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探討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變遷的過程及相關問題。 本文的重點既在臺灣原住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立論的理論基礎便是原始部落社會 的改變過程，在此一概念上，有兩個不同的面向可用來闡明並幫助我們釐清間題： 一是世俗化的觀點，二是涵化的想法；前者是社會學上的概念，用來說明內部特質 的轉變，後者是人類學上的名詞，用來說明文化接觸對部落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研究發現，我們可以神聖性來作為臺灣原住民原始社會的指涉，其社會變遷的過程 就是神聖性解體的開展及浮現，而在神聖性全部的特性解體成部分且私人化的性質 後，原住民社會就由於喪失主體性，不再能對外界的挑戰作出反應，於是在外力干 涉下，原住民社會的發展無法在傳統基礎上開展，遂出現了異化之情形。

從動態的、內在的觀點來看成吉思汗的功業，是饒富意義而能促進吾人對十三世紀蒙 古社會文化之認識。 成吉思汗和其族眾，挾極有限之兵力，以過人的機智勇毅而橫掃歐亞大陸，其原因、 背景何在？其社會文化基礎如何呢？ 吾人嘗試剖析其思想信仰，瞭解其有一套二元化（或雙重性格）的意識型態為其征代 大業的原始動力，既嗜求現實利益，也在心理、思想上得到滿足。 在激烈動盪的大時代中，成吉思汗和蒙古傳統社會，如何在龐大而多元複雜的文明和 社會中自處呢？成吉思汗以武力改變了舊世界，更以睿智使其本位社會文化和各族社 會文化相互調適，開創了一個昌明的新世界。

奇幻原本只是文學中的隱流，卻在1960年代的美國突然崛起，成為類型小說的新支，並在日後藉各種傳播形式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本文斷限起自1950年代，述論此種類型的文學如何在激進和保守相互激盪的時代氛圍中浮現，大眾在其中找到何種切合己需的事物，並賦予新的解釋。其中並以1965年後造成明顯風潮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為例，藉其出版和解讀的過程，分析當時奇幻文學和時代背景的關連，意圖藉五０及六０年代的社會背景、戰後的青少年文化、以及對工業化、資本化社會的反動，分析奇幻類型文學在此時興起的原因。

政治精英是政治體系中革命性變遷的指標。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傳統的政治權力結構 發生鉅變，在此變遷中，政治領導階層所發生的變化，值得重視。 一八九五年展開的開民智運動是近代中國首度的社會文化改革運動，它的基本精神元 素是危機感、愛國心與救亡意識，立憲運動即是承續此種時代精神所蘊生的政治改革 運動，它是晚清政治潮流的主導勢力，而立憲團體則是當時具有高度政治影響力的團 體，它的組成分子是政治社會各界的領導精英。本篇論文即是以浙江立憲團體作為研 究的主體，旨在探討其成員的組成內涵，分析其政治態度方面的變化，並評估其政治 影響力的消長情形。希望透過這種研究，考察清末民初的政治領導階層。 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計分三章。第章：政治人物的組成分析，第二章：政治活動的 傾向，第三章：政治活動的實效評估。

華語乃具有「分類詞」的語言，華語人士在溝通時利用分類詞為人物分類，溝通乃人我互動，既是客觀行為，也關涉主觀態度，分類詞的選擇足以顯現華文化的價值觀。華語人物分類詞隨世代推移亦迭有消退與增生反映文化、價值觀的傳統與新變。本論文旨在探討華語人物分類詞的文化意涵，辨明語言表層現象背後的文化深層結構。 本論文的研究議題包括：人物分類詞於固定的形式語意指涉之外，是否有功能意義？如果有功能性意義，華語人士在擇用分類詞指涉人物時社會文化的宰制條件何在？華語人士擇用分類詞指涉人物可表達何種態度、達成哪些溝通目的？世代變遷之下人物分類詞的功能意義是否有變異或變遷？是否有所增長、消退、創用、維持？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有二，一為歷時研究，一為共時研究。歷時研究旨在區辨人物分類詞的種類，說明個別分類詞的意義以及歷代使用情形。共時研究旨在瞭解世代變遷與語言變遷的關連，分辨華人價值觀是否隨時代改變而變動，釐清現代華語人士在指涉人物時擇用分類詞背後的原因，並觀察語言使用情境與分類詞的選擇的關連。歷時研究與共時研究互相對照，以期瞭解分類詞使用的世變，以及分類詞彰顯的華文化價值觀。 歷時研究採文獻蒐集法，利用語料庫檢索上古、中古、近代、現代書面語料之人物分類詞。歷時研究以《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古漢語標記語料庫》、《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以及素語料庫《古漢語語料庫》為語料來源，耙梳典籍文獻以及歷代辭書，以釐清人物分類詞的詞語來源及指涉意義。歷時研究並探索人物分類詞的種類，以及比較歷史時期與現代時期分類詞的用法、功能之異同增減。歷時研究觀察歷史文獻中顯示人際意義的華語分類詞，分為指涉個體人物的分類詞與指涉群體人物的分類詞，指涉群體人物的分類詞有分為具有社會評價的群體人物分類詞以及顯示社會連結意義的群體分類詞。