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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與京都議定書朱肇維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冷戰的結束,兩強的對峙不再,多數國家在行動上更具彈性,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也於此取得了發展的機會。當各國聚焦於國內事務的同時,全球化的腳步又使其無法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許多看似是一國內部的問題,實已成為全球性的共同問題,環境問題於此時在各個場合中再度被突顯出來,特別是氣候變化的相關議題,更與全球每一份子休戚相關。非政府組織在這一系列的進程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除了共同參與制訂相關規範,並透過實際的作為形塑大眾的環境意識,更將成為了國際規範的重要監督者。此外,NGO不但是其在數量上與質量上的快速增長,其活動策略與方式更值得注目。本文將以《京都議定書》的形成與談判來觀察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並從《京都議定書》中的重要機制─彈性機制、碳匯(sink)與遵約系統(compliance) 檢視非政府組織是否能影響,以及如何影響這些機制的制定,最後則討論非政府組織在環境議題的展望,期盼爲當前日漸嚴峻的地球暖化問題尋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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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自由制度主義分析中美因應氣候變遷議題:1992~2010 / Climate change in Sino-U.S. relations, 1992-2010: A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陳臆尤, Chen, Yi You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氣候變遷目前正深刻的影響人類的生活與安全,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合作才有可能解決問題。有鑑於此,1992年與1997年分別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期望透過國際建制來有效因應氣候變遷。然而國際氣候建制的運作不良,導致京都進程無法順利推進,第二承諾期的存續爭議也持續擴大,其中美國和中國為京都進程的阻礙因素之一。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份額來看,中美兩國合計共排放出超過40%的二氧化碳,顯示出美國和中國在減排行動上占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換言之,在氣候變遷的時代下,中美攜手氣候合作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本研究利用新自由制度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分析自1992年訂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以來,中國和美國的氣候互動與合作,並探討兩國在氣候議題上,是否合作關係大於競爭關係。儘管自1979年起,兩國即已開始進行氣候與能源合作,但直到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中美才開始大動作的進行氣候協商。在應對氣候變遷的問題上,兩國共同擁有三大目標:減緩全球暖化、促進經濟發展與維護能源安全。因此,中美都了解到清潔能源的合作領域為兩國共同利益,即便在氣候合作上還存在著許多障礙,雙方還是願意採取互惠的手段,共同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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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與台灣的氣候政治-以《溫室氣體減量法》為例 / Global warming and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施奕任, Shih, Yije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隨著氣候變遷及其不利影響的科學證據日益明確,國際社會與主權國家從1980年代以來關懷思考如何因應氣候議題。台灣受限於特殊的國際地位,難以參與《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為主的國際氣候談判,但是台灣如何因應氣候議題,對於國內與國際都具有重要性。對於國內而言,氣候變遷產生議題連結的效果,加劇環境退化現象,觸發極端氣候事件的頻率與程度,衝擊處於生態脆弱的台灣。對於國際而言,台灣屬於主要的排放溫室氣體國家,意謂台灣是否願意承諾積極的減排責任,對於全球氣候行動舉足輕重。然而,當台灣從2005年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的立法過程,卻採取消極的政治立場,不僅不願意建立積極的減量目標與期程,同時立法院也不願意通過該法以因應全球氣候倡議。本研究討論不同國家面對國際氣候行動採取各自的政治立場,台灣為何選擇消極的政治立場。
在研究理論與方法上,本研究提出修正的利益解釋模型,該模型認為有兩個因素得以解釋國家因應國際環境倡議的立場。第一個因素是風險認知,其認為國家面對國際環境倡議的政治立場,考量國內民眾對於生態脆弱性的風險認知。第二個因素是考量污染減量經濟成本,國內決策者基於各自的成本與利益考量,在決策過程中彼此協商,形塑國家減量成本與利益盤算,當減量成本越低,則國家越傾向於支持國際環境行動,反之亦然。基於修正模型的假定,本研究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上述兩項因素。在風險認知面向,本研究利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進行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0年六期一次問卷Ⅱ環境題組的實證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在減量成本面向,本研究就《溫室氣體減量法》立法過程涉及相關行為者進行深度訪談,透過質化分析理解不同行為者在決策過程的互動。
在研究結果上,本研究發現在風險認知上,台灣民眾儘管認知氣候風險的嚴重性,但是考量氣候變遷的不利影響與後續因應都具有長期特性,降低民眾支持台灣採取積極的政治立場以因應氣候議題的意願。在減量成本上,因應氣候議題的決策形成一種姿態政治(gestural politics),儘管積極倡議台灣必須因應國際氣候議題,但是卻不願意制訂涵蓋積極減量目標與總量管制的《溫室氣體減量法》,其原因在於氣候決策嵌入能源與產業結構的挑戰。在能源結構上,台灣面對核能使用的政治爭議,加以再生能源短期難以巨幅成長,使得台灣仍然呈現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產業結構上,既有發展型國家的思維使得政治菁英傾向於強調發展的重要性,依賴高污染、高耗能與高排碳產業推動國家經濟發展,而難以透過調整能源價格等政治策略,改變依賴高排碳產業的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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