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政治的選舉中政黨是最大且最主要的競爭主體者，而「黨同伐異」的概念顯示出政黨中的次級團體亦是相互競爭者，「伐」這個次級團體在台灣地方上常被視為「派系」。且在權威性的政黨體制下地方派系從民國35年起，在台灣地區全國與地方的政治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內已有許多人做過有關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綜合各個研究，咸認派系在台灣地方選舉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終究無法讓派系的理論與實務落實到研究選舉過程中派系的角色上。究竟派系在台灣地方選舉的過程中扮演著什麼角色呢？而派系對選舉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呢？這些是本論文所要研究與探討的。 本論文第一章除了闡述研究動機外，並對「地方派系」加以定義，發覺派系均圍繞在「關係」、「利益」、「衝突」及「整合」等概念上，吾人便以這幾個概念出發，建立工作假設與分析模型，以便探討派系如何影響整個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我們可以假設： 1.候選人的派系基礎越強，其派系的動員就越強。 2.派系成員間的衝突越深，派系的動員就越低。 3.派系間利益分配越公平，派系間的整合與動員就越好。 4.派系成員間的關係越好，派系的動員就越強。 5.派系的動員越強，贏得選舉的機率就越大。 根據上述所有的假設，本論文第二章將探討，派系的成因並分析屏東縣地方派系的成因、組織結構、實力、派系間的衝突與宿怨。 在第三章中吾人將探討選舉過成中地方派系的運作，分析屏東縣地方派系在七十八年縣長選舉期間由共識到整合、動員的情形。 第四章裡我們要來探討七十八年縣長選舉結果，對屏東縣議員及縣議長選舉時派系競爭的影響。 第五章的結論中我們將根據研究結果檢討本論文一開始所建立的假設，說明這些假設的可用性或修正這些假設，並提出對地方選舉時派系運作的建議，希望這些研究結果與建議能對以後的地方選舉與派系的研究有所貢獻。

無

台灣的政治發展歷程中，地方派系長期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因此派系政治成為學者所關注的焦點。在探究影響選舉結果的實証研究中，「政黨」與「派系」兩項變數是經常被提出討論。的確，在台灣地區的民主化過程下，諸多選舉結果是深受這兩個變數所影響，然而都市化的進展程度是否會干擾「政黨」與「派系」對選情的變化，是值得觀察研究的問題。由於台灣各縣市均有各自的特性，地方政治的研究乃因縣市區域的不同而有異動，無法以同一標準看待全部區域，所以相關研究宜採用以縣市為單位，進行個案研究。 本論文是以台灣中部地區都市化最深的台中市為個案研究，企圖探究在2000年政黨輪替前後，政黨與派系兩項變數對選舉投票率之間的因果關係，並藉此對台中市支持國民黨的張、賴兩派與擁護民進黨的何派作一系統性論述，使地方政治研究更臻完整。另外，從派系的發展歷程中觀察，主要的支持來源在都市人口擴張與政治民主提昇下，已由初級關係為主的社會人際網絡，改成以經濟利益來維持對內團結與對外擴張的都會型派系結構。 根據文獻分析與訪談結果發現，台中市地方派系對選舉的影響力，已隨著民主化與都市化的浪潮而逐步下滑；尤其經濟衰退更是致命之擊，派系對選舉影響的比重，已從昔日的多數決定性轉變成為少數關鍵性。 經過實証結果的分析，本研究亦發現台中市不論在政黨輪替前後，基層選舉候選人得票率與政黨和派系的關係，呈現正向相關，換言之，候選人具有派系色彩或政黨背景者，得票率越高；另外，根據比較所得，政黨對候選人之得票率的影響程度皆大於派系的影響程度；但是政黨與派系對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趨勢。 台灣地方政治的研究，將可援用本個案分析架構，藉由模型假設的套用，累積並修正可應用的事實發現與研究假設，如此更將建構台灣地區之政黨、派系與選舉三者互動影響的實証理論。 【關鍵詞】：台中市、政黨、地方派系、選舉

本研究之目的希望透過對於村里行政編組及社區發展協會組織結構及功能的分析，以及對於其領導人角色暨實際互動情形進行探討，來了解他們之間因為業務重疊以及互動關係所產生對於雙方組織功能的影響，究竟是正的影響－功能、負的影響－反功能，或是完全沒有影響的非功能的狀態，並針對政府基層行政暨基層自治組織結構功能之整合提出一個方向。 本文首先對村里與社區組織之相關文獻作深入探討分析，發現大部分之相關研究文獻都認為村里與社區組織功能不彰是不爭的事實。除了文獻分析之外，本文還採用自然觀察法及實證調查方法，分別從制度面與功能面去研究村里與社區組織沿革、發展、現況、兩者制度功能比較，以及雙方的互動與地方派系的互動及功能的整合等問題，同時就相關問題對基隆市部份村里與社區領導人作深度訪談實證調查。 研究結果發現，村里組織結構札實，符合組織目標功能的需求，其社會化程度相當高，自實施以來都能在時空不斷轉變之下完成各種工作目標並且發揮了「漏斗」的功能，為政府事先過濾及解決了很多問題，它是一個小而美、經濟又實惠的組織。而社區發展協會組織因為組織結構脆弱、代表性不足、角色模糊、成員對組織宗旨不明瞭以及人力、經費嚴重缺乏等問題，造成組織目標無法達成、功能無法發揮，甚至危及到組織的生存，所幸大部分的社區發展協會組織都會尋求與村里辦公處合作辦理一些活動，互動相當的良好，對於地方團結和諧以及雙方組織功能發揮都有正面的幫助。 最後針對基層組織整合提出幾項建議：一、村里制度應該繼續維持。二、村里管轄範圍可以將管轄幅度較小、人口較少者予以合併，擴大其行政區域。三、關注村里幹事屈居副手地位的心情。四、讓社區發展協會回歸人民團體，自由發展，政府不再干涉。 /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comprehend the impact on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th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the community caused by the overlap of their affair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with analyzing thei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and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ir leaders. Whether the impact is positive - Function, negative - Anti-function, or completely no influence - Non-function. Besides, the another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integrating the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grass-roots administrations and grass-roots autonomy organizations. First of all, the study thoroughly inquired into and analyzed the related literature abou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the community. The study found out most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 believed it was an u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of the village and the community is not easily seen. In addition to the analysis on the literature, the study also used the natural observation and the demonstration survey to research the original history, development , current conditions of the village and the community,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system func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selves and 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 intergration of the function from the system and function ways. Meanwhile, the study interviewed parts of the villages and the communities leaders in Keelung with some related questions. The study discovere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villages is firm and conforms the requirement of its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and goal. And its degree of being socialized is very high. It has achieved various goals under the continual change of time and space since it was implementated. It has been a funnel for the government to percolate and solve many problems. It is a small, economical and profitable organizatio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the community can’t achieve its organizational goals, function correctly , and even hurt its own existence because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s frail, its representative is not enough, its role is indefinite, its members don’t understand the organizational aim, its human resource and budget is severely deficient and etc. Fortunately, most th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the community would seek cooperation with the village offices to hold some activities. They have good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which has made positive help for local harmony and unity and function of each other’s organizations. At last, the study makes some advi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grass-roots autonomy organizations. First, the village system should be continued to implement. Second, the village domination areas which have smaller ranges and less population can be combined and their administrative areas can be expanded. Third, pay more attention to borough officers’ feeling of being assistant roles. Fourth, let th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the community return to be the civil group. The government never interferes with it anymore and let it develop freely.

