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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論文共約十一萬五千宇，205頁。筆者希望透過阿美族長老教會與真耶穌教會的相關比較研究來呈現「阿美族的宗教變遷情形」，包含傳統文化內容相關方面的變動、新宗教影響：以及造成阿美族人之不同宗教教派選擇的各項因素。本文將透過三方面來進行比較研究，即傳統文化的差異、傳教過程的差異、宗教教派本身的差異；並藉由相關比較結果來試圖解答「為什麼在同一個文化與生活環境下培養出來的阿美族人，在宗教變遷過程中會有不同的選擇」。此外，整個宗教變遷過程的外在力量一即新宗教對於阿美族傳統文化的影響作用；內在力量—即傳統文化面對新宗教進入時，所發揮的自主性作用，也是本文在討論阿美族宗教變遷情形的重要適應分析。 　　首先，本文之討論重點有四—(1)在阿美族傳統文化內容方面：因三民里、芝田兩地無甚差異，故僅作實況呈現即可，主要內容散見於各章節，如緒論、第一、二、四章。(2)在兩教派傳教歷程差異方面：主要分成兩部份討論，即兩教派的傳教過程一偏重於質的討論；以及兩教派的成長發展-包含量的研究，其內容在論文第一、二章部份。(3)在宗教教派本身差異方面：主要分成三部份討論，即兩教派之神學思想與教義、教會組織與管理、傳教策略與方向；本部份試圖透過這三部份的比較討論，呈現兩教派本身的特性與差異，藉以更進一一步瞭解教派差異在阿美族宗教變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其主要內容詳見第三章。(4)在變遷與通應方面：主要分成兩方面來討論，即新宗教對傳統文化的影響、以及傳統文化對新宗教的影響。兩者在特定時空條件之下相遇，將必互有影響改變，在一番變動之後，再度維持新的平衡狀態，其內容則集中在第四章部份。 　　其次，各章節內容提要如下-(1)第一章：傳統阿美族屬泛靈崇拜，其傳統宗教觀念揉合在日常社會觀念與行為之中，而漢人佛道參雜的民間信仰則透過彼此接觸產生不一影響；但無論如何基督宗教如長老教會與真耶穌教會至今方為部落之新宗教。兩教派在阿美族的傳教過程與成長發展的概況將依台灣-山地-阿美族等三個層次，呈現說明之。(2)第二章：成功地區阿美族之傳統宗教內容與一般阿美族無異，受漢人民間信仰的影響情形並不如馬蘭阿美深入；此外長老教會與真耶穌教會分別自西元一九四八、一九四五年傳入成功地區，其傳教過程與至今成長發展如信徒人數的增減趨勢、信仰品質的升降等等為本章重點。(3)第三章：具有改革精神並積極發展本土化神學，以長老治會、中會為主，強調社會關懷的長老教會與主張獨一歸真、最高總會、單純傳福音的真耶穌教會截然不同。(4)第四章：新宗教與舊文化的影響是雙向進行的。

位於今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宜昌村一帶之荳蘭部落（Natawlan）為一阿美族社會，吉安鄉緊鄰花蓮市，為花蓮縣人口數和密度第二高之城市，都市化程度遠較其他鄉鎮發達。於此時空環境下，原有之部落傳統文化，以及民族結構，即與其他臺灣原住民社會一樣，迅速墜入困頓劣勢中。 　　然而，儘管各方面條件對荳蘭部落之發展相對不利，部落中仍有許多傳統文化與族人之生活緊密結合，從舉行祭典到建設文物館等均顯示出荳蘭部落的傳統組織並未完全瓦解，也反映出部落生命力正逐漸復甦。 　本研究透過歷史、現況之論述分析，期能瞭解荳蘭部落傳統傳統社會的變遷脈絡與方式。第一章節以歷史文獻、田野調查等資料勾勒出荳蘭部落研究領域；第二章則透過扒梳文獻方式，詳述荳蘭部落阿美族之傳統社會文化；第三章旨在藉由實際田野調查之資料，瞭解傳統組織式微之當代，係由何種組織制度取而代之，繼續辦理所謂之傳統祭儀，並探究其轉換之模式與思維邏輯；第四章綜合前文所論及之諸多因素，論述社會文化變遷之動力與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荳蘭部落之現況雖多不具備一般印象中「部落」之條件，但族人在適應社會的洪流下，對於維持傳統社會文化之努力，實不容忽視。傳統文化的復振之路相當艱辛，內部的矛盾，以及文化衝突也不斷擊撞。對族人而言，改變雖然是痛苦的經驗，卻也是無可避免的歷程，在維持傳統文化的前提下所做之改變，也就是在固有的組織以外，以更多的地緣組織來支撐傳統文化。民族表現方式雖有所轉變，但在文化元素轉換之過程中，亦呈現出民族生命力續存的活躍動力。

七腳川人（Cikasuan）的歷史與文化在現代諸多的論述當中，研究者多將其涵蓋於花蓮奇萊平原上「南勢阿美族」的領域範疇之內。對於七腳川與所謂南勢阿美族之間的文化差異則多避而不談或將其忽略之。因此，至今尚無單一研究七腳川或統整七腳川文化歷史的研究成果出現。本論文主要依據文獻史料及田野調查來嘗試進行對七腳川人全面性的論述。除卻緒論及結論外，本論文共分為四個章節，十二個小節，各章節摘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七腳川的形成與發展：首先闡述的是有關七腳川在阿美族分類系屬及其傳統領域分布的相關論說。再者，藉由其史料記載上的原始地域範疇作一重整並建構七腳川人當代的生活領域與其週遭的部落關係。爾後，則對七腳川在相關文獻上的歷史演進過程作一時代變遷下的概述。 　　 　　第二章七腳川的社會文化：本章係在探討七腳川人固有的傳統社會文化型態為何，並論述與奇萊平原上之各阿美族部落間的社會文化型態又有何差異性。其中，分別對其目前仍為族人熟悉且較為顯明的社會組織制度中的Seral（年齡層級組織）作一論述及探究。