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許多歐洲國家於1990年代遂進行一連串的綠色稅制改革，盼透過課徵環境稅的方式有效改善環境問題；本研究即以綠色稅制改革的先驅者—歐洲15國作為研究對象，觀察期間為1995年至2005年，利用計量方法探討能源相關稅制對溫室氣體減量之真實效果。 研究發現課徵碳稅、能源稅等與污染排放相關之環境稅，確實能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但以車輛為稅基的交通運輸稅類別環境稅則未能產生改善環境的作用。此外，研究結果顯示提高能源價格亦有助於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之排放量，而能源密度、發電結構及工業導向之產業結構皆為提高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之重要因素；且全部的國家皆因各自的天然環境等特質而產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固定效果。 根據實證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 世界各國皆應加快腳步研擬一套因地制宜的綠色稅制，；亦可將能源相關環境稅之課徵與能源價格調升交互運用。 二、 應著重於直接對污染排放及燃料使用課稅，且可考慮廢除沒有實際改善環境效果的車輛稅、牌照稅等交通運輸稅。 三、 需深入思考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發展間的抵換關係，若遇開發中國家礙於經濟發展需求及國家能力而無法於短期內轉型之情況，已開發國家亦應遵循京都議定書之相關內容及規定，盡力予以協助。

今﹙2008﹚年是石油價格大幅變化的一年，年初原油突破每桶1百美元的關卡後一路攀升，終至7月初紐約原油創下每桶147.27美元的歷史新高紀錄；其後雖因市場因素而下滑，但高油價來臨已是全球都體認到的現實。此外，人為排放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不斷增加，由此引發的溫室效應、氣候變遷，以及因而擴大的全球暖化作用，在今年更受到矚目；追求替代能源已是全世界風起雲湧的一項趨勢，核能復興議題，也在此時重又被提出討論並受重視。 核能科學是幾個世代以來許多科學家努力的成果，但因核分裂反應最後誕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的美國，主要用於結束戰爭，使核能和平使用一直蒙上一層核武陰影；再加上發生過數起重大核災變事故，核能安全受到世人質疑，核能廢棄物又因擺脫不去的放射性，成為難解的問題。 由於核能力量巨大，會產生有害人體、生物及環境的輻射，國際間因而成立許多跨國性組織，建立規範以管理核能使用國家，並給予核能技術的指導。核能廢棄物處理由於是核能使用的一個重要環節，廣義而言，也是國際環境保護的一部分，各國在簽署環境保護各種公約、協議時，多會納入該議題，要求核能使用國家對核能廢棄物作最適當的管理與處置。 檢討核能廢棄物處理方式，除了依其輻射強度將廢棄物作嚴格分類外，基本上仍不脫掩埋與暫時儲存在一定的場址兩大做法。先進國家將低、中階核能廢棄物減容、固化處理後，進行永久掩埋，但如用過核燃料等高階核能廢棄物，其處理方式仍待突破，必須透過國際合作方能獲得最大效益。 從核能廢棄物處理研究，而推論出我國政府關注核能廢棄物應注意到的幾個面相，並建議未來重新評估加重核能占有能源比率時的所應注意的問題，綜合而言應注意的有：一、核能廢棄物是核能使用的中心議題，廢棄物問題未能妥善解決，不易推動核能使用的能源政策。二、核能廢棄物處理既屬專業但也是高度政治性議題，運用政治智慧方能妥善解決。三、核能廢棄物不止是一國的國內事務，也牽涉到跨國議題，除須投入最新科技研發相關技術，並應加強國際合作共同處理。四、必須獲得民眾充分支持才能全力推動核能使用的能源政策。

人類社會造成全球暖化問題的科學事實已逐漸受到科學界肯定，而國際社會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簽署以來即開始著手因應全球暖化問題，至今已邁入第17年。其中在2009年舉辦的哥本哈根峰會，由於背負著產出延續《京都議定書》的新氣候協議之重責大任，是全球氣候談判最受矚目的一年；知名經濟學家Nicholas Stern更稱之為「二次戰後最重要的一次會議」。然而哥本哈根峰會最終仍因不同國家間巨大的利益分歧，未能達到當初期待的目標。 　　新聞媒體是公眾理解全球暖化議題最重要的管道；若從建構論角度觀之，媒體更是各類政治行為者論述競爭的場域，反映了社會上某種文化價值或意識型態。因此不同國家媒體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方式，很可能反映了一個國家及其社會、乃至於公眾理解氣候變遷議題的觀點，進而左右其對氣候政策的支持態度。本研究主要之研究目的，即為透過跨國新聞框架分析，了解新聞媒體在特定國家情境的影響下，有關哥本哈根峰會報導的論述特色，進而思考媒體在再現全球暖化這個全球性議題上的角色。 　　本研究以哥本哈根峰會最受矚目的美國和中國，以及台灣本土報紙作為研究對象，採取van Gorp的新聞框架分析取徑，針對《紐約時報》、《人民日報》及《聯合報》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共五個月份的相關報導進行歸納及演繹兩階段的新聞框架分析。首先在歸納階段，研究者在大量反覆閱讀、推敲新聞文本後，共找出環境保護、經濟發展、政治賽局，以及國族主義四個新聞框架，以及與每個框架相對應的框架化裝置及推理裝置，作為建構框架的要素。