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近年國內數本財經雜誌的封面專題題材，可見其中不乏氣候變遷影響相關議題討論的刊載，以商業金融趨勢為議題主要切入角度且納入目標閱聽眾考量的財經雜誌，如何於其文本中建構氣候變遷議題為本文欲探討的核心問題意識。故此，本研究依循框架分析的建構論途徑，採納由比利時學者van Gorp所提出的質量兼具分析架構，以國內具相當指標性和流通率的《商業周刊》、《天下雜誌》與《遠見雜誌》三份財經雜誌為研究對象，藉由框架別、消息來源等綜合政經、社會文化脈絡的討論，由歸納和演繹兩階段中瞭解1992至2011年期間的氣候變遷議題於財經雜誌文本中被建構的樣貌。透過561個有效樣本的反覆檢視，歸納得出解決責任、經濟影響、災難末日、環境永續與衝突競爭五個框架別，《商業周刊》所建構的氣候變遷議題以經濟影響框架出現頻率最高；《天下雜誌》與《遠見雜誌》則以解決責任框架為最彰顯者，災難末日、環境永續與衝突競爭三個框架於文本中的出現頻率則皆偏低，三份財經雜誌在援引框架的議題建構過程有顯著差異。輔以質化討論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從中觀察到各框架別之間沒有時間流變上的差異，但各框架別所屬的範本運作在不同時間階段則有細微的差異表現。隸屬解決責任框架的政府責任範本密集出現在2007年之後，推估此與IPCC所發布的第四次評估報告有關，其對氣候變遷人為論的高度肯定促成解決責任分配的呼籲聲浪；2009年底於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再次強化地球村中各個國家政府必須肩負的解決責任；企業責任範本與政府責任範本的表現有相似的趨勢，自2007年起企業責任範本始頻繁出現；個人責任範本的相關論述則於2008年之後密集表現於文本中，此與2008年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施政方向有關，如執政黨將低碳家園以及推動綠能產業納為重要的施政方向，在政府官員大力推廣個人日常生活的減碳實踐下，減緩氣候變遷影響的風險分散至個人身上，氣候變遷議題氛圍有成為大眾論述的趨勢；科學社群責任範本所展現的人定勝天和科學至上態度，多出現於2008年底與2009年初，此與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作為意見領袖的動態有著密切相關。在經濟影響框架的部分，研究者發現自1990年代初，財經雜誌已將環境保護和氣候變遷議題融入經濟脈絡的討論中，直至1990年代末期，代表負向意涵的衝擊範本對於能源密集的高耗能產業規劃多是給予掌聲，傾向保護產業忽略環境的態度。2000年台灣經歷首次政黨輪替，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態度仍舊延續過往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對氣候環境的友善開發管制偏向保守。然這樣的經濟中心思維在2011年國光石化設廠案的質疑批評聲浪中看見具體轉變。強調氣候變遷影響下的各式災難現象與人禍的災難末日框架，其展現的範本模式在20年的歷時中則未出現不同時間上的特色，此與災難框架事件導向的屬性有關。無論是和諧共存範本或自然教育範本，環境永續框架在文本論述中出現的頻率皆偏低，無法反映其在20年的歷時過程中所彰顯的範本演變特色，但根據分析結果可觀察到的是環境永續框架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包括好萊塢電影、環境紀錄片等片段內容、環境理念與應變態度，皆在文本論述中以貼近閱聽人的方式引用展現，環境永續的環境中心價值觀在大眾文化的氛圍中建立。衝突競爭框架的框架包裹運作反映在科學不確定性與政治陰謀角力兩範本上，此兩類範本非規律性地出現，無特定的範本論述轉變差異。整體而言，三份財經雜誌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展現了經濟影響成改變誘因、環保團體聲音的微弱、由大眾文化領導議題和強化解決責任等文本論述特色。

2012年1月14日，台灣總統大選結束，敗選的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在發表敗選感言時說，「這一次，我們已經接近山頂，我們還差一哩路。」一樣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政治權力結構重組，接任的習近平的對台政策明確從九二共識轉向一中框架。究竟蔡英文的這最後一哩路與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有多少關連，民進黨要再取得執政權應該如何調整其中國政策，本文從中共形成一中框架對台政策的形成背景與意涵，對照民進黨各派系的中國政策，並分析歷次台灣總統大選民進黨中國政策的論述主張與選舉結果的關連性，來探討強調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民進黨，在國際局勢、兩岸因素、內部意見的整體環境下，如何突破中共所設下一中框架的兩岸關係：發現民進黨雖然有各種強硬手段與柔性手段來突破一中框架，但比較具體可行者僅外交手段及交流手段，因而提出五個穩健做法：一、進行心態調整，突破一中不等於要建立臺灣共和國。二、強化維持現狀的論述。三、營造正面和平安全環境，兩岸與外交並重。四、建立兩岸交流平台，維持台海的穩定。五、全球化視野下建立兩岸經濟競合關係。希望民進黨在主動宣示不追求法理台獨，並積極與中共展開交流的情況下，能增加民、共政治互信，共同維持海峽兩岸的和平穩定發展。

