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觀察從1984年到2009年之間，大法官就特別權力關係事項所作成之解釋，對於特別權力關係相對人造成之影響，同時一併指出大法官對於特別權力關係理論所「突破」之程度。另一方面檢視我國特別權力關係發展現況，依舊存有亟待檢討之處，特別是監獄受刑人權利救濟的部分，仍舊如同是特別權力關係所殘存之「釘子戶」，因此對於監獄受刑人權利救濟之關注，即可謂是對於我國特別權力關係演進之展望。

我國長期以來對於公務人員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一貫承襲德國的傳統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使得公務人員的行政爭訟權受到相當的限制，以致公務人員遭受到違法或不當侵害時的救濟途逕明顯不足，影響公務人員的權益保障至鉅。所幸在二十世紀的民主時代中，公法理論正隨著政治理論而不斷改變，傳統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已成為往昔政治制度下的過時產物，在當前強調合法與公平的時空環境下，特別權力關係的概念自然必須有所修正與轉變。此種變遷趨勢，主要表現在：1.特別權力關係範圍縮小；2.涉及基本權利限制者，亦應有法律之依據；3.許可提起行政爭訟三方面。 一般而言，對於公務人員保障制度或有仁智之見，惟其中心概念均以公務人員依法為國家所任用，其在職期間凡依憲法及其他各種相關法規所享有身份、工作、生活、職務、服務、請假，人事處分公正處理等各種法定權益，應受法律保障，如於遭受違法或不當之不利益處分時，得透過陳述、申訴、訴願、行政訴訟、協議及仲裁等法定救濟途徑維護其權益，而凡屬就此等權益所設保障的措施均為保障制度的範疇。 由於有關我國公務人員保障事項，在保障專法制定前並無單獨之立法，僅分別散見於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等個別法令中。故為健全我國人事法制，加強保障公務人員權益，亟須研擬統一我國保障法制的公務人員保障法，俾便規範公務人員保障事宜。考試院為貫徹憲法所賦予之職掌，除參酌世界各主要民主國家公務人員保障制度外，並衡酌我國國情，擬訂「公務人員保障法草案」，終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經立法院第三屆第二會期第四次會議三讀通過，並由總統以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八五○○二四九二八○號令公布，我國首部公務人員保障專法於焉誕生。 眾所週知，公務人員的權益保障應在兼顧人權法治與機關業務推動需要的原則下，作出合理及具體的明確規範，俾能據以遵循。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法雖仍存在若干問題頗值探討，惟此等法制的建立既為新的嘗試，其成效自有賴實際經驗的檢證，與各機關不斷地提供意見，始能有所充實改進。因此，基於公務人員權益保障與建立保障法制常規的立場上，仍應給予高度肯定與支持。 本研究全文約十四萬字，共分為七章，可摘要敘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首先指出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其次說明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及本文在研究上遭遏的限制，最後則是剖析整部論文的研究架構。 第二章 公務人員保障的相關概念探討：對於在研究前所應具有的若干概念，加以簡要說明，俾能釐清公務人員保障制度上的基本觀念。 第三章 特別權力關係理論檢視：除對特別權力關係理論概說加以論述外，亦指出其所受的檢討及批判，同時就其變遷的趨勢與方向予以分析。 第四章 我國公務人員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其內涵：簡要介紹世界上主要民主國家在公務人員保障制度方面的實施概況與探討公務人員保障法制定前既有的相關法令規定。此外，另就我國公務人員保障法的制定與內容予以闡述，且對該法制定前後的有關措施作比較性的分析。 第五章 公務人員保障法的施行：本章係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的背景、職權與功能...等，以及公務人員保障案件實例上的處理情形加以探討，俾能對現行公務人員保障制度推行實況有所瞭解。 第六章 我國公務人員保障制度受特別權力關係演變的影響：探究我國公務人員保障制度受特別權力關係演變的影響；內容除包括權利保障上質與量的轉變外，尚涉及我國人事政策中考績與懲戒制度的重行檢討。 第七章 結論：分別說本文的研究發現、檢討與建議提出報告，希望有助於公務人員保障制度及相關措施的合理改進。

