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求學的留學生進入陌生的社會將面臨跨文化適應和溝通的議題。隨著新興傳播科技的發展，分享、交換已經不受時空限制，跨文化適應也因社交媒體的產生變化。 本文以來台攻讀碩博士學位的大陸籍學生為研究對象，從跨文化溝通的角度，分析陸生在兩岸不同的社交媒體上遷移和使用的樣貌，探討陸生在兩岸社交媒體使用上的差異，及其對文化適應的影響。 研究發現，陸生的文化適應議題主要集中在處理人際關係與文化認同兩部分，其文化適應過程呈現適應-壓力-成長的螺旋上升模式。社交媒體影響著陸生的文化適應效果，一方面支持陸生加強、構建和維護人際關係，產生社會網絡，建立虛擬社群，另一方面，陸生透過社交媒體接觸和學習主文化的過程，形塑其對網路社群的直觀感受和認同，這影響著留學生與主文化的溝通與互動。總的來說，社交媒體能夠幫助與主文化群體聯絡，了解主文化，但無法解決深層次的、特別是涉及到意識形態分歧、文化價值差異的溝通。社交媒體是促進溝通和交流的工具，但未達到真正的跨文化溝通效果。 與其他留學生群體相比，留學台灣的陸生具有特殊性。由於兩岸的特殊的歷史關係，陸生的適應議題與兩岸關係、意識形態的差異糾葛僅僅聯繫在一起，而陸生來自社交媒體產業極度發達、言論相對限縮的社會環境，在利用社交媒體輔助文化適應的過程中，既有在生活實踐上極度務實、開放的一面，也有在自我揭露和認同建構上，小心翼翼甚至是自我審查的一面。

近年來台學習華語的外籍生數量日漸增加，國內對華語教學的關注也越來越高。經過多年的經營、探索，國內華語教學對於教學現場的研究，例如教學方式、教材編製、課程規畫部分，已經有不少深度的鑽研；然而，直到近年才陸續有研究者將焦點轉到教室以外，試圖去了解外籍生如何去適應在不同的語言文化環境當中學習，如何面對不熟悉的社會文化，克服異鄉生活的壓力，這些外籍學生在課堂之外的生活現象，應受到更多關注。本研究訪問兩名來台外籍學生，她們先後在北部某大學語文中心學習華語、進而攻讀研究所，也都參與過大學合唱團的社團活動，目標是透過她們來台求學的歷程和參與社團活動的經驗，了解參與社團活動對於她們的華語學習、乃至對台灣華人社會文化的認識，能提供什麼樣的幫助。兩位受訪者都指出參與社團活動提供了兩項助益：其一，透過社團活動可以自然而然和台灣學生交流，進而建立友誼；其二，合唱團的練唱活動較不受語言影響，可以紓解平日生活的壓力。而在社團之外的日常生活，兩人都發現台灣人對於陌生臉孔起初的熱情善意，有助於適應台灣的日常生活；但若要和台灣人建立更深的情誼，則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和心力去打破彼此之間的隔閡。在語言學習方面，兩人都很重視口語表達能力，也都指出透過社團活動讓她們有機會直接面對台灣人使用華語，可以提高自信心，產生對華語學習、甚至是認同感的正向回饋，知道自己的華語能力可以和台灣人溝通、可以在台灣做事。而大學語文中心注重口說練習、符合台灣語文環境的課程內容，也讓她們感到受益匪淺。總結兩人的經驗，顯示外籍生參與社團活動對語言學習最主要的功用，並非在於對聽說讀寫等基本能力上產生直接迅速的助益，而在於心理層面的自信心提升和鼓勵。社團活動可以讓外籍生在台灣參與休閒活動，調劑身心，並在和台灣學生的互動過程中，建立起對自己使用第二語言的自信心。這樣的自信心帶來的正向回饋不僅僅是鼓勵了語言學習，也同時建立起在不同文化生活圈中的自我認同。