本篇論文藉由行為財務學為橋樑，試圖利用法律經濟分析來檢視證券交易法的制定。結合了行為學、法律以及財務。首先利用認知心理學來介紹投資人行為偏誤的現象。整理出三項投資人處理資訊的偏誤，分別為有限注意、過度自信以及框架效果。在資本市場上投資人因為這些偏誤產生的無效率現象分別有，會計資訊解讀不完整、股價報酬產生動能現象、投資人過度交易、對公司事件宣告產生反應不足的現象、忽略資產配置的重要、處分效果以及偏好現金股利等等的現象。 而在了解行為模型對於投資人的行為預測以後，我們試著去進行法律經濟分析。行為財務學點出了效率市場假說不存在的證據，並試著以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這些現象，但是行為財務學仍然缺乏一個良好的預測模型，它無法預測投資人何時會有反應不足，何時會有過度反應。不過行為財務學仍然提供了一些觀點值得政策制定者考慮。1.投資人偏好是不一致的，可能會因為情境改變而改變。2. 投資人只有有限的理性。3. 投資人會受到資訊揭露形式而有不同的判斷。根據這些觀點，我們以行為學的角度來分析證券交易法對於詐欺、操縱以及資訊揭露的規定。

競選活動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環節，透過競選活動以決定各政黨之實力與地位。在現代競選活動中又以電視競選廣告為最重要之宣傳管道 ，多數研究均指出，在所有競選花費中以電視競選廣告支出佔最多。究其原因，不外是電視廣告可在短時間之內，將動態訊息傳遞給廣大的選民，因此各陣營無不在電視競選廣告上投入大量費用。而電視競選廣告除了對選民訴求之外，為求其「綜效」之發揚，與「整合行銷傳播」之有效利用，電視競選廣告仍必須設法吸引新聞媒體與對手之注意與報導。 本研究透過內容分析法，瞭解新聞媒體與電視競選廣告之互動，試圖回應本研究目的： 一、三黨之競選廣告在媒體報導上有何差異？ 二、各報處理電視競選廣告之報導框架為何？ 研究發現： 一、民進黨「在怎麼野蠻」系列廣告成功主導該次選舉議題。 二、民進黨之負面攻擊廣告較能引起媒體之回應與追蹤，而國民黨之負面幽默廣告則是其較為成功之處，但國民黨在負面攻擊訴求的運用上則遠不如民進黨成功。 三、新聞媒體採取「二元對立」之報導框架。 四、「對手回應」對於競選廣告之報導量有重要之影響，亦即電視競選廣告欲引起媒體之注意必先引起對手之回應。 研究建議： 一、對於其有高度共識之議題，需著重議題之再包裝。 二、對於競選議題之設計需著重能引起對手之反應。 三、參選政黨必須讓自己成為對手唯一之對手，避免被新聞媒體邊緣化。 關鍵字：「在怎麼野蠻」、競選廣告、報導框架、議題設定、免費媒體

本研究以政治人物馬英九為例，探討台灣主要報紙是否出現「名人政治」現象，並探討「名人政治」的新聞框架為何？有何主要特質？呈現的方式是否和傳統政治新聞報導不同？研究對象為自由時報、聯合報及中國時報三家報紙從馬英九從擔任台北市長起至卸任國民黨主席止的新聞報導。以等距抽樣法抽取864則新聞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三家主要報紙報導馬英九新聞時都出現「名人政治」的新聞框架，其中以「政治風格」的框架最為顯著，報紙重視政治姿態、品行道德的領導能力描述，另外，報紙也常用「背景故事」把名人私領域的生活面向帶入公領域。「馬英九現象」和「個人特質」、「背景故事」和「社會互動」等框架的論述密切相關，因此確實減少了公共政策或政治議題的報導數量，不過不同報紙的框架仍有差異，隨著馬英九政治位置的重要性，名人政治的新聞框架也有所變化。但就馬英九這位政治人物來說，台灣主要報紙確實出現個人特質和政治風格鮮明的「名人化」現象。 / In a time when it is commonplace for political celebrities to garner media attention as much media attention for their political performance as for their particular personal life. The author wanted to analyze a famous political figure Ma Ying-jeou to learn the process of celebrification coupled with Gans description of the norms of news reporting, the following indicators would suggest celebrification of political content. The author used the news stories from three major newspapers in Taiwan as sample to find out elements of a celebrity that would attract the journalists as well as media organization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trategies were utilized to sell the political celebrity wa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Western media.