護理專業對護病關係義涵的建構承襲南丁格爾時代的護理典範，以及Hildegard E. Peplau 的<護理的人際關係>，將護理的功能位置定義在理解與協助病患的需求，因此護病關係實屬<療癒性>的人際關係。 護士在不容質疑的護理價值中形構自己的護士角色，那是不自覺與缺乏自我省察的護病關係。事實上，護病關係是不對等關係，專業化的助人功能與角色本身蘊含權力關係的互動。本研究參照傅柯的觀點，對權力的體認其實大部分是正面或構成面；傅柯本身並不斥責權力的社會關係，權力的正面效應是構成與塑造人類生活的運作機制，而真理也是人類建構與塑造而成為實際人類生活的「真理」。護士身為照顧者必須提供助人的角色，但是自己也是醫療技術宰制的受困者，面對病患的需求召喚，護士如何承擔被他者喚起的主體，而自我情緒察覺是啟動自身照顧倫理的動能。 人的知識建構與變化受到體制一連串新的權力技術的演變所控制，病房常態的護理活動是受到醫療制度與社會文化的歷史因素的影響。台灣醫療生態在經濟與效用的實務趨向中，護病關係的事實內涵產生形變與爭議。而護士在照護決策中的權力運作展現，同時也承受臨床機構影響護士照護工作的權力因素。 本研究以批判民俗誌的知識論與方法學進行臨床護病關係現象的田野觀察，揭露臨床結構所習以為常且不自覺的權力關係中，以及護士的面對這權力現象的認同政治。研究場域為精神專科療養院的急性病房，進行近半年時期間斷的護理現場觀察，並訪談15位病房護士，透過敘述訪談對話歷程，協助護士自我察覺在護病關係中的權力互動與消長。發現從醫療專業、醫療空間與病房管理等架構脈絡，理解護士被賦予理所當然的權力地位；闡述醫療生態受到健保制度、機構評鑑與精神衛生法等脈絡影響，護病關係也走向經濟成本與價值效率的考驗；從對病患主體的關懷，轉向為配合醫療體制的經濟價值互動，因此病患主體的照護已經被現有體制邊緣化。 本研究的結果企圖啟動護士反思護病關係的質變化與工具化，護士的自覺可以實踐與再構以人文關懷為主的護病關係，並提供給學校護理教育在實務訓練的參照教材。 /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in nursing takes on Florence Nightingale age , as well as Hildegard E. Peplau’s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defines the function of care in understand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patient's needs. Nurses in the nursing care of unquestionable value formulation in their nursing role; it is not self-consciousness and lack of self-examination of nurse-patient relations. In fact, the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is unequal relationship, as professional help functionality roles and power relations embedded interac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Foucault's power and knowledge view, recognition of power largely positive composition; Foucault does not rebuke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power, power i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omposi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haping human lives, and truth is the construction and shaping of mankind became the actual human life "truth". Nurse role as helper must be provided need for patient, but medical institute dominate self of nurse, then face to patients’ needs calling, nurses how to assume he associated with herself subject, and emotions awareness is self-care for nurse. Construction and changes of human knowledge are controll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of a series of new power technologies, Ward nursing routine and activity a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dical systems and factors of socio-cultural history. Taiwan medical ecology trends of eco-economy and effectiveness, nurse-patient relations is deformation and disputes. Power of nurses is in care decisions making, but also is coercion under the factors of clinical institutions. This research with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critical ethnography, observed nurse-patient relations of nursing field, discovered habit and unconsciously power of NPR, and identified politics for power relationship. Research field of mental acute ward of Psychiatry, observation and collection on the half-year, and interviewed 15-Ward nurse, through narrative interviews with dialogue process to help nurse self-awareness flowing power of nurse-patient relations. The outcomes are to be owned power of NPR from the medical profession, medical space and ward management routines.；and elaborated that medical ecology was challenged by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the evaluation of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law ,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to economic cost and value efficiency tests; From the subjects care of patient turn to tie in with the economic value of health care system interactions, the subject of patient care has been marginalization of existing institu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start reflection on nursing quality for variation and tools of nurse-patient relations, the consciousness of power in NPR and active humanistic concern nurse-patient relations, and made available to schools of nursing education in the practical training of reference materials.

