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紀中葉，突厥人在中亞建立了喀喇汗王朝，此時中國與阿拉伯的勢力對中亞已不構成威脅，而波斯的薩曼王朝也逐漸沒落，使得突厥人崛起並掌控了中亞。 　　相對於政治上的強勢，突厥人在文化上是處於弱勢的。許多語言和風俗都受到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影響而改變，所幸Kashgari Mahmut編寫了《突厥語大辭典》，保留了許多的突厥語和風俗習慣，因此這部書也就成為研究當時突厥人的語言和社會文化的重要典籍。 　　其中的詩歌和諺語是作者用來解釋字詞時所舉的例子，這些詩歌是傳統的突厥詩歌，諺語則是民族生活的智慧結晶，這兩者所記錄的當時突厥人的社會文化與思想是目前研究這個課題的第一手史料，可見其重要性。 　　本文對詩歌和諺語做了翻譯和分類，並且分析其中的涵意，再從分析所得的訊息來描繪出十一世紀突厥人的社會文化。

過去多數西方和俄羅斯學者透過制度的探討，指出治理問題、執法無效、市場改革不足等俄羅斯市場邏輯的結構性弱點，本文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說明為何俄羅斯中小企業缺乏積極性合績效。本文指出，俄羅斯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儘管歷經幾十年的市場改革，許多不利於創業的社會文化至今仍然存在，俄羅斯社會變遷趕不上制度改革之速度，仍遵循蘇聯社會以及更古老俄羅斯思維。這些文化以不同方式仍然存在於現代俄羅斯社會，大幅阻礙市場改革的實現。以臺灣和俄羅斯田野調查的資料為基礎，本文比較俄羅斯和台灣社會文化因素，呈現兩國之間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和規範，及其對於現今俄羅斯和台灣社會的影響，由此證明以往制度性研究所忽略社會文化的作用和影響。 / In the past, most Western and Russian scholars applie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point out governance, ineffective law enforcement, lack of market reform and other structural weaknesses of the Russian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s to why small and medium Russian enterprises experience lack of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Russia as one of the reasons, showing that after decades of market reform, most traditional socio-cultural obstacles for entrepreneurship still exist in modern Russian society. The changes of Russian society are far behi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Russian mentality is still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Soviet society or even ancient Russian history. These old cultural norms and traditions still exist in different ways in modern Russian society, significantly obstru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 reforms. Based on field survey data from Taiwan and Russia, this paper lists and compares Russian and Taiwanese socio-cultural factors, show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values and nor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ir social impact in modern Russia and Taiwan. Thus proving that previous research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has ign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我國已於2009年透過制定施行法的方式將兩公約內國法化，正式引進適足居住權，然而多年來嚴重違反本權利要求的迫遷案件依然不斷上演，衝擊人民基本權利與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人權信用甚鉅。