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全球化與治理雙重影響，原本侷限於國家範圍內由上而下的政府統治形式乃因勢而為，朝全球治理形式轉化，也就是跨越國家疆域與公、私部門界限的共同合作漸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本論文試圖從理論基礎著手，確立全球治理的運作階段，以建構一套能夠解釋全球治理實務現象的運作模式。 本論文第一章為導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目的、途徑、方法、程序與分析架構等要項。同時，本論文檢視各類全球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治理等議題的個案後發現，儘管它們至關重要，但是以影響人類的深度、廣度以及時間長度而言，都無法與全球環境治理議題相提並論。畢竟環境一旦遭受破壞，往往導致永久性的生態浩劫，不是難以拯治，就是拯治的過程曠日費時，其成果也極為有限，最後受害的將是人類全體。特別是因工業發展與經濟成長產生的溫室氣體濃度愈來愈高，此種因溫室效應而導致的全球暖化現象，成為近年來聯合國大會中廣受關注的焦點。《京都議定書》的出現，不啻為當前拯治全球溫室效應的努力，邁出關鍵的一大步，因此本論文乃選擇《京都議定書》，作為全球治理運作模式擬驗證的實證個案。 第二章從全球治理的概念與全球治理的運作模式等兩方面檢閱相關研究文獻，以選擇最為滿足全球治理活動構成要件的全球治理運作模式，作為本論文研究全球治理運作模式的理論基礎。詳言之，本章有系統地檢閱當前與全球治理相關的研究文獻，從中挑選出涵蓋範圍最為全面、分析觀點最為深入、影響層面也最為豐富的全球治理概念，並歸納出全球治理活動的構成要件。其次，再從研究文獻□選擇最為滿足這些要件的全球治理運作模式，作為本論文擬採用的理論基礎，藉此確立全球治理的運作階段，以建構一套能夠解釋全球治理實務現象的運作模式。在文獻檢閱的過程中，評析各類文獻的貢獻與缺失，並就相關主題構成一個論述的系絡，使其對全球治理主題的瞭解有適當的深度。 第三章探討第二章所選擇的的理論基礎，並據此確立全球治理的運作階段，以產生對《京都議定書》個案的預期發現。詳言之，在第二章的文獻檢閱中業已選擇了最能符合全球治理活動構成要件的締約關係途徑，作為本論文研究全球治理運作模式的理論基礎。本章介紹締約關係途徑的理論背景與意涵，並據此確立全球治理的運作階段，以產生對《京都議定書》個案的初始預期發現。 第四章根據政策分析的過程，進行對《京都議定書》個案的內容析述。詳言之，如以《京都議定書》個案為例說明唐恩以問題為中心的政策分析論述，則《京都議定書》的締結事實上可被視為是為解決溫室效應此一全球環保政策問題，而在全球（溫室效應類）環保政策制訂過程中被建議、採納並執行的政策行動，故該論述實有助於對《京都議定書》個案從議程設定、政策規劃、政策採納發展到政策執行程序的分析闡述（由於《京都議定書》甫於二OO五年二月十六日生效，故還未發展到政策評估程序）。有鑑於此，本章遵循唐恩以問題為中心的政策分析過程，進行對《京都議定書》個案發展經過的析述。 第五章將締約關係途徑與《京都議定書》個案進行理論與實證的交互檢證，並據此修正全球治理的理論基礎與運作階段。詳言之，本章以第三章第二節雷克所提出的談判、行動者的多樣性、剩餘控制權利、治理與締約、無政府階層-政府階層關係的連續體與全球治理結構調適的交易成本觀點等締約關係途徑的六項要素為基準，將締約關係途徑與《京都議定書》個案進行理論與實證的交互檢證，藉以建構一個整合性的全球治理運作模式。 第六章根據第五章的檢證結果，建構出一個整合性的全球治理運作模式，以歸納出本論文的諸項結論，並對未來的理論與實證層面提供建議。詳言之，本章根據第五章的檢證結果，建構出一個整合性的全球治理運作模式，以歸納出對全球治理所產生的意義，並對未來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證層面提供建議。

