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解嚴以前，是個威權體制的國家，政府的統治透過龐大而嚴密的黨國機器，滲透並支配了大部分的公私領域，一般民眾鮮少有參與的機會，政策過程對於民眾而言，是個真正的大黑箱。在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社會特性，就是去政治化和公民資格的無能化，，各種意見能夠相互交流詰辯的「公共領域」sphere）無由產生，民眾的「公民意識」無法形成，「公民 社會」的理想更只是個空中樓閣。解嚴之後，民主、自由的呼聲高漲，舊有的體制與規範土崩瓦解，新的價值和規範卻未能及時建立，導致社會處於一種混亂失序的狀態。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仍舊是一種非對話的關係，政策制定仍崇尚科學技術的專業應用，獨尊專家的意見，所制定的公共政策重生產不重分配，且以犧牲部分階層利益來達成經濟成長 和升級的目標，致使追求效率與效能、經濟與管理的風潮，淹沒了昔日屬於人們社會生活與公共領域中較為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價值信念。在此同時，政策問題的本質也隨著科技與經濟的發展而產生變化：一方面由於各種科學技術的使用逐漸產生後遺症，，另一方面由於生活環境與生活品質的惡劣，使得不同類型的政策之間相互糾葛纏結，多元的利益互相競逐，這些型態的政策問題也因此在「公正」和「能力」兩個問題上，質疑了既存決策制度與決策程序的功能。而Habermas的公共領域和溝通理性的概念正好提供我們一個省思與解決的方向。本論文旨在探討公共領域在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的角色和重要性，並運用Habermas的公共領域概念及其溝通行動理論，尤其是他對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與生活世界的內在殖民化的分析，來澄清及探討形成前述政策困境的原因及癥結所在。其次透過溝通理性的彰顯，使公共性與公共利益得以具體呈現，確立公共哲學為公共領域中的核心哲學，及其在公共行政理論及實務中的重要性。進而以公共哲學為根基，探討重建公共領域之道，藉以形塑健全的公民社會，建構良性互動的國家與社會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