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國內機動車輛數不斷增加，使得市區道路服務水準於尖峰時段常在D級以下，市區道路擁擠已成為都市交通管理主要課題。目前以道路定價方式實施擁擠收費，已逐漸成為世界各大都市，用來解決交通擁擠主要手段。然國外汽車使用量多於機車，相關擁擠收費研究亦是汽車為主，反觀國內恰好相反，機車使用大過於汽車，成為市區主要交通工具。因此本研究乃以居住於臺北縣市之機車使用者為研究對象，分析市區道路實施擁擠收費，機車使用者改乘大眾運輸之意願，以瞭解影響其搭乘大眾運輸意願之因素。首先假設臺北市信義計畫區實施擁擠收費，建立機車使用改乘大眾運輸意願模型後，於信義計畫區周邊機車停車場、停車格位及信義計畫區外進行機車使用者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包含市區道路實施擁擠收費是否願意改搭大眾運輸、不同收費方式願付最高擁擠費用、相關配套措施有否助於改乘大眾運輸及機車使用者個人社經背景資料。經蒐集資料後進行模型實證分析，結果發現性別、年齡、每週使用機車天數及搭乘大眾運輸習慣等變數影響顯著，在不同收費方式下，性別、職業、每週使用機車天數、到信義計畫區目的為上班學等變數將減低搭乘大眾運輸之意願，而有搭乘大眾運輸習慣，則可增加搭乘大眾運輸之意願，其餘變數影響不確定。另機車使用者到信義計畫區目的為購物休閒者，較至該區目的為上班學者有意願改搭大眾運輸。在相關擁擠收費配套措施方面，有八成以上受訪者表示配套措施對於改乘大眾運輸是有幫助的，其中又以乘車優惠措施被認為最有幫助。而就有意願搭乘大眾運輸之機車使用者而言，提昇大眾運輸服務品質是所有配套措施最有幫助。不願意搭乘大眾運輸之機車使用者，以大眾運輸車站周邊停車費減免、大眾運輸車站周邊設置停車場提供停車轉乘措施，較能增加其搭乘大眾運輸意願。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挾廉價勞工、充沛資源及廣大市場並與台灣同文同種的優勢，使許多台商西進投資，如今大陸已成為台灣對外投資的首選區域；而台灣對大陸貿易即使在沒有三通情況下，經由間接貿易對大陸進出口，也占台灣對外貿易主要地位。面對兩岸經貿深化情況，國人憂心會對國內經濟帶來負面效果，產生「產業外移大陸，負債徒留台灣」與「產業空洞化」的疑慮。 基於上述動機，本文透過海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配合產業空洞化之相關指標來建立預期方向，利用經濟部對2006年所編製「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原始問卷資料，並採用 Ordered Probit模型，對於台灣製造業廠商特性、對外投資動機、對外投資地區及廠商產業別，進行廠商國內生產規模與就業人數決定因素之分析。研究發現廠商對中國等非新進國家投資可能產生減少國內投資擴廠及雇用人才的負面效果，但透過下列廠商特性與投資型態將可抵銷負面效果，並降低空洞化之產生。 (一) 對外投資地區：選擇到先進國家投資的台商，較選擇投資在非先進國家的廠商而言，更能夠擴大國內生產規模及提高國內人才雇用。 (二) 廠商特性：台商事業如果獲利與降低國外投資率將傾向於擴張國內生產規模與提高國內就業人數；台商對外投資若生產方式若以水平整合，則傾向於提高國內就業量，卻不傾向於擴大國內生產規模。 (三) 廠商對外投資動機：當廠商對外投資動機為「擴張市場」時，傾向擴大國內生產規模；但對於提高國內人才雇用卻不顯著。當廠商對外投資動機為「節省成本」時，將不傾向於提高國內人才雇用。 (四) 研發總額比：台商國內事業研發金額占國內外研發總額比率越高，越傾向擴大國內生產規模與提高國內就業人數。

