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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勵志書籍的系譜(1950-1990) / A Genealogical Analysis on Taiwan’s Inspirational Books (1950-1990)袁孝康, Yuan, Hsiao-Ka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在這篇論文裡,我們從台灣勵志書籍中主要是考察了一種文學與規訓的歷史。
在一九五0年到一九九0年勵志書籍的系譜中,隨著支配肉體與心靈的技術變化的前沿,如果存在著基本的調性,那麼它仍是循著「激勵」、「撫慰」、「教育」、「指導」的功能原則,指向建構規範與認同的目標,勵志書籍則成為一種權力機制。
從勵志書籍的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出的是規範身心的技術和認同變化。在一九五0年代建構的是政治認同的肉體和心靈、以及與這種認同相聯繫的方法;在一九六、七0年代是經濟認同的肉體和心靈、以及與這種認同相聯繫的技術;到了一九八0年代以後,我們看的是對規範的真理紀律的文化認同,與知識共構,對差異、個體的重視隱藏著「經管」的底蘊。
勵志書籍從出現到轉型,體現在權力關係之中。在政治力量、經濟力量與秩序的規範力量介入中,一九五0年代反共戰鬥文學與勵志文學出現,一九六、七0年代現代主義思潮和現代勵志文學轉型,一九八0年代鄉土文學爭端的消弭、個體的誕生與近代勵志文學的成型,在在對肉體和心靈角力,不斷改變的,是權力的意志傾向,是力量鬥爭的最後結果。
就權力關係下的個體而言,台灣的勵志書籍在不同時期也呈現了不同的技術。一九五0年代到一九七0年代,重點毋寧在於「分離實踐」(dividing practice)的技術,差別在場域不同和部署的方式不同。一九五0年代是透過獎勵制度拔擢作家、再在物質的生活領域進行佈建,論述部署是「差序格局」結合「修齊治平」道統的原則;一九六、七0年代則是建構經濟性質的精神的分離實踐,結合醫學的隱喻,呈現出「經濟達爾文主義的公民」形象,體現為「階級」劃分的雛形;一九八0年代則是「差異的經管」,一方面是透過「認識自我」的心靈的技術性繳械,一方面是「建構自我」的肉體的解剖式武裝,達成規範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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