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87年省虛級化之後10年，我國地方政府再次經歷大幅度的層級調整，省虛級化時以取消「省」作為地方公共團體的方式，配合《地方制度法》之訂定，確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地方政府普遍的層級。《地方制度法》制定後地方政府的層級並未趨於穩定，而係呈現「縣（市）與直轄市同級化」、「直轄市化」、「去鄉（鎮、市）自治化」的發展趨勢，總結兩次大幅度的層級調整，其特徵為著重高層次的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之間的垂直整合、並以取消自治作為提升效率之手段。晚近的直轄市升格，更顯現出層級集中發展的傾向。 本文採取板橋區為個案研究，運用地方治理分析架構對於組織設計及地方輸入的描述及引導，探詢「去法人化」、「去自治」、「增加官僚層級」的一致化設計，或是多元中心的差異化設計，何者有助於治理績效之提升，側重在組織功能、公共服務、領導、基層政府型態四個面向上比較舊臺北縣板橋市與新北市板橋區之差異，首先利用地方法制的演變，爬梳整理自治的基本要素：自主財政、組織、立法、人事在直轄市與鄉（鎮、市）的歷史發展脈絡與特徵，並探討晚近兩個層級所遭受的挑戰及其轉變。其次採用訪談法，採訪經歷自治時期與非自治時期的行政首長、民選公職人員、公務員及自治監督機關的官員，試圖歸納出基層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曾發揮的功能、基層政府在升格過程中被忽略的價值，以建構直轄市差異治理的可能性及區自治政府的可行性。研究發現藉由重新設計原鄉（鎮、市）政府的民選職位、矯治過往地方治理上鄉（鎮、市）的負功能、考量各行政區的先天治理條件，差異化的區政府或可在直轄市內部獲得實踐。研究進而對基層地方治理提估實務的研究建議，無論針對現狀的六都、或未來可能的北北基合併，基層自治都有鑲入現存法制的可行性。

以地方文化和創意結合產業面向，來提升地方產業的附加價值和帶動其發展，正是地方文化產業備受重視之因。鹿谷鄉的凍頂烏龍茶遠近馳名、享譽國際，「茶」不僅只是地方產業和經濟作物，亦早已融入在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更是凝聚地方感情的重要因素。是以本研究旨在透過深度訪談方式，採用「地方治理」的角度去探討在鹿谷鄉茶文化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其他行動者所扮演的角色和互動情況，試圖建構出鹿谷鄉茶文化產業再生與發展的策略。

因應民國99年及民國103年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及桃園市升格為直轄市，轄內鄉（鎮、市）地方自治權限回歸直轄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改制為區公所，自此成為直轄市的派出單位。由於鄉（鎮、市）公所改制區公所後權責限縮，回應地方民意需求的能力是否因此而受限，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 本研究以鎮公所改制區公所的個案為例，聚焦於環境清潔事項，探討改制過程中公所組織結構變革所產生回應性的影響。本研究將回應性的概念分為三個層次：第一、「程序回應性」：意見反映管道的建立與運作；第二、「實質回應性」：問題解決的有效性；第三、「制度回應性」：改制過程隱藏的價值轉換。透過訪談資料歸納分析，本研究認為，改制後地方意見反映的管道是多元且制度化的，但管道暢通只是基礎，地方反映意見或通報問題能否獲得解決才是關鍵；依照分析結果，地方通報的問題如果屬於具有明確規範與權責劃分的事項，大部分都能獲得解決與處理，然若地方反映意見涉及規劃或決策性事項，雖有反映管道，卻不必然能獲得實質的回覆或解決。更進一步探討的是相同業務在改制前後不同作法分別代表的價值，改制前由鎮公所統籌主導更顯彈性，改制後直轄市體制則更傾向建立專業、理性化的制度。 最後，本研究發現，雖然改制後地方權限回歸直轄市政府，但在新的直轄市體制中，仍可透過區公所積極的橋樑角色及藉由民意代表的力量，促進地方聲音更受重視。在歷經縣市改制所產生制度的轉變與影響，本研究針對地方治理提出三項建議：一、改制後直轄市政府除了建立提供民眾反映意見的管道，也應透過各種平台落實雙向溝通；二、區公所的角色可從機械式轉陳資訊的角色，轉變為更積極、有助於市府與民眾溝通的橋樑角色；三、改變以往里鄰過於依賴行政機關的情形，試著建立里鄰與行政機關之間的協力關係；即行政機關不再直接給予服務或資源，而是建立制度提供里鄰自主發展的機會。

