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汽車產業產銷規模世界第一，其市場後續發展依舊看好，然中國大陸汽車市場發展仍不離國家宏觀調控與地方政府政策效果影響。 本研究以中國大陸汽車產業作為觀察對象，剖析產業內國有集團與外資合資模式的特殊現象，希冀找出國有合資集團於市場運作的最佳發展抉擇。本研究根據路徑依賴視角，關注國有合資集團面對的國家產業政策、中央－地方關係、行政管理體制差異與企業人事。另一方面根據市場競爭視角，關注國有合資集團於市場之投放產品戰略、內部技術合作關係以及企業組織型態之趨同。 本研究發現中國汽車產業內國有合資集團面對之制度環境、產業政策、人事調度等非市場因素仍被改革開放以來的路徑依賴所致的「制度慣性」牽絆，而「一手托兩家」合資模式即是國有企業－外資－政府三方博奕有限理性之下的最佳抉擇。

中國經濟發展飛快，引領中國經濟實力朝向全球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經濟體等經濟殊榮，絢麗的物質成長帶給人們更為便利的生活，但另一方面重視第二級產業的後果，促使中國自然環境走向難以恢復的局面，因此本研究以「水」作為切入點，深入解構中國湖泊治理樣貌。政府、市場、社會相互合作的模式在中國並不適用，中國市場和社會力量均由政府力量把持，故欲探討治理場域中的化學變化，必須將焦點關注於政府互動；然以「人治」為特色的中國政府組織，在面對GDP成長緩慢的環保政策時，通常趨向不會將其置於政策抉擇之首，造成環境污染日愈嚴重。湖泊因地理屬性使然，體現為單省市和多省市的治理差別，這類跨省議題因官員任職期間大量尋求經濟動能開發，讓環境治理之中存有利益可圖，此時以「共謀現象」解析地方政府官員行為動機，探究其對於跨省議題是否存有不同的影響，並以「中央因素」作為外部效應觀察央地關係互動，從有無中央介入看出其如何影響治理場域，透過此兩因素相互雜揉，應可尋求較為真實的治理狀態。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理論之發展在面對1980年代的西方民主國家出現解釋困境，但對於非民主、封閉的中共政體卻仍有著高度適用性──以中央政治局委員會每五年換屆為一輪之固定循環現象。惟，該理論過度將央地政治菁英分割為兩個獨立群體，忽略央地政治菁英間非正式政治關係的影響，以致無法解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緊縮年為何能有高經濟發展之特例地區存在。 本文結合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晉升錦標賽與政治關係等理論，以1992-2011年之景氣循環緊縮年（1994、1999、2004、2009）為觀察對象，分析政治局常委與省（市）委書記間之非正式政治關係對於地方GDP成長率表現的影響。迴歸模型實證結果發現，央地領導人間非正式政治關係之存在與否與強烈程度，對於當地GDP成長率之表現具有高度顯著的正向影響力。 此外，透過相關性分析與迴歸模型亦發現，政治局常委對有非正式政治關係之省（市）委書記會另外給予經濟支援，且支援手段會隨常委換屆有所不同，例如江澤民傾向使用中央貸款、胡錦濤使用專項支出支援地方經濟發展。

中越邊境貿易的歷史淵遠流長，牽涉層面亦非單一經濟層面，而是涉及多元面向。本研究使用「地方威權主義」（Local Authoritarianism）的視角探討在廣西邊境貿易的發展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期望能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廣西政府在中越邊境貿易中的定位。本研究認為邊境省區因其地理位置讓其有一定的特殊性，在邊境貿易的發展上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性並可參與和影響中央政府的決策，讓中央政府產出對於有利於該省區發展的政策與法規。在實證方面本研究採用廣西為研究案例，選擇原因是廣西為中國西南地區中邊貿對象較為單純、發展狀況較良好的省區且目前台灣學界對廣西邊境貿易的研究較少。本研究使用文獻分析、田野調查與訪談法來研究之，同時亦發現邊境貿易的興衰受到國內政經因素與兩國關係變化的影響並且中央政府對於邊境貿易的發展依然握有一定的主導權。 本研究的發現可從歷史、制度、地方威權主義三大部分論述。首先，歷史部分因為政府與民眾對於邊境貿易的需求以及中越和平發展的時間多於衝突的時間，讓中越邊境貿易的發展是日趨繁盛，邊境貿易對於地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故地方政府十分重視邊境貿易的發展。其次，制度部分發現中央與廣西政府對邊境貿易發展都給予許多支持並頒布相關法規與政策，並在法規與政策層面有許多的合作。全國層級的法規與政策對於邊境貿易發展有很大影響力，例如：為規範邊境貿易的失序所頒佈的法規與政策，極大影響了日後邊境貿易的發展。最後，地方威權主義部分發現「地方威權主義」對於廣西在中越邊境貿易中的角色有一定的解釋力，廣西政府在邊境貿易的發展中有一定的自主性且在發展邊境貿易上會採取與中央政府協作的模式，以期讓廣西能獲得更多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