在演繹階段，本研究則採用內容分析法，逐一測定四個新聞框架在三報所有文本中的分布狀況，以及新聞性質和新聞消息來源與框架之間的關聯。最後則整併上述結果，並納入不同國家的氣候談判立場及社會文化脈絡，以論述的方式探討不同國家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相同和相異之處。 　　研究發現，三國媒體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方式與其國家氣候談判立場及國情大致相符：《紐約時報》大多將哥本哈根峰會框架為各類政治行為者之間的政治角力，反映國內政治化的氣候懷疑論述，同時模糊了美國的國家角色及應承擔的氣候責任。《人民日報》多將峰會框架為經濟發展問題，或是刻意強調國家立場、讚揚國家表現的國族主義論述；此論述特色符合國家以開發中國家自居、強調經濟發展權利的立場堅持。《聯合報》同樣主要將峰會框架為與台灣無關之國家間的政治角力，否則即為以順應時勢或掌握外交機會為題旨的國族主義論述；此若即若離的論述特色反映了台灣弱勢的國際地位，以及國家深怕遭到國際制裁或孤立的特性。 　　以上研究發現也促使研究者思考不同媒體在報導氣候談判及全球暖化議題時扮演的角色。《紐約時報》的政治賽局論述雖與美國社會中的質疑聲浪有關，然而媒體強調平衡報導的新聞產製規範亦是導致爭議爭議被放大的關鍵。《人民日報》向來是為中國政府喉舌的傳聲筒，此體制特色造成該報新聞論述大幅偏袒國家立場，顯示中國公眾對氣候變遷議題的理解很可能也有所偏向。《聯合報》的新聞論述則出現斷裂的現象，其中台灣角色和哥本哈根峰會之間僅存在提升外交地位一項連結，恐怕難使公眾重視此議題；此外，媒體的哥本哈根峰會新聞和國內全球暖化論述也並無緊密關聯，因此顯得片斷、無脈絡可言。 　　研究者最後提出國內新聞實務的改善空間，認為在當今媒體主流論述以強調個人層面之節能減碳為主的狀況下，媒體對氣候談判的關切應可作為將全球暖化新聞提升至國家及國際政策層次的機會，如此方能促進國內公眾更加關注全球暖化議題。

觀察近年國內數本財經雜誌的封面專題題材，可見其中不乏氣候變遷影響相關議題討論的刊載，以商業金融趨勢為議題主要切入角度且納入目標閱聽眾考量的財經雜誌，如何於其文本中建構氣候變遷議題為本文欲探討的核心問題意識。故此，本研究依循框架分析的建構論途徑，採納由比利時學者van Gorp所提出的質量兼具分析架構，以國內具相當指標性和流通率的《商業周刊》、《天下雜誌》與《遠見雜誌》三份財經雜誌為研究對象，藉由框架別、消息來源等綜合政經、社會文化脈絡的討論，由歸納和演繹兩階段中瞭解1992至2011年期間的氣候變遷議題於財經雜誌文本中被建構的樣貌。透過561個有效樣本的反覆檢視，歸納得出解決責任、經濟影響、災難末日、環境永續與衝突競爭五個框架別，《商業周刊》所建構的氣候變遷議題以經濟影響框架出現頻率最高；《天下雜誌》與《遠見雜誌》則以解決責任框架為最彰顯者，災難末日、環境永續與衝突競爭三個框架於文本中的出現頻率則皆偏低，三份財經雜誌在援引框架的議題建構過程有顯著差異。輔以質化討論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從中觀察到各框架別之間沒有時間流變上的差異，但各框架別所屬的範本運作在不同時間階段則有細微的差異表現。隸屬解決責任框架的政府責任範本密集出現在2007年之後，推估此與IPCC所發布的第四次評估報告有關，其對氣候變遷人為論的高度肯定促成解決責任分配的呼籲聲浪；2009年底於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再次強化地球村中各個國家政府必須肩負的解決責任；企業責任範本與政府責任範本的表現有相似的趨勢，自2007年起企業責任範本始頻繁出現；個人責任範本的相關論述則於2008年之後密集表現於文本中，此與2008年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施政方向有關，如執政黨將低碳家園以及推動綠能產業納為重要的施政方向，在政府官員大力推廣個人日常生活的減碳實踐下，減緩氣候變遷影響的風險分散至個人身上，氣候變遷議題氛圍有成為大眾論述的趨勢；科學社群責任範本所展現的人定勝天和科學至上態度，多出現於2008年底與2009年初，此與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作為意見領袖的動態有著密切相關。在經濟影響框架的部分，研究者發現自1990年代初，財經雜誌已將環境保護和氣候變遷議題融入經濟脈絡的討論中，直至1990年代末期，代表負向意涵的衝擊範本對於能源密集的高耗能產業規劃多是給予掌聲，傾向保護產業忽略環境的態度。2000年台灣經歷首次政黨輪替，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態度仍舊延續過往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對氣候環境的友善開發管制偏向保守。然這樣的經濟中心思維在2011年國光石化設廠案的質疑批評聲浪中看見具體轉變。強調氣候變遷影響下的各式災難現象與人禍的災難末日框架，其展現的範本模式在20年的歷時中則未出現不同時間上的特色，此與災難框架事件導向的屬性有關。無論是和諧共存範本或自然教育範本，環境永續框架在文本論述中出現的頻率皆偏低，無法反映其在20年的歷時過程中所彰顯的範本演變特色，但根據分析結果可觀察到的是環境永續框架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包括好萊塢電影、環境紀錄片等片段內容、環境理念與應變態度，皆在文本論述中以貼近閱聽人的方式引用展現，環境永續的環境中心價值觀在大眾文化的氛圍中建立。衝突競爭框架的框架包裹運作反映在科學不確定性與政治陰謀角力兩範本上，此兩類範本非規律性地出現，無特定的範本論述轉變差異。整體而言，三份財經雜誌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展現了經濟影響成改變誘因、環保團體聲音的微弱、由大眾文化領導議題和強化解決責任等文本論述特色。