本研究試圖通過實證研究來一探夫妻家庭生活中權力關係的樣貌，並試圖釐清究竟是哪些重要因素影響了這些權力的結果。在蒐集過去相關文獻後，我們認為夫妻的權力關係展現，可以重大家務決策和家務分工作為檢視的代表性指標。過去的相關研究也發現，個人所擁有的資源以及性別角色態度將會影響重大家務決策的權力運作；而在考量夫妻權力關係的另一個指標 － 家務分工時，因家務工作為耗費時間的活動，因此也必須將個人從事家務工作的時間可得性納入討論。此外，本研究也特別針對個人的性別角色態度做多樣化的討論，希望能對性別角色態度在夫妻權力關係中的作用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夫妻權力關係中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夫妻間權力關係的平等由分享家中決策權力開始，妻子參與家中重要家務決策的機會愈來愈增加；然而在家務分工上，仍無法脫離傳統規範的束縛。本研究所得結果顯示，夫妻間的權力關係除了受到個人資源的影響之外，性別角色態度的影響也不容小覷。個人在婚姻關係中的權力除了來自個人資源作為交換之外，個人的態度也對其行為發揮影響力。社會傳統觀念對於性別角色的種種期待，雖透過社會化的機制內化至個人心中，然而隨著社會文化、經濟與家庭結構的變遷，使得原本規範丈夫與妻子權利義務的界線逐漸模糊，已婚男性與已婚女性的性別角色態度在面對實際家庭生活面向時，逐漸趨向彼此認同、諒解而愈來愈平等。但從家務分工的研究結果裡，似乎可以觀察到已婚男性的態度、意向在目前仍不平等的家務分工上有較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的結果也顯示出，婚姻關係中男性仍是較有權力的一方。

在這篇論文裡，我們從台灣勵志書籍中主要是考察了一種文學與規訓的歷史。 　　在一九五0年到一九九0年勵志書籍的系譜中，隨著支配肉體與心靈的技術變化的前沿，如果存在著基本的調性，那麼它仍是循著「激勵」、「撫慰」、「教育」、「指導」的功能原則，指向建構規範與認同的目標，勵志書籍則成為一種權力機制。 　　從勵志書籍的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出的是規範身心的技術和認同變化。在一九五0年代建構的是政治認同的肉體和心靈、以及與這種認同相聯繫的方法；在一九六、七0年代是經濟認同的肉體和心靈、以及與這種認同相聯繫的技術；到了一九八0年代以後，我們看的是對規範的真理紀律的文化認同，與知識共構，對差異、個體的重視隱藏著「經管」的底蘊。 　　勵志書籍從出現到轉型，體現在權力關係之中。在政治力量、經濟力量與秩序的規範力量介入中，一九五0年代反共戰鬥文學與勵志文學出現，一九六、七0年代現代主義思潮和現代勵志文學轉型，一九八0年代鄉土文學爭端的消弭、個體的誕生與近代勵志文學的成型，在在對肉體和心靈角力，不斷改變的，是權力的意志傾向，是力量鬥爭的最後結果。 　　就權力關係下的個體而言，台灣的勵志書籍在不同時期也呈現了不同的技術。一九五0年代到一九七0年代，重點毋寧在於「分離實踐」(dividing practice)的技術，差別在場域不同和部署的方式不同。一九五0年代是透過獎勵制度拔擢作家、再在物質的生活領域進行佈建，論述部署是「差序格局」結合「修齊治平」道統的原則；一九六、七0年代則是建構經濟性質的精神的分離實踐，結合醫學的隱喻，呈現出「經濟達爾文主義的公民」形象，體現為「階級」劃分的雛形；一九八0年代則是「差異的經管」，一方面是透過「認識自我」的心靈的技術性繳械，一方面是「建構自我」的肉體的解剖式武裝，達成規範的秩序。

對於大量零碎的資料，社會網路分析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方向，可以更容易 的對個體與整體進行觀察，而得以發掘其中隱藏的資訊。本論文嘗試以我 國政府官員異動資料為一零碎資料的代表，利用社會網路分析做為工具， 提出網路模型以幫助我們分析與觀察其中所隱藏的資訊。利用官員的異動 時間記錄建立網路，實驗的模型共可分為人物共同異動網路、人物共事時 間網路，職務升遷網路，人物共同異動網路部分，將每一人物視為不同節 點，節點間的連結則為兩人共同異動的次數，輔以職務間相關性的關係對 資料中的雜訊進行過濾，人物共事時間網路則以兩人在相關單位共事的時 間長度做為其節點間的連結，職務網路改為以職務做為節點，利用人物的 職務升遷，在前後任職的職務節點間建立連結，對於所建立的各種網路， 再利用社會網路分析中一些性質或指標進行分析。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 設計的模型對於觀察人物間相互關係以及不同單位所產生的群體間的關係 有所幫助，並提供對於社會網路分析在類似情境下應用的可能性與限制的 了解。

