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時間娛樂圈就會爆出藝人吸大麻或服食禁藥、毒品的零星事件，直到2006年，一連串藝人因疑似吸食大麻，引起演藝圈一陣風波，也造成媒體對於名人毒癮新聞的大幅度報導，引起社會大眾對名人毒癮的討論與重視，但每篇新聞所再現出的名人毒癮樣貌並不一致。故本研究欲透過觀察這些名人毒癮的新聞，探討媒體如何再現此議題？對於名人毒癮新聞中的消息來源引用為何？不一樣的報導主題呈現了什麼樣的報導語氣與輪廓？而這些分佈與內容是否會因媒體不同而有差異？ 本研究以《蘋果日報》與《聯合報》兩報為分析樣本，分析期間以2006年12月至2007年年底，名人毒品相關新聞作為分析樣本，共取469則新聞，用內容分析法檢視兩報名人的毒癮新聞的呈現，並觀察此類報導的特性。 研究結果發現，名人毒癮新聞因名人身份有九成為娛樂圈人士，故版面最多分佈於「影視娛樂」版，其次因為名人身份的可看性與聚焦性，版面分佈也多為「頭版/焦點/要聞/話題」版。而國籍分佈有九成為「台灣地區」的名人，顯示台灣媒體仍偏好報導台灣地區的名人為主的毒癮新聞。 從名人毒癮新聞的主要議題分佈，可以得知其主要議題多圍繞在「道歉、懊悔的告白、戒毒後向善或以此作為反毒宣導」、「違法行動之偵察」以及「受此牽連的負面程度」這三項，由此可知，這些名人毒癮的新聞報導的主題與重點並不在於提供毒品的相關資訊或是健康、政策議題，而是注重在名人在毒品事件中的發生過程、影響與其自身告白。這也表示媒體藉著框架的過程，凸顯名人在毒癮事件中其態度而非健康議題。 在媒體差異方面，儘管兩報都偏好引用或是採訪當事人的意見為新聞之主要消息來源，但《蘋果日報》引用「當事人」為消息來源的比例最高，而《聯合報》則偏好引用「檢警調或司法人員」；在新聞版面上，《蘋果日報》多將此類新聞置於「影視娛樂」版，亦即小報的特徵在於投注相對較多的注意力在運動、醜聞和流行娛樂，以及名人或一般人的私生活。從報導主題而言，《蘋果日報》報導主題最多的為「受此牽連的負面程度」，而《聯合報》則以「道歉、懊悔的告白、戒毒後向善，提倡反毒或作為反毒宣導」為最多，前者多強調吸食毒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多為揭露個人隱私或負面消息；而後者則是藉由這些道歉、戒毒向善的新聞來做反毒宣導，表示其給名人改過的空間較多，也相較傾向於向善正面的報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兩報在報導此類新聞時，在「毒品或毒癮健康或政策等方面的相關資訊」的報導主題上都是偏低的比例，表示兩報對此類新聞多僅限於事件的追蹤或單純的後續報導，皆未能提供民眾更深一層的健康資訊。 本研究主要研究報紙媒體如何呈現名人毒癮新聞，檢視新聞媒體在處理名人與毒品議題時，著重的面向與關心的議題，但對於受眾對於此的觀感與影響並未多做著墨，建議日後研究者可以朝閱聽人對此議題的看法與理解去研究，或是朝「毒品與病犯的社會建構」面向進行探討，並可進一步與媒體再現的歷時性變化對照比較，如此才能對藥物濫用有更客觀全盤的瞭解。

K他命自2006年起蔚為潮流，成為年輕族群偏好使用的娛樂性藥物。除了社會中對管制藥物既存的負面認知，青少年用藥行為也引發許多爭議討論，包括使用藥物是否導致生產力下降、用藥是否會危害他人安全、將過量使用藥物者視為犯人是否恰當，以及次文化無涉政治反叛，單純為了享樂放鬆的觀點。在各方論述的競逐下，媒體如何報導這些新聞卻鮮少有研究關注。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如何建構青少年用藥議題，以哪些主題為多？是否與特定時期有關？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使用K他命的青少年被框架為何種樣貌？是否與主題、消息來源有關？又是否因媒體差異而有不同？新聞文本的再現反映出隱含在社會文化中如何看待青少年用藥的價值觀？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與兼具質量性的框架分析二部分，分析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的青少年使用K他命新聞，總共304則。 在量化內容分析部分發現，青少年使用K他命新聞以「純淨新聞」寫作形式最多，最常出現在「社會/焦點」版面，最主要的新聞主題為「犯罪案件」，引用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為「檢警調實作人員」。本研究也依報導數量分布的多寡，將新聞區分為二種時期：派對檔期與平時。在派對檔期，「春浪/春吶音樂節」、「用K的新奇方式」主題顯著較多；在平時，媒體則偏重「犯罪案件」主題。 