本研究據余英時（1984）、文崇一（1989）、彭泗清（1993）、傅佩榮（1999）、徐復觀（2003）對華人價值定位的主張，以及楊中芳（1994）、黃光國（1984、1991、1999、2005a、2005b）、危芷芬（2000）對華人的人際關係的看法，以華文化價值觀區分華人評價人物價值的價值維度有六，其中道德維度、知識維度、財富維度以及權勢維度四個維度關涉俗世人物，神聖性則關涉個體之聖俗，集團大我共同性則關乎群體成員之間的聯繫。 共時研究以歷時研究及先導測試（pilot test）為基礎，以探討現代漢語的人物分類詞使用情形。從先導測試得知道德維度、知識維度、財富維度、權勢維度以及神聖性有等級之分，道德及知識維度有正負、高低，財富及權勢維度有多、中、寡及強、中、弱之分，神聖性有高低有無之分，依據維度挑選符合各維度正負、高低、多寡、強弱趨向的人物名詞。本研究亦經由先導測試取捨要測試的人物分類詞，由先導測試發現有些人物分類詞為晚近才成為人物分類詞如「坨」，便納入研究。此外，依據陳志信（1997）、黃光國（1984、1991、1999、2005a、2005b）主張「尊尊」「親親」為文化價值之所在，先導測試從「親親原則」、「尊尊原則」得到畫分人際圈子顯示社會連結的群體分類詞如「門」「派」「宗」等。從先導測試獲取施測的人物分類詞和人物名詞，做為本論文共時研究的設計基礎。 共時研究蒐集當代口語語料，觀察現代使用分類詞的習慣。共時研究探討今日的口語表現，以明語言的變遷，以及語言背後支撐語言表現的華文化價值觀，並對照訪談語料與語料庫現代書面語料，分辨現代分類詞的多元功能。共時研究區分華人評價人物價值的價值維度與歷時研究相同，皆為道德、知識、財富、權勢、神聖性以及集團大我共同性六個價值維度。 共時研究採訪談法蒐集口語語料，以長程深度訪談調取當代華語人士口語語料。訪談對象共36名，受訪者的社會變項依據年齡、教育程度區分。年齡層分為老年（60歲以上）、中年（40—55歲）、青年（18—30歲）三的年齡層，教育程度分為高教育程度（大學及大學以上）、中教育程度（高中）、低教育程度（國中及國中以下）三個教育程度。共時研究訪談問題為檢測受訪者對名詞與分類詞共現的選擇，並瞭解說話者擇取分類詞的理由。訪談問題分為由受訪者主動提供答案的開放式訪談問題（open-ended questions）及由本研究者提供選項讓受訪者選擇的封閉式訪談問題（closed-ended questions），訪談問題利用個體人物名詞檢測分類詞與名詞共現，問題共三部分，每部分之下另分題組。第一部份檢測人物名詞與個體人物分類詞之共現，第二部分檢測人物名詞與具有社會評價之人物分類詞之共現，第三部分檢測名詞與顯示社會連結的分類詞之共現。 研究結果經量化統計及質性分析，證實本研究的假設（一）人物分類詞除了固定形式語意之外，的確有功能意義。（二）由於功能意義浮動，人物分類詞與名詞之間未必是固定共現關係。（三）人物分類詞的功能意義受華文化的「親親原則」與「尊尊原則」宰制。（四）華人利用分類詞指涉人物以滿足文化功能、社會功能及語用功能。（五）分類詞的功能意義的確隨世代變遷而有所增減、創用、維持。本研究並發現，雖然分類詞與名詞的共現有其規則，但是說話者於溝通時未必遵循分類詞與名詞的共現規則。說話者違反分類詞與名詞搭配常例，以傳達讚揚、貶抑、嘲諷、玩笑、友善、不友善等溝通目的。 最後本論文藉歷時研究及共時研究瞭解語言的使用功能反映溝通的情境特色，華語指涉人物的分類詞區分個體與群體之尊卑、親疏，其背後深層結構乃是華文化崇尚人際協合（solidarity）的「親親」原則，以及明辨社會位階（power）的「尊尊」原則兩大禮制精神。華語分類詞隨世代推移而有更迭，詞語的文言化、新興詞的出現、方言逆向入注等現象證明語言與時俱變。分類詞的增生、消退、維持、創用反映華人社會真實狀況，印證語言為滿足社會的需求而不斷變化。

本文試圖以文化變遷的角度，探討回鶻遷至西域，和西域原存之文化接觸之後，在當 地所發生的新文化。希望透過西域古文化與漠北回紇文化，兩母體文化之比較研究， 以探討西域回鶻文化變遷之因素，及此新文化之內涵，俾能得知回鶻西遷對當地及其 社會文化之影響及意義。因本為涉及時間及空間因素，故首先設定三個變項：即回鶻 西遷前之西域文化、回鶻西遷前之回紇文化與回鶻西遷後之文化。文中先藉由歷史文 獻及考古所得資料之分析，再配合社會學及文化人類學之觀點，予以比較、綜合、歸 納，俾得較為正確之論證。 全文計約十三萬言，共分五章十九節。 第一章結論，首先說明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並界定本文所指之「西域」範疇、 解釋「文化」的定義及本文資料採用的特色及範圍、限制，作為研究的先導。 第二章探討回鶻西遷前的西域文化：以社會學之物質文化 (生產方式) 及精神文化 ( 宗教、工藝美術、語言文字) 之分類，作回鶻西遷前的西域文化分析。 第三章探討漠北時期的回紇傳統文化：亦以社會學之物質文化 (生產方式) 及精神文 化 (宗教、工藝美術、語言文字) 之分類，作漠北時期的回紇文化分析。 第四章探討回鶻西遷後的文化變遷：亦以社會學之物質文化 (生產方式) 及精神文化 ( 宗教、工藝美術、語言文字) 之分類，作西域回鶻文化分析。 第五章為西域回鶻文化內涵分析及融合因素之探討：就生產方式及生活文化、宗教、 工藝美術及語言文字等方面，各作其中所包含之東西方文化成份分析，並探討其融合 變遷之因素。 第六章綜合兩母體文化與西域回鶻文化之內涵，及結論其變遷之因素。