觀諸台灣的運動發展，要屬棒球的韌性最強、魅力最大。記憶中台灣的棒 球似乎與台東紅葉是同義詞，這個長久的認知其實是對台灣棒球源自日本 殖民歷史事實的蔑視。因此對台灣棒球作社會、歷史與文化分析，有助於 還其真實的面目。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有三：一、台灣棒球史與台灣社會 發展、社會結構的關係為何？二、棒球與權力網絡(民間社會╱國家、族 群、性別)的關係為何？三、台灣的棒球文化如何形構？台灣的棒球史大 致有幾個分期：一、被遺忘的歷史根源─日據時期 (1898-1945)；二、政 權移轉與美援穩定期(1945-1968)；三、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滲透與鬆動 期─紅葉崛起(1968)到八十年代；四、職棒成立後的「棒球文化工業」時 期(1990-)。透過對台灣棒球各歷史階段的分析，發現台灣棒球發展史正 是台灣生活史實的一部份。棒球是日本殖民台灣的遺物，在當時已有初步 的發展。參與者以日本人居多，相對少數的台灣人(包括原住民)參與者多 集中於台中、嘉義、台南、高雄、花東等地，台北地區幾乎沒有。這種情 形一直持續到九十年台灣職棒成立。由於台灣棒球的日據淵源，一方面造 成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共經驗的差異，影響傑出棒球員的地域與族群分佈 ；另一方面則使得棒球在光復初期受到去除日本化政策的壓抑。然而，沈 澱於人民生活的文化記憶終究還是會在歷史的進程中展現，也因此能掀起 美援政經穩定時期的四、五十年代銀行杯六行庫大賽的熱潮。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初台灣外交局勢漸趨不穩，台灣人民心惶惶。1968年紅葉少棒 打敗日本隊，以及之後三級棒球在世界的成就，使棒球一方面扮演穩定民 心的功能，一方面也是官方棒球史觀的開始。八十年代台灣社會淹沒在追 逐金錢的遊戲中，加上各種社會自主力量的興起，棒球的國族意識形態漸 漸鬆動瓦解，並漸向中小企業、社區擴展。九十年職棒成立，一方面顯示 台灣邁入消費社會，「棒球文化工業」的時代已來臨。另一方面則顯示累 積多年的棒球文化，早已成為許多人生活記憶的一部份。台灣的棒球文化 正是不同歷史階段，各種社會關係與力量辯証接合的形構。

本文援引Abner Cohen對「象徵」與「權力」兩者相互作用關係所歸納出來的理論作為開端，進而探討「文化遲滯」此一概念的內涵。本研究微幅修改Cohen的理論模式，提出象徵的物質性與認知性兩者之分別，並希望藉由這兩個概念釐清權力關係變遷對象徵形構如何產生影響。以都市阿美族溪洲部落作為田野，本文探討的是族人對於原鄉舊傳統的記憶與認知為何？他們遷移到都市後所面臨的新政治與經濟環境如何衝擊了豐年祭舊傳統？以及族人在現實條件限制下是否全然受新的權力關係宰制？又或者他們有甚麼樣的策略、運用甚麼樣的資源來進行反抗？ 本研究發現溪洲部落族人在權力關係變動影響之下，豐年祭當中許多象徵符號的物質性發生轉變抑或消失，進而影響了族人對豐年祭「傳統」的認知。但同時，族人們也能將過去的原鄉記憶化為一種資源，重新回復、創造舊有的象徵符號。這樣的過程除了代表「傳統」文化的重塑之外，也反應了族人對內凝聚社群認同、對外抗衡（相對於原鄉）新的政治經濟結構。