在內容分析的框架類別部分，本研究發現新聞主角最多被再現為「被害者」和「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次之，「過量使用的病人」和「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所占比例偏低。特別的是，在隸屬「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新聞中，最優先消息來源為「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代表媒體在看待年輕的K他命使用者時，也傾向採用政府單位的預防禁止觀點。主角框架因媒體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蘋果日報》最多再現用K青少年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聯合報》則凸出用K青少年的「被害者」樣貌。 在質化框架論述分析部分，整體來說，用K青少年形象以負面居多，在「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以及「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中，論述皆呈現譴責意義，透過斥責或訝異用藥者的失序行為，甚至危害他人的作為，來指出K他命藥效是造成犯罪的原因。用K青少年被再現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比例偏高，在此類範本中若涉及春浪/春吶音樂節主題，「轟趴」、「搖頭」、「嗑藥」、「藥頭」等負面隱喻不斷出現且相互扣連，將問題責任歸諸青少年集體，雖然實際上用K玩樂可能是某部分人的作為，但此種描述法卻無形污名化所有參與活動的青少年，也加深墾丁音樂節與「毒」連結的既定印象。 媒體高度依賴警方對青少年用藥現象的詮釋觀點，而用藥青少年被再現為社會正規秩序的破壞者，當其作為次要引述來源時，較多是坦承犯刑或否認，兩相對照下，善惡對立的劇本凸顯出年輕用K者的負面形象。此外，新聞論述除了鋪敘移送法辦、建議將K他命改列二級毒品管制等處理方式，傳統倫常規範也透過家長的痛心呼籲帶進此議題的價值詮釋上，顯示出藥物使用的適當與否，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依然被定位成犯罪問題和道德瑕疵，故心理治療觀點與次文化聲音被報導的比例不高。 媒體納入精神醫學觀點，看待用藥者為「過量使用的病人」比例偏低，也極少提及持續使用K他命產生的主要問題其實在於心理層面對藥物的依賴。即便彰顯前述看法，文本中出現的專家也單純只有臨床醫生和精神科醫師，未見其他輔導協助人員的角色，後續配套措施資訊介紹也仍不夠充足，青少年使用K他命行為在此論述鋪敘中，被建構成不必導入心理諮詢及家庭輔導的問題。 用K青少年被再現為「被害者」的比例最高，並可細分為「被人利用的中介」和「無知的女性弱者」二種範本。前者的新聞主角因無知被藥頭或販毒集團利用才進行販運製毒等犯法行為，且文本中多半形容其深具悔意的態度，因此得到較正面的詮釋和同情憐憫。至於女性誤用K他命遭致身心損害，卻因其態度不夠堅定而必須替後果負上部份責任，性別意識型態超越了管制藥物是單一導因的認知，亦可見污名女性的端倪。 最後，透過分析結果，本研究希望能提供後續傳播研究對青少年娛樂性用藥、過量用藥等議題的重視，並建議媒體工作者深化本身知識，納入多元視角，在報導中區辨K他命和其他管制藥物（如海洛因、安非他命、搖頭丸）的藥效差異，並依情境、處遇、使用者個人區分使用藥物的程度，如此才能傳達較多方資訊，並建立大眾的藥物知識和健康素養。政府面對青少年用藥行為，除了現行的控管方式外，可再參考荷蘭藥物政策中的「減害」思維，來重新審思我國藥物政策的實際有效性。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小說框架理論的建構，並且運用此一理論具體分析沈從文的小說《邊城》。 本文一共分成五章，第一章是一簡單扼要的介紹。一開始概略敘述為何運用語言學理論研究文學，為何嘗試運用框架理論於小說研究上，以及為何選定沈從文的《邊城》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然後則是簡要解釋了研究方法。最後的部份是對各章節的內容作一番說明。 第二章對框架理論及沈從文與《邊城》作一必要性的陳述。首先針對框架理論作一概括性的整理，包括框架理論的基本定義，來龍去脈，發展，與大致上的運用，然後做完整的回顧。第二部份對沈從文的生平，以及《邊城》做一簡單的整理。 第三章將融合文本語言學中的故事文法研究，框架理論，以及小說而建構出小說的框架理論。首先，將小說的框架分為兩個層次：小說互動框架，以及小說文本框架。瞭解小說不同層次的框架之後，將致力於整個小說框架體系的建立，探索出互動框架與文本框架下的次框架。