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我們可以從種種跡象發現地球的氣候結構正在改變。氣候變遷不只影響自然生物，也會影響地球上的人們。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逐年上升，淹沒大部分的人口密集區域。都市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約占了全球排放量的75%，且都市有實際的權力從國家內部處理減排議題，有效地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必須從都市做起。紐約市在2007年宣布了PLANYC，這是美國第一個由都市所設計來對抗氣候變遷的完整計畫。PLANYC不只有土地使用、交通部門，還包含水資源、能源、空氣汙染、氣候變遷四個子計畫，可提供國內外各都市做為借鏡，共同為抗暖化而努力。 / In these years, we may discover Earth's climate structure is changing from many sorts. Climate change not only affects natural biology, but also affects people’s life. Climatic change causes the sea level rise year by year, submerges densely population region. Cities consume over two-thirds of the world’s energy and account for more than 70 % of global CO2 emissions, and furthermore cities have the actual authority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New York city announced PLANYC in 2007, this is the first carbon reduce plan designed by city government in America. PLANYC includes many departments, not only land use, traffic, but also water resources, air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PLANYC is a good example that our city governments can act like it to reduce global warming.

近來氣候異常與極端氣候災害發生的頻率不斷上升，為了解氣候變遷對我國經濟成長是否有影響，本文採用臺灣1961年至2010年共50年的氣溫、雨量等氣候資料，以及淨固定資產形成、儲蓄率和人口為解釋變數，來探討同時期的全國和農業部門經濟成長是否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臺灣近50年來的年平均氣溫有上升情形，且其變異程度和全距皆減少，顯示氣溫往高溫集中，確實存在暖化現象。而年平均降雨量、其變異程度以及全距，都有上升傾向，表現出臺灣降雨量有增加趨勢，且降雨的變動幅度也上升，代表氣候波動幅度增大。依ARMAX模型檢測得知，氣候因子並不顯著影響全國的經濟成長和農業部門的經濟成長，而是經濟解釋變數較顯著，故應以經濟因子來解釋經濟成長較為恰當。

Climate change is natural process that refers itself to variations in weather caused by nature or human activity, mainly due to fossil combustion and deforestation that had raised the amount of gas emission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in the atmosphere. Due to geographical situation some countries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se changes than others. Adapting to the new climate conditions becomes a challenge that entails economic costs and resources that affect significantly to countries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here is a need for solutions to create a proper setting to generate long-term sustainable growth strategies. Recent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most affected area by this phenomena will be Central America and among that region El Salvador . This research will be directed to the possible outcome that climate change will have in agriculture and for that in food security. El Salvador has been an agriculture base economy that has experienced minor changes throughout time.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kinds of crops that been extremely important in Salvadoran economy, one of them is Corn. It constitutes almost half of the dietary pattern of Salvadoran families. The reint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could be a viable alternative for the country’s economy to regain its strength.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scarce demand of corn consumption in El Salvador.

由於兩岸政治關係的制約，造成臺灣特殊的外交處境，臺灣過去以傳統方式拓展外交關係的成效甚為有限，近年來則以經濟實力做為務實外交的後盾，對外援助也成為臺灣能走入國際舞臺及發展對外關係的極重要工具。而放眼全球，隨著後冷戰時代與全球化概念的出現，國際間對外援助的思考模式已從單向的財源與經濟援助，轉向更多關切於民主人權、環保、生態及氣候變遷等人類安全議題，並更趨重視援助國與受援國及國際面向之間的雙向、多邊合作模式。基此，本文主要在探討對外援助的目的，以及其在外交政策上所能發揮之功能與限制，並藉由導入臺灣國內政黨主張及兩岸、受援國本身和國際趨勢等內外考量因素，以評估臺灣對南太平洋島國的援助方式，由傳統的資金挹注導向轉為聚焦氣候環境外交的可行性與優勢所在。 南太平洋國家在環保議題、氣候變遷等人類社會共同關心的焦點議題上，可謂首當其衝，也早已成為南太平洋社會特別關注的重心；在此區域氛圍中，加上兩岸關係的和緩形勢，兩岸應儘快協調與國際社會以共同協助的方式來解決相關問題，同時深化兩岸和解與友好合作之關係。 北京在民進黨政府時代，對南太地區主要採取強化與澳大利亞、紐西蘭及主要政經組織「太平洋島國論壇」之關係，並藉由大國外交影響力、經貿與金援實質利益等手段，達到維穩其既有邦交並伺機誘拉臺灣友邦外交轉向之目的。隨著馬政府上臺並推動「外交休兵」政策後，確已達到兩岸暫停外交爭戰的預期目標。 2008年馬英九總統上任後的「外交休兵」策略，促使兩岸關係的迅速和緩，加上環境和人類安全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重心之趨勢，以及南太平洋受氣候變遷威脅之議題急遽突出，則給了臺灣一個徹底改進外交政策的良好契機。今後臺灣在近程上可透過新的援外政策，逐步消弭國際對臺灣採行「金援外交」收買手段之負面印象；遠程上，臺灣可持續藉由在全球人道與人權援助、國際組織參與及促進兩岸永久和平等面向，俾利臺灣對國際社會提供更長遠與實質的貢獻。