有時被稱為“小拉薩”的達蘭薩拉是海外藏族社會中的地理、文化、宗教與經濟上的中心。筆者2003年第一次去達蘭薩拉之前，以為這是位在山林中的一個既安寧又單純的小村莊，不過我所發現的地方既不安寧且非常不單純，並很快地察覺到了如活潑、複雜、政治化與國際化等形容詞更適合描述達蘭薩拉的環境，我到了當地後不到幾個小時就看到了各種各樣的畫面：穿著傳統服裝的藏族居民、穿著僧服的尼姑與和尚 (包括不少的外國人)、印度商人與乞丐、積極招攬客人的喀什米爾店主、穿著美國流行風衣服的年輕藏族、好幾百個外國旅客(不少正在穿印度與西藏的服裝)、義大利餐廳、啤酒屋、數不盡的網咖等等，更不用提那些混在人潮之中的牛、羊、驢子、猴子等動物，這些畫面塞滿了構成“小拉薩”的小小三條街道之中。以下希望本論文將針對這個既複雜又活潑的海外藏族之都提供新鮮的討論與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有關海外藏族的文化變遷與適應的研究是一個西方學者的成果，換言之，筆者在田野地點的印象與經驗以西方人的想法與感受為根據，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必定會察覺到不同的世界，另外一方面，我必須承認在選寫論文的過程中，我進入了敏感的政治領域，在這種範圍之內，文字的使用受各方觀察者的關注，我盡量小心翼翼地選擇最適當且最中立的詞彙，不過在談及西藏問題時，「難民」、「流亡」、「入侵」與「解放」等字必然會造成部分讀者不悅，以我的看法，文字就是文字，以筆者的身分，對於陳述的內容有清楚的理解，但是談到西藏這方面，一些特定的詞彙帶著濃厚的涵義，因而在此請求讀者的理解與忍耐，至少在閱讀本論文的過程，即使碰到「錯誤」的用法，不必敏感地馬上反應，我希望在摸索的過程當中，筆者與讀者可以從中察覺文字造成的誤解是取決於各方早已經建立的成見與期望。

二十年前，由於臺灣的經濟發展到最高點、國民工作價值觀改變、教育水準提升等因素，使得國内勞動市場的勞動力短缺。爲了讓台灣經濟的榮景能夠持續，政府開放雇主引進外籍勞工來台工作。自外籍勞工被引進來台之後，我們可由勞委會的統計資料得知，泰國勞工長久以來，是臺灣雇主引進最多的對象；另一方面，透過泰國勞工局的統計我們可以發現，臺灣亦是泰國藍領勞工輸出最多的國家。但這個現象是否代表泰國勞工一直以來就很喜歡或滿意在台的工作呢？因此，本研究選定在台的泰國勞工為研究對象，企圖釐清這個問題。 本研究探討之主題為：一、在台泰國勞工工作滿意度；二、泰國勞工工作滿意度之因素，本研究將以Herzberg的雙因子理論，來測試泰國勞工的滿意之因素；三、泰國勞工跨文化適應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在研究方法部份，本研究將發放問卷給桃園地區A工廠的泰國勞工，總共發放300份問卷，回收265份的有效樣本。而最後本研究將採用SPSS 12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在台桃園地區泰國勞工的工作滿意度，是在尚可之程度。在影響在台桃園地區泰國勞工工作滿意度之因素的部分，經調查分析結果顯示，有三個因素如：薪資、責任、及公司的政策與行政。在跨文化適應結果顯示，泰國勞工大部份都可以適應在臺灣的生活與工作。而因爲能適應，使得泰國勞工跨文化適應與工作滿意度之間顯示，兩個項目之間沒有任何關係。

