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本文之結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外有關之文獻：（一）自管理會計觀點進行之研究；（二）數量方法之應 用；（三）自經濟理論觀點探討之研究。 第二節 國內有關之文獻；（一）自法律觀點探討之研究；（二）自管理會計觀點探 討之研究。 第三節 有關之實證研究 第四節 本章彙述 第三章 理論模型 第一節 由國內母公司生產最終產品移轉給國外子公司銷售。 第二節 由國內母公司生產中間產品移轉給國外子公司，再由子公司力加工成最終產 品再銷售。 第三節 結語 第四章 實證研究 第一節 實證模型之導引，即利用上一章之理論架構導出實證模型。 第二節 將第一節之實證模型再加以擴充。 第三節 對實證資料之來源加以說明。 第四節 迴歸分析而得之實證研究結果。 第五節 對實證所得之結果加以檢討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在導論申首先就跨國公司的出現及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成長和變化情形作一描述，同時說明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對跨國公司所具有的意義以及中共所面臨的挑戰。其後，將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人對外國資本的看法和立場作一比較，並參酌中共官員以及學者們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見解，說明中共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所遵循的指導原則及方針。 在第二章中首先闡述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爾後列舉國際組織、西方學術界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界定，並比較中共有關跨國公司的不同定義以釐清本文的研究對象。其次，本文所採取的「議題與政策」研究途徑，乃是結合政治學中政策途徑的政策分析和議題中心研究途徑，針對某些仍存有爭議或討論空間的經濟議題，說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可能或已經產生的負面影響，並按時間向度，有系統的分析中共對這些議題及不利影響採取的因應對策。再次，概略說明跨國公司對地主國可能產生的各種負面影響，選擇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產生的外匯收支及貿易效果；技術移轉效果以及產業結構及區位效果等三個議題作分析，同時，將中共因應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對策範圍，界定在中共中央所擬定的基本政策、方針以及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務院依據這些政策指示所制定的法律、規定…等。最後，則簡單的介紹了幾本有關跨國公司與申共相關政策的著作，探討它們的優缺點和不足之處。 第三章是對跨國公司行為理論的評介，在本章中儘可能的蒐集並介紹相關的學術著作及期刊，分析此一領域中幾位知名學者及其重要著作來說明各個理論的內容和發展，並檢討不同理論在解釋跨國公司投資行為時的長處和缺失。不過，此處筆者並無意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模式或解釋途徑，僅希望能透過對跨國公司投資動機的分析，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共所擬定的管制政策對跨國公司投資行為的影響，並以之作為後文中政策分析的基礎。 第四章到第六章分別就本文所設定的三個經濟議題進行分析。在外匯收支與貿易效果方面，從理論上考慮了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地主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及其帶動的貿易效果，並由之引申出地主國對外國投資者提出的實績要求以及跨國公司運用轉移定價的問題，爾後再一一說明申共在這幾個問題上採取何種誘導和防制措施。 在技術引進方面，首先從理論上探討了有關技術適用性、技術轉讓價格、技術依賴、技術引進水平以及中國大陸實際出現的盲目引進和重複引進技術的問題。其次，說明三資企業技術引進的各種方式，並將其基本分為「技術投資」和「技術轉讓」兩種引進方式。最後，分別就這兩種技術引進方式，分析中共對三資企業技術引進的審查過程，比較其相關標準及規定的異同和發展，同時說明在三資企業技術引進過程中出現的盲目引進、重複引進以及技術水平不高的現象及其產生原因，並特別就中共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和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對國有企業進行嫁接改造的作法進行分析。 在產業結構及區位效果方面，首先從理論上探討了跨國公司對地主國產業政策的執行以及產業結構調整的影婆，並由之引申出跨國公司對地主國重要產業部門的控制、壟斷市場的可能性以及競爭和反競爭效應等問題。其次，有關跨國公司在地主國投資區位的問題，筆者簡單的介紹了西方學者所稱的跨國公司「區位效果」以及成長點理論和回浪效應理論。冉次，文中以中共幾個五年計畫中，外商產業投向所出現的問題為主軸，說明中共引導外資產業投向的政策及其轉變，並透過對中共1994年3月頒佈的(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以及1995年6月頒佈的(指導外商搜資方向暫行規定》及其附件（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分析，帶出跨國公司佔有大陸市場以及兼併大陸國有企業的問題，並在後文中就大陸學者有關保護民族工業的爭論和未來中共外資政策的走向作了說明，同時論及中共有關《反不當競爭法》的制定目的及其不足之處。最後，則以中共加速東部沿海發展戰略輛以王建提出的國際大循環論，說明中共引導外商區位投向的政策以及吸引外商至中西部投資的相關措施。 在本文結論中筆者以英國學者鄧寧對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類型及其策略目標為基礎，配合跨國公司理論進一步說明中共管制和引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政策與不同類型的跨國公司之間可能產生的幾個問題和值得商榷之處。

跨國公司台灣與巴拿馬員工文化差異對管理影響之研究─以巴拿馬台商為例 /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as provoked the drain of companies venturing into cross borders. It is vitally decisive to consider facts before encountering any major problems. Corporations constructed by talented people dedicate the time to study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taxatio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other investment dimensions. And nowadays, considered more important, the management of cross culture. This thesis measured the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anamanian and Taiwanese in a Taiwanese company established in Panama. The use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surveys was important for