在冷戰結束與經濟議題的興起之下，非傳統安全在國際關係中所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隨著石油危機的發生，『能源安全』開始成為討論的目標，也重重影響各國的國防、外交與經濟政策。然而，在80年代後所吹起的環保風潮，也使得能源的使用開始受到環保人士的監督。過去以經濟目標為主的能源安全內涵已經不符合全球暖化下的要求，新的能源安全典範開始融入『環境安全』與永續發展的環保目標。此外，在油價高漲的時代之下，『能源外交』的出現，也使得各國間的能源合作成為一種外交手段，俄羅斯的興起就是最佳範例。在能源、環保、經濟與國家安全的相互交錯之下，都使得現今的能源議題比過去複雜。 而歐盟正面臨的這種新式能源安全的挑戰，所以歐盟在2006年提出了《永續發展、競爭力和能源安全的歐洲戰略》的能源綠皮書（Green Paper）。在歐盟內部的能源政策目標中，積極希望能夠達成環境安全的要求來因應氣候變遷。同時也希望能夠配合歐盟的東擴，整合歐盟的內部天然氣市場，增加經濟與工業的競爭力；而在歐盟對外的能源戰略方面，主要是希望達成能源供應源多樣化的目標。因此，希望能與重要的能源生產國如俄羅斯、裡海地區與中東地區的國家建立能源合作的機制。最後，儘管面對許多挑戰，但是歐盟內部還是希望能建立共同能源政策，來增加歐盟對外能源談判的籌碼。 在全球化與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能源生產國與能源進口國都面臨著不同的安全挑戰，並相互依賴著。沒有任何一方的獨善其身，都必須面對能源、環境與經濟的平衡。因此，希望藉由討論歐盟的經驗，讓其他國家在面對相同問題的時候可以有所借鏡。 關鍵詞：歐盟、能源政策、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對農業生產影響甚鉅。近年來全球持續暖化，使得各地區發生了極端的氣候變化事件，例如：2007年摩洛哥及英國發生嚴重的水災，然而在加拿大東南部、歐洲東南部、澳洲與南非卻成了無比的乾旱地帶；2008年中國的雪災與旱災等，均使得當地農業生產量大幅銳減。全球暖化會帶來農作物生產力的變化，進而影響糧食的供給。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成長，人口持續增加，使得糧食需求大幅成長。糧食的供需與糧食價格一直是全球各國關注的焦點，因此，本研究應用全球貿易一般均衡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及其第六版資料庫，並利用加入農業生態區(Agro-Ecological Zoning)後的GTAP土地利用模型，模擬在IPCC SRES之A2情境下，到2020年時氣候變遷對全球糧食作物的生產、價格、土地利用與福利的影響。 本研究模擬結果顯示：(1)氣候變遷使得主要糧食作物：稻米、小麥、油脂作物的世界價格皆小幅上漲，而其他穀類作物價格上漲較多，最主要是因為在世界大多數地區的其他穀類作物生產力皆受到全球暖化負面的衝擊。另一方面，由於其他穀類作物是畜牧業的主要投入生產要素之一，所以畜牧產品的世界價格也隨之上漲；(2)在世界糧食生產方面，氣候變遷對世界稻米、小麥、油脂作物與其他穀類作物的產出影響皆不大；(3)在福利變動方面，大體而言，地處高緯度的已開發國家大多因氣候變遷而得利，位於中低緯度的開發中國家則因氣候變遷而受害。而且，地處高緯度的中歐、東歐與前蘇聯卻是世界所有國家中，福利下降最多的地區，最主要是其地區的農作物受到相當負面的影響所致。