台大實驗林管理處(以下簡稱林管處)認為轄內之契約林農有擅於林地從事農業使用等違規使用行為，擬對違規者加以處罰或收回其承租地；但部分違規之契約林農卻認為其利用土地的方式本是順應當地自然生物資源特性，並未破壞山坡地，且長久以來的栽種經驗早已建立起和其承租地之間的深厚情感，這種尊重自然的生產模式，理當不是破壞山坡地保育的元凶。然而，在這兩種不同思維的作用下，引發林管處和承租戶之間的衝突。按理而言，林管處秉持森林資源保育政策，意在引導林地利用的內涵與建立模式；但林農在生計與產業經營考量下，咸認林地利用自是以市場為導向，方可發揮使用權功能。然而，究竟此等權力關係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為何?對於土地利用之影響又如何？凡此皆值得深入考察，以探究實情。 本研究藉2010年迄今以契約林地現場查勘、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林農、林管處承辦人員之方法，觀察當地林農對於契約林地的利用方式；另考察近數十年來林管處的經營管理政策措施、林農違規利用土地所造成之管理失靈的問題。以Walck and Strong（2001）提出的權力關係為論述中心，探析政府政策、社群的價值規範、市場經濟、財產資源等四大因素之間的相互牽扯，佐以Zoe, Jennifer and Lorraine (2011)應用需求層次概念在土地管理上的做法，考察近數十年來我國台大實驗林的經營管理政策措施，以及林地承租戶土地利用情形。用以分析林管處與契約林農在契約林地上違規利用之根源，探求林管處與契約林農對於利用契約林地的觀念差異，並探求現狀下契約林地違規使用問題的癥結。 本研究以權力關係兼採需求層次概念對於契約林地地影響模式，透過文獻分析、實地訪談及問卷分析，獲得以下結論（1）現行造林契約規範難以處理契約林地上違規利用狀況（2）造林契約目的無法兼顧保育森林與契約林農生計收入（3）契約林農無法落實保育之觀念。並依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以下之政策建議（1）應盡速調整台大實驗林造林契約規範（2）有條件允許契約林地上種植非林作物（3）契約林地之管理應導入契約林農保育的概念。 /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thinks that the contracted forestry farmers have illegal behaviors, such as the use of agriculture, and plans to give penalty to those violators or regain the lease forestlands from them. However, some of the violators consider that their land use conforms to the feature of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y never damage the hillside because of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ng-lasting agricultural experience and the lease forestlands. In addition, this kind of production is respectful to the nature and should not be accused of destroying the conservation of hillside. Therefore, these two opposite thoughts caus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and the contracted forestry farmers. The forest resource conservation policy, which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adheres to, is to lead the direction of land use and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land use as well. However, in consideration of livelihood and forestry management, the forestry farmers argue that the lease forestlands should be market-oriented in order to operate their right of land use. Therefore, it’s worth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about how the power relationship works between the stakeholder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on the land use.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forestry famer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the lease forestlands, this study applies field study,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investigating the farmers and staff members of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reviews the management policies of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in the past decades, as well as the records of illegal use and the unsuccessful management of the farme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wer relationship proposed by Walck and Strong (2001), the study probes the mutual interaction of four main factors---governmental policy, community values, market economy, and property resources, and complements with the method of land management with the concept of need hierarchy by Zoe, Jennifer and Lorraine (2011). The research findings go as follows. First, it is hard to deal with the violation of illegal use on the forestlands by the present contract and regulation. Second, the purpose of afforestation cannot include both the forest conservation and the livelihood and income of the famers. Third, the contracted forestry famers are unable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conservatio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indings, the research proposes three suggestions. First,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should modify the contract and regul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Second,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should conditionally permit the plantation of non-forest crops. Third, the management of lease forestlands should include the ideas of conservation of lease forestlands. In the end,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facts and thoughts about this topic in hoping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of illegal use of the lease forestlands.

論文摘要 ● 論文摘要： 上海會審公廨是一個生成於十九世紀上海租界的法院，主要職責是裁判租界華民的民、刑事案件。由於加入「外籍人士會同審理」的重大變因，使得這個原應屬傳統中國衙門的機關，無可避免的成為兩種不同法律文化交戰與融合的場域。 傳統關於會審公廨的論述多滲入了國族、民族情緒，或僅止於約章的探討。本文首先跳脫上述窠臼，從地理、人文、法律文化等層面，探究上海會審公廨的生成背景，以及上海租界在邁向現代化都市的過程中，與上海會審公廨的互動關係;其次，以會審公廨為載體，觀察透過會審公廨呈現的華洋政體權力的變遷，以及華洋政體與租界華民間權力關係的變遷。本文並提出了「帝國之鞭」與「寡頭之鍊」兩種對比權力關係的論點，並在兩種權力關係相互競逐的假設上，鋪陳會審公廨於各個轉型期的權力關係變遷與特色。 本文發現，上海會審公廨不僅是一個「會審裁判機構」，由於讞員承繼了傳統中國地方官吏「通包式」的職責，進而使得華洋政體的權力競逐，從司法層面更全方位的延伸至行政、立法等領域。更重要的是，除了權力的競逐以外，華洋政體的權力基礎以及在此基礎上生成的社會控制思維與模式，也產生了融合與質變，進而使得透過會審公廨所呈現的權力關係，有著不同於傳統中國禮法社會與現代西方法治社會的特色。 在回眸上海會審公廨呈現的權力關係變遷之餘，本文也從上海會審公廨的經驗中，獲得了有關社會控制的重要啟示：每個社會的社會控制思維與模式，顯然都有其意義，以及與彼時社會情狀相互呼應的原因，而其權力基礎，不見得就來自法規範。在汲汲於追求法治社會的當代，這些隱匿於法律之外的權力，更是我們不可忽視的面向，也更值得法律人去省思其間的利弊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