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理論與實證方法的發展，人力資本報酬的異質性已被國內外學者所重視，因此，本論文採取將人力資本視為異質性的觀點，首先以分量迴歸模型估計不同工資分配下教育的邊際報酬率，呈現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工資水準下的異質性，並進一步探討台灣地區工資不均的成因。實證結果發現，若增加對教育的投資將有助於降低勞動市場的工資不均度，而工作經驗的累積則將會擴大工資的不均度。此外，若增加勞動市場高教育程度與(或)女性工作者的比例，將有助於改善工資的不均度，但若勞動市場上高經驗年數之工作者所占的比例愈高，則對工資不均度將有不利的影響。 而為了避免因選擇橫斷面資料分析時所可能產生的偏誤與不一致，本論文以年群世代的資料進一步描述學校教育品質的時間變化，體現教育的品質與內涵。發現過去較年長世代所接受之教育的效果，乃在於加強個人的能力，深化個人專業能力進而表現在工資水準上。而年輕世代所接受之現代教育的效果，則在於補足個人能力的不足之處，表示在年輕的世代中，教育乃做為培養多元或多樣化能力的途徑，彌補先天能力的異質性，更突顯教育於二十一世紀之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 另外，本論文並考慮人力資本投資的內生性，以工具變數法呈現特殊群組的異質性教育報酬率，並解決可能產生的內生性偏誤估計。結果發現，以工具變數法所估計教育報酬率，均高於傳統OLS所估計的教育報酬率。且透過不同工具變數的選擇與結合，經由多重判斷標準，可得到對平均教育報酬率較有效的一致性估計。我們發現男性與女性教育報酬率分別為5.97%與14.69%，顯示傳統OLS估計的女性教育報酬率存在嚴重的低估現象。 最後以異質性教育報酬率模型估計個人教育決策的選擇結果所造成之異質性教育報酬率。估計的結果發現，若忽略異質性與選擇偏誤的重要性，將導致估計參數的偏差與不一致。而由邊際處置效果MTE曲線發現，愈有可能進入大學就讀的人，有愈高的教育報酬，顯示勞動市場存在比較利益，而遞減的MTE曲線更進一步指明，樣本在教育選擇過程中存在未觀測到的異質性，也更確切地顯示勞動市場中人力資本的異質性與比較利益原則的存在。

本文的主要目的係探究各國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的出口貿易比較利益型態，在因素秉賦與環境政策隨著時間改變的前後十四年間是否有變動；環境因素稟賦是否可以解釋一國為何發展該種污染性質的出口產業型態；高污染性產業外移是否因為環境稟賦不同所造成。由於廣義環境因素稟賦的相關資料在收集與數量化上常遇到困難，所以過去有關環境因素稟賦對一國出口貿易產業型態影響的實證文獻非常少。針對上述所面對的的困難，本文嘗試以國際貿易理論中有關比較利益的模型，在加入環境因素稟賦等相關變數後，對一國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的出口產業型態之發展有無影響？而環境因素稟賦隨著時間的演進，對該國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的出口產業比較利益型態之影響程度為何？以檢定一國之出口產業比較利益型態的發展趨勢與環境因素稟賦之間的互動關係。茲將本文的研究步驟與結論分述如下： 　　（一）研究步驟 　　　　1.為了求得世界主要出口國家整體製造業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產業性質之出口比較利益型態，乃運用Ralassa所提出的「A 'Stage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分析模型做為基本架構，將該分析模型內之第一階段迴歸估計式內以資本密集度定義的解釋變數，改為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的解釋變數，以檢定上述各國的出口產業比較利益型態。另為分析各國出口產業比較利益的發展趨勢，乃以1976年、1987年、1990年等三個年度、十四年間的資料，分別求得各國該年度的出口產業比較利益型態為何種污染密集程度的產業。並將各主要出口國家按已開發國家、亞洲新興國家、中南美洲國家等三大分類，重新歸類其貿易型態與發展趨勢。 　　　　2.在上述模型架構下的第二階段迴歸估計式中，以第一階段所得的參數值為被解釋變數（即各國以污染密集度定義的產業型態參數估計值），再以各國廣義的環境因素稟賦為解釋變數（除了原有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外，分別加入環保政策變數、自然資源因素稟賦、自然環境因素稟賦與廣義的環境因素稟賦等做為其他項的生產因素稟賦），檢定環保政策變數與該三類的因素稟賦對各國所發展的比較利益產業型態的關聯性。另外配合1976年、1987年、1990年等三年度的資料，觀察環境因素稟賦隨著時間的變遷，是否對該國的出口產業比較利益型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3.在有關產業外移的問題中，以經濟部投審會核准的國人赴海外投資之資料，以分區分業分年的統計結果分析台灣的高污染性質製造業是否有外移的趨勢。 　　（二）研究結論 　　　　1.