本研究係透過對全球暖化科普出版品的圖像再現分析，研究圖像與公眾溝通暖化議題時的角色、功能與意義，進而討論圖像設計與公眾參與間的關係發展。圖像分析的來源主要以2007年IPCC發表第四次報告後，全球暖化科學知識的發展成熟、確定人為造成暖化及國際社會採取行動等社會氛圍為觀察點，以臺灣出版市場為選材來源，蒐集13本以圖文共構為主的科普文本，取徑符號學並應用家族相似性觀點於圖像再現的分析主軸。 研究者立論與分析思維的處理方式，是以宏觀的知識社會學理論視角，先行探索全球暖化知識的認識論及其在臺灣產製的研究議題，以及科學哲學、風險社會對此知識觀點的探討，再以社會建構論的角色切入，梳理社會建構論者如何分別從規範建構與權力建構的詮釋，分析全球暖化議題與社會間的互動發展關係，並與先前闡述理論形成辯證過程。研究者接著再從媒體再現全球暖化議題的相關研究，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討論過去在風險議題下圖像被賦予的角色與功能。最後，研究者據成因面、影響面與解決面為圖像所依附的敘事架構，整理分析出各面向下圖像家族再現的論述主題、議題與意義，將其結果分析與處理後，再與先前的學理對話，形成本研究的發現與結論。 本研究發現成因面圖像多再現科學共識，影響面圖像側重全球暖化帶來的災難事件及不確定性，解決面圖像則再現技術與行為規範的論述。在圖像輔助文本論述的角色界定下，各方面有以下特徵與意義： 首先，文本在描述科學事實與因果關係時，圖像再現會顯示科學文化圈的慣用符碼，如模型、數字、圖表、科學家研究的歷史相片等融入圖像再現，形塑能摒除懷疑、建構嚴謹可信的知識論述。 其次，解釋全球暖化影響時，圖像再現則傾向表現災難正在發生，在各地不斷游移與變動的不確性，來表徵全球暖化風險的系統性與連鎖效應。圖像再現會善用人們認知習慣上的比較手法、恐懼符碼來建構意義：直接影響面上，會以比較法配合描述改變中的自然景觀（融冰、海平面上升），或是各地災難事件的受創場景，以輔助闡述暖化持續進行的現象，並構連宗教文化的神話系統，象徵人類的罪與罰，以激起行動與重生的意念；衍生影響面上，圖像再現則以恐懼相反的修辭策略，如美麗、平和與可愛的動植物圖像及依賴自然生活與生存的人們、文化古都等景觀，搭配控訴暖化破壞的書寫，以建構等待救援受難的他者，圖像在散發出美感外隱藏生命共同體的道德訊息。 最後，文本在議論如何解決風險社會中複雜的系統性利益與需求問題時，再生能源的技術就在其中扮演著關鍵性的工具角色，其中又以太陽能、風能等圖像較常被引用。圖像再現則以車、房為載體，將回收技術、再生能源科技、生態技術的想像與論述置入其中，提供接受科技治理而無須改變現有生活的價值與態度。但是，風車圖像所再現的風場與發電廠，隱藏高技術門檻及科技專家治理的形態，隱藏由政府、產業與科技專家共治的大治理論述；而方舟圖像再現意指科學或科技行動須集思廣益才能事竟其功。在行為規範面，圖像再現節能減碳、綠化環境的行為圖標，輔助個人參與適應暖化行動論述，抗爭與遊行圖像的再現則指涉公眾參與科技民主的一種形式，卻忽略其他多元參與論述的圖像。上述研究發現與學理概念對照與分析後，本研究從公眾參與角度提出以下科普圖像設計的實務建議與創新見解： （一）圖像設計可減少註解式的圖文關係，以故事發揮圖像敘事潛能。 （二）公眾涉入感為理念，設計與公眾生活脈絡相關的圖像與論述。 （三）公眾能動性為理念，邀非專家設計圖像，建立情感與認知連接點。 （四）圖像用以轉化公眾的願景，專家與公眾共構小治理規劃的實踐。 公眾解讀科普與參與傳播，則能豐富媒體素養教育的理論的實踐範疇，圖像則發揮圖像激勵公眾參與的潛能。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oles, the function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mages fo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ublic on global warming issues by analyzing image representations of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 on global warming.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between image desig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udy’s findings of popular science images, "cause images" represent scientific consensus, "effect images" correspond to catastrophic events and uncertainties resulting from global warming, and "resolution images" signify the descriptions of technologies and the norms of behaviors. Under the current defined role of images for the supporting text, we obser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 