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和臺灣的政治經濟的互動是相互糾結，兩者皆以本身的政治經濟 互動為基礎，由於內部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無法解決，便尋求血濃於水 的對岸若干經濟助益，冀提本身的經濟結構（如臺灣）或經濟改革的順利 進行（如大陸吸引臺資）。大陸市場較歐洲市場、美國市場、日本市場、 東南亞市場都來得大，而且基於同文同種的便利因素，加諸大陸勞工便宜 ，原料成本低廉，便成為臺商趨之若鶩的市場。近幾年來，臺灣大陸政策 的鬆動及大陸對台政策的放寬、美國市場的壓力，國際區域性貿易保護主 義的盛行，在在都促使臺商不得不尋求大陸市場以為避風港，如何在政治 風險及經濟利益二者之間取得一平衡點，正是臺海兩岸政治經濟互動的基 本癥結所在。 @ 本論文主要分析兩岸自（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二年） 的政治經濟互動關係，探討雙方所採取的政策及對策，面對國際政治經濟 結合的趨勢，雙方已發展出良性互動的方式，而且政治改革尚未和經濟改 革進行配套措施，人事安排更是令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無法掌握等等，影 響了兩岸政治經濟的互動關係，而臺灣內部的政治經濟互動在國際保護主 義的衝擊下，逐漸謀求大陸市場的開發，但囿於兩岸意識形態的差異，政 治制度的不同，生活方式的迥異與民族情感的糾纏因素，造成臺商與臺灣 政府對於赴大陸投資風險性的評估角度不同，如何尋找一平衡點，也是本 文所探討的主題。

經濟學派對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認識不清，造成其錯失業問題的錯誤理解。將經濟發展與失業問題混為一談，誤以為經濟發展就能解決失業問題。事實上，失業人口與產業後備軍的存在，正好方便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認識上的錯誤，非但無法解決失業問題，反而是造成更多的失業人口，並成為資產階級追求超額利潤的理論基礎。正是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為永恆、自動均衡的完善系統的世界觀，所以在政策上與理論上便受限於這樣的世界觀。而不思考其他的可能性，這也是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侷限性。本論文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出發,有別於主流經濟學,對台灣的失業問題從不同的立場與世界觀來思考>

本論文全一冊，計十四萬字，以序言開始，本文內容自緒論至綜結，區分為八章。 第一章有兩節，係從經濟學之理論與實際來探究馬克斯政治經濟學，從導引到說明， 舉陳「研究動機」與「基本範圍」。 第二章之兩節，敘述「馬克斯的方法論」和「本論文的研究方式」。 第三章係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以「緣起與演變」及其「研究內容和對象」分為兩節 。 第四章是對馬克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說明，分三節申述其「產生背景」、「學說體系 」和「性質」。 第五章以五節分別申述馬克斯的勞動價值說，從而探究其創建與議論。 第六章以四節來引述馬克斯剩餘價值說，並探討資本主義的前景。 第七章之三節，是對馬克斯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整體看法，以反省其學科地位。 第八章以四節來綜結本文，其主旨係自馬克斯「政治經濟學」與當前社會經濟現實來 展望中國社會經濟之需要，並提出對「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看法」來終了全文。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英兩國主導建構的國際金融體制，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這個體系在一九七一年解體後，國際金融就沒有明確的制度規範，再加上資訊科技的發展、各國資本帳的自由化、各國資本市場的規模擴大、以及多國籍企業對資金移動的需要，使得國際金融規模益大、流動速度益快、全球金融的整合益強。國際金融因此對國際政治、國內政治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近二十年來國際間接連發生的金融危機，正透露出改革過程中，國家適應緩慢的徵候。以一九九四年墨西哥的債務危機為例，自一九八二年開始墨西哥由於外匯短缺，停止償還外債，巴西、阿根廷及智利等國亦跟進，引發債務危機，整個八０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接連遭受經濟危機的挑戰，被喻為「失去的十年」。終於從一九八０年代末期一九九０年代初期以後，拉丁美洲開始了另一次發展策略上的巨大轉折，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建議，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透過經濟開放、金融自由化和提高出口數量等方式，逐步走出債務危機的陰影，然而，這波拉丁美洲國家改革的成功果實並沒有延續整個九０年代。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墨西哥當局宣布放寬政府干預披索匯率上限，從3.4712兌一美元，調整為4.0016兌一美元，此舉又再度引爆墨西哥外匯市場的大幅賣壓，帶來另一場金融危機。 墨西哥的案例或許是一個借鏡，我國於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後，金融自由化與市場開放的壓力勢必難以抵擋，如何面對國際金融體制轉變帶來的改革壓力，並承擔改革過程中經歷的變動與危機，將是本論文關注的焦點。本文將比較分析墨西哥與台灣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經驗，檢視兩國進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國內金融體制如何進行調適與改革等相關議題。