各國的出口比較利益型態，除了中南美洲與少數國家外，OECD國家及亞洲各國整體製造業的出口比較利益型態，在最近十四年間的變化，並無明顯的改變。 　　　　2.環保法規政策變數對各國出口比較利益型態之影響並無實證統計上的顯著性，無法判定其對高污染密集度產業之出口比較利益會有何種影響。 　　　　3.在觀察未加入環保政策變數的第二階段迴歸分析中，首先該階段迴歸式內的解釋變數分成三類。在第一類自然資源因素稟賦中，只有石油礦產具有正相關與統計上顯著性的特性。而其他各種礦產，除了煤礦產具有負相關與統計上顯著性的特徵外，雖然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但其迴歸係數仍為正相關。故基本上，該國如富有污染密集較高的礦產類生產因素，則對輸出該礦產所製造的產業，具有相對的比較利益。而第二類的自然環境因素稟賦，除了空氣污染程度的虛擬變數具有與本文假設的負相關特性及統計上的顯著性外，其他的自然因素稟賦包括降雨量、森林面積比例等並非是良好的解釋變數。第三類的廣義環境因素稟賦，除了教有程度一項在三個檢定年度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且正負相關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外，其他各迴歸係數或有統計上不顯著的缺點，但其趨向與本文假設的相關方向呈現一致。原則土是可以解釋該國為何發展某種污染密集程度的產業，尤其是在都市化程度、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兩項。另從三個檢定年度的迴歸係數觀之，其間的變化雖然不大，但是某些環境因素稟賦對一國出口貿易比較利益型態的影響，卻與日俱增（例如：每人國內生產毛額、都市化程度、空氣污染程度）。 　　　　4.根據外國文獻所整理收集的資料顯示，產業外移受到許多因素影響，而環境因素稟賦所造成約比較利益型態差異或環境政策之鬆緊不同祇是其原因之一。本文以經濟部投審會的資料所做的分析顯示，在1988年後，國人投資於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四國的高污染密集產業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而在1991年方有統計資料的大陸地區投資，也同時顯示投資於該產業的金額與比例有遞增的趨勢。故純由數據顯示，從短期的觀點而言，高污染密集的產業確實有外移的現象，但是否表示因為近年來環保法規採高標準的緣故，仍值得更長期的觀察。

日本為東北亞地區的主要國家，自二次大戰後受限於和平憲法規定，被迫禁止硬權力的發展；為求國力發展，日本以戰後重建、恢復經濟、繁榮富裕的和平原則，成為經濟大國。而日本海外直接投資（FDI）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所佔比例極重，不僅對日本經濟發展貢獻良多，在日本對外關係中也扮演重要角色；透過海外的大量投資、專業技術的把持，使得日本在國際關係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80年代末東亞地區盛行的雁行模式，便是由日本海外企業投資所主導。 日本在國際關係上，向來為美國最重要也最忠實的伙伴；缺乏自衛武力的日本，在冷戰背景下，受到美國核傘的保護，並於國際事務上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並以此原則確立冷戰時期日美外交事務的基軸。在吉田主義的指導原則下，日本致力於經濟復甦，而美國則扶持日本作為其戰略伙伴、大力支持日本經濟發展，並開放美國市場，協助日本產品進入美國。 隨著日本經濟日漸發展，日美貿易產生順差，而後發展為日美貿易摩擦，最後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於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逼迫日幣升值；受到匯率的影響，日圓不斷升值，在1985年至1996年間，日幣對美圓的比例由250：1遽升為87：1。日幣的升值固然在國際上削弱日本產品的競爭力，但美元的相對貶值，卻造成日本的資本輸出熱潮。從1986年至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資總額達40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輸出國。1985年後，日商公司開始大量購買美國企業，或在美國開設工廠，日商公司的瘋狂收購行動，也引起美國民眾的恐慌。而此時期的日本企業因缺乏海外投資經驗，在資訊不明、非理性決策模式下大量收購收購美國資產，導致日商在期貨、地產等行業的損失慘重。 本文將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研究範圍設定在1994年至2007年，主要是因為此時期的FDI不同於80年代末期的日本對美投資；不同於以往海外投資失敗的經驗，日本企業將國內失去比較利益的產業外移至其他工資低廉、生產成本較低的開發中國家，為貿易取向的海外投資。而日商企業至歐美等先進國家的投資，則是著眼於當地市場，為市場導向投資。