when describing scientific facts and th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tent, the representing images of the symbols commonly used by the science culture circle, which include models, numbers, figures/tables, and historical photos, eliminate doubt and allow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ignificant and credible knowledgeable narratives. Second, when explaining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the representing images often lean towards showing the shifting and changing uncertainties caused by disasters that are occurring in order to signify the systems and the chain reactions produced by the risks of global warming. Third and lastly, the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key roles of sustain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omplex systems and the needs of society. The most common images cited are those of solar energy and wind energy. After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findings and the concepts of various theories, we provide practical suggestions and innovative insights for a scientific image design from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perspective as follows. (1) Image design can reduce the needs for image annotation, and story-centered images retain great potential for illustration. (2) Public participation shall be considered as the basis for designing public life-correlated images and narratives. (3) Experts should design imag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ublic dynamics so as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between emotion and recognition. (4)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thought using images, experts and the public should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ll plan together.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cation can enrich the practical areas of the theories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mages can additionally generate potential benefits through desig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冷戰的結束，兩強的對峙不再，多數國家在行動上更具彈性，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也於此取得了發展的機會。當各國聚焦於國內事務的同時，全球化的腳步又使其無法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許多看似是一國內部的問題，實已成為全球性的共同問題，環境問題於此時在各個場合中再度被突顯出來，特別是氣候變化的相關議題，更與全球每一份子休戚相關。非政府組織在這一系列的進程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除了共同參與制訂相關規範，並透過實際的作為形塑大眾的環境意識，更將成為了國際規範的重要監督者。此外，NGO不但是其在數量上與質量上的快速增長，其活動策略與方式更值得注目。