collect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Local staff and Taiwanese managers transferred to Panama were interviewed; using a questionnaire structured using 5 (five) cultural dimensions discovered by Professor Geert Hofstede during his study in IBM, and studying the two constructs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style). Research Findings depicted that Taiwanese and Panamanians are more culturally similar than differ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to face in this scenario. Some of these challenges for Taiwanese managers are to broaden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staff, so local staff can fully enjoyed and receive a coaching style. Also, a challenge for local staff is their 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 which denotes a lack of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produce efficiently. Despite the challenges that have to be faced by the two parties, findings concluded that in this interaction,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Also, conclusion provide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aiwanese managers and other companies planning to establish in Panama. Those recommendations were as mentioned before, adapt their Taiwanese working style into the local staff considering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and use rewards for motivating staff. This study could also be used by Taiwanese Corporations planning to invest in Panama, and for any other country used as a reference to consider in advanc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eeking to nurture knowledge regarding to cult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organizations.

由於國際貿易興盛，國際間投資隨之增加，跨國公司已成為企業組織的新型態。跨國 公司之營業分怖在兩個以上國家，不同的國家各自制定其會計準則，故國際間會計準 則之紛歧，遂成為跨國公司財務報表無法比較之主要因素。近年來會計界已開始重視 此問題，故致力於發展一套國際會計準則，以『和諧』國際間會計準則之紛歧。國際 會計準則發展時間尚短，難免有所缺失，故本論文旨在參考發展會計準則歷史悠久而 成效宏著之美國，分析環境因素對其會計準則制定之影響，進而謀求改進國際會計準 則之制定。本論文共一冊，約九萬字左右，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美國會計 準則之制定，第三章國際會計準則之制定，第四章國際會計準則與美國會計準則制定 之比較，第五章國際會計準則制定程序之修正，第六章彙種與結論。

日本為東北亞地區的主要國家，自二次大戰後受限於和平憲法規定，被迫禁止硬權力的發展；為求國力發展，日本以戰後重建、恢復經濟、繁榮富裕的和平原則，成為經濟大國。而日本海外直接投資（FDI）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所佔比例極重，不僅對日本經濟發展貢獻良多，在日本對外關係中也扮演重要角色；透過海外的大量投資、專業技術的把持，使得日本在國際關係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80年代末東亞地區盛行的雁行模式，便是由日本海外企業投資所主導。 日本在國際關係上，向來為美國最重要也最忠實的伙伴；缺乏自衛武力的日本，在冷戰背景下，受到美國核傘的保護，並於國際事務上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並以此原則確立冷戰時期日美外交事務的基軸。在吉田主義的指導原則下，日本致力於經濟復甦，而美國則扶持日本作為其戰略伙伴、大力支持日本經濟發展，並開放美國市場，協助日本產品進入美國。 隨著日本經濟日漸發展，日美貿易產生順差，而後發展為日美貿易摩擦，最後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於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逼迫日幣升值；受到匯率的影響，日圓不斷升值，在1985年至1996年間，日幣對美圓的比例由250：1遽升為87：1。日幣的升值固然在國際上削弱日本產品的競爭力，但美元的相對貶值，卻造成日本的資本輸出熱潮。從1986年至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資總額達40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輸出國。1985年後，日商公司開始大量購買美國企業，或在美國開設工廠，日商公司的瘋狂收購行動，也引起美國民眾的恐慌。而此時期的日本企業因缺乏海外投資經驗，在資訊不明、非理性決策模式下大量收購收購美國資產，導致日商在期貨、地產等行業的損失慘重。 本文將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研究範圍設定在1994年至2007年，主要是因為此時期的FDI不同於80年代末期的日本對美投資；不同於以往海外投資失敗的經驗，日本企業將國內失去比較利益的產業外移至其他工資低廉、生產成本較低的開發中國家，為貿易取向的海外投資。而日商企業至歐美等先進國家的投資，則是著眼於當地市場，為市場導向投資。隨著不同時期重大事件的發生，日商企業微調自己在全球佈局的戰略方向：NAFTA的成立，促使日本跨國公司加快前往墨西哥投資的腳步、亞洲金融風暴雖然重創該區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但卻增強亞洲產品的競爭力，鑑於對亞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潛力與未來市場發展，日商企業依舊苦撐在此地區的生產據點、中國低廉的勞工成本則是吸引日商投資，造成熱潮、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工資相對於越南、印度提高，使得日商企業思考中國以外的投資熱點、由於印度等金磚四國的崛起，日商的投資觸角也延伸至南亞地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日本的海外投資已不再是單向行為，不僅影響與地主國間的經貿關係，也牽動著第三國的貿易活動：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佔中美貿易順差絕大比例，透過對中國直接投資，將產品出口至美國，日商企業藉著中國的低廉工資降低生產成本，也縮減日美貿易順差，將此缺口部分轉移至中美順差。產品所標示的「中國製造」標籤，只能說明產品的最後製造地為中國，但生產資本投入、中間財與獲利企業可能是來自於不同國家。 2008年自美國掀起之世界金融海嘯，較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IT產業泡沫化更加嚴重，普遍造成全球國家景氣衰退、企業獲利短缺，在一片悲觀的氛圍下，仍有日商企業於海外投資活動中獲利。這些企業與眾不同的地方，正是在金融海嘯下生存的關鍵；日商企業的研發能力與不斷求新、求進步的活力，更是台灣企業值得借鏡的地方。 關鍵詞：海外直接投資（FDI）、兼併（M＆A）、跨國公司、比較利益、貿易與投資的替代效應。