隨著不同時期重大事件的發生，日商企業微調自己在全球佈局的戰略方向：NAFTA的成立，促使日本跨國公司加快前往墨西哥投資的腳步、亞洲金融風暴雖然重創該區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但卻增強亞洲產品的競爭力，鑑於對亞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潛力與未來市場發展，日商企業依舊苦撐在此地區的生產據點、中國低廉的勞工成本則是吸引日商投資，造成熱潮、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工資相對於越南、印度提高，使得日商企業思考中國以外的投資熱點、由於印度等金磚四國的崛起，日商的投資觸角也延伸至南亞地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日本的海外投資已不再是單向行為，不僅影響與地主國間的經貿關係，也牽動著第三國的貿易活動：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佔中美貿易順差絕大比例，透過對中國直接投資，將產品出口至美國，日商企業藉著中國的低廉工資降低生產成本，也縮減日美貿易順差，將此缺口部分轉移至中美順差。產品所標示的「中國製造」標籤，只能說明產品的最後製造地為中國，但生產資本投入、中間財與獲利企業可能是來自於不同國家。 2008年自美國掀起之世界金融海嘯，較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IT產業泡沫化更加嚴重，普遍造成全球國家景氣衰退、企業獲利短缺，在一片悲觀的氛圍下，仍有日商企業於海外投資活動中獲利。這些企業與眾不同的地方，正是在金融海嘯下生存的關鍵；日商企業的研發能力與不斷求新、求進步的活力，更是台灣企業值得借鏡的地方。 關鍵詞：海外直接投資（FDI）、兼併（M＆A）、跨國公司、比較利益、貿易與投資的替代效應。

2009年中國大陸正式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顯示中國大陸在國際貿易市場的重要地位，而天津市以16.4%經濟成長速度成為2011 年中國大陸各省區中，經濟增長最快速的城市。同時，也為英國《經濟學人智庫》2012年公布全球最具經濟競爭力城市。中國大陸傳統產業升級，天津市經濟轉型成功，以及天津市具有沿海的外貿地緣及資源優勢，外貿帶動經濟發展前景不容小覷。 本研究針對天津市外貿及觀察各類出口產品結構變化，以SITC國際貿易標準分類，以顯著性比較利益法及波士頓矩陣分析，探討天津市各項出口產品的比較利益分析。 此外，本研究利用實證模型分析影響天津整體出口額之因素中，將各項自變數分類為要素因素、外部拉動因素以及金融因素之三大影響因素，研究方法先以進行單根檢定（unit-root test），確定變數資料成為定態(stationary)，再以迴歸分析方式，藉此檢驗各項變數與天津外貿之間因果關係為何。 / China overtaken Germany as the world's top merchandise exporter in 2009 from WTO data, demonstrates trade status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et. Tianjin posted the fastest growth rates of 16.4 percent among the provinces in China in 2011 as well as ranked as top city in 2012 of economic strength in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by EIU. Trad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China transformed the impetus of foreign trade successfully bringing economy prospects in Tianjin with superiority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The research utilized RCA and BCG analysis to observe significanc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each kind of Tianjin’s export products classified by SITC international trade standard method. Moreover, the research selected several affects factors categorized as fundamental element、global propelling and financial factor to examine each variable would be influential and the relation on foreign trade in Tianjin by regression analysis.

