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嶼位於台灣東南方的外海，是孤懸於西太平洋邊的島嶼，是達悟族人世居之地。達悟族是南島民族的一支，其語言、文化與菲律賓北方的巴丹島相近，應屬同語、同種而相互分離的族群，達悟族的起源傳說主要以石生、竹生為主，但野銀部落則採巴丹移入的說法，印證蘭嶼與巴丹的密切關係。 達悟族屬海洋文化，其傳統神觀為何？眾說紛紜。但其畏懼anito則是確定的。anito一般被解讀為亡魂，此種說法有窄化anito之嫌，anito更好視之為所有邪惡力量的統稱。無論如何，達悟族的神鬼信仰反應在其傳統的歲時祭儀與生命禮俗中，特別是每年舉辦的meyvanwa(召飛魚祭)、pazos(天神祖靈祭)，以及傳統命名儀式、新屋落成或大船下水儀式和充滿禁忌的喪葬儀式中。 基督宗教的傳入，對達悟人的生活帶來根本的改變，特別是1954年將天主教傳入蘭嶼的紀守常神父。紀神父對蘭嶼的影響是徹底而深遠的，一般人總以為天主教的傳入是靠救濟物資的吸引，這是表象，真正的關鍵因素在於達悟族傳統文化對天主教的理解與調適，天主教本身亦處變遷之中，達悟族對變遷中的天主教的理解與調適尚在持續進行中。 天主教的傳入蘭嶼，除了興建教堂、傳教施洗外，天主教傳教士更具遠見的培植達悟人才，尊重當地文化，天主教對達悟族的民族發展做出貢獻，特別是在建立民族自信、優質文化的復振、族語的傳承、教育、婦女地位的提升以及基督徒合一方面。但在獨身聖召、教會自養、禁止離婚、青少年宗教教育等問題上，天主教與達悟文化正面臨相互的考驗。未來發展如何？值得持續關注。 關鍵字：達悟族、基督信仰、文化復振 / Précis of Thesis Orchid Island is an isolated island southeast of Taiwan in the Pacific Ocean, inhabited by the Tao people (formerly called Yami). The Tao are an Austronesian people. Their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very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Batan Islanders in the north of the Philippines. These two groups are linguistically and anthropologically homogeneous, though they are now politically divided. There are two traditions of their origin: one claims that they originate from rock; the other that they originate from bamboo. But in the village of Ivalino there is a tradition that they came from Batan Island, which is a sign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o of Orchid Island and the Batan Islanders. The Tao are an oceanic people. There is a great controversy over their conception of God. What is certain, however, is their fear of ‘anito’. ‘Anito’ is the collective term for all evil forces and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referring solely to spirits of the deceased, but this usage is overly restricted. The belief of the Tao concerning ghosts is reflected in their traditional celebra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especially the yearly Meyvanwa (Calling the flying fish), Pazos (Offering to God and the ancestors),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name-giving ceremony,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a new house, the launching of a new boat and the burial ritual, which is full of taboos. The advent of Christianity has brought radical changes to the lives of the Tao, especially with the introduction in 1954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rough Fr. Alfred Giger. The influence of Fr. Giger was thorough and far-reaching. Though generally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spread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o Orchid Island was effected through the attraction of the Church’s distribution of relief goods, yet this is only a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The key factor was the way the Tao perceived the Catholic faith and the way they adapted to it.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also adapted in this process. This ongoing understanding and adaptation of the Tao to the progressing Church is a process that is still going on. While the Catholic missionaries who arrived on Orchid Island built churches and baptized people, they were also men of vision, who formed the Tao whilst respecting their local culture. The Catholic Church contributed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ibe, especially by strengthening the self-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encouraging a renaissance of their culture, handing down the tribal language, education, raising the status of women as well as promoting ecumenism between the Christian Churches. However, the Catholic Church’s position on celibate religious vocations, self-support, and opposition to divorce led it to conflict with Tao culture. There are also difficulties in ensuring religious education of the youth. Continued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future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ao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to see where it will lead. Key words: Tao people, Christianity, Cultural renaissance.

