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機制，過去對於董事會的研究多著重在董事會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較少有研究解釋何種因素影響董事會結構。本研究以Linck, Netter, and Yang(2008)的研究為基礎，假設董事會的規模與獨立性是考量董事會成效的利益與運作成本間之抵換關係，為了有效回應企業所處的環境及公司特色。本研究分析集團企業內核心公司與分子公司的董事會決定因素，並以非集團企業加以對照。 在探討集團影響前，本研究先進行所有資料董事會決定因素的時間序列混合橫斷面實證分析。實證結果顯示公司營運複雜度愈高、成長性愈低、經理人獲取私人利益的可能性愈高時，董事會的規模愈大。當家族持股比率愈高董事會規模愈小；當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率愈高董事會規模愈大。董事會獨立性方面，公司總資產愈多，董事會獨立性愈低。但由於法令影響使企業年齡愈長，獨立性愈低。董事會獨立性並未反應利益與運作成本間抵換關係的影響，反而成長性愈高的企業，獨立性愈高。 進一步研究集團影響力，本研究將所有樣本分為核心公司、子公司與非集團企業。在控制所有變數後發現非集團企業的董事會規模最大。核心公司家族持股比率愈高董事會獨立性愈低，即愈可能出現代理問題。且非集團企業的董事會獨立性最高，核心公司次之，子公司獨立性最低，顯示子公司董事會獨立性容易受到集團內核心公司或其他成員的影響，較可能出現公司治理上大股東侵害小股東權益的問題。 / Corporate board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yet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discussing about the determinants of board size and board independence. Our research premises that considering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board functions, board size and independence are efficient response to 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ng environment. We use 13-year Taiwanese company data to analyze the determinants of board size and independence among core enterprises and subsidiary companies in business groups. The result shows that firms with more complex operations, lower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greater chances to extract private benefits, tend to have larger board size. But firms with larger size have less independent directors. As the effects of the law, the older firms, the less independent directors. Besides, board independence doesn’t reflect a tradeoff between board benefits and costs. Instead, firms with higher growth opportunities have more independent boards. We also find that if family members have more shareholdings in core enterprises, they tend to hire less independent boards, which means core enterprises may have worse board monitoring. Besides, the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is the lowest among subsidiary companies, which shows that the board in subsidiary companies is easier to be influenced or controlled by core enterprises or other members in business groups.

在專業化經營及規模不斷擴大下，造成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逐漸分離。由於經營者受到自利動機的驅使，使得企業經營偏離股東財富極大化方向，如此一來便衍生出許多代理問題，而解決代理問題的各種監控措施也應運而生。在外部監控措施即控制權市場機制方面，其主要的機能有三：即併吞案、股票購買要約和委託書收購。無論是採用何種機能，其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改選的方式取得董事席次，進而入主董事會，以提高公司的經營績效。而在內部監控措施方面，即董事會的成立。 為探討這兩種監控措施是否真的有助於解決代理問題，進而提高公司的經營績效，本研究是以民國78年至民國86年台灣上市公司一般產業為樣本，藉由股東會會議資料及公開說明書的蒐集，共得1810個有效樣本。透過複迴歸分析的運用，得到的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內部監控措施方面： 董事持股比率愈高，則其與公司的利益愈趨於一致，所以會投入較多的心力於公司的經營上，造成公司的經營績效會較好。然在董事會規模上，因人數眾多所導致的利益分歧反而有損公司的經營績效。 二、 在外部監控措施方面： 改選董（監）事機制對於經營者而言，並無激勵其有改善公司績效的動機，反而會造成公司經營績效的惡化；而以股東臨時會方式舉行董（監）事改選的公司其經營績效更是低於以股東常會方式舉行改選的公司。 舉行改選的公司。亦即， 1、董事持股比率與經營績效成顯著正相關。 2、董事會規模與經營績效成顯著負相關性。 3、董（監)事改選事件與經營績效無顯著相關性。 4、改選董（監）事會議型態與經營績效無顯著相關性。