本文研究重點在中國全球城市建設的地方管理模式。上海不同於其他全球城市，深受黨國體制影響，發展出不同的管理模式。除了國家戰略支持之外，城市內部的政治運作與分工，亦有特殊之處。本論文焦點在於納入「區」級政府的分析單位，透過上海、浦東政府的雙向互動，分析地方兩級政府的權變關係，以期完善理解城市發展路徑。 在上海強調服務經濟、試點創新、提升城市競爭力的目標之下，說明浦東區政府的體制、權力配置、空間與功能的佈局、與上海之間的利益分配與政策互動，以及有限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探討浦東的策略選擇，如何謹慎處理與上海的關係，以及保持與中央的距離。最後，以上海發展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為例，探究中央、上海市政府介入的重要性，亦說明浦東區政府發揮的影響力。

十八世紀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高峰，但同時亦面臨人口日增、地不加廣的發展難題，此時各地政府對於如何持續落實中央的重農理念成具體政策有不同做法。而湖南省此「發展中區域」的省份，在擁有足以協濟他省的糧食產出的同時，也必須透過各項重農政策的實踐以維續其經濟表現。本論文以清代前期的湖南省為考察對象，藉由分析《湖南省例成案》中之體現重農務本的農業政策以釐清當時湖南地方政府的經濟對策。 綜合對《湖南省例成案》中的各項重農政策的觀察可知，湖南地方政府所實踐的重農政策，包括因地制宜的各項勸農政策與為避免各種租佃和買賣關係之間產生的弊端而對土地關係的法令所進行的調整，皆為相當全面且周密的審議結果。此外，基於湖南地方官員在提出對策時的論述及省內各級官員的議論，所得到對清代地方治理的認識，顯示出當時候在地方治理上的細緻化，而地方官在實際執行政策時，更展現出其不膠執的靈活性。在這樣縝密的討論下所執行的重農政策，不只可以看到湖南地方官員的努力，其對湖南省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視。

由於時代環境的變遷，台灣地方公共事務更為多元複雜，以致里長的功能與角色不斷遭受挑戰與衝擊。為尋求村里新定位並探討里長之功能角色，以及其相關網絡關係，本研究將本於以往對村里相關議題研究之基礎上，嘗試以「地方治理」觀點來思考未來里長角色功能及其網絡關係調整之可能途徑，分析里長如何與周遭網絡團體等在民主基礎下再定位，期盼里組織能強化應有功能，里內的多元團體與里長等公私部門協力合作，以評估里長功能與角色重塑的可能性。 本研究主要可從二個面向來說明，一是關於里（長）功能與角色及與相關網絡之理論與實務作深入探討；二是以「地方治理」論有關村里（長）角色功能之研究。除了文獻分析之外，為加強質化與量化的分析，同時採用問卷調查法及深度訪談法，從地方治理的面向（自主性、發展伙伴關係、基層民主、資源整合、溝通協調）設計問卷，並對中和市部份里與相關網絡關係作深度訪談。 本研究樣本發現，里長角色定位模糊，介於民選行政首長、民意代表與一般公務員之間，里長角色政治性功能大於他的行政性功能；里長與里幹事關係以維持現狀為宜，里民對里或社區的認同度是疏離的，公民參與的推動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村里與社區、公寓大廈管委會互動並不密切；市公所應定期檢討各里及各社區間的資源分配情形，扮演社區資源整合者的角色；村里辦公處應加強與社區團體的資訊化發展。至於地方治理的困境，則包括既有制度的抗拒、政府相關決策者的考量、缺乏實質的公民參與及伙伴關係建立的矛盾。 最後針對里長角色與地方治理提出幾項建議：一、在地方基層組織變革無完整配套措施前，村里制度應該繼續維持。並尋求里長定位的明確化，且釐清與社區發展協會的關係，避免不當競爭；二、村里管轄範圍可以將管轄幅度較小、人口較少者予以合併，擴大其行政區域，增進資源的整合與利用。建議將「地方制度法」第21條擴增為跨域合作專章，增列地方得自行進行跨域合作，不必再經由其上級機關統籌指揮相關自治團體共同辦理；三、提升公民對於地方事務的關心與認識，成熟的公民意識是地方治理的基礎，應使基層自治組織或團體多元化，允許個人參與管道的多元化，充分利用e化設備，達成基層民主；四、地方公共事務的推動，應讓企業適當地參與，特別是讓全國性企業在地方公共事務上，扮演一定角色，以開拓地方自有財源。五、提升地方治理的策略，包括須區分夥伴關係的優先頂序、應有明確的策略與目標、應有前瞻與挑戰性的思維、應符合環境變遷並有彈性、地方團體應與政府協調一致。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為發展各行政區之人文史蹟、地方文化及產業特色，特別仿效日本「公民館」於各行政區設置公民會館，提供市民參與公共生活之場所，活化地區文化、營造地區與社區特色，積累地方文史資料，將之建構為鄰里社區人際網路交流的平台。然而由於初期使用率低落，市府為提升使用率已傷透腦筋，無暇顧及公民會館原本被賦與作為市民與公部門溝通平台的期許，以致陷於功能角色定位曖昧不明的危機，使其流於僅止於場地租借及辦理一般性活動之場所。加上公民實質參與的匱乏及經營人力與經費困窘等問題，使臺北市信義公民會館思索未來發展願景上成了極大的挑戰。 本研究以地方治理與公民參與理論的觀點，檢視臺北市信義公民會館功能定位，瞭解行政機關執行營運管理之資源與能量多寡、存在價值認知、經營模式及困境、地方參與意識等，進一步探討如何利用柯市府上任開啟的政治機會，強化信義公民會館的公民參與機制，促成形塑公民社會的契機。 研究發現如下：(1) 公民會館功能定位遭質疑；(2)預算與人力編制不足；(3)缺乏與地方的交流與互動；(4) 柯市府公民參與理念落實的可行性。 而針對上述的研究發現，本研究對臺北市信義公民會館未來發展提出以營運管理、活動規劃、行銷推廣、人才培育及社區發展等五個不同面向觀點呈現的具體建議，冀能提供地方政府未來政策方向擬定之參考，讓信義公民會館能真正發揮其設置初衷的功能。