再者，則針對其族人所稱；固有語言有異於奇萊平原其他阿美族部落的事實作此面向的比較分析研究。而且相關七腳川之歲時祭儀在本章亦將其原始面貌一併陳述之。 　　 　　第三章七腳川事件：以七腳川事件為單獨一章來進行解讀，是要將該部落在日據時代的歷史作一完整的闡述及建構。另外，因現今可得相關該事件的歷史記載多屬日本官方的紀錄資料。因此，有必要借重田野的深度訪談藉以審視該事件官方記載的歷史事實。所以，除進行歷史文獻的文本分析外，亦借重族人的口傳歷史記憶來重新建構屬於七腳川人觀點的七腳川事件。並以該事件的發生為其主軸，來一探 Cikasuan 在花蓮奇萊平原上的角色定位及其所造成的種種變化和影響等等。 　　 　　第四章變遷中的七腳川：本章主要在論述七腳川事件後的種種歷史狀態，七腳川人在喪失傳統部落後的表現，除重新創建屬於七腳川人的群居部落外，亦在其新創建的部落領域中展現出七腳川人固有的文化傳統及其內涵。再者，亦期望藉由人口統計的調查來確認七腳川人的人口分布型態和變遷過程的種種發展。進而再闡述七腳川人現今的認同意識對其自身文化傳統保存的意願有何影響或幫助。 　　 　　綜觀本論文所進行七腳川人的研究範圍領域，縱向的時間以西元1630年代至西元2003年止，七腳川首見其記載於西班牙的史料文獻開始，期間所歷經的各個統治政權及其被以文字書寫並詮釋之斷代，直至現今為止。其研究的內容上傾向以現今七腳川所屬部落當中固有的社會文化內涵作一闡述主軸，除討論七腳川人固有的文化特點外，亦針對其至今所呈現出來的文化現象作一部落遷徙以及文化轉化的論述。結合民族史及民族誌的範疇，對七腳川人作一時間斷代和空間分佈上的整合性討論。

無

「音樂到底為我們記憶了什麼？音樂又如何的顯示認同的意義？」 是本篇重要探討以及論述的核心概念。 研究對象takoliyaw，即是花蓮縣玉里鎮高寮部落。論文的起點從一個阿美族的部落為主，探究部落裡的阿美族人音樂與認同之間的關係，並試著從takoliyaw’ay a pangcah（高寮的阿美族人）為主體，理解這群人如何歷經政權、宗教、環境的強勢與長期主導之下，仍持續扮演著記憶的核心與族群認同的一種標誌，族人也不斷能透過歌謠傳唱的方式來進行歷史的建構、維持其族群辨識範圍與邊界，其過程不斷影響內部整合與族群意識的凝聚。 而這個行動包括積極地重新恢復傳統上的部落祭典；以及確立人與人之間的網絡，透過生活中的各項聚會模式來進行；如此，takoliyaw’ay a pangcah（高寮的阿美族人）才能在生活當中的各項活動系統內擁有一體感與歸屬感，並宣稱自己與別的部落或族群所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制度。筆者不斷在論文中論述的問題是，這群阿美族人從聚會活動中，如何地建構或重組過去的歷史，形塑集體記憶，同時在遺忘一些舊記憶之後也建立出新的記憶共同體。而這種「集體歷史記憶」（collective momory）與「結構性的健忘」（stuctural amnesia）的過程反映了族群的變遷狀態。循著這個概念，當研究高寮阿美族人共同創造歷史成了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時，應付現實環境的變遷時，集體的創造或溯源共同記憶，經常也是形成認同的重要過程。 這是一個從音樂看見歷史；也是一個從音樂建構歷史的研究。從takoliyaw’ay a pangcah（高寮的阿美族人）音樂的傳唱、記載與行動記述了高寮的部落歷史、生活變遷、祭典的復振；進而看見自我認同及族群界線的討論。「作為認同建構的有效語言，音樂在此可視為一種過程。透過研究的各種現象例子，我們將觀察音樂如何積極地參與各種不同層次認同（如：性別的、民族的、社會的與政治的…）之建構。音樂與權力之間相關性的問題，經常與認同問題緊密地結合。這仍是相當吸引著我且相當有價值的一種面向與發展，啟發了我許多的反省與思考；將音樂看作一種社會活動的現象，甚至是一種手段與工具；藉由對音樂活動的考察，瞭解阿美族人如何透過音樂來達成不同層次的認同。 音樂除了可以記憶過去也可以反映持續發生變動的過程，同時也紀錄了自身認同持續的改變與適應。這樣的紀錄是當我們無法從文字的載述中尋求的時候，它早就已記取的部分，並作為族群認同重要的基礎與延續的依據。此外，在形塑、凝聚族群、部落集體的認同上，也是透過傳唱之中的內聚力得到了驗證。儘管是族人在社會上或是生活上的處境為何，是因為透過歌唱的場景將共同體的概念注入，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到進一步的確認。在這樣的場景中，並不只是僅僅只是一種慰藉，而是每一個參與者用音樂的記憶來對自身文化的一種體認與追尋。 takuliyaw部落歷經時間、空間的改變，自教會進入、人口外流、漸漸又受到本土意識的重視、復振豐年祭等等。在這之間，音樂始終扮演著族人共生的關係，對於民族、社會、文化的認同也表現在音樂之中。成員間的凝聚力，是靠著日常生活的密集互動，更清楚的說，應是藉由音樂聚會的活動中從傳達共同的語言、文化，而建立出成員間的關係。使用這樣的傳唱機制，是一種具體在時間、空間轉換過程中，表現出族群內部主動性建構的主體意識。 因此，在形塑、凝聚族群、部落的集體認同上，族群文化的價值與規範是透過ilisin的展演而進行的，並且希望透過文化活動再度將部落的集體認同凝聚起來，於是在場內的所共有的規範制度，都可以說是一個在參與者與另一個參與者的彼此溝通、確認的場域，在每一段音樂的展演中就是一個連結的過程。同時，音樂當中所表現出的即是“部落一體”所代表的凝聚意含，因而年齡階級組織與老人權威在此成為族群認同的核心，族群文化的持續力。