本研究以2014年底上市之1058家香港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公開資訊自行建置資料庫，追蹤最終控制者並分析公司之股權結構、董事會席次以及控制型態。統計結果為91%以上企業之最終控制者擁有20%以上之股份控制權，且多數控制者持有約60至80%之控制權。同時，有近八成企業之最終控制者或其家族成員在董事會中列有席位，顯示香港上市公司之控制型態主要為個人或家族掌權式型態，且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本研究以OLS探討最終控制者持股、外部董事席次比率，以及家族型態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最終控制者持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呈正相關；外部董事席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呈負相關；而屬於家族或個人控制型態經營者，與公司營運績效呈正相關。

本研究選取1999年至2005年上海及深圳交易所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自董事會性別組成之角度，探討女性董事參與程度與公司盈餘品質之關聯性，分別探討董事會中是否存在女性董事及女性董事比例多寡對公司盈餘管理程度及會計政策保守程度之影響。參考過去文獻，本研究以加入資產報酬率之流動裁決性應計項目作為盈餘管理程度的替代變數（Ashbaugh, LaFond and Mayhew 2003），而會計保守程度則以盈餘變動時間序列（Basu 1997）及應計基礎（Ball and Shivakumar 2005）兩種模型進行估計。實證結果發現，由於女性具有較謹慎小心、較不願承擔風險等特質，因此當董事會中存在有女性董事時，確實可降低經理人員盈餘管理程度，並增強公司會計政策保守性；而女性董事比例之提高，則使董事會更加重視女性成員之意見，連帶使經理人員操弄盈餘之空間受到壓縮，並使會計政策更趨向保守，進而有效提高會計盈餘之品質。

對投資人與債權人而言，企業之績效與風險為影響其作成投資與授信決策之重要資訊。近年來，國內主管機關針對董事會成員應具備之能力予以規範，冀望透過公司董事會成員在營運判斷力、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之提升，增進企業決策品質。本研究探討董監事專業性是否有助於董事會效能之發揮，進而對企業風險產生影響，以公司績效(含市場績效及財務績效)波動程度衡量企業風險，董監事之學、經歷定義其專業性，探討董監事專業性與公司績效波動程度之關聯性，並進一步分析公司經營特性(董事會專業需求、研發投入程度)對董監專業性與公司績效波動程度關聯性之影響。 主要研究結果顯示，就董監專業整體效果而言，董監事財務專業與公司價值波動程度呈正向關係。將公司經營特性納入考量後，本研究發現，對專業需求高且研發密度高的公司而言，董監事之會計專業與公司價值波動程度及股票報酬率波動程度均呈負向關係；財務、法律專業則與公司價值波動程度呈正向關係。對專業需求低且研發密度低的公司而言，董監會計專業則與公司價值波動程度及股票報酬率波動程度呈正向關係；法律專業與公司價值波動程度呈負相關係，顯示公司經營特性對董監之專業性與經營績效波動程度之關聯性有顯著影響。 / Firm’s performance and its related risks are critical information for investors and creditors to make investment and lending decisions. In recent years, Taiwan Stock Exchange and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implemented requirements on board members’ expertise.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board’s expertise would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oard and further have impacts on firm’s risks, proxied by the variability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I also include corporat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dvising needs and R&D intensity)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se characteristics would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aforemention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ard members’ financial expertis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riability of Tobin’s q. After including firm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I find that for firms with greater advising needs and higher R&D intensity (less advising needs and lower R&D intensity), board members’ accounting expertise is negative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riability of stock return and Tobin’s Q, board members’ law expertise is positive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riability of Tobin’s Q, and with more financial experts on the board, the firm experiences greater variability of Tobin’s Q.