廠商對外投資之最終目的是欲獲得最佳之經營績效，在跨入國際市場所考量決定之因素眾多，如對外投資動機、外部網絡、投資地區、投資時機、投資型態、國際化深度、海外研發密集度、技術來源、廠商規模及分工型態等。本研究係利用2006年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問卷資料內容，以「最主要海外事業獲利情形」為衡量標準，包括盈餘、虧損、收支平衡三種情況，將其區分盈餘與非盈餘（包含虧損和收支平衡），以Pr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經本研究實證發現，就對外投資動機而言，「市場導向」、「勞動力導向」與「外部網絡」皆為影響海外事業經營績效之重要因素。在企業經營資源方面，「投資時機」、「廠商規模」及「國際化深度」為重要影響因素。若以產業環境、技術與分工型態來看，「技術來源」以及「分工型態」等因素亦為重要影響因素。

本研究預測匯率危機的方法主要是用二元分量迴歸(Binary Regression Quantiles)，此理論基礎與預測方式是使用美國學者Kords (2004)的方法，將分量迴歸運用在應變數為二元的屬質變數上之計量方法。在匯率危機計量模型中，最常使用的模型是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所做的分析，因此本÷究除了使用二元分量模型外，將在套入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並將這三種模型加以比較，且探討匯率危機發生的原因並建立預警變數。而研究資料為十七個發展中的國家，研究時間為1981~2004年。 本研究發現由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中，兩模型的所預測匯率危機指標大都一致，包括有進口比例、GDP成長率、銀行外債/GDP。而且發現由二元分量回歸模型中，匯率危機預警指標有出口/GDP、貿易條件、海外直接投資/GDP、國際熱錢流入/GDP、銀行存款、GDP成長率、貪污指數，短期外債/全部外債。

殖利率曲線為描述零息債卷的殖利率與其到期日間之關係，一般來說其形狀應為正斜率，而一旦殖利率曲線反轉而呈現負斜率時，許多人將之解讀為未來經濟即將走弱的訊號。本論文主要是以Probit Model呈現期間利差與重貼現率的預測能力，並將結果區分為樣本內與樣本外呈現。實證結果發現，與國外文獻比較起來，台灣殖利率曲線斜率捕捉景氣蕭條的能力遜色許多，可能與兩國在經濟體質或是央行政策執行依據上的不同有關。而相較於殖利率曲線的斜率，重貼現率對於台灣景氣的影響更為明顯，顯示出台灣的經濟深受央行政策影響。而不論是在樣本內或樣本外的結果方面，皆顯示期間利差搭配重貼現率的預測能力會較只有期間利差單一解釋變數時來的好。