這樣認同所產生的共識，是一個共同營造的關係，而且是一種較能展現族人自主性的方式。從音樂活動中很容易讓參與者勾起許多共同的回憶、對於生命的相似感受，甚至激起集體性的認同，如同認同自己的部落、自己的族群、自身所處的位置、應該如何與他人之間形成共同的力量等等。這樣凝聚出來的集體認同，同時也是在一個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下所產生的，所以在場景裡的集體認同不僅是一種具有主動性的，在面對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音樂傳唱中營造的集體認同更能夠成為族人面對社會的力量。 音樂始終扮演著一個重要的媒介，作為族群內部不斷自我認同自我累積的一種文化傳承，這樣的力量成為族人主動凝聚彼此的關鍵基礎，作為更為有力、準確的切入點與施力點。音樂與族群之間的感應與連結關係，是一種認同過程所形成的產物，而對於音樂中所隱藏的記憶、或者是意識，更是難以抹滅的，儘管社會變遷，在族人心中，這些音樂扣連著的，依然是當年的情景、情境與共同的期盼。音樂過程中所被訂定的規範來達到彼此間認同上的意義，我們可以說幾乎就是連結「過去」與「現在」可以將部落族人緊密結合的一種方式，並且產生共同的行動，建立一個共同理想的認同途徑。

本論文的研究主體，為台東平原的阿美族，即馬蘭社阿美族。 和以往的阿美族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焦點，集中在歷史研究，尤其由政治經濟學的取向，探討社會文化的貫時性變遷。由此，本文試圖從歷史進程，理解馬蘭社阿美族特別的文化脈絡與社會型態。 歷經各種不同的統治政權，本文歸納出馬蘭社阿美族特殊且一貫的重農傾向，並與相鄰的「武族」卑南族有政治經濟的合作共生關係，而越接近當代，我們會看到馬蘭社阿美族受到統治政權越廣泛深入的影響，無論在經濟處境、社會結構、政治角色與文化表現上，都感受到越來越明顯的壓力。 基於以上的概念，本文論述的取向，不僅是貫時性的，也是文化的比較研究。在不同時期，找出政治環境引入的不同人群，以及經濟環境上的重要變遷，以突顯台東平原，尤其是馬蘭社原住民的文化表現，尚武的卑南與重農的阿美兩種文化傳統，進入當代國民國家的體制內，其社會文化，從諸多面向來看──包括生產方式，社會地位，政治參予，經濟權利，與精神生活，都可以發現許多值得探討其脈絡的特殊表現。 本文第一章首先揭露，有足夠證據顯示，馬蘭社具備長久歷史。其次，本文提出卑南族與阿美族在臺東平原的共生關係，這個歷史淵源，作為本文的重要主軸，在接下來的篇章，會持續提示每個時期，兩族各自表現出不同的文化調適。最後強調馬蘭社阿美族的文化特色，即在於特重農業生產的傳統。 第二章討論日本統治初期，台東平原原住民，因其社會文化更適宜統治，以致於很快就被統治者識別，採取與島內其他原住民不同的統治方式，從稅收、產權與勞役等政策上，都可以發現較短的適應期與更早的公民化，然而也在生產勞力上出現更深廣的剝削。由此接續第三章以糖業生產為中心的探討。 第三章以日本推行糖業生產，導致台東平原民族關係的改變為探討主軸。在生產勞力重整的過程中，特意引進定居人口（內地人與本島人），同時加重原住民勞力負擔，抑制原住民地權，乃至經濟建設（卑南大圳）引起的農業環境改變，凡此皆是台東平原原住民經濟生活轉變的重要關鍵。 第四章由經濟轉向政治，分析日本帝國引進的公民政治，試圖在臺東平原建立一個本島人支配內地人與原住民的階級結構，其中原住民在文化上與經濟上最居劣勢，從而影響其政治生活，幾乎難以感受原住民精英的活力，自難期待從政治參予上整體增進原住民的社會地位。 第五章進入戰後，選擇了又一個興起二十年的農產經濟──罐頭鳳梨的生產外銷。不僅要成為國家公民，國民黨政府更要求同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原住民勞力投入鳳梨工廠的同時，文化也面臨毀滅，年輕一代向都市移動，原有的農耕傳統、家庭組織、宗教信仰都面臨嚴峻考驗。1970年代鳳梨加工產業走向黃昏的同時，馬蘭社阿美族文化似乎也走到一個臨界點。 最後，作為民族史的政治經濟比較研究，本文強調，社會文化的完整運作，才是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政治經濟的競逐，無論如何必須避免歷史文化上的短視，甚至忽視。 / The subject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Taitung Amis, who are Falangaw Am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because it is concentrated on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Much is due to political economics. Falangaw Amis saw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The cultural tendencies of Falangaw Amis are consistently related to agriculture. They cooperated with Puyuma who have high regard for the military Wu Zu武族 and lived next to them, in