此外，為了解釋小說如何從基本的故事材料漸漸的經過處理與轉化後，成為小說作品，小說框架理論將援用框架不斷轉化的概念，說明小說框架可不斷的轉變成不同形式的框架。最後，將從形式功能的角度理解小說框架，初步發展小說框架理論。 第四章將運用建構出的小說框架理論對沈從文的小說《邊城》進行分析。所謂的分析，在此定義為兩個過程：閱讀與詮釋。由於框架概念屬於上層心智的抽象概念，因此本章將具體落實到小說文本中句子與語言的層次，實際去挖掘隱藏於字裡行間的框架現象，觀察小說文本框架如何藉由語言機制的操弄，轉化框架，為框架再定調。之後再從具體的框架現象中加以詮釋與評價，為何《邊城》被譽為沈從文最好的小說之一；試圖從小說框架理論解釋這部小說的技巧性、完整性、與豐富性。 第五章為整部論文的終曲，將總結整個小說框架理論的要點，與此一理論運用在沈從文小說《邊城》分析時的優缺點。此外，本章將探討小說框架理論的適用性與侷限性，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nstruct to a frame theory of novel, and then applies this theory to analyze Shen’s The Border Town. In thesis,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with a rough description of the motives to do such a research and of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final part is a outlook of each chapter.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literature review on fame theories and on Shen Cong-wen, the author of The Border Town. The third chapter is to construct the frame theory of novel from story grammar, frame theory, and the novel. The frames in the novel could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main frames, interactive frames and textual frames, both comprising different subfram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is to develop and build those subframes. Besides, for explaining the novel is not static in nature, rather, ever-developing gradually, the concept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frame is adopted, to illuminate the novel is such a frame that transforms all the time. The forth chapter is to analyze The Border Town within the frame theory of novel being constructed. The analysis contains two processes,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This chapter is to delve into the fram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novel, to observe how The Border Town frames to be a great masterpiece. The fifth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including the essentials of the theory, and,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analysis by the theory. Last is the discussion of possibly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frame theory of novel.