本研究係針對台灣股票市場中新上市與現金增資普通股配售方式的選定及其和中長期績效之關聯做探討，研究議題如下： (1) 探討發行公司營運風險對配售方式選定的影響 參酌國內外相關研究，選定可能反應公司營運風險及攸關配售方式選定的因子為自變數，使用複迴歸的方式進行檢定，找出對於集中市場發行個案配售方式的選定具有顯著影響能力的因子。 (2) 比較採用不同配售方式對於發行折價之影響，分組計算各種配售方式之發行折價程度 本研究分組比較以原有股份公開承銷的新上市發行股份其銷價與新股上市後至停止上漲（下跌）日價格的變動百分比，檢定採用不同配售方式對於發行折價之影響。 (3) 驗證發行公司配售方式的決策是否極大化股東財富 採用 Probit 模型來消除自我選擇性偏誤(Self-Selection Biases)，估算以原有股份公開承銷的新上市發行公司，於理論上改採另一配售方式時，其發行折價的變化情形。 (4) 檢定採用不同配銷方式的新上市普通股，其中長期績效的表現是否有所差異 於計算相對財富指標及平均報酬率後，比較採不同配售方式的新上市股與市場加權股價指數的相對績效表現是否有所差異，並檢定採特定方式的新上市股是否有績效低落的現象，或是特殊的價格變化趨勢，以為投資人、發行公司及承銷商相關決策之參考。 藉由分組討論發行公司所採行的配售方式與中長期股價行為的關聯，可以檢定各種配售方式其承銷價格訂定的適當性及該訊息因子（採行的配售方式）對於中長期價格行為推估的參考價值，所獲致的結論亦可提供投資人豐富的決策意涵。因為： 1.以投資人的角度而言，中長期價格表現的掌握，或許能提供賺取報酬的積極交易機會。 2.長期之下，如果初次公開發行的股價變化程度很大，意味著發行公司掌握「機會窗」(Opportunity Windows)的發行時機。 3.公司募集權益資金的成本與投資人交易成本、實際獲得的報酬皆有關聯，投資人所獲得的報酬越低，代表著公司資金成本越低。 4.藉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投資人可以特性發行案所採行的配售方式為訊息因子，依其採行的配售方式推論發行公司的營運風險及特質。 實證結果發現，台灣證券交易所現金增資及新上市發行案的配售方式選定與發行公司經營風險的關連並不顯著，有顯著關連者為發行規模及發行時市況兩因素。但資訊不對稱程度相對較高的現金增資案發行公司，其配售方式選定受公司風險影響假說獲得支持。 採競價拍賣配售方式之新上市發行公司，在配售方式的選定上不存在選擇性偏誤的現象，亦即經營當局對於配售方式的選擇符合極大化股東財務原則，符合本研究臆測。而採公開申購配售方式之新上市股存在未追求極大化股東財富的反功能決策現象，但其成因並不若本研究之推論為內部人持股比例過低所造成。 採行公開申購方式的發行公司其 180 交易天、270 交易天、360 交易天期的相對財富指標平均數及中位數皆優於採行競價拍賣的公司。僅考量新上市電子類股的中長期股價績效結果，其 180 交易天、270 交易天期的相對財富指標平均數及中位數皆顯著優於採行競價拍賣的公司，360 交易天期的相對財富指標則無顯著差異。

兩岸三地企業為因應國際化之挑戰，因此對海外籌資產生一定之需求，而海外募集資金的管道中，又以美國存託憑證廣受兩岸三地企業之喜愛，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為了解不同類別之美國存託憑證之優缺點，並研究兩岸三地企業對於發行美國存託憑證不同類別之選擇，是否因不同需求而有不同偏好。 本研究以Probit 模型為研究模型，對1989年至2006年01月兩岸三地企業發行之美國存託憑證作實證分析。以是否募集資金、會計準則之規定、資訊揭露成本等特性為影響變數，以瞭解企業選擇不同美國存託憑證之決策因素。 依研究結果分析與歸納，兩岸三地企業依自己本身不同的企業需求與當地資本市場特性，對發行不同的美國存託憑證，因存託憑證的特性，而有不同之偏好；而其偏好之顯著性主要集中在「資金募集」、「發行新股」及「發行成本」。