politics and economy. More recently, Falangaw Amis are more deeply influenced by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No matter what their economics, society, political roles,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were, this trib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pressure about those. This dissertation not only reveals long historical changes, but also studies cultural comparis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urroundings as well as the crowds led into Taitung by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can revive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of Falangaw Amis. The Puyumas have high regard for the military; the Amis stress agriculture. This can be a wide area of inquiry. These all affect the production, social status, political concerns, economic rights, and cultural life of Amis. The first chapter in this dissertation reveals that we have enough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Falangaws had a long history.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Puyuma tribe and Ami tribe had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in the Taitung plain. This history is the main topic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will mention the different changes in the two tribes in each period. Finally, it emphasize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Falangaw Amis,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 of agriculture. The second chapter shows tha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e aborigines who lived in the Taitung plain were more easily ruled by Japanese. Therefore, Japan adopted different ways to govern them, from others. With tax revenue, decreas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forced labor, all evidence shows that aborigines had little time to adapt to the new government and be citizen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exploited the aborigines considerably in production work. The following chapter will discuss the sugar production industry.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treats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promoted the sugar production industry. This caused changes in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Taitung plain. Under the process of organizing production labor, the government brought in some special popul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d the aborigines' labor burden and suppressed their property rights. Furtherm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tches) made the agricultural surroundings change. These are all keys that made the aborigines' economic life change considerably. The fourth chapter shows that the Japanese brought in citizen politics and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class system. In this system some dominated others, including the aborigines. In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atus, the aborigines were inferior. Therefore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enthusiasm or support from aborigine leaders. No wonder that it'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aborigines by political means. . The fifth chapter mainly treats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e export trade of pineapple can production, another hot agriculture industry. KMT government made the aborigines be citizen and adaption. The aborigines worked for those pineapple factories. The young men moved to big cities for work and life. Their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family organization and religion faced a baptism of fire. In 1970, when the pineapple can production was downward, Falangaw Amis seemed to be at the juncture. Finally, as a ethnic history in politic economy compared research , the dissertation stress that the social culture should works well,then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would have a steady foundation. Eve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can be successful. It is very important not to be shortsighted in critici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Sasalah’部落位於台東縣太麻里鄉香蘭村新香蘭聚落，香蘭村為一有漢人、阿美族人、排灣族人、平埔族人的多族群混居村落，各族群於不同時期進入香蘭地區定居，並在長時間的互動下形成目前所見的特殊文化樣貌。本研究透過對Sasalah’部落的歷史爬梳，以及當代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討論分析形成於日治時期的Sasalah’部落，在與周邊不同的族群文化互動、面對台灣整體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其呈現的社會文化現象與傳統阿美族社會文化的差異及其原因。 自日治時代始，原居於池上鄉的阿美族人遷移來到現今的舊香蘭聚落，同時亦有來自新竹、苗栗地區的客家人至此處開墾，為避免原漢衝突，大部分居於舊香蘭的阿美族人被日本政府強制遷移到新香蘭居住。而後陸續有來自恆春地區或其他部落的阿美族人及平埔族人遷入，加上由山區遷至香蘭村現址居住的排灣族人，新香蘭聚落於焉形成。不論是共居於新香蘭聚落的的Sasalah’部落族人及Lalauran部落族人，或是居於舊香蘭聚落的客家人及部分阿美族人，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在漫長的時間內一同生活、累積相似的歷史記憶。