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台灣經歷了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雙重洗禮─一方面藉由「本土意識」的形塑以打造台灣國族，另一方面則是利用台灣在世界中突出的經貿實力建立「新興民族」的意識。在一片「愛台灣」的呼聲中，右翼民粹主義在李登輝手中重生，台灣本土資本家階級在經歷卅餘年的孕育之後，也在李登輝執政時期成熟茁壯，對內藉由自由化政策擴充經營版圖，對外則是進行資本輸出，成為依賴美日核心技術支援，同時剝削第三世界國家廣大廉價勞動力的「半邊陲帝國」。 　　台灣以「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的身分成為資本輸出國並不是一純經濟過程。1980年代中期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再起，台灣因對美保持鉅額貿易順差而列入貿易報復名單，當時經濟部即鼓勵國內勞力密集型中小企業外移以繼續保有競爭優勢。但眼見移往中國大陸進行生產活動的企業與日俱增，以及希望加入東亞集體安全體系因應中共威脅，同時宣揚「中華民國」主權，李登輝遂於1994年啟動「南向政策」，鼓勵台商赴東南亞投資，並藉機拉攏東南亞國家元首；同時，為維持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李登輝繼續推動對中南美邦交國的民間投資以及官方開發援助（ODA），以期每年聯合國大會中這些國家能夠提出「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提案。1995年推動「亞太營運中心」，吸引外資與台資合作，共同進軍中國大陸，達成「外資保台」的實質效果。李登輝時期的經貿政策，蘊含著異常濃厚的外交與安全考量，同樣地在對外政策中，也瀰漫著一股銅臭味兒，無論是黑箱作業的機密帳戶，還是擺明著大方送的官方開發援助，抑或是在開發中國家設立海外加工出口區（EPZs）皆然。 　　暫先不論政府推動產業對外投資造成國內多少工人失業，李登輝時期政府在東南亞、中南美洲國家主導設立許多大型加工出口區，美其名是幫助解決當地民眾就業問題，實則是創造台商剝削廉價勞動力的條件。一般而言，加工出口區形同「國中之國」，區內一切事務由加工出口區管理局處理，當地的經濟、勞動相關法令在區內排除適用。台商對工會向來仇視，不僅直接打壓獨立工會的成立，並對當地政府施加嚴禁工會成立的壓力，打壓勞動人權莫此為甚，也是對「台灣民主化成就」的一大反諷。縱使負責外援作業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因海外加工出口區設置成效不彰而不再主導設立，但是相關業務分別由全國工業總會以及工商協進會等台灣大資本家籌設的「中南美投資公司」以及「海外投資開發公司」承接，顯見「資本」與「國家」並非如古典自由主義視為利益相互衝突的兩造，反倒是資本主義國家透過與私人資本合作以達成政策目的，私人資本則是依靠政府的先前投資以及政治力量打開對外投資的版圖，資本輸出地區以及輸入地區的勞動人民，前者面臨失業以及勞動條件下降的命運，後者則是鎮日在「血汗工廠」中勞碌，成為全球廉價勞動力經濟的組成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