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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氣候外交決策研究：「國際／國內」分析途徑（1972-2009） / China’s Climate Diplomacy: An “International/ Domestic” Approach (1972-2009) 謝維航, Hsieh, Wai Ha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隨著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發展，近年來氣候政治成為學者們關注的新興議題。而在中國的經濟表現與碳排放量都呈現顯著成長的同時，對中國氣候外交的研究，更是無論在國際關係、環境政治與中國研究等領域都有與日俱增的重要性。　　如果脫離了決策的國際、國內環境脈絡來分析特定國家的特定政策，是只看到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面向。所以本論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跨層次研究的「國際／國內」分析方法，觀察國際環境政治的權力結構與國際建制的力量如何影響中國的氣候外交政策，而中國國內既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及行動者又是如何回應這樣的國際壓力、進而影響氣候外交決策的過程與結果。目的正是在把國際結構、國內制度發展與國家角色的重要性，帶回對氣候外交的分析中。在時間跨度上，是採取一個較宏觀、長時段的角度，觀察自中國環境政治的濫觴──1972年中國首次參與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到2009哥本哈根會議之間，中國的氣候外交決策的演變。　　內文中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分別展示國際結構下的中國氣候外交發展、國內的政經制度如何影響氣候決策，最後並描述在全球化力量下兩個層次間的互動。　　第一部分首先描述國際氣候政治的歷史發展、集團聯盟，並敘述後京都議定書時代國際氣候政治的版圖變遷對中國的影響。接著第二部分進入針對中國國內制度環境的分析，在政治制度的部分，以中國國內的環境部門與負責氣候變遷議題的部門變遷為例；經濟制度的部分，則以能源部門、煤炭與石油管理制度的發展為例，透過對制度變遷的觀察，分析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如何影響氣候政治。分析中國的後極權國家制度導致的威權環境主義與中國國內既有的分裂式的威權主義的官僚部門結構、中央地方關係，同時對氣候外交的決策產生的重大影響力。最後一章則藉由案例的選擇，說明在國際與國內制度兩個層次互動最頻繁的議題上，可能產生什麼樣新的競合關係。分別談論清潔發展機制等國際建制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活動；中國國內新興的社會組織對氣候相關政府部門的影響；最後是以新興的風力發電為例，說明新興的綠色產業在進入中國時，仍然面臨的國內政治經濟制度制約。中國氣候變遷氣候外交中共氣候外交環境政治
2	全球暖化與台灣的氣候政治-以《溫室氣體減量法》為例 / Global warming and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施奕任, Shih, Yije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隨著氣候變遷及其不利影響的科學證據日益明確，國際社會與主權國家從1980年代以來關懷思考如何因應氣候議題。台灣受限於特殊的國際地位，難以參與《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為主的國際氣候談判，但是台灣如何因應氣候議題，對於國內與國際都具有重要性。對於國內而言，氣候變遷產生議題連結的效果，加劇環境退化現象，觸發極端氣候事件的頻率與程度，衝擊處於生態脆弱的台灣。對於國際而言，台灣屬於主要的排放溫室氣體國家，意謂台灣是否願意承諾積極的減排責任，對於全球氣候行動舉足輕重。然而，當台灣從2005年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的立法過程，卻採取消極的政治立場，不僅不願意建立積極的減量目標與期程，同時立法院也不願意通過該法以因應全球氣候倡議。本研究討論不同國家面對國際氣候行動採取各自的政治立場，台灣為何選擇消極的政治立場。在研究理論與方法上，本研究提出修正的利益解釋模型，該模型認為有兩個因素得以解釋國家因應國際環境倡議的立場。第一個因素是風險認知，其認為國家面對國際環境倡議的政治立場，考量國內民眾對於生態脆弱性的風險認知。第二個因素是考量污染減量經濟成本，國內決策者基於各自的成本與利益考量，在決策過程中彼此協商，形塑國家減量成本與利益盤算，當減量成本越低，則國家越傾向於支持國際環境行動，反之亦然。基於修正模型的假定，本研究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上述兩項因素。在風險認知面向，本研究利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進行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0年六期一次問卷Ⅱ環境題組的實證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在減量成本面向，本研究就《溫室氣體減量法》立法過程涉及相關行為者進行深度訪談，透過質化分析理解不同行為者在決策過程的互動。在研究結果上，本研究發現在風險認知上，台灣民眾儘管認知氣候風險的嚴重性，但是考量氣候變遷的不利影響與後續因應都具有長期特性，降低民眾支持台灣採取積極的政治立場以因應氣候議題的意願。在減量成本上，因應氣候議題的決策形成一種姿態政治（gestural politics），儘管積極倡議台灣必須因應國際氣候議題，但是卻不願意制訂涵蓋積極減量目標與總量管制的《溫室氣體減量法》，其原因在於氣候決策嵌入能源與產業結構的挑戰。在能源結構上，台灣面對核能使用的政治爭議，加以再生能源短期難以巨幅成長，使得台灣仍然呈現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產業結構上，既有發展型國家的思維使得政治菁英傾向於強調發展的重要性，依賴高污染、高耗能與高排碳產業推動國家經濟發展，而難以透過調整能源價格等政治策略，改變依賴高排碳產業的產業結構。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法京都議定書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能源稅條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環境政治發展型國家 Climate Chang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 Kyoto Protocol Energy Tax Law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Law Environmental Politics Development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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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氣候外交決策研究：「國際／國內」分析途徑（1972-2009） / China’s Climate Diplomacy: An “International/ Domestic” Approach (1972-2009)

全球暖化與台灣的氣候政治-以《溫室氣體減量法》為例 / Global warming and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