「音樂到底為我們記憶了什麼？音樂又如何的顯示認同的意義？」 是本篇重要探討以及論述的核心概念。 研究對象takoliyaw，即是花蓮縣玉里鎮高寮部落。論文的起點從一個阿美族的部落為主，探究部落裡的阿美族人音樂與認同之間的關係，並試著從takoliyaw’ay a pangcah（高寮的阿美族人）為主體，理解這群人如何歷經政權、宗教、環境的強勢與長期主導之下，仍持續扮演著記憶的核心與族群認同的一種標誌，族人也不斷能透過歌謠傳唱的方式來進行歷史的建構、維持其族群辨識範圍與邊界，其過程不斷影響內部整合與族群意識的凝聚。 而這個行動包括積極地重新恢復傳統上的部落祭典；以及確立人與人之間的網絡，透過生活中的各項聚會模式來進行；如此，takoliyaw’ay a pangcah（高寮的阿美族人）才能在生活當中的各項活動系統內擁有一體感與歸屬感，並宣稱自己與別的部落或族群所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制度。筆者不斷在論文中論述的問題是，這群阿美族人從聚會活動中，如何地建構或重組過去的歷史，形塑集體記憶，同時在遺忘一些舊記憶之後也建立出新的記憶共同體。而這種「集體歷史記憶」（collective momory）與「結構性的健忘」（stuctural amnesia）的過程反映了族群的變遷狀態。循著這個概念，當研究高寮阿美族人共同創造歷史成了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時，應付現實環境的變遷時，集體的創造或溯源共同記憶，經常也是形成認同的重要過程。 這是一個從音樂看見歷史；也是一個從音樂建構歷史的研究。從takoliyaw’ay a pangcah（高寮的阿美族人）音樂的傳唱、記載與行動記述了高寮的部落歷史、生活變遷、祭典的復振；進而看見自我認同及族群界線的討論。「作為認同建構的有效語言，音樂在此可視為一種過程。透過研究的各種現象例子，我們將觀察音樂如何積極地參與各種不同層次認同（如：性別的、民族的、社會的與政治的…）之建構。音樂與權力之間相關性的問題，經常與認同問題緊密地結合。這仍是相當吸引著我且相當有價值的一種面向與發展，啟發了我許多的反省與思考；將音樂看作一種社會活動的現象，甚至是一種手段與工具；藉由對音樂活動的考察，瞭解阿美族人如何透過音樂來達成不同層次的認同。 音樂除了可以記憶過去也可以反映持續發生變動的過程，同時也紀錄了自身認同持續的改變與適應。這樣的紀錄是當我們無法從文字的載述中尋求的時候，它早就已記取的部分，並作為族群認同重要的基礎與延續的依據。此外，在形塑、凝聚族群、部落集體的認同上，也是透過傳唱之中的內聚力得到了驗證。儘管是族人在社會上或是生活上的處境為何，是因為透過歌唱的場景將共同體的概念注入，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到進一步的確認。在這樣的場景中，並不只是僅僅只是一種慰藉，而是每一個參與者用音樂的記憶來對自身文化的一種體認與追尋。 takuliyaw部落歷經時間、空間的改變，自教會進入、人口外流、漸漸又受到本土意識的重視、復振豐年祭等等。在這之間，音樂始終扮演著族人共生的關係，對於民族、社會、文化的認同也表現在音樂之中。成員間的凝聚力，是靠著日常生活的密集互動，更清楚的說，應是藉由音樂聚會的活動中從傳達共同的語言、文化，而建立出成員間的關係。使用這樣的傳唱機制，是一種具體在時間、空間轉換過程中，表現出族群內部主動性建構的主體意識。 因此，在形塑、凝聚族群、部落的集體認同上，族群文化的價值與規範是透過ilisin的展演而進行的，並且希望透過文化活動再度將部落的集體認同凝聚起來，於是在場內的所共有的規範制度，都可以說是一個在參與者與另一個參與者的彼此溝通、確認的場域，在每一段音樂的展演中就是一個連結的過程。同時，音樂當中所表現出的即是“部落一體”所代表的凝聚意含，因而年齡階級組織與老人權威在此成為族群認同的核心，族群文化的持續力。這樣認同所產生的共識，是一個共同營造的關係，而且是一種較能展現族人自主性的方式。從音樂活動中很容易讓參與者勾起許多共同的回憶、對於生命的相似感受，甚至激起集體性的認同，如同認同自己的部落、自己的族群、自身所處的位置、應該如何與他人之間形成共同的力量等等。這樣凝聚出來的集體認同，同時也是在一個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下所產生的，所以在場景裡的集體認同不僅是一種具有主動性的，在面對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音樂傳唱中營造的集體認同更能夠成為族人面對社會的力量。 音樂始終扮演著一個重要的媒介，作為族群內部不斷自我認同自我累積的一種文化傳承，這樣的力量成為族人主動凝聚彼此的關鍵基礎，作為更為有力、準確的切入點與施力點。音樂與族群之間的感應與連結關係，是一種認同過程所形成的產物，而對於音樂中所隱藏的記憶、或者是意識，更是難以抹滅的，儘管社會變遷，在族人心中，這些音樂扣連著的，依然是當年的情景、情境與共同的期盼。音樂過程中所被訂定的規範來達到彼此間認同上的意義，我們可以說幾乎就是連結「過去」與「現在」可以將部落族人緊密結合的一種方式，並且產生共同的行動，建立一個共同理想的認同途徑。