一、緒論 （一）內蒙古自然環境。 （二）內蒙古歷史淵源。 （三）內蒙古社會文化。 二、中共文教思想理論及其政策。 （一）中共文化思想理論與政策。 （二）中共教育思想理論與政策。 三、中共內蒙古自治區文教政策背景。 （一）中共少數民族文教政策。 （二）內蒙古清代、及民國以來的文教概況。 （三）內蒙古淪陷後的文教概況。 四、中共內蒙古自治區之文化工作分析。 （一）中共在內蒙古之文化政策。 （二）中共在內蒙古之文化措施。 五、中共內蒙古自治區之教育工作分析。 （一）中共在內蒙古之教育政策。 （二）中共在內蒙古之教育措施。 六、結論 （一）中共在內蒙古文教措施之成效檢討。 （二）中共在內蒙古文教措施之影響。 （三）三民主義文教政策之前途。

Sasalah’部落位於台東縣太麻里鄉香蘭村新香蘭聚落，香蘭村為一有漢人、阿美族人、排灣族人、平埔族人的多族群混居村落，各族群於不同時期進入香蘭地區定居，並在長時間的互動下形成目前所見的特殊文化樣貌。本研究透過對Sasalah’部落的歷史爬梳，以及當代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討論分析形成於日治時期的Sasalah’部落，在與周邊不同的族群文化互動、面對台灣整體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其呈現的社會文化現象與傳統阿美族社會文化的差異及其原因。 自日治時代始，原居於池上鄉的阿美族人遷移來到現今的舊香蘭聚落，同時亦有來自新竹、苗栗地區的客家人至此處開墾，為避免原漢衝突，大部分居於舊香蘭的阿美族人被日本政府強制遷移到新香蘭居住。而後陸續有來自恆春地區或其他部落的阿美族人及平埔族人遷入，加上由山區遷至香蘭村現址居住的排灣族人，新香蘭聚落於焉形成。不論是共居於新香蘭聚落的的Sasalah’部落族人及Lalauran部落族人，或是居於舊香蘭聚落的客家人及部分阿美族人，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群在漫長的時間內一同生活、累積相似的歷史記憶。因此本研究之整體架構安排上並未將Sasalah’部落完全獨立討論，而是以Sasalah’部落為主、舊香蘭聚落與Lalauran部落為輔，將這些人群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變因時，產生的類似又不同的因應機制並陳。基於這樣的安排，在章節上第一章及第二章是以香蘭村整體為討論單位，第三章則以Sasalah’部落旅北族人及新香蘭聚落為主。呈現出香蘭村整體樣貌之後，第四章則回歸到Sasalah’部落的社會文化變遷現象進行討論。各個章節當中的主題則分別是宗教及生計模式的變遷、旅北族人的社會組織變遷，以及原鄉部落的祭典儀式變遷。 當代的Sasalah’部落正面臨了人口流失以及部落文化傳承不易的困境，同樣居於新香蘭聚落的Lalauran部落則初嚐文化復振及部落營造工作的成果。兩個部落族際互動下所產生的文化現象正持續影響Sasalah’部落的文化復振工作，以及族人們對族群及部落的認同情感。本研究最後以虛擬社群網絡的運作及2016年尼伯特颱風災後重建為例，討論Sasalah’部落族人的動能，在當代面對重大事件時如何因應，以及過程當中持續游移、變動的部落認同和情感凝聚。

伊斯蘭教入華一千三百多年來，其顯著的適應性與適應能力在歷史進程中獲得彰明。其一為其對於他文化—中國文化的適應力，中國穆斯林成為中國儒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雙重載體，於此乃擴充了伊斯蘭於中國發展延續的可能時空。其二為其振聾發聵的適應動能，每當伊斯蘭勢衰受挫時，中國穆斯林總會發起文化復興運動以振衰起敝。中國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與伊斯蘭教的適應性實為一體兩面，欲深究中國伊斯蘭教或穆斯林史，此議題不能不探。 迄今為止，中國伊斯蘭教／穆斯林史上曾出現三波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的高潮—第一波為明末清初「學人寥落、經文匱乏」、「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之際所起的回回「文藝復興」；第二波為清末民初國勢不振，民族自信低沈之時，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一環所起的「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第三波為一九七Ο與八○年代之際飽經反封建鬥爭與文革宗教壓抑後的宗教低迷氣氛中所起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筆者所稱）。值得留意的是，此三波文化復興運動均藉由改良式伊斯蘭教育為途徑與內涵以竟其功—第一波：經堂教育，第二波：新式回民教育，第三波：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筆者所稱）。