本研究主要在分析作為全球化代理的台資企業，在進入昆山當地的經濟社會後，對其地方治理模式造成如何的影響？且在雙方互動的過程中，其治理模式如何歷經不同階段的變化？本研究的重點，在藉田野訪談資料，分析昆山個案，尤其以昆山地方政府與其外資大宗—台資企業—間的互動模式，探究昆山地方政府如何在側身全球化的過程中，展開地方治理機制的調整適應。根據作者調查發現，昆山的地方治理模式，在歷經1996至2000年的過渡期後，已從昔日擴大參與、協商妥協者型的「合作夥伴關係」，逐步朝向強調政府主動引領、決策貫徹的「發展型國家」發展。對此，作者將集中探討昆山地方政府，如何為帶動地方的經社發展，而逐步調整其與臺資企業間的互動與協商模式。因此，本研究的成果，將有助理解中國沿海的發展動力，並藉此觀察外資/全球化將如何導引、促成此種不同於理念中「全球時代」的單一制度形式。

承載著國共兩岸之間的紛擾與記憶的兩蔣文化園區，歷經了戒嚴時期（1945年－1987年）、解嚴後的民主化、去蔣化的風波及後續的重啟再生，已從原先專為蔣氏服務的行館到現今為大眾所觀賞的景點，文化園區的發展脈絡見證由傳統由上而下的直接「統治」到多元參與的地方「治理」的過程。值得關注的是，文化園區的發展並非僅有政府、私部門及市民社會之間的互動，亦會受到外在政治系絡的影響。在園區的發展過程中，行動者之間的協力主要是以「信任」關係作為互動的基礎。同時，對於兩蔣文化是否具有一定的「共識」也是影響園區的鞏固及未來的發展。職是之故，本研究以治理理論作為主軸，藉由兩蔣文化園區的歷史發展軌跡，描繪出從統治到治理的過程，而根源於在地的兩蔣文化園區，應以地方治理模式進行理解其中各個行動者：公部門、私部門、地方團體及市民社會如何一同經營兩蔣文化園區，並輔以「鑲嵌理論」作為底蘊，探究園區的形成與治理互動關係。 / The Culture Resort of the Chiangs carried the troubles and memories of KMT an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tween the two straits, going through the period of the martial law (1945-1987), democratization after martial law, de-Chiang-ization and subsequently restarting. Originally, the Chiangs’ Park designed for the Chiang’s family, now it becomes a public attraction; meanwhile, it reveals from the traditional top-down direct “government” to a pluralistic participation “governance” of the process.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Resort of the Chiangs ha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and civil society. Besides, the political context affected the Chiangs’ Park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tr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actor is the basic element for collaboration.At the same time; the certain “consensus” of the Chiang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consolid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ark.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governance theory as a spindle, with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Culture Resort of the Chiangs, depicting the process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Addtonally, the Chiangs’ Park rooted in Daxi, I use local governance theory to analyze the various actors: the public sector, private sector, local communities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ulture Resort of the Chiangs; finally, I use “embeddedness theory” as the foundation, to explore the park's formatiom an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貓空製茶歷史悠久，獨特的鐵觀音茶為遠近馳名的地方特色產業，而貓空結合茶產業與休閒觀光產業的經營型態，長久以來塑造出今日貓空獨特的地方茶文化產業。本研究以貓空的茶文化產業為研究對象，並結合地方治理理論與回應性評估方法，目的在建構出貓空茶文化產業發展的治理架構，確認此架構中公部門、地方與非營利組織、茶農與茶產業經營者三方行動者的任務，並描述三方互動的動態治理機制，最後透過回應性評估的方式，對貓空茶文化產業治理機制進行評估。 　　