冷戰的結束，兩強的對峙不再，多數國家在行動上更具彈性，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也於此取得了發展的機會。當各國聚焦於國內事務的同時，全球化的腳步又使其無法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許多看似是一國內部的問題，實已成為全球性的共同問題，環境問題於此時在各個場合中再度被突顯出來，特別是氣候變化的相關議題，更與全球每一份子休戚相關。非政府組織在這一系列的進程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除了共同參與制訂相關規範，並透過實際的作為形塑大眾的環境意識，更將成為了國際規範的重要監督者。此外，NGO不但是其在數量上與質量上的快速增長，其活動策略與方式更值得注目。本文將以《京都議定書》的形成與談判來觀察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並從《京都議定書》中的重要機制─彈性機制、碳匯(sink)與遵約系統(compliance) 檢視非政府組織是否能影響，以及如何影響這些機制的制定，最後則討論非政府組織在環境議題的展望，期盼爲當前日漸嚴峻的地球暖化問題尋求出路。

本文採文獻歸納方式，針對全球暖化問題，以國際公共財理論作為議題緣起，分析京都彈性機制—清潔發展機制之運作。全球暖化為一純粹國際公共財問題。而京都議定書要求各國履行排放減量之標的，可作為提供公共財依據。並以排放減量份額作為供給數量之評估。而CDM即為促進各國均能參與溫室氣體減量活動之機制，達成經濟永續發展之目標。 當就不對稱關係以賽局討論國際公共財之供給，邊際成本較低國家，應從事較多公共財貢獻行動；邊際成本較高的國家則發生搭便車行為。但卻與CDM文獻結論有所不同。CDM計畫中的開發中國家因不受約束，反而有搭便車行為。多數的減量行動仍由已開發國家在境內進行。故國際公共財賽局可否用於研究CDM之運作，仍有待評估。 有關CDM在模型理論上可利用動態規劃之最適模型，研究投資國與被投資國之行為。當排放權證交易為不完全競爭市場時，可以Stackelberg模型進行。若不僅以經濟分析，尚可加入生態研究作成整合模型。在CDM執行成效方面，必須審慎評估CDM計畫型式，並考量是否合乎額外性準則。而CERs之境內分配政策，則可能會因利益交換，導致勾結行為相繼發生。此外，排放基線與CERs具有密切關聯，基線設定遂成為CDM之核心議題。有效建立CDM法則，強化合作的透明度，對於減少交易成本將佔有關鍵性地位。又CERs以選擇權出售；CDM與IIA的衝突及CDM資訊不對稱問題，都可再作研究。 儘管台灣非京都議定書締約國，無法作為CDM之地主國。僅能間接參與投資。不過國內學者多已提出產業因應措施作為諮詢。並以TAIGEM-E模型推算排放基線，建立從事溫室氣體減量行動之數據。受限於台灣國際地位，CDM計畫成效可能難以進行實證分析。不過中國和日本有許多CDM計畫，可針對較具爭議性之議題作延伸討論，並研讀相關文獻作為參考。本文即為發掘核心議題，提供文獻彙整，協助擬研究清潔發展機制者作為參議。