目前世界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擴張，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的主體，研究全球某跨國會計師事務所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推行計畫，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和實際意義。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共同研究的焦點問題。但在理論上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缺乏像主流企業理論那樣成熟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 市場環境正在走向成熟，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已經有了相當的經濟條件。隨著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來大中華經濟圈(涵蓋大陸與香港)投資，研究在大中華經濟圈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履行狀況，成為建構出永續發展社會的關鍵性需求。 本研究運用利害關係人理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施以問卷調查，研究在大中華經濟圈跨國公司社會責任應該履行的水準，然後透過CSR相關人士之質化訪談，同時借鏡於問卷調查統計資料，對在大中華經濟圈全球某跨國會計師事務所如何規劃及推行企業社會責任加以深入的量化分析以得出結論，並輔以研究建議模型來做一般性的推廣。 / Nowadays,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re expanding globally and becoming the main axi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research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accounting firms has the high level academic values and the practical meanings. CSR has become the interdisciplinary focus of the management scienc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but the research of CSR is lack of the matur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method. More and mor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vest in the greater Chinese economic zone, including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e research on CSR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s become the key demand in construc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ciety. This article uses questionnaires to study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stakeholders' theory.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view with CSR related persons and the quantitative statistical survey to get to the conclusion, then generate the conclusion with the suggested model.

近年來各國跨國企業利用對外投資控股架構設計進行租稅規劃，複雜的跨國結構安排導致各國稅基嚴重被侵蝕，引起各界關注，故了解跨國公司如何規劃其投資控股架構有其必要性。基於國內尚未有實證文獻探究國際租稅規劃對我國跨國公司投資控股架構決策之影響，因此本文針對2010年至2014年台灣上市櫃公司之海外關係企業目前投資控股架構進行研究，以了解我國對外投資的投資控股架構設計概況。此外，本文進一步探究跨國公司為了進行國際租稅規劃，不同租稅屬性的上下層公司是否確實會有相對應租稅特性之公司搭配形成控股連結。 本文建構兩個迴歸模型，採用T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模型一分析基本租稅因素對於跨國控股連結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跨國控股連結設計會受到租稅協定、上下層公司所在國稅率差距影響。而模型二檢視國家組合間之租稅搭配相關變數對跨國控股連結的影響。結果顯示，上下層公司所在國的租稅環境確實會影響與其形成控股連結之所在國家的區位選擇。 / In the recent year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using the design of investment holding structure to do the tax planning. The complicated investment holding structure result in the tax base being damaged, and it draws the attentions of all walks of life. Therefore, there’s necessity to understand how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lan their investment holding structur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s no literature which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to our country’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vestment holding structure decision have been prov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aiwan’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lan their investment holding structure, we do the research against the investment holding structure of Taiwan’s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14. Besides, we