人類社會造成全球暖化問題的科學事實已逐漸受到科學界肯定，而國際社會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簽署以來即開始著手因應全球暖化問題，至今已邁入第17年。其中在2009年舉辦的哥本哈根峰會，由於背負著產出延續《京都議定書》的新氣候協議之重責大任，是全球氣候談判最受矚目的一年；知名經濟學家Nicholas Stern更稱之為「二次戰後最重要的一次會議」。然而哥本哈根峰會最終仍因不同國家間巨大的利益分歧，未能達到當初期待的目標。 　　新聞媒體是公眾理解全球暖化議題最重要的管道；若從建構論角度觀之，媒體更是各類政治行為者論述競爭的場域，反映了社會上某種文化價值或意識型態。因此不同國家媒體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方式，很可能反映了一個國家及其社會、乃至於公眾理解氣候變遷議題的觀點，進而左右其對氣候政策的支持態度。本研究主要之研究目的，即為透過跨國新聞框架分析，了解新聞媒體在特定國家情境的影響下，有關哥本哈根峰會報導的論述特色，進而思考媒體在再現全球暖化這個全球性議題上的角色。 　　本研究以哥本哈根峰會最受矚目的美國和中國，以及台灣本土報紙作為研究對象，採取van Gorp的新聞框架分析取徑，針對《紐約時報》、《人民日報》及《聯合報》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共五個月份的相關報導進行歸納及演繹兩階段的新聞框架分析。首先在歸納階段，研究者在大量反覆閱讀、推敲新聞文本後，共找出環境保護、經濟發展、政治賽局，以及國族主義四個新聞框架，以及與每個框架相對應的框架化裝置及推理裝置，作為建構框架的要素。在演繹階段，本研究則採用內容分析法，逐一測定四個新聞框架在三報所有文本中的分布狀況，以及新聞性質和新聞消息來源與框架之間的關聯。最後則整併上述結果，並納入不同國家的氣候談判立場及社會文化脈絡，以論述的方式探討不同國家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相同和相異之處。 　　研究發現，三國媒體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方式與其國家氣候談判立場及國情大致相符：《紐約時報》大多將哥本哈根峰會框架為各類政治行為者之間的政治角力，反映國內政治化的氣候懷疑論述，同時模糊了美國的國家角色及應承擔的氣候責任。《人民日報》多將峰會框架為經濟發展問題，或是刻意強調國家立場、讚揚國家表現的國族主義論述；此論述特色符合國家以開發中國家自居、強調經濟發展權利的立場堅持。《聯合報》同樣主要將峰會框架為與台灣無關之國家間的政治角力，否則即為以順應時勢或掌握外交機會為題旨的國族主義論述；此若即若離的論述特色反映了台灣弱勢的國際地位，以及國家深怕遭到國際制裁或孤立的特性。 　　以上研究發現也促使研究者思考不同媒體在報導氣候談判及全球暖化議題時扮演的角色。《紐約時報》的政治賽局論述雖與美國社會中的質疑聲浪有關，然而媒體強調平衡報導的新聞產製規範亦是導致爭議爭議被放大的關鍵。《人民日報》向來是為中國政府喉舌的傳聲筒，此體制特色造成該報新聞論述大幅偏袒國家立場，顯示中國公眾對氣候變遷議題的理解很可能也有所偏向。《聯合報》的新聞論述則出現斷裂的現象，其中台灣角色和哥本哈根峰會之間僅存在提升外交地位一項連結，恐怕難使公眾重視此議題；此外，媒體的哥本哈根峰會新聞和國內全球暖化論述也並無緊密關聯，因此顯得片斷、無脈絡可言。 　　研究者最後提出國內新聞實務的改善空間，認為在當今媒體主流論述以強調個人層面之節能減碳為主的狀況下，媒體對氣候談判的關切應可作為將全球暖化新聞提升至國家及國際政策層次的機會，如此方能促進國內公眾更加關注全球暖化議題。

觀光業被稱為無煙囪產業，然而經研究證實，隨著觀光業的蓬勃發展，旅遊行為產生的碳排放量對於氣候變遷亦有重大影響，因此全球觀光部門開始正視本身發展與氣候變遷的關聯。在我國，新北市坪林區首先結合低碳環保與觀光發展的議題，於二○○八年首創低碳旅遊活動，是指一種致力於在旅遊活動中減少碳排放量的觀光發展模式，受到各界矚目，亦為永續觀光發展的最新趨勢。 　　低碳要求將旅遊活動的碳排放量降至最低，因此採取交通管制、要求共乘、定額限量等規範措施，然而觀光發展追求吸引大量遊客，在本質追求上兩者看似存有矛盾，究竟這樣的活動對於坪林地區觀光產業的永續發展有何助益？本研究欲藉文獻中所歸納的永續發展衡量架構，從過程途徑的參與層面，與結果途徑的社會、經濟、環境層面進行分析，探討諸如政策支持度、經濟利益分配與空氣品質等議題，據以提出未來永續觀光發展的策略建議。此外，由於利害關係人是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本研究將以其為關注焦點，側重社會面向下利害關係人的觀點及互動，以展現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 　　研究發現，政策推動過程中設有完善的溝通管道，然部分居民對政策的參與仍處觀望階段，而決策模式主要由上而下形成，在政府及居民間存在觀點上的差異；對永續發展的結果衡量上，社會面的政策支持度從反對到認同進而支持，欲使坪林未來有能力獨立執行、永續推動低碳模式的觀光發展，則須加強教育及能力訓練，在地方生活哲學中納入低碳概念，建立低碳永續發展架構，實際層面則可透過收費機制與活動的多樣化確保經濟來源；於經濟層面，政策已成功引入商機，然對於就業機會創造的影響仍稍嫌薄弱，人口外移則是地方發展最大的隱憂，而經濟不平等的現象亦有促進政策參與之效；於環境上的低碳目標，目前低碳概念的宣導意義遠重於實際減碳效益，然而低碳概念亦尚未成為當地核心價值，地方人民看重短期經濟利益更勝於長期永續發展價值，且於坪林地區推動低碳的效果本受限制，雖難以檢驗實際減碳成效，然已證實環保與經濟共存共榮的發展模式；最後並對發展低碳觀光提出建議。

