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第三節 研究流程 第四節 研究方法暨研究限制 第二章 中共經濟發展的歷程──鄧小平對外經濟開放政策之前時期 第一節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經濟路線總論 （一）、1949年至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期 （二）、1953年至1957年：「一五」計劃時期 （三）、1958年至1962年：「二五」計劃時期 （四）、1961年至1965年：調整時期 （五）、1966年至1970年：「三五」計劃時期 （六）、1971年至1975年：「四五」計劃時期 （七）、1976年至1980年：「五五」計劃時期 （八）、小結 第二節 中共主要的經濟發展模式與路線 （一）、史達林模式 （二）、毛澤東模式 （三）、鄧小平路線 第三章 鄧小平時期的對外經濟開放 第一節 鄧小平時期對外經濟開放的策略 第二節 鄧小平時期對外經濟開放政策的形成 （一）、經濟特區的設置 （二）、沿海港口城市的開放 （三）、沿海經濟開放區的設立 （四）、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 第四章 國際資本輸入對中國大陸空間經濟的影響 第一節 外資與經濟發展 第二節 中共引進外資的階段與方式 （一）、中共引進外資的階段 （二）、中共引進外資的方式 第三節 各主要國家╱地區投資的產業偏好與區位選擇 （一）、各主要國家╱地區投資的產業偏好 （二）、各主要國家╱地區投資的區位選擇 （三）、台商在中國大陸 第四節 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及沿海經濟開放區之成效檢視 （一）、經濟特區之成效檢視 （二）、沿海開放城市之成效檢視 （三）、沿海經濟開放區之成效檢視 第五節 國際資本輸入對中國大陸社會的衝擊 （一）、諸侯經濟──區域經濟關係的紊亂與衝突 （二）、收入分配不均 （三）、社會控制的鬆動 （四）、功利主義、貪贓枉法盛行 第五章 結論──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回顧與前瞻

社會責任型投資策略：績效與社會責任之研究 / The growth of Responsible Investment (RI) concept has triggered considerable debates on Performance vs. Philanthropy, both academically and professionally, within the investment world. More and mor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e adop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into their investment proces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otential performance difference between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trategies and the broad market returns in United States, Europe, Asia Pacific, and the Global market. Two religious RI strategies, Catholic value index and Shari’ah index, are included in the U.S. market performance analysis. Based on the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RI indexes have higher returns than the counterpart market benchmarks in general; however, the out-performance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o be conclusive. The findings also reveal higher beta and volatility for some RI indexes which suggest that RI strategies may be more risky than broad market. Both Sharpe ratio and Information ratio suggest that RI is a better choice than passive broad market investment, with Europe being the only exception; however, the excess returns are so small that they are virtually zero. Overall, the oldest forms of RI, Shari’ah RI strategy, has yielded eye-catching results and holds high promise to be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ith longer data set period. Th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RI yield a very competitive return against broad market benchmarks, and suggests Taiwan Asset Management firms to offer additional RI product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findings from previous empirical analyses are still valid after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 and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 ESG Investment, CSR Investment, Ethical Investment, Religious Investment, Islamic Finance, Shari’ah Investment, Index, Environmental Alpha, and Social Alpha.

襲捲世界的經濟大蕭條，帶來全球治理的重大危機，此一背景下研究中港台地區的公民社會指標，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不僅因為這一波的經濟風暴和金融海嘯危機，歷來罕見，更多的是中國在廿世紀尾聲到本世紀初的各方面發展，已令世人普遍關注，然而伴隨著中國經濟情勢的改變，政治與社會無可避免地也在發生變化，兩岸三地的互動，在二００八年尾聲更到了歷史性的轉變期，「大三通」的影響，正值得學界從後續的進程中，進一步剖析。本研究期能夠梳理脈絡，從全球治理的角度勾勒當代國際關係的安全架構，藉助國際組織已進行的中、港、台華人公民社會指標之研究成果，描繪一幅有助於華人社會安全發展的樣貌。

