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目的，第二節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日本海外直接投資誘因分析：第一節海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分析，第二節在中韓 兩國海外直接投資論的適用性，第三節在中韓兩國日本的投資動機。 第三章日本海外直接投資之現況：第一節日本海外直接投資之概況，第二節日本對開 發性國家海外直接投資的特性，第三節中韓兩國對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態度。 第四章日本海外直接投資對中韓兩國經濟的影響：第一節在技術移轉方面的影響，第 二節在貿易與外匯方面的影響，第三節在就業及工資方面的影響，第四節其他方面的 利弊。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自2011年以來，中國大陸的房地產企業陸續出現向海外其他國家擴張的現象，在短短兩三年中，有十餘家企業在海外收購、開發房地產建案。因為房地產產品不可移動的特性，為這一國際化策略增加了更多的複雜性，而該策略的動機、過程及結果也引起了高度關注。 本文以中國廣東的碧桂園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研究個案，試圖探討自2010年以來碧桂園的國際化策略，並對其能夠取得階段性成功的原因進行分析。選擇碧桂園作為研究案例的原因有三：其一，近年來碧桂園的業績擴張十分驚人，以營業收入來看已經保持全國前三的位置，其策略行為受到高度關注；其二，碧桂園對國際化抱有相當認真的態度，相對一些大型房企的試水行為，碧桂園希望未來海外事業可以真正成為其事業的一部分；其三，碧桂園在馬來西亞的建案「森林城市」從規模、影響力和商業模式來看，具有高度的獨特性，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對於碧桂園的研究，本文結合Dunning的OLI理論，從其國內事業發展、商業模式開始，探討至在國外事業的發展過程中，碧桂園如何在海外複製其特有的優勢能力、選定海外市場等方面；同時，也對碧桂園的國際化在未來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風險進行討論。 本文完成於中國房地產企業國際化階段的初期，這一趨勢是否會上升、該產業行為是否能長期成功，都尚且處於未知；希望本文所描述的觀察及研究，會為未來更長遠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礎性資料。

已開發國家有關海外直接投資活動的研究，自1960年代國際間海外直接投資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才告展開。開發中國家的相關研究則在1980年代後期才開始，但仍屬少數。台灣地區的海外直接投資活動是從1980年代中期，投資環境惡化，生產成本上升後大量湧現。 　　本研究參酌Aharoni (1966)的投資決策階段，修正Larimo (1995)的決策過程模型，從行為學派的觀點來研究台商海外直接投資決策過程。經過八個個案的深入訪談，發現台商海外直接投資決策過程與行為學派過去結論相同者有下列四點： 　　一、投資動機為多重目的。 　　二、投資決策採可接受的原則。 　　三、實際決策時採單一去或不去的抉擇。 　　四、決策環境為動態，且非完全資訊下的理性抉擇過程。 　　而針對台灣廠商在海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特色，則有下列兩點： 　　一、台商會策略性的運用合資夥伴促使投資案的順利進行。 　　二、母國政府政策在初步評估時對台商會有影響，但決策結果仍依實際效益而定。 　　在台商海外直接投資所遭遇到的跨文化管理上，本研究採Adler(1983)提出的Synergistic Research跨文化管理研究方法。實證發現，台商的跨文化管理問題多集中在人力資源管理問題上，這些問題可歸納為下列三類： 　　一、語言不同產生的溝通問題。 　　二、外派人員與當地合夥人或幹部相處合作問題。 　　三、民族性或文化差異造成政策推行的失效或差距。 　　台灣廠商在適應跨文化管理問題的過程及因應作為如下： 　　首先為了避免因與投資地主國文化不同而可能產生的管理問題，曾遭遇過跨文化管理問題的台商，會將文化差異程度列為選擇投資地主國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跨文化管理作為上，海外初期營運是移植台灣母公司做法並因當地法規而略微修改。至於在當地勞工的管理上，則採「以夷制夷」方式，避免台籍幹部直接面對第一線的員工所可能因文化差異產生的管理問題。 　　在跨文化管理策略的形成上，台商目前傾向採本土化的「因地制宜」策略，並未有具體成形的「全球一致」策略。在適應過程中，台商會由文化衝突的經驗中學習，逐步修正其管理模式以配合雙方需求，並用於日後的投資案上。