2010年12月25日高雄縣市與其他三縣市同步進行合併升格1，並於該年11月27日舉行首屆五都直轄市長、市議員及里長三合一選舉，對於派系政治仍持續運作的高雄縣與逐漸褪去家族政治和派系色彩的高雄市來說，勢必會造成影響。本文重點在於探討高雄縣市地方派系的變化，並試圖探究在2010年高雄縣市合併改制前後，地方派系面對直轄市長與市議員選舉應選員額減少，以及取消鄉鎮市長選舉改由區長官派、取消鄉鎮市民代表制度等，會產生何種影響與變化，又地方政治勢力是否會因此而出現消長。此外，從高雄縣市地方派系發展歷程來看，「都市發展」是影響派系運作的主要關鍵因素，在政治民主化、產業升級與市民社會興起之下，派系以往的動員組織與資源運作管道都將有所受限。因此，在未來都市的快速發展下，地方派系勢必面臨弱化的命運。 本文首先將探討相關理論，釐清地方派系的結構與運作方式，並整理高雄縣市各地方派系之沿革、發展以了解派系消長情形。再者，針對縣市合併改制所造成之制度變革，對相關人士進行質性深入訪談，以探討高雄縣市合併改制後在政治上對於地方派系所造成的影響。 根據歷史文獻分析、訪談結果以及實際參與觀察後發現，無論是在高雄市抑或是高雄縣，派系對於地方選舉的影響力，尤其是縣市首長，已逐漸隨著都市現代化與民主化而降低。且地方派系在經過縣市合併的各種制度變革後，因政治市場的大幅萎縮而導致發展受到限制，使地方派系在原本已逐漸趨於劣勢的情況之下，更進一步受到資源短缺與動員管道限縮的影響而弱化，迫使派系必須面對組織轉型，政黨的影響力與政黨政治運作的比重將因此而有所提升。

「地方派系」影響台中地方政治生態深遠，治水議題在霧峰一直以來是重要治理議題，縱使縣市合併後，地方派系在地方仍有一定影響力，治水亦是一直尚待解決之治理問題。本章主要簡介本研究主題之背景作簡單介紹，闡述本研究之動機，說明本研究預期於學術與實務上之目的，企圖以「交易成本途徑」探討地方派系，選擇台中派系發源地之一當作研究範圍，選取治水議題作為個案，並據此發展出研究問題，希冀開啟研究地方派系另一扇門，在先進研究成果上持續累積與補充。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農會系統、派系組織與政黨運作對新北市選舉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灣農會與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及政治能量之轉變。此外，並藉由2002年開始的第15屆縣議員與2005年第16屆縣議員選舉及2010年第1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新北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變化，以觀察新北市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農會競爭體系及派系侍從的改變，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農會與派系對候選人的影響，遂進而分析三屆基層議員選舉過程中，農會背景與派系色彩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透過卡方相關與迴歸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農會、派系與政黨之間的新關係。本研究提出主要結果如下： 壹、新北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 2000年與2008年兩次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地方派系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成員出走，加上陳水扁意識型態掛帥與馬英九清廉執政的堅持，目前仍擁有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都會型具有經濟規模的派系系統及鄉村型具有基層服務的樁腳體系，為新北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 貳、新北市選舉政黨影響力上升，派系影響力下降 新北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一個主要特徵：即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掌控，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的壓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歷屆的選戰漸為稀釋。 參、新北市地方派系現未產生大規模恩主之轉換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新北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分析結果呈現：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 肆、農會功能的逐漸轉變 由於台灣出現政黨輪替，農會為單一政黨服務的政治動員功能下降，雖然許多農會理事長、總幹事仍具國民黨籍，但根據訪談結果，農會不再單獨公開支持特定政黨，甚或部分黨部失去與農會對話、聯繫的管道，農會由以往的協助政治統治的工具性格，轉變成具有自主性，而與政黨採取保持距離，有條件合作的關係。 伍、新北市農會變數的影響力雖然下降，但仍是最高的 本研究進行農會背景、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依變數）與當選與否（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農會影響力高於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背景」此一變數的影響力已逐漸上升，除了三屆總合資料來看，民進黨屬性影響力已高於國民黨外，2010年選舉，「民進黨背景」是所有變數中影響力最大的，新北市的政治結構顯然在政黨政治下，有結構性的轉變。 陸、新北市農會與地方派系關係模型-多數農會仍被派系掌握 新北市派系、農會關係的模型中，模型一（全控型）有8區，模型二（分佔型）有5區，模型三（參與型）有4區，模型四（獨立型）有7區，因此，模型一與模型四為主要模型。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看法：一、不應把農會簡單地視為國民黨或地方派系的禁臠，或單純工具看待，許多農會仍有自主性。模型三（參與型）與模型四（獨立型）的農會都具有自主性。二、許多農會自成一局，但有些農會涉入地方政治，自己成為派系，而被稱為「農會派」，譬如：樹林、三峽、深坑，通常「農會派」與「公所派」或「鎮長派」對立。若自成格局，卻又不涉入政治，或並無重要幹部參政，則此區模式為模型四；若已成一派系，則為模型一。三、本研究深入訪談時，常聽訪談對象表示農會與派系無任何關係，但經研究比對資料後得知，新北市各區農會中，能排拒地方派系力量的只有7個，佔全部24個區農會的29％，其餘仍受地方派系影響，惟程度有異。