do the research more advanced on the international tax planning to see whether there will be companies with corresponded different tax characteristic that form an ownership links with the upper and lower companies of different tax characteristic. In this paper, we constructed two regression models, the Tobit random effect model is used to d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Model 1 analy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asic tax variable and the cross-border ownership link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sign of cross-border ownership links will be affected by tax treaty and the difference of tax rate between the upper and the lower countries. And the Model 2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ax collocation of country pair variables and cross-border ownership links. We found out that the tax environment where the upper and lower companies are located has truly affect the location choice of the country which the ownership link is linked to.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全球各地人才、物質、資金、資訊呈現高度流通的狀況，全球許多著名城市，便成為此一流動的匯聚之處，並具有影響全球資源流通的能力，亦即所謂的「全球城市」。其為「全球城市」，除了本身的發展規模外，更強調其在全球化時代，具有與其他城市的高度關連性，同時，亦具有影響全球政治、經濟的能力。 在此前提下，改革開放後，積極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國大陸，也著重於城市的發展建設，特別是經濟發展著有成效的上海市，更成為中國積極建構「全球城市」的標的，這樣的雄心企圖，具體體現在前上海市長陳良宇的眾多談話中。 有鑑於此，本論文即對於上海市積極建構「全球城市」的目標、過程、結果進行分析探討。全論文共分七章，除緒論外，分別探討「全球城市」的理論系譜與其在中國大陸的運用，其次，討論上海市在人口與空間佈局方面的政策與結果，再接著討論中央為了建構上海市，所提出的四大中心---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其建設過程以及面臨的困境。於此之後，開始分析上海市與其他城市的關連性，分別就上海與長三角的其他十五個城市的關係、上海吸引跨國公司的博奕關係進行探討，並採取內容分析法，藉由上海文匯報、經濟學人、新聞週刊等傳播媒體，檢視上海與其他國內外重要城市的關連性。再者，則將重點分析討論，上海市在城市建構背後的主要動力，即「上海市政府」，其為了進行城市建設並積極融入全球化，所進行的「城市治理」。最後則是提出結論與討論。 藉由上述的分析，本研究指出，儘管上海市政府在建構「全球城市」的過程時，具有「政府主導型的互動建構」模式，積極規劃上海市的建設發展，但是由於中央政府的影響、與周邊城市的關係，使得上海在發展上，仍未能稱為「全球城市」，僅能達到「全球化城市」的階段。另外，也必須反思，上海市的發展也許未必適合套用西方的發展模式，而是具有其獨特的發展軌跡。 / Under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the flows of people, material, finance, and information transit very fast, and a few famous cities with the power of affecting the flows become the places of gathering, namely Global Cities. So call depends not only on its scale , but the power of its connection with other cities as well. Considering this, China begin to emphasize its city development after its reform and open policy, and especially focuses on Shanghai to be a global city, and such ambition can often be seen from the several speeches of its former mayor Chen Lian Ju. According this background, the dissertation tries to research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hanghai being a global city. It includes seven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it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global city, and then discusses the policies of Shanghai’s people and space arrangement. Ensuing we discuss its Four Centers—economic, financial, trade and shipping, their developments and difficulties. After these, we begin to discuss its connection respectively with Yangtze River Delta cities and foreign cities by adopting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examine Shanghai Wenhui Newspaper, Economist, and Newsweek. And then we discuss Shanghai Government including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urban governance. Finally it’s the conclusion. By this analysis and discuss, the dissertation points out the fact that spite of its striving construction, Shanghai with the trait of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mode by its government leading ”, it at most can only be called a “globalizing city”, not a “global city”. At the same time , it also reflects that adopting western theory to Shanghai may not be a good way , for Shanghai can be a global city by its own way.