気候変動問題が深刻化している状況で、環境NGO・NPOの役割と期待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る。日本の環境NGOとして、国際・国・地域のレベルでの活動を継続している「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気候ネットワーク」を事例として取り上げ、政策提言を柱とする活動の概要・成果・課題について詳細に検証した。国際的な環境NGOの動向も踏まえて、気候変動問題の解決に向けて、環境NGO・NPOの今後の方向性と活動のあり方について考察した。 / 博士(ソーシャル・イノベーション)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Social Innovation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本文主旨在於透過國內消費重新估算臺灣二氧化碳排放量。蓋全球各區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變動，透過貿易分工而移轉，若只用一國國內生產面估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將忽略了各國實際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並使《京都議定書》防止全球暖化的原意大打折扣。因為已開發國家為了達到氣體減量政策的目標，可將二氧化碳排放密集的產業遷移至低度開發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只是由締約國轉移到非締約國而已。反之，若以消費面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二氧化碳減量之依據，則能更有效地提供減量誘因，促進減量技術之發展或誘導節約用能與需求消費。爰此，本文先以透過產業關聯模型調整消費面的臺灣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值，並以排放減量的觀點分析產業部門之進出口來源國，最後透過多目標規劃模型，進行二氧化碳減量之政策分析，並提出產業發展建議。 / This paper aims at estimating the CO2 emissions of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side. Sinc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ould achieve the emission reduction goal by transferring their emission-intensive industries form their lands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would neglect the true CO2 emissions of nations if we only estimate their CO2 e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production side, therefore redu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yoto Protocol, which aims at reducing emissions. On the contrary, If we estimate the CO2 emissions of nations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side, we can provide the incentives for emission reduction more effectively, promp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of emission reduction or inducing consumers to conserve the use of energy.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first estimates the CO2 emissions of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side through an input-output model, then estimates the import and export emissions of industry sectors,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policies for CO2 emission reduction by a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model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在目前相關文獻中，在全球治理架構下所制定的政策，必將對於各國內部相關政策造成影響。然而，這樣的聯想常被視為是理所當然，卻鮮有實證資料，證明一個國家的公共政策在全球治理的架構下，是否真正受到影響？在哪些面向會受到影響？這些面向實際受到影響的程度為何？需要藉由何種工具，來衡量國家政策受到全球治理影響的程度？ 為了解答上述之問題，本文之研究目的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1.經由全球治理、全球治理與國家公共政策間關係等文獻探討建立全球治理影響國家公共政策之理論架構 2.藉由理論架構與政策德菲法建立全球治理影響國家公共政策之指標系統 3.透過指標系統實證檢驗京都議定書對於台灣公共政策之影響 本研究最後獲致三大重要成果。首先，建構出全球治理影響國家公共政策之「GG-NPP理論架構」；其次，經由政策德菲法的徵詢結果，彙整出適合用以衡量全球治理對於國家公共政策影響之指標系統，共可分為三大面向、六大變數以及十六項指標。再者，透過前述的指標系統，以京都議定書為個案檢證台灣現行因應之政策。透過數據的整理，發現我國在十六項指標項目中，有十項是呈現因應京都議定書的正向趨勢；但是其餘六項指標，由於受到如主權、國際現實環境等外在因素的侷限，或者是受制於政府自己內部的組織、人事、預算、府際關係等因素，故而全球治理並未對於國家公共政策的結果必然造成影響。 / In some relative literature, we can see the policy outcomes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level “could” be affected by those in the global level. But there is little practical evidence to affirm such cause and effect. How can we evaluate exactly such relation, dimension and degree? This paper will be grouped into third parts. First, I will review the litera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By doing so, the theory framework could be formulated. Second, I will select and construct the dimensions, variables and indicator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And I will check and confirm the dimensions and indicators through the “Policy Delphi” method to build the indicator system completely. Third, I will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Kyoto Protocol on public policy in Taiwan. Finally, I got three important outcomes. First, I formed a “GG-NPP theory framework”. Second, I constructed an indicator system that can be formed to measure the relation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by two round “Policy Delphi” process. 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six variables and sixteen indicators in this indicator system. Third, I examine the indicator system by the case of “Kyoto Protocol”. I checked the impacts of Kyoto Protocol on public policy in Taiwan and found some interesting outcomes. And I knew the impacts of Kyoto Protocol on public policy will be affected by some external and internal elements.

氣候變遷目前正深刻的影響人類的生活與安全，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合作才有可能解決問題。有鑑於此，1992年與1997年分別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期望透過國際建制來有效因應氣候變遷。然而國際氣候建制的運作不良，導致京都進程無法順利推進，第二承諾期的存續爭議也持續擴大，其中美國和中國為京都進程的阻礙因素之一。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份額來看，中美兩國合計共排放出超過40%的二氧化碳，顯示出美國和中國在減排行動上占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換言之，在氣候變遷的時代下，中美攜手氣候合作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本研究利用新自由制度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分析自1992年訂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以來，中國和美國的氣候互動與合作，並探討兩國在氣候議題上，是否合作關係大於競爭關係。儘管自1979年起，兩國即已開始進行氣候與能源合作，但直到歐巴馬總統上任後，中美才開始大動作的進行氣候協商。在應對氣候變遷的問題上，兩國共同擁有三大目標：減緩全球暖化、促進經濟發展與維護能源安全。因此，中美都了解到清潔能源的合作領域為兩國共同利益，即便在氣候合作上還存在著許多障礙，雙方還是願意採取互惠的手段，共同創造一個雙贏的局面。