由87年度爆發的數起地雷股事件(如國產汽車、東隆五金)中，可以發現產生問題的公司皆是在董事長主導公司的營運之下，最後發生掏空公司資產的情形，顯示目前公司法及證期會設計的監管機制，並未能發揮預期的監督功能。 監管機制設計的主要目的，係在防範經營者追逐私利而非公司最大利益的情形發生，故要使監管機制有效運作，必須增加資訊的揭露予股東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以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而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就是解決強制性揭露下監督者資訊不足的方式之一。故本研究欲從監管的角度切入，由公司所有權結構及董事會特性，探討影響公司自願性揭露水準的因素，以幫助年報使用者藉由公司監理特性或自願性揭露水準，判斷公司監理機制的運作是否良善，並提供主管機關，於未來修定公司監理層面及年報揭露的相關規定時，得以參考的資訊。 本研究由公司所有權結構及董事會之特性著手，探討可能影響公司年報自願性揭露的七個因素：1.是否為家族企業，2.是否有監管機制存在，3.董事會成員持股比例，4.董事會成員持股質押成數，5.董事會規模，6.最大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7.獨立法人占董席次比例。其中，家族企業的判斷採用Cubbin & Leech (1983)表決機率模型算得之臨界持股比例，家族持股超過該臨界比例者始視為家族企業。監管機制則以獨立法人的持股及董事會中是否有獨立法人或以外的第二勢力存在來衡量。 本研究首先設計一揭露索引表做為揭露水準的衡量表，並將樣本公司年報內容比對索引表內的揭露項目，採取加權的方式進行評分。索引表內的項目共分五大類：背景資訊、歷史結果彙總、非財務性統計資訊、預測性資訊及管理人員討論與分析。研究對象則為民國87年之上市公司，並排除金融保險業及公民事業民營化的公司。 實證結果顯示： 1、獨立法人持股比例與董事會中獨立法人第二勢力的存在，與揭露總分間呈顯著正相關，表示公司在有監管機制之下，其揭露水準確實較無監管機制者為佳。此外，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與揭露總分間呈顯著負相關。而前三大會計師事務所較非前三大會計師事務所更能發揮專業的影響力，故能增加公司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至於其他變數對於自願性揭露水準的影響則不如預期。 2、家族企業的揭露水準並未如預期較非家族企業為差，此可能與台灣家族企業普遍存在，形成家族企業間的競爭局面有關。而經實證得知，當家族企業的持股至一高水準時，由於與公司間利益密切結合，更有積極經營的企圖心，故將增加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以爭取投資人的認同。 3、年報揭露水準於產業間亦存在著差異。於資料搜集的過程中發現，屬於相同產業的公司，揭露內容多有相似的模式。而實證研究亦發現，塑膠業、電子業的揭露水準較其它產業為高，營建、百貨業的揭露水準則較其它產業為低。

醫療財團法人在台灣醫療界的實力日漸茁壯，已不容我們所輕忽，此外國內外對非營利醫院的董事會結構組成之探討文獻相當缺乏，有鑑於此，本文的目的即是在對此領域作研究以對有關政府單位和未來的學者提供參考借鏡。 本文以台灣醫療財團法人為研究對象，主要分兩部分探討：第一部分主要探討醫療財團法人之董事會治理結構與經營績效關聯。第二部分主要探討醫療財團法人文化背景差異對公益支出是否有影響。 而實證結果顯示：第一部分中我們發現醫療財團法人董事會結構組成中，院長或執行長身兼董事、外部董事比例越高、設置常務董事皆與醫務利益率有正面關聯，而醫事背景董事比例越高和設置監察人皆與醫務利益率呈負面關聯。第二部分中我們發現宗教和企業團體創設背景的醫療財團法人對公益支出都有顯著的影響力。研究教育支出與慈善醫療支出分配方面卻值得我們注意，尤其企業財團背景在研究支出的迴歸結果極為顯著。