績效評估為績效管理之核心功能，提供組織或個人之工作表現資訊，與進行改善和管理之回饋。本研究綜合各績效評估方法之需求，以設計績效評估資訊系統的應用框架，可作為實際進行應用系統開發之基礎。 /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s the core function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at provides the work inform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 to give feedback for improvement and manage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ans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to design an application framework, that can be the base to build a business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我國2000年總統大選結果為台灣帶來首次的政黨輪替，使我國在民主化的路程上更進一步地朝向民主鞏固(Democracy Consolidation)的階段，在這樣的時代中，公務人員必須更加重視民意，並在人民心中建立值得信賴的形象。而在人民的「腦海圖像」大多是由傳播媒體傳遞的訊息所建構而成的，故公共管理者須了解人民從傳播媒體獲得什麼樣的訊息，以及公務人員在傳播媒體上的形象究竟為何，才能對症下藥地進行公務人員的形象改造。 因此，本研究以聯合報系的電子資料庫「聯合知識庫」為分析資料的來源，資料範圍則為我國第一次總統大選前後各一任總統任期，即1996年5月20日到2004年5月19日的公務人員新聞，採用傳播學界的研究方法─內容分析與框架分析，分析上述時間範圍內的聯合報的新聞內容，以了解公務人員在報紙上所呈現的形象究竟為何，以及比較2000年政黨輪替前後公務人員的報導形象，是隨著執政黨的更替而有所不同。 結果發現，報紙給予公務人員的框架有三：「大人」、「公僕」及「員工」，其中以「公僕」為在新聞之中最常見的公務人員形象框架；再者，報紙多以中立立場、極短篇幅，以及純新聞的報導方式來報導公務人員。最後，如果比較政黨輪替前後的公務人員新聞之後，發現兩時期的公務人員皆被報紙視為「公僕」，而且多被給予負面的報導；但亦有所不同之處：政黨輪替之後，公務人員新聞的報導篇幅變小，對公務人員的評價負面新聞比例不變，但正面新聞比例有上升的趨勢。 / In democratic polity, the important aspect of governance is public opinion. After the year of the first party turn-over, bureaucrats need to build reliable images in people’s head and try to earn their support for the policies. But, what is the images of bureaucrats in people’s head is an interesting but unsolved question for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e research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ories about bureaucrats in the media---the strong fourth branch of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fram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news in the United Daily News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Between the years of 1996 to 2004, 998 sample news are selected from the database of UDNDATA.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as a whole,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newsframes of bureaucrats utilized: “authoritarians”, “public servants”, and “employees”, and the newsframe of public servant appears to be the most popular one. Secondly, bureaucrats’ news is covered in less than 500 words and in the tone of neutrality and negativity. Thirdly,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newsframe between the news 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party turn-over. However, the news space is getting shorter and the amounts of positive coverage are increased after the year of 2000.

「藝術不是一面鏡子，而是一把槌子。」引領英國紀錄片運動發展的John Grierson曾作出如此嘹亮的宣稱。足見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傳達的形式，得以建構社會議題，敲擊現實，撼動主流意識，揭發社會問題的根源。因此本研究將強調紀錄片作為政治行動的可能性。 紀錄片是紀錄片工作者用自己的觀點和詮釋基模所組織起來的真實世界，因此紀錄片工作者乃是紀錄片文本框架的主控者。而環境議題紀錄片則強調藉由影像語言的中介，再現具有爭議性或討論價值的環境議題，且能在主流媒體所塑造的優勢框架之外，產製新的媒體框架以提供觀者新的觀點與另類的視野。 環境議題紀錄片究竟引用了哪些證據？如何凸顯其論證的可信度？能否引發共鳴？為進一步檢視環境議題紀錄片的敘事策略，本研究將援引「集體行動框架」作為分析架構，由問題建構、歸因、處理方針、共鳴程度與動員潛力等面向剖析紀錄片如何再現環境議題，評估紀錄片是否具有觀念倡導、說服觀者採取社會行動的能量。除此，本研究亦將耙梳相關文獻資料，建構台灣環境議題紀錄片類型發展的歷史梗概，期能有助於釐清此類型紀錄片產出的社會脈絡。 本研究由以環境議題三大主要子議題 ── 環境公害、生態保育、反核運動 ──為主題的紀錄片中，各篩選出一部近年來具代表性的環境議題紀錄片作為分析文本，包括《奇蹟背後》、《獼猴列傳》、《貢寮，你好嗎？》。研究發現，上述紀錄片除了提出處理方針之方式有別之外，皆以「環境正義框架」作為主導框架、並深入探究環境議題的結構性因素，以召喚觀者共鳴與動員的可能。 / “Art is not a mirror, but a hammer,” claimed John Grierson, who exerted pivotal influence on British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It is believed that documentary as one of the art forms is able to construct social issues, and explore further the causes of those problems. This study is going to focus on the possibility of documentary as political action. This study will adopt “collective action frame” as analyzing structure, to analyze how documentaries represent environmental issues, evaluate its effectiveness in related ideas, and mobilize the viewer to take up social actions. Behind the Miracle (2002), Biographies of the Macaques (2004), and How Are You, GongLiao? (2004) are the three environmental documentaries that the author chooses to examine. There are four findings in this study: 1.Environmental justice frames are adopted as master frames 2.Structural element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become the major investigating points 3.Proposals of management policy vary 4.The directors endeavor to call for the resonance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audience

基因改造食品一方面是複雜的基因科技產物，另一方面牽涉環境與健康危害的議題，是風險社會下即具代表性的例子。在各方論述的競逐下，媒體如何報導這些新聞卻鮮少有研究關注。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如何再現基因改造食品新聞？歷年來的報導呈現何種趨勢？與某些特殊事件有關？以哪些形式與議題為最多？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媒體使用了哪些框架來再現基改食品的樣貌？其中又與哪些在地文化產生互動？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與質量化兼具的框架分析兩部分，分析1994年1月起至2006年12月底為止，《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基因改造食品新聞。 在量化內容分析部份發現，基因改造食品新聞以「純淨新聞」寫作為最多，最常出現在「社會／生活」版面，引用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為「科學領域專家」，最主要的新聞議題為「政策規範」。這部份的框架分析，研究發現以屬於「進步包裹」的新聞為最多，在各框架包裹所細分的小框架中，採「科學萬能」框架論述的新聞又佔有最高比例。 本研究也依新聞數量變化，將基因改造食品議題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1999年之前的「醞釀期」、2000至2003年「高峰期」與2004年之後的「平穩期」。醞釀期的報導大多將基因改造產品視為科學新產物，有許多來自外電或編譯稿。高峰期開始出現一連串的消費者運動，焦點轉為關注政策制定與食品安全。後來的議題平緩期，出現在地方版的新聞數量超過社會／生活版面，意謂著基改議題逐漸在地化發展，新聞重點在政策的執行面。此外，隨著時期演進，採取「危害包裹」與「關切包裹」論述的新聞也有逐漸增加趨勢，顯示管理議題愈受重視。 在質化框架論述分析部份，本研究發現採用「進步包裹」論述的新聞，抱持基改食品是改善現狀、帶來美好的立場；其中再細分出來的「科學萬能」與「經濟掛帥」框架，多用科學、經濟術語或研究報告、數據來加以佐證，呈現出基改食品在科學與經濟上對人類的貢獻。這兩大框架強烈暗示科技與經濟至上，論述中幾無描繪任何發展時可能的代價與風險，同時又佔據最多新聞數量，因而令其他相對的框架立場難以發聲、居於弱勢。 其次，歸類為「危害包裹」的報導，傾向基改食品具有風險、對人類有害。其中屬「健康疑慮」框架者，關注食品安全問題，論述者多為社運團體，亦引用科學報告為證據；但是他們最終對法規的呼籲，在媒體報導中無法成為關注焦點。被歸類為「天然最好」框架的報導，多為商業推廣新聞，藉由強調非基改食品優點來反面凸顯基改食品，有嚴重的新聞廣告化問題。在「產經毒藥」部分，此類新聞以事件導向為主，描繪有關本地基改作物影響出口經濟的案例，但新聞數稀少，難以喚起重視。風險最大的「禍延子孫」框架，其立場認為基改技術將帶來人類浩劫，但台灣並非基改主要生產國，容易有置身事外之感，加上強大風險的關注本身尚未被科學認可，也很難在地生根。 屬於「關切包裹」的新聞，與法規政策演進有關，其中區分的「妥善管理」論述，對政策有嚴格要求；「有管就好」框架的新聞，則流露出管理的散漫。在此包裹中，呈現出台灣官方面臨美國貿易壓力下，對高科技風險產品的處置，然而台灣並非每次都能嚴守立場，在本地自主與強國干涉間取得平衡；而媒體報導不僅透露出這個問題，也暴露媒體本身並沒有做好捍衛民眾知情權與加強風險意識的責任。 本研究希望能加強後續對風險事物的研究與重視，也建議媒體對任何科學研究，應抱持懷疑態度，不宜過分誇大、宣揚其預期貢獻或獲利。媒體工作者應時常關注國內外的重大科學發現，深化本身背景知識，在報導議題時才能有深入的理解，以善盡加強大眾風險意識之責。政府面對風險事物，不只要盡快制定相關規範，也必須與民眾做良好溝通，加強他們的風險意識與知識。

本研究以Csikszentmihalyi「創造力系統模式」個人、守門及領域三角模式觀點為指引，針對2000年至2008年產製最多Top 5 K歌作詞者、作曲者與唱片製作人進行深度訪談，歸納出台灣K歌產製框架。研究目的包括：第一、以框架理論觀點作質性分析，歸納K歌產製流程的框架作用與框架化產製元素；第二、藉由本研究解構K歌產製模式，提供台灣流行音樂產業未來產製省思。 本研究發現K歌產製者之核心能力，初期是透過「臨摹」領域成功作品習得，日後個人會將「臨摹」加以變形或延伸。「臨摹」建構個人對領域的認知，「臨摹變形」則是基於個人創作習癖，兩者結合形成個人創作風格。 領域框架個人創作有以下兩種形式：第一、K歌為高度約定俗成的文本格式，個人同意於「結構框架」之下進行產製；第二、K歌產製者選擇創作主題時，受到閱聽人「感情經驗」召喚，以悲傷情歌為主要類型。個人並非純然的創作者，K歌為個人與閱聽人進行之「集體創作」。K歌作曲者為了達到領域要求，從事創作時採用「慣例」造成冗贅性，增進文本的溝通效果。本研究對象最常用之「慣例」，有以下幾種：1、hook(反覆樂句)手法；2、古典音樂理論作曲法；3、慣用和弦。 由於本研究對象為領域中最具代表性的K歌產製者，守門與個人互動方式並非傳統篩選作品模式，而是雙方採取合作方式，共同為表演者「量身訂作」文本。本研究亦發現，領域中較高地位之「大牌K歌產製者」，具有統合個人與守門角色的權限，少了守門干預的個人作為，可以破除既有格式，自由地使用創意元素於新專輯之中。