自民國76年起，國內環境急速地變化，使得廠商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為了因應此一環境的變化，廠商乃紛紛地向外尋求投資機會，以利其未來的繼續成長。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1.瞭解製造業赴東南亞投資的原因、目的及主要考量因素。2.探討產業別、公司規模與海外投資之相關程度。3.瞭解企業赴海外投資與原生產項目之相關性與比率。4.探討不同風險情況下較可行之海外投資方式。5.瞭解企業赴海外投資所面臨的困難與政府的輔助程度。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台灣製造業有顯著性的傾向於赴東南亞地區進行投資，以利其生產活動之進行，而廠商赴東南亞投資之意願，不會因廠商所處產業之不同，或是公司規模大小而有顯著性之差異。製造業廠商赴東南亞投資之主要原因有：提升競爭能力、市場保衛與拓展、國內投資生產條件不佳、市場開發策略因素、追隨策略，以及降低成本。此一結果亦驗證了Dunning的折衷理論。另一方面，研究結果亦顯示，廠商所處之產業與公司相對規模大小，並不會影響到公司赴東南亞之投資目的，其主要之投資的目的有穩定與降低生產成本（包含降低勞工生產成本、過時之技術移轉，以及穩定供貨來源）以及拓展外貿市場（包括開拓海外新市場，以及創造優惠貿易條件）等兩大主要目的。 　　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尚包括：1.廠商之投資比率亦採漸進的方式，先以小規模低比率投資方式進行投資測試，待資金回收之後，再擴大其投資比率。此一海外投資行為，符合Benito，Gabriel，Geir及Gripsrud等人的經驗理論。2.廠商赴東南亞進行投資，較偏向於投資專案回收期間較短者，而且預期之報酬率有偏高的現象。3.企業界普遍認為接受政府的協助程度偏低。4.企業赴海外投資所面臨的困難主要有當地基礎設施不完善、行政效率低落，索賄風氣興盛、法規不熟悉、缺乏高級技術人才，以及融資條件不佳等五項。5.國內製造廠商大部分採取了合資的方式進行東南亞的投資活動，主要原因在於要規避各種可能發生的風險，尤其是政治風險的考量。

本研究以大陸台商為研究對象，欲了解行銷動態能力、行銷生產力以及地主國市場之潛規則對競爭優勢及績效之影響。本研究以行銷動態能力為出發點，探究企業欲創造競爭優勢及績效所應考量之中介變數，以及當企業在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時，所面臨之環境所帶來之調節效果，來建立本研究整體架構。由於研究對象為大陸台商，為提升問卷回收效率及效果，本研究樣本架構採用便利抽樣及滾雪球之方式， 主要發放對象為大陸台商高階經理人，涵蓋國立政治大學台商班、EMBA班、校友會、研究人員相關人脈，整體回收對象擴及製造業及服務業，總回收份數為67份，扣除填答不完全者，有效問卷共63份。本研究以成對樣本t檢定及迴歸模型驗證假說，研究結果發現行銷生產力在研究架構中具有重要中介意義，行銷動態能力不僅被視為能耐，更能轉化為台商的行銷資產，並且透過行銷資產的投入，愈能有效運用其資產以產出有效果之行銷生產力，愈能提升其競爭優勢與績效，且潛規則的調節效果，更凸顯行銷生產力的重要性，台商應更重視政治利害關係人所帶來的影響並應加以管理，當台商同時能夠愈有效利用潛規則顯性管理工具管理社會-政治利害關係人時，愈能夠強化行銷生產力提升競爭優勢與績效的效果，且政治利害關係人對台商造成經營上的影響程度，顯著高於非政治利害關係人所造成之影響，因此台商應將管理工具資源投入較高比重上放在政治利害關係人之管理上。