由於許多公司會利用資本弱化來從事跨國利潤移轉，各國政府因而相繼制定反資本弱化條款，在稅務上限縮公司可減除的利息費用，以防堵企業規避稅負。惟多數探討反資本弱化條款有效性的實證文獻，都是以地主國的觀點看外來投資。 不同於之前文獻偏重探討某一特定國家 (大多數是歐美國家) 的反資本弱化條款是否會改變其境內公司之資本結構，本文則是以居住國的觀點，探討 2008 年至 2012 年台灣電子製造業的上市公司與其國內外關係企業的資本結構，是否會受到其所在國的反資本弱化條款影響。另外，基於內部債務和外部債務間的替代性，本文進一步將負債區分為內部債務與外部債務，以期能更細部了解公司的融資行為。 本文共分為四個模型：以模型一、二分析反資本弱化條款對公司內部債務的影響；以模型三、四分析反資本弱化條款對公司外部債務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處罰方式若為重分類為股利，會造成公司的內部債務比率下降15.45%，外部債務比率上升 27.66%。而安全港比率中的分子若指所有負債，會造成公司的外部債務比率下降 14%。此外，反資本弱化條款的施行對公司外部債務比率的影響取決於處罰方式和安全港比率中負債的定義。最後，若安全港比率的分子僅指關係人間負債，公司仍可透過增加外部債務的方式，繼續享受利息費用的稅盾效果。 / Because many companies shift their profits through debt financing, governments had imposed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s one after another to limit the tax deductibility of interest expenses. However, most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s are from host countries perspective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literature focusing on how the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 of one country affects capital structures of companies in that country, this paper is from a home country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s on capital structures of Taiwanese listed companies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ir affiliates over the period 2008-2012. This paper subdivides debt into internal debt and external debt on account of the substitution between them so that it would help us to understand financing behavior of companies in depth. Model 1 and Model 2 are to investigate how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s affect internal debt of companies. Model 3 and Model 4 are to investigate how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s affect external debt of compani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eclassifying excess interest as dividends reduces a company’s internal debt ratio by 15.45% and increases its external debt ratio by 27.66%. Defining the numerator of the safe haven ratio as total debt reduces a company’s external debt ratio by 14%. Moreover, how the enforcement of the anti-thin capitalization rule affects a company’s external debt ratio depends on the penalty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debt measure in the numerator of the safe haven ratio. Finally, if the numerator of the safe haven ratio refers to related-parties debt, a company may still make good use of the tax shields of interest expenses by increasing external debt.

本文研究重點為探討跨國公司對在地國之影響，分析與比較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Gazprom Group)在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兩國之議價關係。 Gazprom為全球壟斷性天然氣公司，在2006年冬季俄、烏天然氣談判破局而發生歐洲大規模斷氣事件後，其對在地國的特殊影響力才逐漸成為各界熱烈討論之議題。一般而言，在全球化下的跨國公司研究多半聚焦在跨國公司的經濟影響力，然而Gazprom在母國政府的支持下，在全球市場上除了經濟面外，還對其他國家發揮著政治面向上的影響力，特別是在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例子上格外明顯。學界目前對於Gazprom的主流評論認為Gazprom為母國外交工具，然而追溯Gazprom、在地國與俄羅斯三方之天然氣關係背景，發現Gazprom在烏、白兩國之作為不能單純將Gazprom設想為「母國外交工具」，Gazprom與兩國之天然氣衝突是俄羅斯政府「外交目標」與Gazprom「商業獲利」考量下之綜合結果；以Gazprom為主體方向下思考，對Gazprom來說，俄羅斯政府是企業對在地國的「產業政策影響工具」，更正確地來說，Gazprom與俄羅斯政府是屬於互相為用的關係。 為破除既定「外交工具」思考方向，本文採議價能力衰減模型(Obsolescing Bargaining Model)作為基礎研究架構，以Gazprom為研究主體，突破以往傳統上單層議價模型中只論跨國公司與在地國之議價過程，加入母國政府與在地國政府之議價關係，分析俄與烏、白兩國政府議價結果與Gazprom影響力之關聯，以貼合本文案例實際研究需要。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 on host country,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two cases in Ukraine and Belarus of bargaining relations between Gazprom Group and host governments. Gazprom is a global natural gas monopoly, after the breakup of gas negoti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and cut-off of Russian gas to Europe, its special impact on host country has attracted people of all the different circles to discuss it. In most cases of globalization researches on MNC’s role, people concentrate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NC; however, with the support from home government, Gazprom has shown not only its economic power, but also its political impact on host country, especially on Ukraine and Belarus. Till now,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seen Gazprom as an instrument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but after tracing back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gas relations between Gazprom, host country, and Russia, we can figure out Gazprom can’t be simply regarded as the policy instrument, in fact, the Russia-Ukraine and Russia-Belarus gas disputes between are the complex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nsideration and Gazprom commercial actions. For Gazprom, Russian government is an instrument as well to influence host country’s policy in gas sector. More correctly, Gazprom and Russian government use each other for their own purposes. To break through the existing “instrument of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direction, this paper uses obsolescing bargaining model as the basic framework, regarding Gazprom as the main subject,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one-tier bargaining model into two-tier, including bargai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government and host government, then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al bargaining results and Gazprom’s bargaining power for the practical case study nee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