此外，網路科技降低了出版門檻，衝撞傳統K歌產製系統模式。過去被排除於領域之外的獨立音樂產製者，跳脫出「K歌產製創造力系統模式」，尋求另類出路。個人風格導向之產製，加速了流行音樂領域的變遷。 / In this study, the Csikszentmihalyi "creativity system” model, 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field influences, and domain impacts, is used to understand qualitatively the Taiwanese Karaoke song production popularity and success in the years between 2000 to 2008. The composers, lyricists and producers interviewed produced the most top five karaoke songs during this tim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first; to use the frame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framework and production elements of Taiwanese Karaoke and Music. Secondly; to provide a model or framework for future production and to offer information that could advise future productions.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lyricists and composer’s core abilities were highly dependant upon what previously successful models were imitated. At first, it was often a matter of imitating successful models that preceded them. Later, as they developed they would transform or elaborate upon this imitation.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building upon these imitation inspired works defined the domain. Transformation of the imitation into something new was based upon the habitus of each individual. The frame of the model and personal thought combine to become a personal style The frame affects the personal content in two ways. First, Karaoke is an already widely accepted format that is familiar to composers. Therefore this structure or frame is already an accepted format to create songs within. Secondly, lyricists choose content based upon the audiences experiences. The most commonly shared experience is often expressed in sad love songs. The lyricist and composer are not purist creators, as audience expectation and interaction forms a collective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reach the domain requirements, composers will use rules to form redundancy in the music to improve the contents communicative efficiency to the audience. The three most popular rules used by the composers interviewed were: 1) The hook. 2) Classical music techniques. 3) The top seven most commonly used chords.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group represented, the traditional gate keeper method of selecting individuals for work was most often set aside in favor of coopera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producers in selecting new content for the talent.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if the domain status is high the most popular composers and lyricists have the power to combine the rights of the gate keeper and the individual. Without the field or gatekeeper the individual can break-out of format models and freely use creative elements in their new productions. Moreover, internet technology opened the door for increased production and lowered the material requirements necessary to produce music. The caused a collision with traditional karaoke music production. Those independent music producers previously excluded from the domain now jump out of the Karaoke Production Creation System. They find alternate means to produce music and expose the audience to their work. Whoever’s personality or strong style stands out clearly will change the domain rapid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