機構照護人力外籍勞工化之情形已普遍出現於國內大小型之養護機構，而這群服務於機構之外籍看護工處於語言不通及繁重工作壓力之雙重障礙下，工作適應程度是否良好則攸關著照護品質。在時間及人力限制下，本研究選擇以機構越南籍看護工為研究對象。 / 本研究探討之主題為：一、機構外籍看護工之目前工作條件；二、人口學變項對機構外籍看護工之工作適應影響；三、機構外籍看護工之跨文化工作適應差異；四、機構所提供之勞動條件、管理方式及福利事項情形對外籍看護工之工作適應影響；五、不同機構類別所提供之工作環境是否不同，進而影響外籍看護工之適應情形。研究設計方面，除了對機構越南籍看護工進行問卷調查，最後回收140份有效樣本外，並針對五家機構之負責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以充實研究內容。 / 研究結果發現，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機構外籍看護工，僅僅只有基本薪資15840元一項，合乎勞動基準法第21條之最低工資保護，其餘之工作條件根本遠不如該法所規定之基本保障。其次，機構越南籍看護工的年齡、教育程度及是否借款來臺工作等3項個人背景，以及中文程度、海外工作經驗與來臺時間等3項跨文化因素，在工作適應上確有顯著差異。再者，機構所提供之勞動條件、管理方式及福利措施，對外籍看護工之工作適應有顯著影響。最後，醫療保健服務機構之越南籍看護工，其工作適應程度優於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越南籍看護工。

本研究主要透過質化研究深度訪談法，描繪越南籍女性配偶在台生活使用媒體行為與對本地文化適應情況。訪談結果歸納整理出以下若干：第一、受訪者使用媒體的時間與平日所持家務的繁重程度及與夫家的態度有關。第二、受訪者夫家對其媒體使用並未加以過份干涉。第三、受訪者使用屬於母國媒體產品主要為舒緩思鄉情緒，消除對環境的不確定疑慮。第四、受訪者期望台灣媒體對母國之報導多採正面態度。 / The study mainly described the behavior of mass-media-using and cultural adaption among Vietnamese women living in Taiwan through interracial marriage. In-depth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The findings of research were showed as follows: 1.There are relationship among mass-media-using time and daily household tasks and the allowing from husband’s family toward the interviewers. 2.It was not overly to interfere with interviewers using mass media by husband’s family. 3.The interviewers used mass-media products at husband’s family to ease homesickness and reduce uncertainty on environment about their living. 4.The interviewers wish that Taiwan’s media reported positive things about Vietnam as could as possible.

本論文旨在以民族誌研究方法觀察美國國際交流協會(CIEE)留學生的華語習得期間之文化適應。身為一位CIEE的校友，以及目前在國立政治大學就讀華語文教學碩士學程，並擔任CIEE 語言助理，作者想要透過CIEE美國學生在台灣的經驗來觀察他們學習華語的過程。 本研究提出，美國學生在台灣留學時，同常會經過四種文化適應的發展過程:(1)期待(2)文化衝擊 (3)迷失 (4)適應。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大部分的人都覺得東亞洲美國學生不可能經驗文化衝擊, 本研究發現正因為他們缺乏了文化衝擊之意識, 使他們在華語習得習期間無法順利適應文化以及學習語言。因此為了有效的幫助華語為第二語言學生學習華語，作者建議學生與老師應該增加文化衝擊之意識。 / This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y investigates exchange stud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 in the program of the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CIEE), in terms of their experiences during their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while acquiring 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skills. Previously as a study abroad program student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and currently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Master’s Program, and Language Coordinator of CIEE, (a study abroad program on the same campus), the author proposes to do a case study on the program’s students. The purpose i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experien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y American students through ethnographic methods.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cquire 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it could be important for tracking American students’ acculturation process of 1. Anticipation, 2. Cultural Shock, 3. Disorientation, and 4. Adaptation. It is observed that although most people assume that East-Asian Americans experience less culture shock due to their Asian heritag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ir lack of ‘culture shock awareness’ in fact puts them at a disadvantage, which delays their adaptation, and impedes upon their success in Mandarin language training.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decreasing social distance and promoting social interaction through acculturation in classrooms may be effective methods for both East-Asian and non-East-Asian American students to become successful in acquiring 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Thus, it is suggested that stud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increase their level of culture shock awareness in the study abroad context in order to assist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learners.