摘要 所得稅是我國內地稅最主要的稅源，而政府對所得稅所採行的各項租稅減免，除了考慮政策誘因的目的性外，而背後亦隱含著租稅公平、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等不同的政策意涵，近年來隨著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攀升，但許多租稅優惠措施仍不斷通過，究竟是那些因素所造成，除了外在制度環境的改變，國家發展的自主性是否有所改變。隨著我國政治體制的轉變，逐步邁向民主化，使得政府對所得稅租稅優惠政策主導性逐漸降低，甚至造成稅基受到嚴重侵蝕，因此租稅優惠措施之實施或取消，已不能單純從財政與經濟理論解釋，更重要的是政治論點。 以往研究所得稅租稅減免之文獻大多從經濟或財政等單一面向加以探討，少見從歷史結構及政經制度變遷因素探索者，而本文選定我國五十餘年來重要或具爭議之租稅減免議題作為研究對象，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獎勵投資條例)、軍教薪資所得免稅、證券交易所得免稅議題等減免措施及歷次賦稅改革涉及租稅優惠者，並採用宏觀、整體、動態、歷史結構的分析方式，來觀察解釋我國租稅減免事實的演變過程與真實的意涵。並按政治體制的轉變區分為三個時期（威權時期：1949-1986；民主轉型時期：1986-1996；民主時期：1996-2002 ），分別就不同政治時期的所採行的租稅惠措施，依當時國家受到政治力、社會力的影響，及所面對之制度環境：如財政狀況、經濟發展、國際競爭及公平正義等因素，來解釋政策背後深層意義。而研究方式跳脫過去僅從經濟、財政或租稅理論等面向探討所得稅租稅減免理論，並嘗試建立一個可解釋租稅優惠減免政策分析架構。且界定所得稅租稅優惠理論不單純是經濟或財稅議題，更是政治議題。 本研究發現，政府對所得稅租稅減免的自主性隨著政治民主化後降低，租稅優惠政策受到外在社會力影響的因素愈來愈大，這可以解釋近年來政府的財政狀況不佳，但所得稅租稅優惠措施仍不斷擴大，而賦稅改革建議的採行只擷取減稅的部分。另長期以來租稅優惠一直是國家用來攏絡資本家或選民，以求經濟持續發展，確保繼續執政重要工具之一，在選舉不斷下，均難以取消。而全球化下，資金快速流動，國家為促進經濟發展，以往所得稅所強調公平性已不符時代的潮流，租稅公平的涵義已有所改變，且民主化以後，執政者在面臨租稅公平與選票考量時，通常以選票作為優先考量，使租稅公平不再受到重視，加上租稅優惠的政策特性使然，使政策易通過但難取消。由於以上種種因素，在民主化以後，政府欲對具爭議的租稅減免政策加以改革，顯的困難重重。 但民主化趨勢已是無可避免的潮流，因此建議政府應重視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強調財經決策的效率與公平性，注重政策行銷，且在進行租稅優惠措施改革時應慎選策略，使政策的改革順利推動。另為避免稅基不斷的受到侵蝕，政府應設計阻擋減稅的機制，訂定減稅的底限，提高租稅減免決策門檻，將租稅優惠成本透明化，並將人民力量導入，使稅制不再惡化。

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於近年來成為一項廣受討論的國際議題。且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戰略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民幣匯率之變動參雜許多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考量。本文首先探討有關匯率決定的經濟學理論，說明現行的相關理論尚不能對人民幣匯率提供完美的解釋，故須從更深層次之政治經濟觀點討論一國匯率的決定因素。其次探討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之內外部因素的形成，包含來自西方強權國家之國際政冶壓力及中國本身強大的經濟成長，雙重壓力下將促使人民幣匯率產生變動。最後將探討人民幣升值後，現階段以及未來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各會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 本文將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歸納為：中國經濟表現及國際政治因素等二項。中國於這段期間的經濟表現，包括：貿易出口旺盛，外商直接投資不斷進入，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及高度的經濟成長率，結合各項經濟指標的凸顯，更使人民幣有著升值的壓力；在國際政治因素方面，嘗試透過國際政冶經濟角度探討，來瞭解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政治壓力如何持續呼籲人民幣應當升值。全文結合政經分析之觀點，認為西方國家之持續要求人民幣升值，事實上是出於抑制中國的戰略考量。 中國終於在2005年7月21日對人民幣匯率體制變動與微幅升值，踏出長期逐漸升值的第一步，在未來人民幣將逐漸往適當價位移動的過程中，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對於人民幣幣值走向及匯率制度的調控，仍舊是一項值得長期深入觀察及探討之議題。