伊斯蘭教入華一千三百多年來，其顯著的適應性與適應能力在歷史進程中獲得彰明。其一為其對於他文化—中國文化的適應力，中國穆斯林成為中國儒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雙重載體，於此乃擴充了伊斯蘭於中國發展延續的可能時空。其二為其振聾發聵的適應動能，每當伊斯蘭勢衰受挫時，中國穆斯林總會發起文化復興運動以振衰起敝。中國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與伊斯蘭教的適應性實為一體兩面，欲深究中國伊斯蘭教或穆斯林史，此議題不能不探。 迄今為止，中國伊斯蘭教／穆斯林史上曾出現三波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的高潮—第一波為明末清初「學人寥落、經文匱乏」、「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之際所起的回回「文藝復興」；第二波為清末民初國勢不振，民族自信低沈之時，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一環所起的「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第三波為一九七Ο與八○年代之際飽經反封建鬥爭與文革宗教壓抑後的宗教低迷氣氛中所起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筆者所稱）。值得留意的是，此三波文化復興運動均藉由改良式伊斯蘭教育為途徑與內涵以竟其功—第一波：經堂教育，第二波：新式回民教育，第三波：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筆者所稱）。其中第三波由當代回族主導、正方興未艾推進中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事關中國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少數民族未來發展前景，但學界卻尚未有人深入探究，因此筆者乃率先投入此十分重要且有幸躬逢其時的課題研究中，並以位居當代中國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核心且居領導地位的蘭州地區作為研究場域。 「文化復振／復興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乃指文化在不斷適應其境遇的變遷歷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動理現象。最早提出「復振運動」一詞的安東尼．華萊士（Anthony Wallace）為其所下定義是「社會成員的一種蓄意的、有組織的、有意識的努力以建構更滿意的文化」； 並指出復振運動非罕見現象，而是人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特徵，同時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即符合上述定義與界說，並且屬於復興運動中的「本土運動」類型。在林頓（Ralph Linton）的定義中，本土運動乃指兩個文化接觸時，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員因外來文化的壓力，企圖保存或恢復其傳統文化的若干形相之有意的及有組織的行動。 易言之，本土運動即為文化接觸變遷衝擊下所產生的一種重整反應；此種反應則常因接觸的屬性、不同的文化結構與特殊的處境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而這些不同的表現乃是藉以瞭解文化歷程最重要的材料。 以伊斯蘭文化為本的穆斯林社會可說是中國大社會中的小社會，以「本土運動」的視角，研究「社會中社會」及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重整反應，自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現實意義與學術意義。 本論文乃以蘭州市為經，以當代「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為緯，以回族伊斯蘭教育（即復振運動的主要路徑與內涵）—為觀察核心，自民族學視閾來探究回族伊斯蘭教育多元變遷與發展的特色和意義，並自其展變遞演中分析回族的社會文化適應問題，並以此為視窗進而分析西北都市回族「族」、「教」邊界消長、族群意識與認同之動態變遷與內在意涵—從中釐清與詮釋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與回族伊斯蘭教育之間的互動理路與意義及其前景；也再一次梳理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在中國社會中的適應機制、功能與角色。 