隨著企業國際化的趨勢，學術界亦興起研究國際企業風潮，其中派外人員也成為各大跨國企業成功開拓海外市場不可或缺的要角，進而協助公司保有長期競爭優勢。伴隨著跨國企業海外版圖的擴大，派外人員要面臨在不同文化環境、生活氣候習性、社會價值觀，及語言的環境下，成功執行海外任務的挑戰。如何管理派外人員，使得派外成功率能夠提高並減少企業有形及無形的損失仍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議題。 過去國內外學者多探討以派外人員本身觀點出發的適應影響因素，研究範圍多侷限於派外人員個人能力、家庭適應、組織遴選等，較少學者研究派外人員適應與母公司、地主國子公司間互動的影響關係，並多以量化研究為主。本研究以選擇皆曾派外至兩個國家以上的一位派外退休人員及兩位派外人員並作為個案探討對象，探討其在海外適應情形並以多重利害關係人角度出發去分析其適應影響因素。 本研究發現，就個人層面而言，派外人員的語言技巧、管理技能、人格特質是決定其是否能在海外適應良好的重要影響因素；就家庭層面而言，家人是否隨行對派外人員海外適應影響不大，但家人支持其派外與彼此是否有緊密聯繫才是影響主因；就母公司層面而言，派外人員與母公司上層有暢通溝通管道以及組織知覺支持能有效降低派外人員心理不確定性，此外也發現決策自主權在海外子公司拓展初期能帶給派外人員高度工作適應，但隨子公司規模擴大，其正面效果逐漸降低。

自1970年起，東南亞女性以不同形式陸續來到台灣，其中以婚配來台居多。隨著人口的增加，新移民的議題與衍生的社會問題，逐漸受到政府與學術界重視，然而新移民各種議題的研究，結論都指出新移民必須處理文化適應的問題，才可能突破生活許多困境。因此，本研究從文化適應的脈絡，探討新移民社群組織，對於新移民在文化適應上的協助方式，以及所扮演的角色。並且透過三年在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分析台灣新移民政策與社群組織在實際執行層面上的差異。 文本結構方面，第一章論述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以及對過去的文獻進行分析；第二章就新移民來台的背景、現行台灣對於新移民的政策有何不妥之處，使的新移民社群組織有存在的必要性；第三章針對二十至三十位的新移民以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瞭解她們來台後在文化適應上所遇到的問題；第四章是探討社群組織與政府，在輔導新移民文化適應策略與方式上的差異；第五章分為兩個小節，先對上述的論述作結論，歸納出社群組織比起政府對於新移民在文化適應上，又多了一項情感支持的功能，第二節則是針對政府及社群組織提供筆者的建議做為本文的結論。 關鍵字：新移民組織、跨國婚姻、文化適應、東南亞文化、性別研究