因此本研究之整體架構安排上並未將Sasalah’部落完全獨立討論，而是以Sasalah’部落為主、舊香蘭聚落與Lalauran部落為輔，將這些人群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變因時，產生的類似又不同的因應機制並陳。基於這樣的安排，在章節上第一章及第二章是以香蘭村整體為討論單位，第三章則以Sasalah’部落旅北族人及新香蘭聚落為主。呈現出香蘭村整體樣貌之後，第四章則回歸到Sasalah’部落的社會文化變遷現象進行討論。各個章節當中的主題則分別是宗教及生計模式的變遷、旅北族人的社會組織變遷，以及原鄉部落的祭典儀式變遷。 當代的Sasalah’部落正面臨了人口流失以及部落文化傳承不易的困境，同樣居於新香蘭聚落的Lalauran部落則初嚐文化復振及部落營造工作的成果。兩個部落族際互動下所產生的文化現象正持續影響Sasalah’部落的文化復振工作，以及族人們對族群及部落的認同情感。本研究最後以虛擬社群網絡的運作及2016年尼伯特颱風災後重建為例，討論Sasalah’部落族人的動能，在當代面對重大事件時如何因應，以及過程當中持續游移、變動的部落認同和情感凝聚。

本文援引Abner Cohen對「象徵」與「權力」兩者相互作用關係所歸納出來的理論作為開端，進而探討「文化遲滯」此一概念的內涵。本研究微幅修改Cohen的理論模式，提出象徵的物質性與認知性兩者之分別，並希望藉由這兩個概念釐清權力關係變遷對象徵形構如何產生影響。以都市阿美族溪洲部落作為田野，本文探討的是族人對於原鄉舊傳統的記憶與認知為何？他們遷移到都市後所面臨的新政治與經濟環境如何衝擊了豐年祭舊傳統？以及族人在現實條件限制下是否全然受新的權力關係宰制？又或者他們有甚麼樣的策略、運用甚麼樣的資源來進行反抗？ 本研究發現溪洲部落族人在權力關係變動影響之下，豐年祭當中許多象徵符號的物質性發生轉變抑或消失，進而影響了族人對豐年祭「傳統」的認知。但同時，族人們也能將過去的原鄉記憶化為一種資源，重新回復、創造舊有的象徵符號。這樣的過程除了代表「傳統」文化的重塑之外，也反應了族人對內凝聚社群認同、對外抗衡（相對於原鄉）新的政治經濟結構。

本論文旨在分析阿美族鄉土文化教材之內容，並探討這套教材在邦查國小實施的情形。前者以內容分析法，輔以論域分析法進行研究；後者則以參與式觀察法和訪談法進行研究。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如下： 壹　在理念部分，研究發現本教材實施的最大困難在於邦查國小師生皆無法完全肯定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的價值。他們無法肯定本教材實施的主因在於幾個看似衝突概念之間的矛盾與混淆，分別是「國際化」對「本土化」、「同化」對「多元化」、「認同」對「生存」等。除非能夠釐清這幾個概念，否則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仍很難在國小教育中落實。 貳　在阿美族鄉土文化教材之內容部分，研究發現本套教材之照片多於圖片，較能說服學生相信文字所敘述的是「現在真實存在」的文化，而更有真實感。本教材之文字描述最著重精神文化，其次為社群文化，最少的則為物質文化。而圖片呈現最多的是精神文化，其次為物質文化，最少的是社群文化。研究並發現此套教材隱含有父權意識型態，並有避免呈現負面、衝突和困境，標題和內容不符，以及母語標注系統不一致等疏誤。 參　在阿美族鄉土文化教材之實施部分，大環境所看到的是不斷變動之課程改革政策與虛化之鄉土教材教科書；蘊涵豐富阿美族文化的邦查村，卻因族人參與意願、信仰因素、及青壯年之族人遠離部落到他鄉工作等主客觀因素，使得學童接觸本族文化機會少。在邦查國小鄉土活動課程之實施部分：八十七學年度上學期邦查國小實際上課的節數只有十四次。上課主題部分只有四次是關於阿美族族群文化的，另外十次則是邦查村之鄉土教材。在實際教學部分：發現教師對教材陌生、感到生疏、不自在、不知道如何教。教學重陳述，少有比較、評論或價值澄清。教學法強調記憶與背誦，互動偏向教師對全體學生的封閉性問題之問答。經過一個學期的教學，學生對於自己本族的看法不是太樂觀積極。 肆　整體而言，阿美族鄉土文化教材之實施至少有以下幾個問題：1.本鄉鄉土教材課程優先於原住民鄉土族群文化課程，原住民學童在學校仍無法學到自己的族群文化；2.教師在教導鄉土教學時，相關之教學專業知能不足，影響教學效果；3.想讓一個民族明白自己文化的根，使他們有自信，但卻只提供單一課程，則其功用有限。 最後，本研究並針對上述研究發現提出討論與建議。 / The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Ami indigenous cultur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employing these teaching materials in Pangcah elementary school. Content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were also employed. Findings include: 1.