清潔發展機制作為京都議定書中的一種彈性機制，普遍被認為將為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所引起的「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北─南」衝突帶來雙贏的結果。支持者認為，其為附件一締約方提供達成溫室氣體減排經濟成本較低的方法，也同時為非附件一締約方引進資金與技術。然而，本研究運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提出因為各自要素禀賦的不同，清潔發展機制實行後的利弊損益將不會公平的分配於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投資方與東道方間，因而導致某些負面的效果：其將阻礙投資方境內減排措施的推動，與導致東道方在技術上的依賴。而透過對投資方與東道方內部排放權提供者與技術研發者間互動的分析，再輔以中國與EU-15的實證資料，可以證實本研究的假設並較為清楚地說明其背後之原因。最後，本研究將討論中國政府與EU-15各自如何以政治力介入市場機制的運作，以試圖處理這樣市場機制運作所導致的弊病。 /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as a Kyoto flexible mechanism was believed to provide a win-win solution to the conflicts, which result from cutting dow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etween wheather ecology & economy or North & South. The proponents belie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DM is cost-efficient for the Annex I Parties to achieve their Kyoto commitments and can also introduce capital & technology into the non-Annex I Parties. However, b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in factors endowments between CDM invest parties and host parties will result in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gains & pays between them. This causes some negative effects: CDM will de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mestic emissions reduction in the invest parties, and it will also make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in the host parti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mission allowance providers & technology innovators in the invest & host parties and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China & EU-15, the assumptions of this study is proved and the causation is clarified. At last, the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s, which are trying to modify the negative effects result from the operation of market mechanism, by China and EU-15 are brought into discuss perspectively.

「安全」問題一直是國家不斷追求的利益，但相較於傳統安全問題，更多新的安全議題已浮上檯面。在新興的眾多非傳統安全議題之中，環境安全（Environmental Security）是相當重要的面向，乃由於環境的改變、破壞、退化，形成人類經濟活動、國家安全、國際和平的隱憂。面對如此的潛在危機，國際社會目前普遍已經體認到環境安全的重要性，也逐漸傾向尋求另一種不同於軍事武力的解決方案，有意願合作建立共同規範準則以面對問題，因而促成環境安全建制的成形。 　　本論文以「氣候變遷」議題做為環境問題的代表，回顧自1972年以來，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的全球多邊環境協定，探討氣候安全的特點及氣候建制的限制。同時採用「知識社群模式」與「制度議價途徑」的論點解釋環境建制的成因，前者影響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的共識、原則建立；後者則影響國家參與共同建制與制定、執行規範的意願。 　　雖然全球氣候治理的《京都議定書》已正式上路，氣候相關建制也都注重平等、公正、效率、補償等原則，力求使國際社會每個國家立足平等並有足夠的能力解決問題，但因為國家最終考量仍是自身利益，國際社會各行為者所重視的是平等而不損及利益的制度安排。所以，要建立有效的環境安全建制，首先要解決環境安全與經濟發展互相矛盾的困境，其次要調和國際社會成員的利益問題，需要各國共同努力，才能真正使環境建制的功能發揮到最大。

隨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長，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益加嚴重，京都議定書的三種彈性減量機制為人類對抗氣候變遷帶來了新的契機，「碳交易」及「碳市場」於焉而生。為與國際的潮流接軌，立法院於2015年6月15日三讀通過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嗣經總統於同年7月1日公布施行，我國將可藉由「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的實施，建立一個強制性的碳市場。本論文以市場規模最大的歐盟及中、美兩大排碳國為例，探討它們碳市場發展的經驗，並將重點聚焦在其歷史背景、制度面的設計、碳交易的情形及執行減量的成效上，希望從中找出我國碳交易可以學習與借鑑的地方。 歐、美及中國的碳市場各在不同的背景之下產生，歐盟及中國以強制性市場為主，美國則以自願性市場為主。本論文發現，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及中國的7個碳試點，其發展有賴明確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與碳交易的強制規定作為基礎，此正是美國碳市場所缺乏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本質上其實類似歐盟及中國的碳市場，它們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可由企業自行決定加入與否，後兩者則強制達一定排放量的企業加入。CCX失敗的例子，恰恰說明了缺乏國家明確方向的指引，單靠企業憑良心加入的自願性市場，發展仍然有限。 最後，本論文提出對我國碳交易後續規劃方向的7項建議，以及後續論文研究方向的3項建議。 /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become more serious. To reduce GHG emissions, the Kyoto Protocol was adopted in 1997 and entered into force on 16 February 2005. Various carbon markets have been structured at the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level, especially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ree flexible mechanism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To demonstrate Taiwan’s commitment to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in line with the global trend,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was promulgated by the president on 1 July 2015. It provides a legal basis for establishing a cap and trade system, and a compliance carbon market will be structured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world’s three major carbon markets, the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 ETS), the 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CCX) and the Chinese seven official ETS pilots. This study seeks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carbon transactions in Taiwan from their evolution experiences. The discussion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s, system designs, allowance transactions, and emission reductions achievement. By comparing their evolution experiences, we find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behind carbon markets.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Taiwan’s government and future researches are pres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