其中第三波由當代回族主導、正方興未艾推進中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事關中國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少數民族未來發展前景，但學界卻尚未有人深入探究，因此筆者乃率先投入此十分重要且有幸躬逢其時的課題研究中，並以位居當代中國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核心且居領導地位的蘭州地區作為研究場域。 「文化復振／復興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乃指文化在不斷適應其境遇的變遷歷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動理現象。最早提出「復振運動」一詞的安東尼．華萊士（Anthony Wallace）為其所下定義是「社會成員的一種蓄意的、有組織的、有意識的努力以建構更滿意的文化」； 並指出復振運動非罕見現象，而是人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特徵，同時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即符合上述定義與界說，並且屬於復興運動中的「本土運動」類型。在林頓（Ralph Linton）的定義中，本土運動乃指兩個文化接觸時，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員因外來文化的壓力，企圖保存或恢復其傳統文化的若干形相之有意的及有組織的行動。 易言之，本土運動即為文化接觸變遷衝擊下所產生的一種重整反應；此種反應則常因接觸的屬性、不同的文化結構與特殊的處境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而這些不同的表現乃是藉以瞭解文化歷程最重要的材料。 以伊斯蘭文化為本的穆斯林社會可說是中國大社會中的小社會，以「本土運動」的視角，研究「社會中社會」及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重整反應，自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現實意義與學術意義。 本論文乃以蘭州市為經，以當代「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為緯，以回族伊斯蘭教育（即復振運動的主要路徑與內涵）—為觀察核心，自民族學視閾來探究回族伊斯蘭教育多元變遷與發展的特色和意義，並自其展變遞演中分析回族的社會文化適應問題，並以此為視窗進而分析西北都市回族「族」、「教」邊界消長、族群意識與認同之動態變遷與內在意涵—從中釐清與詮釋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與回族伊斯蘭教育之間的互動理路與意義及其前景；也再一次梳理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在中國社會中的適應機制、功能與角色。 伊斯蘭教育積極尋求適應不斷變遷的社會文化場景的主要目的，往往在於促進穆斯林文化的振興，進而促進族群意識的強化、鞏固族群內部的認同，並進而促進穆斯林族群的發展。回族主導的蘭州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跨越不同性別、年齡、職業、階層與地域，帶動了當地穆斯林文化復興的熱潮，而其若與歷史上的經堂教育、新式回民教育相較，則明顯掌握了新優勢—其型式、途徑、內涵與參與者均更為多元，也擁有新條件（回族的族、教雙重身分、意識與認同）與新資源（新科技與新媒體），但卻也存在威脅與隱憂—穆斯林群體內部的衝突、官方對宗教發展的疑慮以及復振運動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等。此外，從歷史視角進一步觀察蘭州回族伊斯蘭教育的變遷，可發現其呈現「與時遷移，應『境』變化」的適應意義；歷史上與當代的蘭州穆斯林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不同「身分」的轉換與變遷（回回／回民／回族）下所開展的伊斯蘭教育均為結合了「傳統內涵」與「當代特色」的文化適應的產物。 在今日蘭州回族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的各個場域—伊斯蘭教經學院、新式經堂教育、伊斯蘭精銳與基層女學、各類社區阿文教育班、民族幼兒園、穆斯林民辦刊物、穆斯林網站與穆斯林圖書館等均可見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再一次展現文化復興、振衰起敝的適應企圖與能力，而筆者試圖釐清的不僅是穆斯林文化復振前景的走向，更重要的是，從中歸納分析「本土運動」視角下回族等穆斯林族群的文化變遷與重整動能、機制、歷程與社會文化適應機轉。