本研究主要採文獻分析法、深入訪談法。首先，整理國內外地方派系相關概念及其理論；其次，藉由既有文獻及地方政治人物的訪談，來深入瞭解礁溪鄉地方派系之形成、發展與運作；第三，從政治、經濟、社會三個層面來觀察礁溪鄉地方派系的動員基礎；第四，透過歷次地方選舉結果來分析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最後，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 經研究分析與訪談結果，其總結及研究發現如下所列：一、礁溪鄉地方派系因地理區隔與產業型態不同而產生，因河道爭議與選舉恩怨而對立；二、地方派系的力量凌駕於政黨之上，並無受到政黨控制；三、從嚴重對立到良性競爭；四、地方派系與政黨形成聯盟關係；五、林吳兩派的差異比較；六、地方派系權力結構屬於同心圓，並無明顯層級；七、政黨輪替對礁溪地方派系影響不大；八、除林、吳兩派之外，曾短暫出現第三勢力；九、賄選風氣仍然存在；十、未來地方派系會逐漸淡化。

本論文係以2009年苗栗縣長選舉尋求連任的候選人陣營做為個案研究的對象，主要透過文獻資料分析以及選後針對參與此次選舉的候選人相關幕僚進行深度訪談的方式，探討候選人競選連任時的選舉策略。內容首先從整體環境、選區背景、候選人競爭條件等三個部分，了解候選人制訂選舉策略時的考量因素。接著就候選人在選舉期間究竟如何制訂相關的策略以及面對影響因素的因應策略加以分析討論。最後透露選舉結果的呈現探討選舉策略的效果。 本論文研究問題如下：候選人此次競選連任的選舉策略為何? 與首次競選在策略上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候選人在此次競選連任時是否有所謂的現任者優勢? 策略上如何發揮其優勢以獲得勝選? 候選人這次連任面對中央執政不佳、地方派系問題以及族群相對弱勢等對選舉有所影響之因素，策略上如何因應以避免影響選情? 研究結果發現，此次選舉策略係以候選人最大優勢為主要考量，包括現任者優勢及政黨優勢，而政績是候選人勝選連任的關鍵因素。族群選票策略是兩次選舉策略上最大的不同之處。地方派系仍有影響力，但政黨對決的態勢使其勢力逐漸減弱。整體環境因素對此次選舉仍造成一定的影響。

本研究涉及之課題是處理1949至1960年間國民黨黨國體制之建構，國民黨臺灣黨務之發展，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互動，國民黨與在野精英的互動等四個面向。 第一章以一九四○年代後期之臺灣政局為主，實為本研究之前置背景，論及臺灣精英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起，至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後的政治參與活動，以及國民黨在臺灣地區初期的黨務發展。 第二章處理中國國民黨改造與黨國體制建構。首先處理的是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前後的政情，將從臺灣外部與內部的政治情勢，討論美國對台政策的轉變，與政府在臺灣實行地方自治政策之決策過程。後以改造中國國民黨為主題，針對遷台的中國國民黨發展進行背景敘述，指出改造是在黨領袖意志下進行，與在改造後黨權成功歸於黨領袖所有，不再旁落；再探討中國國民黨的地方基礎在1950年代之重組，分從黨基層結構的設計、臺灣省黨部的人事遞遷、省縣市黨部的組織編制、地方黨部的經費預算四層面進行探討；再則探討中國國民黨所實施的社會調查，發現國民黨透過社會調查來瞭解臺灣社會，提高國民黨員的政治意識，並進行政策回饋功能。它對黨國體制的建構確實具有正面助益。 第三章處理的是黨國體制下的臺灣地方政治。首先討論的是1950年代地方自治法制變遷，及地方黨政制度的運作。其次處理中國國民黨動員機制的建構。首先注意的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結構。儘管本省人黨員在區域黨部中佔多數，總體結構與黨幹部仍以外省人為多。國民黨開始紮根臺灣，便需要各種機構以深入地方社會。國民黨便透過既有團體—農會，並組設新的動員組織—民眾服務站對地方社會進行滲透與動員。第三，地方精英既然透過選舉進入體制，其中特別是所謂「半山」與「阿海」兩種不同經歷的臺灣人所進行的政治角力，臺灣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聯等都是探討主題。而後從中國國民黨所建立的黨內提名制度及其運作，與中國國民黨所主控的輔選機制的形成及運作過程，可檢證並修正既往針對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互動之相關解釋論點。 第四章處理的是朝野互動下的地方政治。先分兩方面觀察在野精英的參政問題：青年黨與民社黨的黨務發展，及無黨籍人士。其次在野人士對於公平競爭的訴求，顯示於反對「一人競選現象」，選舉監察問題兩大主題。在野人士由於無法獲取國民黨進一步回應，決定以組黨從事政治競爭。對在野精英而言，組黨是化解社會分歧、從事政治公平競爭的解決方式；國民黨對組黨運動如何動用國家情治機構、媒體與黨機器解決1950年以來的首次內部危機，也在討論之列。 / This study explores four topics: construction of KMT party-state system, developments of KMT in Taiwan, interactions between KMT and local factions, interactions between KMT and opposition elites from 1949 to 1960. It deals with Taiwan politics during the later phase of 1940s in Chapter 1, including Taiwanese elit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 from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o ROC takeover, and premiere stage of KMT developments in