伊斯蘭教入華一千三百多年來，其顯著的適應性與適應能力在歷史進程中獲得彰明。其一為其對於他文化—中國文化的適應力，中國穆斯林成為中國儒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雙重載體，於此乃擴充了伊斯蘭於中國發展延續的可能時空。其二為其振聾發聵的適應動能，每當伊斯蘭勢衰受挫時，中國穆斯林總會發起文化復興運動以振衰起敝。中國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與伊斯蘭教的適應性實為一體兩面，欲深究中國伊斯蘭教或穆斯林史，此議題不能不探。 迄今為止，中國伊斯蘭教／穆斯林史上曾出現三波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的高潮—第一波為明末清初「學人寥落、經文匱乏」、「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之際所起的回回「文藝復興」；第二波為清末民初國勢不振，民族自信低沈之時，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一環所起的「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第三波為一九七Ο與八○年代之際飽經反封建鬥爭與文革宗教壓抑後的宗教低迷氣氛中所起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筆者所稱）。值得留意的是，此三波文化復興運動均藉由改良式伊斯蘭教育為途徑與內涵以竟其功—第一波：經堂教育，第二波：新式回民教育，第三波：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筆者所稱）。其中第三波由當代回族主導、正方興未艾推進中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事關中國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少數民族未來發展前景，但學界卻尚未有人深入探究，因此筆者乃率先投入此十分重要且有幸躬逢其時的課題研究中，並以位居當代中國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核心且居領導地位的蘭州地區作為研究場域。 「文化復振／復興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乃指文化在不斷適應其境遇的變遷歷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動理現象。最早提出「復振運動」一詞的安東尼．華萊士（Anthony Wallace）為其所下定義是「社會成員的一種蓄意的、有組織的、有意識的努力以建構更滿意的文化」； 並指出復振運動非罕見現象，而是人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特徵，同時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即符合上述定義與界說，並且屬於復興運動中的「本土運動」類型。在林頓（Ralph Linton）的定義中，本土運動乃指兩個文化接觸時，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員因外來文化的壓力，企圖保存或恢復其傳統文化的若干形相之有意的及有組織的行動。 易言之，本土運動即為文化接觸變遷衝擊下所產生的一種重整反應；此種反應則常因接觸的屬性、不同的文化結構與特殊的處境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而這些不同的表現乃是藉以瞭解文化歷程最重要的材料。 以伊斯蘭文化為本的穆斯林社會可說是中國大社會中的小社會，以「本土運動」的視角，研究「社會中社會」及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重整反應，自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現實意義與學術意義。 本論文乃以蘭州市為經，以當代「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為緯，以回族伊斯蘭教育（即復振運動的主要路徑與內涵）—為觀察核心，自民族學視閾來探究回族伊斯蘭教育多元變遷與發展的特色和意義，並自其展變遞演中分析回族的社會文化適應問題，並以此為視窗進而分析西北都市回族「族」、「教」邊界消長、族群意識與認同之動態變遷與內在意涵—從中釐清與詮釋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與回族伊斯蘭教育之間的互動理路與意義及其前景；也再一次梳理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在中國社會中的適應機制、功能與角色。 伊斯蘭教育積極尋求適應不斷變遷的社會文化場景的主要目的，往往在於促進穆斯林文化的振興，進而促進族群意識的強化、鞏固族群內部的認同，並進而促進穆斯林族群的發展。回族主導的蘭州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跨越不同性別、年齡、職業、階層與地域，帶動了當地穆斯林文化復興的熱潮，而其若與歷史上的經堂教育、新式回民教育相較，則明顯掌握了新優勢—其型式、途徑、內涵與參與者均更為多元，也擁有新條件（回族的族、教雙重身分、意識與認同）與新資源（新科技與新媒體），但卻也存在威脅與隱憂—穆斯林群體內部的衝突、官方對宗教發展的疑慮以及復振運動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等。此外，從歷史視角進一步觀察蘭州回族伊斯蘭教育的變遷，可發現其呈現「與時遷移，應『境』變化」的適應意義；歷史上與當代的蘭州穆斯林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不同「身分」的轉換與變遷（回回／回民／回族）下所開展的伊斯蘭教育均為結合了「傳統內涵」與「當代特色」的文化適應的產物。 在今日蘭州回族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的各個場域—伊斯蘭教經學院、新式經堂教育、伊斯蘭精銳與基層女學、各類社區阿文教育班、民族幼兒園、穆斯林民辦刊物、穆斯林網站與穆斯林圖書館等均可見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再一次展現文化復興、振衰起敝的適應企圖與能力，而筆者試圖釐清的不僅是穆斯林文化復振前景的走向，更重要的是，從中歸納分析「本土運動」視角下回族等穆斯林族群的文化變遷與重整動能、機制、歷程與社會文化適應機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