日本為東北亞地區的主要國家，自二次大戰後受限於和平憲法規定，被迫禁止硬權力的發展；為求國力發展，日本以戰後重建、恢復經濟、繁榮富裕的和平原則，成為經濟大國。而日本海外直接投資（FDI）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所佔比例極重，不僅對日本經濟發展貢獻良多，在日本對外關係中也扮演重要角色；透過海外的大量投資、專業技術的把持，使得日本在國際關係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80年代末東亞地區盛行的雁行模式，便是由日本海外企業投資所主導。 日本在國際關係上，向來為美國最重要也最忠實的伙伴；缺乏自衛武力的日本，在冷戰背景下，受到美國核傘的保護，並於國際事務上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並以此原則確立冷戰時期日美外交事務的基軸。在吉田主義的指導原則下，日本致力於經濟復甦，而美國則扶持日本作為其戰略伙伴、大力支持日本經濟發展，並開放美國市場，協助日本產品進入美國。 隨著日本經濟日漸發展，日美貿易產生順差，而後發展為日美貿易摩擦，最後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於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逼迫日幣升值；受到匯率的影響，日圓不斷升值，在1985年至1996年間，日幣對美圓的比例由250：1遽升為87：1。日幣的升值固然在國際上削弱日本產品的競爭力，但美元的相對貶值，卻造成日本的資本輸出熱潮。從1986年至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資總額達40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輸出國。1985年後，日商公司開始大量購買美國企業，或在美國開設工廠，日商公司的瘋狂收購行動，也引起美國民眾的恐慌。而此時期的日本企業因缺乏海外投資經驗，在資訊不明、非理性決策模式下大量收購收購美國資產，導致日商在期貨、地產等行業的損失慘重。 本文將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研究範圍設定在1994年至2007年，主要是因為此時期的FDI不同於80年代末期的日本對美投資；不同於以往海外投資失敗的經驗，日本企業將國內失去比較利益的產業外移至其他工資低廉、生產成本較低的開發中國家，為貿易取向的海外投資。而日商企業至歐美等先進國家的投資，則是著眼於當地市場，為市場導向投資。隨著不同時期重大事件的發生，日商企業微調自己在全球佈局的戰略方向：NAFTA的成立，促使日本跨國公司加快前往墨西哥投資的腳步、亞洲金融風暴雖然重創該區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但卻增強亞洲產品的競爭力，鑑於對亞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潛力與未來市場發展，日商企業依舊苦撐在此地區的生產據點、中國低廉的勞工成本則是吸引日商投資，造成熱潮、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工資相對於越南、印度提高，使得日商企業思考中國以外的投資熱點、由於印度等金磚四國的崛起，日商的投資觸角也延伸至南亞地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日本的海外投資已不再是單向行為，不僅影響與地主國間的經貿關係，也牽動著第三國的貿易活動：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佔中美貿易順差絕大比例，透過對中國直接投資，將產品出口至美國，日商企業藉著中國的低廉工資降低生產成本，也縮減日美貿易順差，將此缺口部分轉移至中美順差。產品所標示的「中國製造」標籤，只能說明產品的最後製造地為中國，但生產資本投入、中間財與獲利企業可能是來自於不同國家。 2008年自美國掀起之世界金融海嘯，較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IT產業泡沫化更加嚴重，普遍造成全球國家景氣衰退、企業獲利短缺，在一片悲觀的氛圍下，仍有日商企業於海外投資活動中獲利。這些企業與眾不同的地方，正是在金融海嘯下生存的關鍵；日商企業的研發能力與不斷求新、求進步的活力，更是台灣企業值得借鏡的地方。 關鍵詞：海外直接投資（FDI）、兼併（M＆A）、跨國公司、比較利益、貿易與投資的替代效應。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経済学) / 甲第22967号 / 経博第642号 / 新制||経||297(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経済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椙山 泰生, 准教授 菊谷 達弥, 教授 COLPAN Meziyet Asli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Economic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学位プログラム名: 京都大学大学院思修館 /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総合学術) / 甲第25461号 / 総総博第37号 / 新制||総総||6(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総合生存学館総合生存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関山 健, 教授 IALNAZOVDimiter Savov, 教授 長山 浩章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過去許多學者檢驗過企業在選擇海外進入模式時眾多的考慮因素。其中，學者發現國際經驗確實會影響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選擇，但是只有少數學者探究國際經驗的種類與各種國際經驗對於進入模式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細分企業的國際經驗為地主國經驗、區域經驗、國際化經驗與先前模式經驗，與各種國際經驗對於企業於進入模式的影響。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主要檢驗各類國際經驗對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影響方向與程度是否相同。本研究以東洋經濟新報社內於1995年至2001年對六大區域(東亞、東南亞、南亞、北美自由貿易區、南美洲、歐洲)進行投資的3475家日本企業海外子公司為研究對象，利用二元logistic迴歸模型檢驗四種國際經驗與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並非所有國際經驗對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效果都相同，日本企業地主國經驗與區域經驗越豐富的時候，進入特定地主國與區域時會偏好採用合資事業；擁有越多國際經驗的日本企業則會偏好選擇獨資事業做為進入模式；擁有越多先前模式經驗，當日本企業先前合資事業比例越高時，偏好選擇合資事業做為海外進入模式。

國內上市公司在面臨台幣升值、勞工成本上揚、環保意識抬頭、及勞資糾紛不斷等種種不利因素，為求生存與發展，紛紛移往海外投資。而隨著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國際投資活動在未來全球經濟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將日益重要，台灣企業為了增加國際競爭力，赴外投資乃時勢所趨。關於企業海外投資對股東財富的影響，過去國內的研究均只著重於報酬的衡量，並未曾對風險面加以探討。此研究則進一步探討海外投資事件前後的風險變化情形，以考慮風險變化之研究方法進行實證研究，並比較不同投資型態及投資地區對股東財富的影響是否不同。 　　實證結果顯示，海外投資事件前後，因受整體股市影響，投資人所面臨的投資環境已經改變，承受的風險程度也會因此不同。就個別股票而言，大多數樣本事件前後的股票報酬變異也確實產生改變。所以傳統事件研究法假定事件期間的風險與估計期一樣，顯然並不適宜。 　　本研究採用修正後的事件研究法進行檢定，結果發現，上市公司從事海外直接投資的消息對股東財富會有正向但並不顯著的影響效果。不同投資地區對股東財富的影響並無明顯差異，但股市對不同投資型態的反應則有所不同，對企業以獨資方式進行投資的反應優於購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