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implementing Ami teaching materials is that the staff and students were unconvinced of their values. The Ami indigenous culture teaching materials cannot b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unless people can clarify the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vs. localization”, ”assimilation vs. divers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vs. survival”. 2. In the contents of Ami indigenous culture teaching materials, there are more photos than drawings, making the depicted real things of the past even more convincing. Most of the text describes the spiritual culture, less of the text describes the social system culture, and least of the text describes the substance culture. However, most pictures show the spiritual culture, less pictures show the substance culture, and least pictures show the social system culture. There was fatherhood ideology hidden in these teaching materials. Additional mistakes include the avoidance of negation, conflicts and dilemma,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itle and content, and the inconsistent phonetic symbol systems of labeling Ami indigenous language. 3.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mi indigenous culture teaching materials was conditioned by the unceasingly changing curriculum policies, inefficient use of textbooks, and the ignorance of abundant Ami culture existing in the Pangcah village. In the instructional process, time is very limited, and the teacher did not perform very well. When he taught, he spoke alone and hardly has any comparisons, comments or clarifications. The teacher emphasized on reciting and rote-memory, with littl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did not develop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ir own culture. Overall spea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mi cultural teaching materials encounter at least the following problems: 1) the local mainstream curriculum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Ami cultural curriculum, thus precludes the absorption of their own culture by the Ami school children. 2) The effect of special instruction is usually offset by teachers' lack of the specialized pedagogical knowledge. 3)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restore self-confidence of the indigenous rac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single subject's curriculum. Doing so would undoubtedly produce limited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