本研究運用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與貓空茶文化產業治理中三方行動者進行訪談，研究結果發現貓空當地茶農與茶產業經營者為發展的基礎，但隨著內外部不利因素的威脅，茶農與茶產業經營者面臨勞動力老化、氣候變遷、法令限制等問題；在地方與非營利組織方面，木柵區農會是治理機制運作中最重要的角色，主要任務是扮演水平與垂直溝通平台、提供茶農所需資源、辦理對產業發有所助益的優良鐵觀音茶比賽，另一方面貓空茶情社區發展協會是由地方自組而成的社區組織，目的在發展貓空社區與市政府方面的業務合作及協調，但在當地經營上也面臨些許問題；公部門方面，茶業改良場文山分場具茶葉專業知識，給予茶農在上游栽植方面許多幫助，而主管貓空發展的產業發展局則是退居二線進行產業輔導，工作內容為多元經營硬體與文化設施、定期撥列經費進行補助；在釐清各方行動者任務後，本研究整合茶產業與休閒觀光產業，建構出貓空茶文化產業治理的運作機制。在治理機制評估方面以「治理機制妥適性」、「參與者的輔導推廣能力」、「計畫目標達成度」三個指標進行評估，主要爭議點有四：(1)在於水土保持法令上一方面維持貓空茶區生態，一方面也限制了發展；(2)貓空纜車與當地茶產業發展關聯性不大；(3)產業發展局退居二線與當地茶農接觸較少，平行機關多且人員調動頻繁；(4)貓空茶文化產業面臨轉型困境。研究建議三點：(1)貓空茶文化產業的轉型與行銷；(2)茶比賽模式的推廣；(3)根留貓空當地人才。 / MaoKong cultural tea industry is a unique local industry of Taiwan. This study integrated Maokong cultural tea industry, local governance, and responsive evaluation theory, moreover the main purpose is to construct a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MaoKong cultural tea industry, and find out the task of those three operations in the framework: (1)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2) local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 tea farmers and tea industry operators. 　　Additionall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depth interviews are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study, through the interview with the actors of Maokong cultural tea industry , we found that: (1) local tea farmers and operators are the basis of tea industry, but they confront some inside and outside threats. (2)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of the part of local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Maokong tea industry governance, is the Muzha Farmers’ Association, which the main task is to establish a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framework. The jobs of Muzha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re to development this community, and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but also facing some issues with the local farmers. (3) In the public sector, first of all, Tea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 Wenshan Substation with expertise provides lots of help in tea to the tea farmers.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n these days is to step aside for operating the hardware of cultural facilities, and providing subsidies to the tea industry operators. As well as this study suggestions are: (1) integrating all the resources of governance actors and using marketing methods to development Maokong cultural tea industry. (2) the promotion of Maokong tea competition mode. (3) root and reward local tea industry tal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