中國大陸共產政權的成立，基本上是「逆向型」共產運動中的產物此即中共透過暴力的武鬥爭方式來取得國家機器的主導權，之後再藉由國家機器的強制性力量來從事動員式的共產運動，在這個「逆向型」共產運動的過程中，國家機器的職能和角色被空前地絕對化，而使得中國原本與官方相對疏離而具有獨立自主性的傳統民間社會遭受到破壞、解體，終為中共政權的國家機器所完全宰制。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復出掌權後，開啟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新發展旅程，這個新的發展模式，基本上是通過對毛式「一國社會主義」的批判繼承來確立的。它一方面將國家機器的既有力量，從民間社會中逐步地退出，允許各部門擁有較大的自由經營權，另一方面它同時強調國家機器在整個國家整體性發展過程中的主導性地位，而仍未脫離「逆向型」共產政權的屬性。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共國家機器的職能和角色，已從毛澤東時代的絕對化地住，退卻到一個僅具相對主導性的地位。因此，民間社會乃相對地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因而產生了一種社會分化和社會流動現象，隨著這種社會分化和社會流動的加劇以及改革開放工作的深化，一股屬於社會層面的、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發展機制已在逐漸的積累之中，這個發展過程，並非是中國傳統民間社會的回復，而是另一個較具相對自主的「市民社會」之形構，它的形成將直接地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合法性地位並制約著國家機器單向式的主導性地位，進而形成一種市民社會與國家機器相互制約、相互辯證的發展格局。 本論文即試圖藉由對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社會的發展進程，來探討市民社會在中國大陸形成的可能性，並嘗試進一步地建構一個「市民社會」的理念型解釋範型，來作為解釋社會發展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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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探討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變遷的過程及相關問題。 本文的重點既在臺灣原住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立論的理論基礎便是原始部落社會 的改變過程，在此一概念上，有兩個不同的面向可用來闡明並幫助我們釐清間題： 一是世俗化的觀點，二是涵化的想法；前者是社會學上的概念，用來說明內部特質 的轉變，後者是人類學上的名詞，用來說明文化接觸對部落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研究發現，我們可以神聖性來作為臺灣原住民原始社會的指涉，其社會變遷的過程 就是神聖性解體的開展及浮現，而在神聖性全部的特性解體成部分且私人化的性質 後，原住民社會就由於喪失主體性，不再能對外界的挑戰作出反應，於是在外力干 涉下，原住民社會的發展無法在傳統基礎上開展，遂出現了異化之情形。

過往的家務分工研究在社會資本的討論上著墨較少，不過社會資本的影響的確是在討論夫妻家務分工時，不能忽視的重要面向。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社會網絡機制和社會資本會如何影響台灣夫妻的家務分工模式，利用2006年中研院主題計畫「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台灣、中國大陸、美國三地追蹤研究」中的台灣資料，從夫妻網絡重疊、橋樑者位置，以及社會支持網絡三種角度切入，來分析網絡結構與鑲嵌其中的社會資本對夫妻家務分工型態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研究發現如下：第一，夫妻網絡重疊程度的確會影響家務分工，夫妻網絡重疊度高時，夫妻雙方都願意為家庭多一些付出，呈現具有華人文化特質的聯合家務分工模式。第二，橋樑者社會資本在家務分工帶來的協商能力為男性專屬，女性透過丈夫做為橋樑，自己會投入較多時間在家務工作上。第三，女性與丈夫、娘家父母關係緊密時，丈夫投入家務工作的時間和比例會增加，朝向聯合式家務分工邁進；與夫方父母同住時，則會使家務分工呈現傳統隔離分工模式。整體看來，女性的社會資本對夫妻家務分工有較大的影響力，顯示社會資本的經營和維繫，對已婚女性而言是重要的。從社會網絡和鑲嵌其中的社會資本觀點來解釋台灣夫妻家務分工模式之差異，能夠幫助我們對現象有更多的理解。

本研究主要以都市山胞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代間、代內流動的情形。由於都市山胞是 由山地原居地外移至都市，欲探討其社會流動則需考慮－遷移－此－背景因素，所以 ，本研究以Blau and Duncan 地位取得模型為雛型，加上因遷移所產生的變數－遷移 年數、離鄉前後的職業，來討論地位取得模型。我們以路徑分析來檢視都市山胞地位 取得過程中各變項的關聯性。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發現簡述如下：遷移至都市中的原住民其流動的憑藉是依賴教育， 教育的影響力大於家庭背景的影響力。教育對早期職業取得有顯著的影響力，而後來 的職業地位取得則受到早期職業經驗的強大影響，教育的影響逐漸減少。山胞遷移至 都市後，其流動情況下佳，大多數人未產生流動，一直在都市社會底層中游走，向上 流動者僅為少數，足見遷移至都市並未對山胞造成流動的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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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新韋伯論者及新衝突論者各自堅守其有關社會階級概念的研究旨趣，而 有著相當不同的實證論點。本研究擬以行政院主計處出版的“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台灣 地區家庭收支暨個人所得分配調查”為主要的資料來源，自其中抽取父子同在勞動力 市場之二千九百一十二戶為研究樣本，並據取韋伯和新韋伯論者有關社會階級概念的 論點，嘗試自共同流動機會的階級定義式，實證探討子職業流動的社會階級結構，以 期瞭解職業類別項與社會階級間的劃歸態勢（MAPPING MANNER），進而解析社會階級 流動的訊息。 歸結而言，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有四： （一）試圖瞭解父子職業流動的社會階級結構。 （二）試圖瞭解職業類別劃歸社會階級的態勢。 （三）探討職業類別項劃歸社會階級之態勢，是否存在著“邊際職業”的劃歸態勢。 （四）分析社會階級間的流動機率或相對流動機會。 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採用 CLOGG（１９７７）之隱性結構模型（LATENT S TRUCTURE MODELS） 的分析方法，實證探討父子職業流動在共同流動機會上所呈現的 社會階級結構，以釐清職業類別項與社會階級的劃歸態勢，並深入探討社會階級間的 流動機率，進而解析社會階級流動的模式，期能對現實社會有所瞭解，並提供相關研 究之參考，或作為跨時和跨國研究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