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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政府組織與京都議定書朱肇維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冷戰的結束，兩強的對峙不再，多數國家在行動上更具彈性，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也於此取得了發展的機會。當各國聚焦於國內事務的同時，全球化的腳步又使其無法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許多看似是一國內部的問題，實已成為全球性的共同問題，環境問題於此時在各個場合中再度被突顯出來，特別是氣候變化的相關議題，更與全球每一份子休戚相關。非政府組織在這一系列的進程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除了共同參與制訂相關規範，並透過實際的作為形塑大眾的環境意識，更將成為了國際規範的重要監督者。此外，NGO不但是其在數量上與質量上的快速增長，其活動策略與方式更值得注目。本文將以《京都議定書》的形成與談判來觀察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並從《京都議定書》中的重要機制─彈性機制、碳匯(sink)與遵約系統(compliance) 檢視非政府組織是否能影響，以及如何影響這些機制的制定，最後則討論非政府組織在環境議題的展望，期盼爲當前日漸嚴峻的地球暖化問題尋求出路。非政府組織氣候變化全球暖化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
2	從新自由制度主義分析中美因應氣候變遷議題：1992~2010 / Climate change in Sino-U.S. relations, 1992-2010: A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 陳臆尤, Chen, Yi You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氣候變遷目前正深刻的影響人類的生活與安全，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合作才有可能解決問題。有鑑於此，1992年與1997年分別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期望透過國際建制來有效因應氣候變遷。然而國際氣候建制的運作不良，導致京都進程無法順利推進，第二承諾期的存續爭議也持續擴大，其中美國和中國為京都進程的阻礙因素之一。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份額來看，中美兩國合計共排放出超過40%的二氧化碳，顯示出美國和中國在減排行動上占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換言之，在氣候變遷的時代下，中美攜手氣候合作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本研究利用新自由制度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分析自1992年訂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以來，中國和美國的氣候互動與合作，並探討兩國在氣候議題上，是否合作關係大於競爭關係。儘管自1979年起，兩國即已開始進行氣候與能源合作，但直到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中美才開始大動作的進行氣候協商。在應對氣候變遷的問題上，兩國共同擁有三大目標：減緩全球暖化、促進經濟發展與維護能源安全。因此，中美都了解到清潔能源的合作領域為兩國共同利益，即便在氣候合作上還存在著許多障礙，雙方還是願意採取互惠的手段，共同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新自由制度主義氣候變遷氣候外交《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中美關係
3	全球暖化與台灣的氣候政治-以《溫室氣體減量法》為例 / Global warming and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施奕任, Shih, Yije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隨著氣候變遷及其不利影響的科學證據日益明確，國際社會與主權國家從1980年代以來關懷思考如何因應氣候議題。台灣受限於特殊的國際地位，難以參與《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為主的國際氣候談判，但是台灣如何因應氣候議題，對於國內與國際都具有重要性。對於國內而言，氣候變遷產生議題連結的效果，加劇環境退化現象，觸發極端氣候事件的頻率與程度，衝擊處於生態脆弱的台灣。對於國際而言，台灣屬於主要的排放溫室氣體國家，意謂台灣是否願意承諾積極的減排責任，對於全球氣候行動舉足輕重。然而，當台灣從2005年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的立法過程，卻採取消極的政治立場，不僅不願意建立積極的減量目標與期程，同時立法院也不願意通過該法以因應全球氣候倡議。本研究討論不同國家面對國際氣候行動採取各自的政治立場，台灣為何選擇消極的政治立場。在研究理論與方法上，本研究提出修正的利益解釋模型，該模型認為有兩個因素得以解釋國家因應國際環境倡議的立場。第一個因素是風險認知，其認為國家面對國際環境倡議的政治立場，考量國內民眾對於生態脆弱性的風險認知。第二個因素是考量污染減量經濟成本，國內決策者基於各自的成本與利益考量，在決策過程中彼此協商，形塑國家減量成本與利益盤算，當減量成本越低，則國家越傾向於支持國際環境行動，反之亦然。基於修正模型的假定，本研究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上述兩項因素。在風險認知面向，本研究利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進行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0年六期一次問卷Ⅱ環境題組的實證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在減量成本面向，本研究就《溫室氣體減量法》立法過程涉及相關行為者進行深度訪談，透過質化分析理解不同行為者在決策過程的互動。在研究結果上，本研究發現在風險認知上，台灣民眾儘管認知氣候風險的嚴重性，但是考量氣候變遷的不利影響與後續因應都具有長期特性，降低民眾支持台灣採取積極的政治立場以因應氣候議題的意願。在減量成本上，因應氣候議題的決策形成一種姿態政治（gestural politics），儘管積極倡議台灣必須因應國際氣候議題，但是卻不願意制訂涵蓋積極減量目標與總量管制的《溫室氣體減量法》，其原因在於氣候決策嵌入能源與產業結構的挑戰。在能源結構上，台灣面對核能使用的政治爭議，加以再生能源短期難以巨幅成長，使得台灣仍然呈現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產業結構上，既有發展型國家的思維使得政治菁英傾向於強調發展的重要性，依賴高污染、高耗能與高排碳產業推動國家經濟發展，而難以透過調整能源價格等政治策略，改變依賴高排碳產業的產業結構。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法京都議定書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能源稅條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環境政治發展型國家 Climate Chang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 Kyoto Protocol Energy Tax Law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Law Environmental Politics Development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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