「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在彼此非個人能影響的歷史糾葛中，二者之間擁有國際上絕無僅有的複雜關係，除了引起兩岸的隔閡，也製造了台灣島內藍綠間似乎不能解決的結，糾纏不清，使島內充滿在眾多民主制度的缺點下，被台獨惡意撕裂的族群、經濟不景氣中弱勢的個人及家庭及其他人等的痛苦呼喊，迴盪在國家社會的深谷，久久不已。故不由自己置身於此統獨爭議漩渦的部分人士，當然對此統獨爭議及其衍生的ㄧ切問題的存在及解決，有ㄧ種屬於自己的責任感，故不由自己置身於此統獨爭議漩渦的部分人士，當然對此統獨爭議及其衍生的ㄧ切問題的存在及解決，有ㄧ種屬於自己的責任感，所以想藉著西有的學術性的論文研究方式，提出ㄧ些淺見，謹供參考。 由以上論述的意義、形成、種類、特質、功能、效果及替代（排擠）效果、競逐循環系統、以簡單函數學式表列人性、主觀、意外事件、論述、政策及結果等等的關係，台獨論述形成的歷史背景、種類、干擾因素、民進黨的歷史背景：黨外時期、民進黨與台獨的密切關係中，本論文研究的方式乃是依照下列章節的內容依序探討 一、民進黨使用台獨論述的黨綱的原因及反應。 二、民進黨應用台獨論述，制定執政政策的方式。及民進黨的演化：注重較多政治議題，較有包容性的前民進黨時期、獨尊台獨論述，排除泛藍及中間選民的中民進黨時期、獨尊台獨路線失敗，風雨飄揚的後民進黨時期。 中國對台灣獨立的態度 一、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理由。 二、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方式。 三、中共極力反對台獨與民進黨極力支持台獨」的對抗下的雙向性封閉效果。民進黨的台獨論述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多層次連鎖反應及影響」的 （一）、政治經濟總論。 （二）、民進黨的台獨論述對台灣政治的「多層次連鎖反應及影響」等等豐富探討。 （三）、民進黨的台獨論述對台灣經濟的「多層次連鎖反應及影響」等等豐富探討。 「訪談內容」 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資深立法委員丁守中、王幸男及曾為國民黨的海外黑名單份子，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的陳芳明等具藍綠平衡代表性的三位政壇專業人士所作深度稀有訪談內容。 驗證階段是將「眾多文獻探討」及「訪談內容、資料」等二者的相互驗證，並可以獲得「政黨論述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影響──以民進黨執政期間為例」的論文題目中，所要求得的結論，即由民進黨的台獨論述（政黨論述）對台灣政治經濟各有三重（層）影響：根本、中層（中間）、最後影響，即第一、二、三層影響，唯此處所提的「最後影響」乃是依循先前已實現的第一、二層影響的演化軌跡，為的是以「已實現的第一、二層影響」為基礎，模擬預言的方式，去推估尚未完全實現的「結果及影響」的「可能表現面貌」，為的是以此「模擬的最後影響」，提醒人民、政黨及政府等相關人士及單位，嚴肅的深刻思考，是否能一起虛心檢討各政黨相關論述的內容，部份是否需要予以修正，甚至放棄原有不適合的論述，訂定新的論述內容，以吸引更多人民及選民支持，進而執政，實現根據論述釐訂的各項政策，造福人民及國家，所以在結論之後，就接著推出下列第二節的諸多和本論文研究有關的建議，希望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如何建在歷史、勞動與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之上，這是本文所要處理的論題。在研究了這些論提之後，於結論指出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把理論與實踐給結合起來，使其可以擺脫解釋世界的問題，而要求改變它。

一九九○年代學術界、媒體紛紛出現對於新經濟、知識經濟的介紹，坊間書籍多以主流經濟學觀點描繪新經濟的特性，包括資訊技術、創新、科技、金融投資增加帶來財富增加等美好榮景。然而，當知識經濟被高度稱揚時，社會上卻有越來越多的失業者。 新經濟的宣稱是否顯示資本主義已邁入另一階段的發展進程？資本主義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了嗎？新經濟的生產模式是否能解決資本主義長久以來的結構性矛盾，還是只是深化和擴大商品化的矛盾？而馬克思主義能否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 這是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源起。 每當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對象－－資本主義－－發生變化或經歷出乎預料的變革時，馬克思主義的範式（paradigm）就會發生危機。由於對論爭問題的舊表述不與新的現實相適應，所以很容易得出結論說，這種範式（典範）本身被超越和過時了。 本論文的核心論點是：今日的資本主義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現實界的表象變化並未超出馬克思的理論範圍。在研究方法上，採馬克思的分析方式來切入比較新舊經濟的異同。

本論文的研究主體，為台東平原的阿美族，即馬蘭社阿美族。 和以往的阿美族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焦點，集中在歷史研究，尤其由政治經濟學的取向，探討社會文化的貫時性變遷。由此，本文試圖從歷史進程，理解馬蘭社阿美族特別的文化脈絡與社會型態。 歷經各種不同的統治政權，本文歸納出馬蘭社阿美族特殊且一貫的重農傾向，並與相鄰的「武族」卑南族有政治經濟的合作共生關係，而越接近當代，我們會看到馬蘭社阿美族受到統治政權越廣泛深入的影響，無論在經濟處境、社會結構、政治角色與文化表現上，都感受到越來越明顯的壓力。 基於以上的概念，本文論述的取向，不僅是貫時性的，也是文化的比較研究。在不同時期，找出政治環境引入的不同人群，以及經濟環境上的重要變遷，以突顯台東平原，尤其是馬蘭社原住民的文化表現，尚武的卑南與重農的阿美兩種文化傳統，進入當代國民國家的體制內，其社會文化，從諸多面向來看──包括生產方式，社會地位，政治參予，經濟權利，與精神生活，都可以發現許多值得探討其脈絡的特殊表現。 本文第一章首先揭露，有足夠證據顯示，馬蘭社具備長久歷史。