由於司法部門係確認適足居住權定位並確保其實踐的關鍵角色，本文乃以居住議題相關的司法裁判為核心，探討在我國究應如何透過司法途徑建構及落實適足居住權。 經爬梳聯合國針對此議題作成的權威文件，本文整理出適足居住權的形成、發展、監督落實機制、內涵、以及締約國應負擔的國家義務等內容，勾勒出對我國而言尚屬陌生的適足居住權形貌。在我國採取接納說的一元論架構下，兩公約於經批准後即容納為我國法律體系的一部，其規範效力並非取決於《兩公約施行法》；屬強行國際法性質的人權條款具有憲法位階的高度，其餘則為法律位階，並得在系爭人權規定提升為基本人權層級後，與包含一般性意見在內的國際人權文件共同作為具體明確的違憲審查指標。而為了盡可能消弭經社文公約上的適足居住權規定與我國憲法基本權間的落差，本文檢驗了若干基本權條款，認為居住自由、遷徙自由、生存權、財產權、文化權及環境權可共同承接適足居住權的內涵，使適足居住權得以提升至憲法位階，作為一項獨立的基本權，並指出過往與居住議題相關的大法官解釋審查依據應有疏漏。 確立憲法層次的適足居住權後，本文全面檢視我國涉及適足居住權的裁判並深入分析其中六則個案，嘗試歸納我國司法部門看待及操作適足居住權的模式，再指出引進適足居住權的意義——適足居住權不因屬經社文權利即不具備可司法性，司法者毋寧應於審理裁判時妥適運用合憲、合公約的法律解釋方法，甚至在系爭個案為消極抵禦侵害、不涉有賴立法與行政兩大政治部門定奪的資源分配事宜時，賦予公約條文直接適用的可能性。若衝突明確，無法透過解釋方式排除國內法律與公約牴觸的疑義，大法官在釋憲時亦應充分衡量適足居住權的各該憲法規範依據。 本文最後並提醒，政治部門同樣必須承擔實踐適足居住權的國家義務，不論是與居住相關的法令及行政措施的檢討改進、抑或政策及法令的制定，均有待其積極作為，始能在實害發生前即充分滿足適足居住權的保障，避免事後救濟的緩不濟急。

近來公共行政學術與實務朝向多元的發展與範圍的擴大，就前者而言，學術上的多元雖引起學科認同危機的疑慮，卻開啟了學派與科際交流的大門，為行政學術注入活水，也為理性論辯提供制度性的基礎；就後者而言，在有效治理與解決社會問題的要求下，政府必需尋求非政府部門組織與行動者的合作以共同承擔公共責任。另方面，在經過行為主義的浪潮後，社會科學界再度對「制度」（institutions）在人類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審視，這主要表現在「制度」界定並影響社會互動的過程及結果。這股研究風潮在「新制度理論」（new institution）的名稱下並無一體系性的研究立場與策略，但都分享了對制度研究的高度興趣的共識，值此時刻，上述公共行政學術與實務的趨勢，提供了新制度理論引介的契機。基此，本論文乃針對新制度理論內涵作一引介，並提出一多元制度分析架構以為個案分析用。第一章部分：提出本文之研究架構與方法，並對多元分歧的〞制度〞定義作一說明與界定，此外，針對現行農田水利會的性格與特質作一簡述。第二章部分：在於對社會科學領域中新制度理論的發展作一歷史性的分析，分別探討其科際發展背景，並引用核心假設、主要論題、政策意涵與相關問題四個面向來對此思潮內部分歧的二大研究途徑：理性選擇途徑與社會文化途徑的差異作一比較，並進而探討二者是否有共量與對話的可能。第三章部分：有鑑於新制度理論內部的分歧，學者們曾提出不少理論模式以為整合，本文則分別從知識旨趣、理性概念與行動邏輯的概念探討提出另一研究途徑－－溝通理性途徑，加上前述二途徑而成為多元的制度分析架構。而在分析層次方面，在就制度論制度的前提下，根據其活動範圍大小、時間歷程、客觀強制力大小而區分為制度變遷、制度改革與制度設計三層次，彼此以鑲鍖的方式存在而具有內在連繫性。第四章部分：本章依多元制度分析架構對塯公農田水利會作一個案分析，從灌溉系統的問題本質、系絡特性、與實際運作規則對其制度的源起、發展維持、轉型替代作一說明。而在農田水利會制度改革過程中，相關行動者彼此的策略性結盟、隱喻使用及論証的提出等各項行動，不僅有其自利的動機，更有其象徵意義。最後分別由交易成本、社會文化與溝通對話面向，對於改革過程中所提出的改制案、現行案及水利聯盟案作一比較分析，而塯公水利會的組織特色又適合何種制度架構亦有必要探討。第五章部分：在於對新制度理論目前發展作一評估，探討其在社會科學領域中〞進步的意義，及水利會的改革歷程所透露出的訊息為何？最後，則是對新制度理論未來研究方向提出一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