本個案研究旨在探討實施聽力策略教學對四位台灣國中生的影響與衝擊。 不同於以往傳統認知取向的策略教學，本文採用維高斯基（Vygotsky）社會文化取向理論來分析學生的學習；相信策略教學與學習應該考量到學生與外界環境及人際間的互動，而非只探討教學本身的成效。因此本研究在個案對策略學習及自主學習的觀感和態度上多所著墨。文獻回顧內容則涵蓋聽力策略的理論及聽力策略教學實施情形及成效的研究。 　　本研究對象針對37位八年級的學生實施為期18週的聽力教學。但重心放在四位個案身上。研究方法採用質化的學生訪談及學生學習日記的分析輔以量化的聽力策略問卷。實施的步驟分為準備期、診斷期、教學期、練習期、及評估期。在教學開始前，學生們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的聽力測試以評估其聽力能力並篩選個案。然後，實施聽力策略問卷調查以觀察學生平時使用的策略。之後，學生們接受六項聽力策略的教導，包含：猜測、分類、類推、記筆記、選擇性專注、及詢問。在教學實施期間，個案被要求寫學習日記，記錄對所學策略的感想及使用情形。學習日記及訪談是分析個案學習情形的主要資料。 第四章則著重於探討四位個案的家庭背景，學校表現，及對自主學習的態度和想法。目的是希望完整呈現四位個案不同的人格及學習特質，及之所以他們會如此學習的原因。第五章記錄了研究的兩樣重大發現： 1. 聽力能力較高的同學顯然比聽力較弱的學生更能夠有效率的交互使用「由上而下」 及「由下而上」的聽力策略。而聽力較弱的同學則傾向於過度依靠直接翻譯」策略。 2. 原本一向被傳統認知學習策略所忽略的情意方面的因素，反而似乎是影響學生策略學習的主因。這些情意方面的因素包括了：學生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氣，學習態度，及情緒。更重要的是，學生似乎都傾向於需要找到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並依靠這些較有能力的大人來提供他們踏出學習第一步時必要的安全感，知識，能力，方法及學習的動力。 因此，本研究的發現，回應了維高斯基的社會文化取向理論。唯有先透過人際間的互動與學習，才有可能回歸自我，反求諸己，達到內省與自發的境界。本研究希望能藉由教育現場的真實互動情形，喚醒策略學習及教學研究者對社會文化取向的學習理論，以及學生情意態度影響學習成效的重視。 / The purpose of this cas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four Taiwanese junior high school learners’ listening strategy use when receiving listen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quantitative SLA strategy studies, this present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dopting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grounded on the conception that the issues of strategy learning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only in terms of direct instruction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stead, explo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es in which learner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necessary. Therefore, this case study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four learners’ attitude toward learning and their perspectives toward listen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37 students in a Taiwanese junior high school in the Taipei city. Yet, the focus was on four cases, Natalie, Tom, Jasmine and Jin Pin. Three major data collection instruments were adopted including the quantitative questionnair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learning journals kept by the four cases. The instructional procedure was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preparation, diagnosis, instruction,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A sample GEPT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 was given to the students to pretest their proficiency in the diagnosis stage. Then the instruction on six listening strategies--guessing, grouping, inferencing, note-taking,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was provided for 18 weeks.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y Questionnaire based on Wang (2000)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learners’ listening strategy use. Their learning journals were evaluated to explore their ongoing problems and perceptions toward learning the strategies. In Chapter Four, the profiles of the four cases were illustrated including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school performance, and attitude toward learning autonomously to give a full picture of their learning habits. In Chapter Five, major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First, the case study echoed the previous finding that more skillful listeners seem to use both the ‘top-down’ and ‘bottom-up’ strategies more effectively while less skillful listeners rely too much on direct translation. Second, some salient issues previously not emphasized were found including learners’ affective concerns and their ability to control emotions, turned out to powerfully influence the learners’ learning. The learners needed to be assisted first by some adult surrogates and their significant others and to gain enough guidance, assurance, sense of security and control over the emotions before they can move on to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f not, their learning tends to be subject to their own emotions, which are mostly controll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earner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r the others. This finding consisted with the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in that learning is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learner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s. Only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can learners achieve a new level of autonomy. To foster learner autonomy, strategy training needs to account for a more interactive view of learning. It also suggests that more efforts should be pai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earners’ affective and social concerns on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toward aut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