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發展，近年來氣候政治成為學者們關注的新興議題。而在中國的經濟表現與碳排放量都呈現顯著成長的同時，對中國氣候外交的研究，更是無論在國際關係、環境政治與中國研究等領域都有與日俱增的重要性。 　　如果脫離了決策的國際、國內環境脈絡來分析特定國家的特定政策，是只看到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面向。所以本論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跨層次研究的「國際／國內」分析方法，觀察國際環境政治的權力結構與國際建制的力量如何影響中國的氣候外交政策，而中國國內既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及行動者又是如何回應這樣的國際壓力、進而影響氣候外交決策的過程與結果。目的正是在把國際結構、國內制度發展與國家角色的重要性，帶回對氣候外交的分析中。在時間跨度上，是採取一個較宏觀、長時段的角度，觀察自中國環境政治的濫觴──1972年中國首次參與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到2009哥本哈根會議之間，中國的氣候外交決策的演變。 　　內文中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分別展示國際結構下的中國氣候外交發展、國內的政經制度如何影響氣候決策，最後並描述在全球化力量下兩個層次間的互動。 　　第一部分首先描述國際氣候政治的歷史發展、集團聯盟，並敘述後京都議定書時代國際氣候政治的版圖變遷對中國的影響。接著第二部分進入針對中國國內制度環境的分析，在政治制度的部分，以中國國內的環境部門與負責氣候變遷議題的部門變遷為例；經濟制度的部分，則以能源部門、煤炭與石油管理制度的發展為例，透過對制度變遷的觀察，分析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如何影響氣候政治。分析中國的後極權國家制度導致的威權環境主義與中國國內既有的分裂式的威權主義的官僚部門結構、中央地方關係，同時對氣候外交的決策產生的重大影響力。最後一章則藉由案例的選擇，說明在國際與國內制度兩個層次互動最頻繁的議題上，可能產生什麼樣新的競合關係。分別談論清潔發展機制等國際建制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活動；中國國內新興的社會組織對氣候相關政府部門的影響；最後是以新興的風力發電為例，說明新興的綠色產業在進入中國時，仍然面臨的國內政治經濟制度制約。

氣候變遷目前正深刻的影響人類的生活與安全，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合作才有可能解決問題。有鑑於此，1992年與1997年分別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期望透過國際建制來有效因應氣候變遷。然而國際氣候建制的運作不良，導致京都進程無法順利推進，第二承諾期的存續爭議也持續擴大，其中美國和中國為京都進程的阻礙因素之一。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份額來看，中美兩國合計共排放出超過40%的二氧化碳，顯示出美國和中國在減排行動上占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換言之，在氣候變遷的時代下，中美攜手氣候合作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本研究利用新自由制度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分析自1992年訂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以來，中國和美國的氣候互動與合作，並探討兩國在氣候議題上，是否合作關係大於競爭關係。儘管自1979年起，兩國即已開始進行氣候與能源合作，但直到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中美才開始大動作的進行氣候協商。在應對氣候變遷的問題上，兩國共同擁有三大目標：減緩全球暖化、促進經濟發展與維護能源安全。因此，中美都了解到清潔能源的合作領域為兩國共同利益，即便在氣候合作上還存在著許多障礙，雙方還是願意採取互惠的手段，共同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