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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實質產出:期間利差的可預測性 / Forecasting Real Output: The Role of Term Spread李忠彥, Lee, Chung Ye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由於1980年代開始,期間利差(term spread)被發現對於預測未來經濟狀況,存在良好的預測能力,也奠定了期間利差在對於預測未來經濟研究中的地位。因此,本文主要著重於檢視利用台灣利率資料所建構出的期間利差對於預測台灣實質經濟產出,是否也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
我們利用台灣過往的利率資料,從2002年第一季開始到2013年第四季,台灣十年期中央政府公債殖利率與31-90天期國庫券次級市場利率所建構之期間利差,除了使用樣本內(in-sample)結果的分析與樣本外(out-of-sample)的預測結果,搭配Haubrich and Dombrosky (1996)的預測方程式與均方根誤差RMSE(Root Mean Square Error)來檢視期間利差的預測實質經濟狀況的能力是否良好。
實證結果發現,樣本內的結果顯示,期間利差的解釋能力大約延續的三個季度;而樣本外的預測結果雖不理想,但期間利差在預測方程式中仍可扮演良好的預測變數之一。
本文發現,雖然在2007第三季發生結構性的轉變,但期間利差對於實質經濟成長率仍有良好的解釋能力,這並不影響預測的結果。而造成預測能力不佳的因素可能有幾點:第一,由Smets and Tsatsaronis(1997)所稱的總和供給面與總和需求面的衝擊導致期間利率的預測能力下降相同;第二,Wright(2006)所稱期間溢酬(term premium)在相對較低情況下,導致預測能力下降;第三,美國的貨幣政策與台灣的貨幣政策執行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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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利差,重貼現率與不景氣之預測 / Forecasting Recession with Term Spread and Discount Rate許原唐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殖利率曲線為描述零息債卷的殖利率與其到期日間之關係,一般來說其形狀應為正斜率,而一旦殖利率曲線反轉而呈現負斜率時,許多人將之解讀為未來經濟即將走弱的訊號。本論文主要是以Probit Model呈現期間利差與重貼現率的預測能力,並將結果區分為樣本內與樣本外呈現。實證結果發現,與國外文獻比較起來,台灣殖利率曲線斜率捕捉景氣蕭條的能力遜色許多,可能與兩國在經濟體質或是央行政策執行依據上的不同有關。而相較於殖利率曲線的斜率,重貼現率對於台灣景氣的影響更為明顯,顯示出台灣的經濟深受央行政策影響。而不論是在樣本內或樣本外的結果方面,皆顯示期間利差搭配重貼現率的預測能力會較只有期間利差單一解釋變數時來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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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利差和期間利差作為風險因子的適用性-由橫斷面資料研究李智揚, Lee, Chih Ya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援引Hahn and Lee(2006)所制定出來的模型及概念,探討Fama and French(1993)中的市值因子與市淨比因子能否以違約利差及期間利差替代作為投資機會的預測變數,並以經濟意涵試圖去解釋風險與報酬之間的關聯。本文使用的總體經濟變數以及公司基本面因素包括:公司規模因子(SMB)、淨值市價比因子(HML)、市場風險因子(market risk factor)、違約利差(default spread)、期間利差(term spread)。除此之外,本文亦從時間序列到橫斷面股價報酬採相似無關回歸法(SUR)探討規模因子與淨價市值因子對股價報酬的影響,觀察總體經濟變數能否替代公司特徵因子對股票超額報酬產生解釋能力。
本研究以台灣股票市場為研究樣本,資料期間為2006年1月至2014年12月,並排除掉2008和2009年金融海嘯的影響,共84個月的月報酬資料,以上市上櫃公司共752家為研究對象。實證結果可發現:(1)時間序列分析下,本研究的價值型股票(value stock)具有較高的風險溢酬,成長型股票(growth stock)具有較低的風險溢酬,高市淨比的公司因財務困境風險其報酬會比低市淨比的公司來的高;而台灣上市上櫃公司也存在顯著規模效果,小市值公司因違約風險具有較高的風險溢酬,大市值公司擁有較低的風險溢酬。(2)從橫斷面分析,在FF3模型下,市價淨值比因子(HML)與股票報酬呈現正相關,公司規模因子(SMB)及市場風險與股票報酬負相關。在Hahn and Lee(2006)的替代模型下,違約利差、期間利差皆與股票報酬呈正相關卻不顯著,市場投資組合R_m則與個股報酬負相關,與過去研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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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差解釋規模溢酬、價值溢酬與景氣循環的關聯 / Yield spreads as alternative risk factors for size and book-to-market黃郁婷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從Fama and French(1993)提出三因子模型以降,便持續有質疑的論點認為三因子仍然不夠完整且不夠有說服力,除非能夠找到更多潛藏的風險因子。這樣的批評是因為SMB、HML是依照「規模(size)」、「淨價市值比(bm)」等『特徵』分類之投資組合的報酬,而這卻和系統風險沒有足夠經濟意涵上的關聯。Hahn and Lee(2006)研究認為違約利差(default spread)、期間利差(term spread)兩種利差可以替代規模 (size)、淨價市值比 (bm)的角色去解釋風險與報酬抵換的關係,因為違約利差(default spread)、期間利差(term spread)已為眾人所知可以預測總體股票市場報酬,甚至這兩個變數已經長期被視為信用市場狀況以及貨幣政策效果的指標,也就是說這兩個變數可以捕捉市場報酬對於信用市場狀況、利率的變化。
故本文採用Hahn and Lee(2006)的研究方法,探討違約利差與期間利差是否能夠解釋SMB、HML兩個變數與景氣循環的關聯,如果可以解釋,代表利差可以進而代替SMB、HML成為資產報酬的解釋變數,甚至更富總體經濟意涵。
實證結果發現,違約利差的變動Δdefault spread對SMB顯著,兩者為正向關係;期間利差的變動Δterm spread對HML顯著,兩者為正向關係。小規模公司由於資訊不對稱的緣故,對貨幣政策以及景氣循環都有不對稱的反應,面對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小規模公司的信用條件惡化、暴露在違約風險之中,迴歸實證結果亦發現此時小規模公司的表現較差,故SMB下降。同樣地,在景氣不好的時候,期間利差縮小,高淨價市值比公司的股票報酬較低,故HML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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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景氣轉折點預測-Probit模型與組合預測的應用 / Forecasting the Turning Points of Taiwan Business Cycles by using Probit Model and Combined Forecasts李勁宏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使用具有事前訊息的領先指標與期間利差作為預測變數,根據不同利差與落後期選擇的 Probit 模型,利用遞迴的方式預測景氣轉折點發生機率,並進一步將個別預測結果進行組合,試圖找出能降低不確定性且優於個別預測結果的方法。實證結果發現,使用 Diebold and Mariano 檢定的預測包容法為其中最優的組合方法,無論是轉折點訊號或預測誤差都能優於半數以上的個別預測。此外,本文亦估計即期景氣轉折點的發生機率,根據模型的估計結果推斷,自 2012 年 2 月至 2015 年 3 月為止,景氣仍處於擴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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