隨著高度的經濟發展，對於溫室氣體的排放逐年遞增，進一步造成了溫室效應以及全球暖化的現象。而全球暖化造成的影響除了極地冰原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沒較低窪的沿海陸地，衝擊低地國及多數國家沿海精華區。也造成全球氣候變遷，導致不正常暴雨、乾旱現象以及沙漠化現象擴大，對於生態體系、水土資源、經濟成長與生命安全等都會造成傷害。 文獻上對於經濟成長造成的碳排放量增加，導致溫室效應的研究比比皆是，但是對於全球暖化導致的氣候變遷，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卻是寥寥可數。尤其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成長最快的發展中國家，氣候變遷是否會影響其經濟發展，是本研究相當感興趣的議題。因此，本研究將利用1994-2009年中國各主要城市氣候的追蹤資料，搭配雙因子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希望透過本研究，瞭解並分析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分析中國氣候變遷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並提出具體的因應對策。 結果顯示，氣候變遷變數的確會影響中國各省市的經濟成長，表示氣溫越高，對於經濟成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且氣溫的穩定性的確會影響經濟成長，符合本研究的假設。接著考慮氣候變遷對於農業產值比重高的地區是否有較大的影響時，發現在農業比重高的地區，降雨量的穩定性會影響經濟成長，也就是說降雨量越不穩定，越不利於經濟成長。若將中國各省市區分為沿海與非沿海地區，也大致得到上述結果。而本研究所得到的結論，證明了氣候變遷對於經濟成長有顯著負面的影響，未來將會是中國追求高度經濟成長所面臨的嚴峻考驗。

隨著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發展，近年來氣候政治成為學者們關注的新興議題。而在中國的經濟表現與碳排放量都呈現顯著成長的同時，對中國氣候外交的研究，更是無論在國際關係、環境政治與中國研究等領域都有與日俱增的重要性。 　　如果脫離了決策的國際、國內環境脈絡來分析特定國家的特定政策，是只看到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面向。所以本論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跨層次研究的「國際／國內」分析方法，觀察國際環境政治的權力結構與國際建制的力量如何影響中國的氣候外交政策，而中國國內既有的政治經濟制度及行動者又是如何回應這樣的國際壓力、進而影響氣候外交決策的過程與結果。目的正是在把國際結構、國內制度發展與國家角色的重要性，帶回對氣候外交的分析中。在時間跨度上，是採取一個較宏觀、長時段的角度，觀察自中國環境政治的濫觴──1972年中國首次參與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到2009哥本哈根會議之間，中國的氣候外交決策的演變。 　　內文中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分別展示國際結構下的中國氣候外交發展、國內的政經制度如何影響氣候決策，最後並描述在全球化力量下兩個層次間的互動。 　　第一部分首先描述國際氣候政治的歷史發展、集團聯盟，並敘述後京都議定書時代國際氣候政治的版圖變遷對中國的影響。接著第二部分進入針對中國國內制度環境的分析，在政治制度的部分，以中國國內的環境部門與負責氣候變遷議題的部門變遷為例；經濟制度的部分，則以能源部門、煤炭與石油管理制度的發展為例，透過對制度變遷的觀察，分析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如何影響氣候政治。分析中國的後極權國家制度導致的威權環境主義與中國國內既有的分裂式的威權主義的官僚部門結構、中央地方關係，同時對氣候外交的決策產生的重大影響力。最後一章則藉由案例的選擇，說明在國際與國內制度兩個層次互動最頻繁的議題上，可能產生什麼樣新的競合關係。分別談論清潔發展機制等國際建制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活動；中國國內新興的社會組織對氣候相關政府部門的影響；最後是以新興的風力發電為例，說明新興的綠色產業在進入中國時，仍然面臨的國內政治經濟制度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