本論文採用實證研究，以2001年至2004年高科技產業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像，結合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探討董事會智慧資本對於董監事薪酬與公司績效的影響。不同於過去研究僅偏重董事會單一功能，例如，以代理理論強調董事會內部的監督控制功能，或是資源依賴理論強調董事會外部的提供資源服務功能，本研究嘗試以內部治理與外在經營環境為出發點，整合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視董事會同時具有監督控制與提供資源服務功能，瞭解董事會成員的智慧資本(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對落實董事會功能的影響，主要在探討董監事個人智慧資本對於董監事個人薪酬的影響，以及董事會智慧資本對於公司績效的影響，據以彌補以董事會為主的研究文獻缺口。 關於董監事個人智慧資本與董監事現金基礎薪酬的關連性(個人層級)，本論文發現任職於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該董監事獲得的現金基礎薪酬較少；兼職工作於同產業的本公司關連董監事，該關連董監事的現金基礎薪酬較高；關連董監事獲得的現金基礎薪酬較多，以及獨立董監事的現金基礎薪酬水準較低，以上結果皆支持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 此外，有關董事會智慧資本與公司績效的關連性(公司層級)，本論文發現公司關連董監事佔董事會規模的比重愈高，公司的當期市場績效表現愈差，研究結果支持代理理論，推翻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公司關連董監事在外兼職的平均數與公司績效無關，未能支持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的看法。公司獨立董監事比重愈高，公司在下期會計績效表現較差，未能支持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的看法。來自學術界的董監事佔董事會成員比重愈高，公司下期會計績效愈好，支持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最後，在外兼職工作為同產業的企業的關連董監事佔董事會成員的比重愈高，公司下期會計績效皆愈好，支持資源依賴理論，且符合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公司以垂直分工的合作方式，相互支援所需資源與進行共同研發，以提升企業因應競爭快速變動的經營環境，改善經營績效。然而，由本論文的二個研究主軸的實證結果發現，來自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公司未來(下一期)的會計績效有顯著貢獻，但領取的董監事薪酬卻較少，表示來自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所負責的權利與責任的關係不對稱，企業未能給予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合理的報酬。

我國自民國94年起，取消強制性財務預測制度，公司於該制度取消前後之財務預測行為值得深入探討。而財務預測之發佈需提報董事會通過，董事會是否能發揮其應有之公司監理機制，提供足夠資訊給投資人，亦值得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從董事會結構觀點探討強制性盈餘預測制度取消前後公司自願性財務預測行為。實證結果發現，公司獨立董事佔董事會席數比例越高、董事會持股成數越低、前一年度有自願揭露財務預測時，公司於自願揭露財務預測制度下，越有可能揭露財務預測。且，民國94年有揭露財務預測之公司，若該公司董事會持股比例越少，則公司會越早揭露財務預測。而93年有自願揭露財務預測並且於94年進行董事會改選之公司，當公司董事成員變動越多時，公司越不可能繼續揭露財務預測。

過去研究指出，增加董事會的開會次數將提高董事會的監督效能。本研究以董事會之開會次數為應變數，納入總經理特性、董事會特性與財務特性，探討影響董事會監督強度之決定性因素。本研究發現，總經理任期、總經理持股比例、董事會規模及前期經營績效對董事會監督強度存在顯著負向關係，而總經理與董事長為同一人對董事會的監督強度呈顯著正相關。進一步將樣本依總經理是否屬於控制家族成員，將樣本分成兩組樣本後，本研究發現，總經理之控制家族色彩會削弱總經理任期與董事會監督強度關聯性，但也具有增強總經理與董事長為同一人、董事會規模與董事會監督強度關聯性的效果。 / Prior researches argue that board meeting time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i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board (e.g., Vafeas, 1999; Ryan et al., 2007). We use a Poisson model with the number of board meeting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examine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of the intensiveness of board monitoring. We find that the intensiveness of board monitoring is driven by CEO characteristics, board characteristics, and prior performance. CEO tenure, CEO ownership, board size and prior performance are significantly inversely related to the intensiveness of board monitoring. CEO/chair duality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number of meetings (significant at the 0.1 level). We analyze separately the relations between CEO characteristics, board characteristics, prior performance and meeting frequency for non-family CEOs and CEOs who are numbers of the controlling family, and use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independent proxies and the controlling family dummy variable to test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differences. We find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board meetings and CEO tenure is weaker when the CEO is a member of the founding family. We also find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board monitoring and CEO duality, board size are stronger when the CEO is a member of the founding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