伊斯蘭教育積極尋求適應不斷變遷的社會文化場景的主要目的，往往在於促進穆斯林文化的振興，進而促進族群意識的強化、鞏固族群內部的認同，並進而促進穆斯林族群的發展。回族主導的蘭州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跨越不同性別、年齡、職業、階層與地域，帶動了當地穆斯林文化復興的熱潮，而其若與歷史上的經堂教育、新式回民教育相較，則明顯掌握了新優勢—其型式、途徑、內涵與參與者均更為多元，也擁有新條件（回族的族、教雙重身分、意識與認同）與新資源（新科技與新媒體），但卻也存在威脅與隱憂—穆斯林群體內部的衝突、官方對宗教發展的疑慮以及復振運動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等。此外，從歷史視角進一步觀察蘭州回族伊斯蘭教育的變遷，可發現其呈現「與時遷移，應『境』變化」的適應意義；歷史上與當代的蘭州穆斯林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不同「身分」的轉換與變遷（回回／回民／回族）下所開展的伊斯蘭教育均為結合了「傳統內涵」與「當代特色」的文化適應的產物。 在今日蘭州回族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的各個場域—伊斯蘭教經學院、新式經堂教育、伊斯蘭精銳與基層女學、各類社區阿文教育班、民族幼兒園、穆斯林民辦刊物、穆斯林網站與穆斯林圖書館等均可見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再一次展現文化復興、振衰起敝的適應企圖與能力，而筆者試圖釐清的不僅是穆斯林文化復振前景的走向，更重要的是，從中歸納分析「本土運動」視角下回族等穆斯林族群的文化變遷與重整動能、機制、歷程與社會文化適應機轉。

本論文主要以巴宰族為研究對象，關注其在1999年至2014年之間的文化復振過程，欲探討巴宰族是否有條件成為官定原住民族。 巴宰族原居現在的台中西部平原，過去曾幫助清朝政府平定許多亂事，因此得到賜姓，並獲得許多土地，所以巴宰族曾經有過輝煌的時期，後來因為漢人侵墾、土地流失、內部統治權力競爭…等原因，整個巴宰族的情勢開始走下坡，甚至得離開原鄉向外遷徙。現在還能找到明顯聚居的巴宰族分布地有：台中市豐原區的大社村、苗栗縣三義鄉的鯉魚潭村、南投縣埔里鎮的愛蘭里。 巴宰族尚保有自己的文化，其中宗教和語言是兩個重要的民族邊界要素，1871年潘開山武干因打獵受傷，經人介紹後輾轉到台南接受馬雅各醫生的治療，順利地恢復之後決定改信基督教，透過他將傳教士帶到台灣中部，許多巴宰族人因此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透過信仰的力量凝聚彼此，所以巴宰族因為教會的關係有很強的向心力，另外，教會中使用的羅馬拼音，使巴宰族人擁有書寫、紀錄的能力，間接地將巴宰族語言和歌謠留了下來。 平埔族一開始是以泛平埔的架構在推動民族的認同與文化復振運動，後來慢慢出現以各族為主體的文化復振，本文關注的巴宰族民族認定運動就是在此脈絡之下展開。1998年「臺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成立，隔年聚集三個聚居地的巴宰族人聯合舉辦停止多年的傳統過年儀式，這次的活動帶起了許多人的熱情，開啟了巴宰族的文化復振之路。 「苗栗縣巴宰族群協會」、「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在2003年成立，之後每年持續在鯉魚潭和愛蘭舉辦傳統過年，讓所有族人每年11月15日都能回到聚居地參與活動，將固有傳統祭儀延續下去，如：牽田、走鏢、銅鑼舞。在平埔族群當中，巴宰族的語言是保存相對較好的，恢復辦理過年之後就開始在教會中培訓族語老師，2002年參與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編輯九階教材，將巴宰族語編寫出有架構的九階族語教材。除了學習、教學、編輯母語教材之外，族語老師們也參與原住民族語文學獎比賽，從第一屆開始共參與15人次，7人次得獎，從此也可以看到巴宰族對族語復振的用心；2012年底，平埔活力計畫開辦，巴宰族運用經費修改族語教材、辦理傳統過年、傳統技藝教學…等，持續不斷透過各種方式將文化傳承下去。 本文認為，巴宰族仍保有許多民族特徵，且積極的進行文化復振以維繫民族邊界與認同，目前最需要的是政府的肯認，並恢復其應有的原住民族身分與權利，最後透過民族認定正式成為臺灣的官定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是我國為了推動原住民族的民族語言教育，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策劃下，針對全國原住民各族族語能力所進行的一項資格檢定工作。本論文從語言規劃的角度評估族語能力認證制度的規劃與執行，一方面透過詞彙分析，評估認證考試題庫的詞彙設計；另一方面運用問卷調查方法，探究規劃單位、執行單位、認證委員、考生、以及非考生等五類受試者對於「族語能力認證制度」與首屆「族語能力認證考試」的各項態度。