本研究的樣本資料來自2006年台灣地區第二次產業創新調查，以及後續追蹤調查所建立的資料庫。主要目的為探討政府資助廠商進行創新活動的政策，對於廠商的附加性程度。 在變數的選擇上，本研究以「在民國97-98年獲得政府資助」作為應變數，而以廠商創新能力、廠商技術來源以及前期（民國93-95年）是否曾獲得政府資助，作為本研究的三構面。本研究的分析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利用Probit迴歸模型，分析三個構面與政府資助之間的相關性，第二階段則是使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廠商在無政府資助情況下，對於其創新活動的因應措施。結合兩階段分析結果，定義出四種典型的情境。 實證結果發現： （1）廠商規模愈大、創新能力愈強、技術來源為自行研發或取得外部知識，具以上特質的廠商，與獲得政府資助具正向關係，且廠商規模對於獲得資助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在無政府資助的情況下，具有以上四種特性的廠商較不會改變其創新活動的行為，因此資助政策之附加性低，屬於情境3：所補非人的情況。 （2）技術來源為購買機器設備則與獲得政府資助具有正向關係，當無政府資助時，會「選擇風險較低的創新活動」。代表政府資助對於此類型廠商具有附加性，屬於情境1：雪中送炭的情況。 （3）委外研發對於獲得政府資助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且當無政府資助時，廠商不會「照原訂計畫進行創新活動」，因此資助政策能為此類廠商帶來較高的附加性，屬於情境4：嗷嗷待「補」的情形。 （4）前期獲得政府資助對於後期獲得政府資助並無顯著正向影響。而廠商在無政府資助時，較可能會改變其創新活動的行為，尤其對「縮小創新活動的資金規模」的選項為顯著正相關，因此政府資助對於此類型廠商存在附加性。 本研究著重於廠商成本面的考量，來詮釋補助政策之附加性，然而若要依此制定政策方向，僅以附加性為依據將顯得不足，為此，本研究最後依據建立的架構與實證模型結果，提出若干後續研究方向的建議。 / The study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additionality of government subsidy on firms’ innovation activities.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funding and private R&D input and output, but no consensus were made. Using a sample of 581 observations in the database of Taiwa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rveyⅡ, the study contains a two-stage analysis. First, the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whether a firm gaining government subsidy in 2008-2009 or not".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clude firm size, innovation capacity, technology sources and subsidy history. In the second stage, we used the counterfactual scenario about what could happen if there existed no government-sponsored programs intervention. Firms could choose from four alternatives:1. Abandoning innovative activities. 2. Choosing projects which contain lower risk. 3. Downsizing the scale of capital and 4.Keeping the same project. If firms choose the first one, then the additionality of government subsidy is the highest. If firms choose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one, then the additionality is in the middle. If firms choose the fourth one, then the additionality is the lowest. In this stage, the 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 is us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irm size and gaining government subsidy,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outsourcing R&D and gaining government subsidy. In the second stage, we find that subsidy toward the firms which "outsourcing R&D and "purchasing machines" have the highest additionality. Besides, subsidy toward firms which received subsidy in 2004-2006 has median additionality.

本文使用具有事前訊息的領先指標與期間利差作為預測變數,根據不同利差與落後期選擇的 Probit 模型,利用遞迴的方式預測景氣轉折點發生機率,並進一步將個別預測結果進行組合,試圖找出能降低不確定性且優於個別預測結果的方法。實證結果發現,使用 Diebold and Mariano 檢定的預測包容法為其中最優的組合方法,無論是轉折點訊號或預測誤差都能優於半數以上的個別預測。此外,本文亦估計即期景氣轉折點的發生機率,根據模型的估計結果推斷,自 2012 年 2 月至 2015 年 3 月為止,景氣仍處於擴張階段。

本文以流行病學法探討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影響之研究，主要有3個研究重點： 　　1.採用probit模型分析空氣污染物造成的慢性與急性健康效果：實證結果發現懸浮微粒及二氧化硫對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與氣喘三種慢性病組合之罹患，有顯著的正向效果；懸浮微粒、臭氧及PSI對15種急性病症組合有顯著的促發作用。 　　2.運用兩階段估計法，將急性計量反應函數中之慢性疾病變數內生化：估計結果顯示懸浮微粒、臭氧及PSI對急性病症仍有顯著的促發作用，而慢性疾病變數之顯著性則大幅提高。急性健康效益的估計顯示，如果沒有將慢性疾病變數內生化，可能會造成效益的低估。 　　3.利用隨機效果模型分析急性panel資料：此部分以Limdep軟體進行估計，結果發現懸浮微粒、臭氧及PSI對急性病症亦有顯著的促發作用，抽煙、運動、所得與工作或學校環境有無污染等解釋變數則不顯著，與前述研究之結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