其次，本文提出卑南族與阿美族在臺東平原的共生關係，這個歷史淵源，作為本文的重要主軸，在接下來的篇章，會持續提示每個時期，兩族各自表現出不同的文化調適。最後強調馬蘭社阿美族的文化特色，即在於特重農業生產的傳統。 第二章討論日本統治初期，台東平原原住民，因其社會文化更適宜統治，以致於很快就被統治者識別，採取與島內其他原住民不同的統治方式，從稅收、產權與勞役等政策上，都可以發現較短的適應期與更早的公民化，然而也在生產勞力上出現更深廣的剝削。由此接續第三章以糖業生產為中心的探討。 第三章以日本推行糖業生產，導致台東平原民族關係的改變為探討主軸。在生產勞力重整的過程中，特意引進定居人口（內地人與本島人），同時加重原住民勞力負擔，抑制原住民地權，乃至經濟建設（卑南大圳）引起的農業環境改變，凡此皆是台東平原原住民經濟生活轉變的重要關鍵。 第四章由經濟轉向政治，分析日本帝國引進的公民政治，試圖在臺東平原建立一個本島人支配內地人與原住民的階級結構，其中原住民在文化上與經濟上最居劣勢，從而影響其政治生活，幾乎難以感受原住民精英的活力，自難期待從政治參予上整體增進原住民的社會地位。 第五章進入戰後，選擇了又一個興起二十年的農產經濟──罐頭鳳梨的生產外銷。不僅要成為國家公民，國民黨政府更要求同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原住民勞力投入鳳梨工廠的同時，文化也面臨毀滅，年輕一代向都市移動，原有的農耕傳統、家庭組織、宗教信仰都面臨嚴峻考驗。1970年代鳳梨加工產業走向黃昏的同時，馬蘭社阿美族文化似乎也走到一個臨界點。 最後，作為民族史的政治經濟比較研究，本文強調，社會文化的完整運作，才是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政治經濟的競逐，無論如何必須避免歷史文化上的短視，甚至忽視。 / The subject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he Taitung Amis, who are Falangaw Am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because it is concentrated on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Much is due to political economics. Falangaw Amis saw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The cultural tendencies of Falangaw Amis are consistently related to agriculture. They cooperated with Puyuma who have high regard for the military Wu Zu武族 and lived next to them, in politics and economy. More recently, Falangaw Amis are more deeply influenced by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No matter what their economics, society, political roles,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were, this trib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pressure about those. This dissertation not only reveals long historical changes, but also studies cultural comparis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urroundings as well as the crowds led into Taitung by various government regimes, can revive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 of Falangaw Amis. The Puyumas have high regard for the military; the Amis stress agriculture. This can be a wide area of inquiry. These all affect the production, social status, political concerns, economic rights, and cultural life of Amis. The first chapter in this dissertation reveals that we have enough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Falangaws had a long history.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Puyuma tribe and Ami tribe had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in the Taitung plain. This history is the main topic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will mention the different changes in the two tribes in each period. Finally, it emphasize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Falangaw Amis,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 