最後，對未來認證制度的實施，以及族語復振政策的方向，提供建議。 本論文第一章說明研究緣起與相關問題點。第二章描述族語能力認證實施過程的背景。第三章探討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與文獻，以利於理解族語能力認證在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範疇裡的意義。第四章為研究設計，描述內容包括對首屆認證考試題庫中的詞彙進行分析的方法，以及對首屆認證考試的內容進行量化研究的問卷設計與資料分析方法。第五章為研究結果，提出各族認證題庫的詞彙、各族語言能力、各族語言使用情形、以及各族對族語認證制度的態度等四個層面的調查結果，並加以分析與討論。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研究結果發現，首屆族語能力認證的擬定與實施，大體獲得各類受試者的肯定，為往後認證制度的規劃、執行與評鑑奠立了基礎。整體受試者並認為族語認證工作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挽救族語流失，本研究因而建議往後的認證制度可朝此方向推展，以帶動更廣泛的族語學習與族語復振。本論文的主要貢獻在於為族語能力認證及相關語言規劃的評鑑步驟，建立初步的模式。 / This thesis aims to evaluate the planning and the firs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creditation of the Aboriginal Languages Proficiency (AALP), which is directed by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Executive Yuan, with the view of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in Taiwan. There are six chapters in this thesis. Chapter One describ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nd presents some related problems. Chapter Two presents the backgrounds of AALP. In Chapter Three,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studies are reviewed and discussed. Chapter Four depicts the research designs, including the methodology to evaluate the vocabulary test in the first AALP, questionnaire design to elicit subjects' opinions about the policy of AALP and its first implementation, and methods for data analysis. Chapter Five reports the results in terms of vocabulary analysis, language proficiency,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toward AALP. The last Chapter offer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One of the major findings lies in that AALP is widely recognized, and the results of its first implementation may serve as a guideline for its future implementation.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AALP may help to revitalize aboriginal languages in Taiwan and thus reverse the language shift related.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AALP should be continued by following the current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