家(regulatory state)。而這二種模式的差異可以由統治(government)和治理(governance)兩字得到說明，前者與命令與控制型相關，後者則與規制型相關。而所謂「治理」之概念，即一種國家權力向社會回歸的現象。本文以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為理論背景，探討現代國家職能由福利國家的興起與轉型之國家與社會關係與公私融合的過程。 /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thesis are: (1)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the process of “‘societalization’ of the state” and “‘stateification’ of society” through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2) examine the theories of “publicness”,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and the phenomena of “public-private mix” to study the mutual rel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3) review and criticize the selected public policy.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has declined under the welfare state nowadays. On the topic of welfare state, this thesis applies the opinions of Naomi Pfeffer and G. Majone that divide the welfare state into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model and the regulatory state. The words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 could interpret the difference of these two kinds of patterns: the former is relative to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model, while the latter is relative to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addition, the conception of “governance” indicates the process of authority returns from the state to the society. On the topic of public/private relation, this thesis adopts the theories of Jürgen Habermas in his book: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through his ideas of public sphere and its relation among the intimate sphere and the stat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practice, this thesis takes the case of turning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into the corporation (juridical person) in Taiwan, and introduces to the theories discussed above: see the university as a public sphere and its reform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lfare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