of agriculture. The second chapter shows tha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e aborigines who lived in the Taitung plain were more easily ruled by Japanese. Therefore, Japan adopted different ways to govern them, from others. With tax revenue, decreas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forced labor, all evidence shows that aborigines had little time to adapt to the new government and be citizen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exploited the aborigines considerably in production work. The following chapter will discuss the sugar production industry.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treats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promoted the sugar production industry. This caused changes in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Taitung plain. Under the process of organizing production labor, the government brought in some special popul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d the aborigines' labor burden and suppressed their property rights. Furtherm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itches) made the agricultural surroundings change. These are all keys that made the aborigines' economic life change considerably. The fourth chapter shows that the Japanese brought in citizen politics and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class system. In this system some dominated others, including the aborigines. In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atus, the aborigines were inferior. Therefore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enthusiasm or support from aborigine leaders. No wonder that it'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aborigines by political means. . The fifth chapter mainly treats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e export trade of pineapple can production, another hot agriculture industry. KMT government made the aborigines be citizen and adaption. The aborigines worked for those pineapple factories. The young men moved to big cities for work and life. Their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family organization and religion faced a baptism of fire. In 1970, when the pineapple can production was downward, Falangaw Amis seemed to be at the juncture. Finally, as a ethnic history in politic economy compared research , the dissertation stress that the social culture should works well,then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would have a steady foundation. Eve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y can be successful. It is very important not to be shortsighted in criticizing history and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