Taiwan. It explores reconstruction of KMT and building of party-state system in Chapter 2. Changes of US policy to Taiwan,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aiwan Province autonomy are main courses in political situations after ROC regime’s retreat in 1949. About KMT reconstruction process, this study first deals with reconstruction under tsung-tsai (supreme leader of KMT), and party decision power only belongs to tsung-tsai. Then it explores designs of party base formation, cadres change of Taiwan Province Party Bureau, organizations and fiscal budgets of party bureaus, and how they exercise to reorganize KMT’s local support during 1950s. Then it focuses on “social investigations” which are implemented by KMT. KMT use them to understand Taiwanese society, rais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party members, and policies feedback. At last, “Social investigations” are also positive to building of party-state system. It explores Taiwan’s local politics in party-state system in Chapter 3. First, not only changes of autonomy law system, workings of local party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need to be dealt with. Second, when we focus on KMT mobiliz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we should notice some facts that Taiwanese party members becomes main sector in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mainlanders are still in majority on party cadres and whole party. They can be stated that KMT begins to taking roots in Taiwan. KMT needs more apparatus to mobilize and penetrate Taiwanese society. Using established Farmer Association, organizing brand new system -- “Public Service Stations” meet such needs. Third, because local elections became ladder participating regime for Taiwanese elites, we should notice that political struggles between “ban-shan” and “a-hai”,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local factions and elections. Not only the building of KMT nomination system, but also campaign task system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KMT and how they work need to be explored. During such processes, established frameworks about interactions between KMT and local factions can be reconsidered and exemplified. It explores local politics between KMT and its opposition powers in Chapter 4. Fir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 of opposition elites can be surveyed in developments of CYP and DSP, and independents. Second, Opposition elites call for fair campaigns by against “non-competitive election”, and supervising campaigns. No further response from KMT, which makes opposition elites calling for organizing opposition party. To them, organizing opposition party is best way to ease social divergence, and to solve KMT’s manipulations in local elections. This study also focuses on how KMT uses intelligence apparatus of state, media and party apparatus to solve its first inner crisis since 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