本文將以《京都議定書》的形成與談判來觀察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並從《京都議定書》中的重要機制─彈性機制、碳匯(sink)與遵約系統(compliance) 檢視非政府組織是否能影響，以及如何影響這些機制的制定，最後則討論非政府組織在環境議題的展望，期盼爲當前日漸嚴峻的地球暖化問題尋求出路。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問題已嚴重影響人類生活，而世界各國也逐漸意識到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必須共同合作以解決此問題。京都議定書中的清潔發展機制 (CDM) 即是讓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共同實踐減量目標的一種彈性減量機制，然而過去文獻對於其減排成效的看法並不一致。有鑒於此，本文以參與CDM計畫的20個開發中國家和16個已開發國家為研究對象，探討CDM計畫對其2003至2008年二氧化碳減量之影響。根據兩階段最小平方法之固定效果模型的實證結果顯示，CDM計畫能減少開發中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經認證的排放減量額度 (CERs) 有被過量核發之現象；另一方面，CDM計畫對已開發國家的減排效果則無影響。 / In recent years,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oblem has affected humans’ life badly. Therefore, it is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to cooperate to solve the proble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is one of the flexibility mechanisms defined in the Kyoto Protocol, and it allow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fulfill the emission-reduction targets. However, the emissions abatement effects of CDM in the literatures are diverse. Accordingly, this paper uses 20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16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n empirical case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CDM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batement from 2003 to 2008. According to fixed effects two-stage least squares, CDM projects reduced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the 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 (CERs) were excessively issued. On the other hand, CDM projects didn’t have an impact of emissions abatement o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gravity of the Global Warming consequences force us to face the issue and try the best to mitigate its effects. Green Logistics practices, and especially the case of a Solar Panels Installation on a warehouse or plant’s roof, are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as solutions to reduce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asualties. The Net Present Value (NPV) Model in this paper and its results analysis show that project duration, Carbon Tax, initial energy price and its increasing rate are all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NPV Value. A high discount rate will, however, turn the NPV negative, thus raising the need of financing help for Green Logistics pro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