國際經濟學者長期使用比較利益或規模經濟模型討論貿易問題，決定貿易型態及貿易 利得，但是卻忽略了某些命題的動態本質，例如技術進步在長期下會改變比較利益， 以及貿易政策及經濟成長的關係(Grossman & Helpman1988)，此乃近年來動態貿易理 論逐漸為人重視的原因，應用最適動態模型來處理這些新問題，較能了解其動員態調 整過程，本文的動機便是利用跨期性動態模型探討技術進步，在長期對經常帳，資本 累積的沖擊效果，是否能獲得與靜態貿易理論不同的內涵，及結論。 利用最適動態模型來分析經常帳及資本累積理論，根據其時間的界定可分為三類 (1) 兩期模型(Two-Period Model)(2) 跨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3) 無 限期模型(Infinite-horizon Model)，此三類模型對此主題之研究是非常混亂旦不完 整，不同的模型會有不同的結論，本文所採用的模型乃第 (3)種，其主要依據為Abel & Blanchard(1983) 的單部門投資與儲蓄模型延伸為一個可以涵蓋兩部門的小型開放 經濟模型，試建立一個無限期動態化的兩部門小型開放國家的模型，本模型的特點在 於利用一個收益函數r(p,k,Q)取代了Abel & Blanchard的單部門生產函數f(k)，代表 一般化的兩部門生產架構來探討資本累積和經常帳的動態調整，利用及所沒有探討的 特性 (Dixit & Norman 1980)，我們可以探討文獻上所探討及所沒有探討的，有關技 術進步對資本存量及經常帳的影 。

本論文主要由兩篇文章所組成，探討有關跨國購併活動中目標公司的選擇，以及聯貸市場中參貸銀行的選擇。第一部份旨在分析市場集中程度與跨國購併在垂直相關產業的議題。Beladi, Chakrabarti and Marjit (2013)建立一般均衡寡佔模型，連結當地國的市場競爭力和跨國購併在垂直相關產業的論點。他們模型認為當地國家的垂直整合程度會改變國外主併者策略優勢。我們使用1990年至2012年涵蓋86個國家，之全球購併活動案件，我們衡量當地國家的市場競爭與垂直整合程度，呈現當地國家前期的市場競爭力將會誘發國外市場主併者進入，以垂直購併的方式購併當地國家之目標公司。本研究結果提供了實證性的結果來支持過去理論之發現，認為產業的集中程度會影響跨國購併。 本論文的第二部份，在研究知識技能互補和銀行商譽在參貸銀行的選擇，觀察主貸銀行該如何選擇參貸銀行之決策分析。延伸Diamond (1991)的商譽建立假說，透過主貸銀行本身的特性因子與工作經驗，來探討主貸銀行選擇參貸銀行的誘因動機。研究結果發現，當主貸銀行具有較高的自身商譽佳、經營及投資具效率性、內部監理機制較佳、且市場經驗較為豐富時，會誘使主貸銀行減少對高商譽參貸銀行的需求。呈現知識技能互補的現象於主貸銀行選擇參貸銀行的決策。本研究結果可提供我們對聯貸銀行團商譽互補現象及分析。 / Two essays are compri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to study on choices of target firms in cross-border M&As and choices of participant banks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 In the first essay,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a vertically related industry,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cross-border M&A. Beladi, Chakrabarti and Marjit (2013) present an oligopoly in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o identify the linkages between loc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ross-border mergers in a vertically related industry. Their model predicts that a vertical integration at home changes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for foreign acquirers. Using firm-level data from 86 countries between 1990 and 2012, we calculate proxies for local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how that lower (higher) pre-merger local competition at home country will increase (decrease) mergers between a foreign firm and a vertically integrated home firm.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s for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industry concentration on the decisions of cross-border M&A. In the second essay,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complementarities and bank reputation on participant banks choices, we focus on the decision of lead arrangers on participant bank choices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 We extend reputation building theory (Diamond, 1991) and model the lead arranger’s partner choice problem through the effect of self-related and task-related factors. Our paper show that when lead arrangers have higher reputation,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market experience, lead arrangers tend to choose less reputable partners. These results help to explain how lead arrangers, through their partner selection decisions, manage the reputation pool among banks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