一般而言，社會事件或議題往往交織著許多複雜的因素，人們可能由不同 的觀點詮釋這些事件或議題的成因、影響、或定義，但是新聞報導所做的 詮釋卻往往只強調某些特定的意義 ( Gamson & Madigliani, 1989; Tankard et al., 1990)，形成一種新聞框架 (news frame)。新聞框架對 事件或議題意義的詮釋，可能經由新聞報導的語言結構或形式結構上的選 擇與排除，產生不同的意義。但是不同的新聞框架是否使讀者對新聞事件 或議題產生不同的認知呢？本研究以不同背景結構的新聞報導，探討不同 形式結構的新聞框架是否影響讀者對事件的推論，因而產生不同的認知。 本研究採實驗法與小組焦點訪談並行的方法，探討有、無背景的新聞報導 ，及兩則相同結構不同背景內容的新聞報導，與實驗對象的推論之間的關 聯，推論的項目包含對事件的因果推論與歸類及對新聞報導與新聞人物的 評價。研究結果發現新聞報導的背景可能影響受訪者的歸因，其它的推論 可能較無關聯，以下分別就兩次研究的結果作一說明：第一個研究受訪者 分別讀有背景或無背景的南非抗議新聞，結果有背景組大都將事件的原因 歸於政府缺失，與背景訊息的方向大致相同；而無背景組沒有人歸因於此 ，幾乎都歸因於種族問題。第二個研究受訪者分別讀不同背景內容的空難 新聞，結果指出雖然背景沒有提出空難的原因，只提供過去人員疏失導致 空難的歷史或失事飛機機型的記錄，但是受訪者大都依循背景訊息的方向 ，分別歸因於人為疏失及飛機問題。兩次研究的結果似乎說明，新聞的背 景可能影響讀者對事件歸因的方向，即使受訪者推論的原因不盡相同，例 如歸因於人為疏失者可能歸於駕駛員的疏失或塔台人員的疏失，但是歸因 的方向與背景可能具有某些的關聯，而背景結構的差異可能使受訪者對事 件因果的認知不同。由於本研究屬初探性的研究，研究對象只有廿二人， 其目的在於提供後續研究一些啟示，因此無法逕以研究結果推論文本結構 對認知的影響，這部份仍有待未來研究以更周密的方法加以探討。

幽默遍及生活，可加諸於許多對象，諸如幽默的想法、幽默的言說、幽默的行為，其共同特徵為使人發笑，類型不同例如微笑、蔑笑甚至覺得有趣但無發笑，均可被廣義地視為「幽默的」。將使人發笑的對象匯聚為一類時，意謂此類對象具有的共同性質，應當就是「幽默」。本文試圖針對笑話或幽默的情境，解釋三個問題，「致笑對象有什麼性質？」、「致笑對象的性質如何解釋？」、「如何理解致笑對象？」。 本文第壹章討論中國傳統藝術的相聲，相聲是針對人類發笑行為設計的表演，相聲演員運用「可笑的」對象進行演出，並且熟知如何製造與呈現此類對象，藉由已獲得實證基礎的相聲專業化成果，回應第一個問題，致笑對象有什麼性質？ 第貳章討論從相聲得出的「對立」性質，將此性質置入傳統三種幽默論述的脈絡可發現，對立與「不協調論」的主張相吻合，不協調因素使人們發笑，並且對立更是三種論述共同的幽默必要因素。其次，以劇本理論補充對立的概念，使人發笑的幽默必須是兼容且對立的狀態。最後，以可近性與資訊性兩個概念，說明兼容且對立如何可能。本章回應第二個問題：致笑對象的性質如何解釋？ 第參章依序介紹概念隱喻理論、概念整合理論，以及框架轉換。概念隱喻描述人類理解時的模式，概念整合則將此模式精緻以適用於動態、即時的概念處理，框架轉換則攸關至概念整合進行時的認知範疇選擇。理解幽默時，必須訴諸於援用、切換不同框架的認知能力，並且幽默理解凸顯合適框架的選擇如何影響著認知結果的產生，本章中回應的是最後的問題：如何理解致笑對象？ 各章試圖回應的個別問題，「致笑對象有什麼性質？」，匯聚使人發笑的對象得出共同性質為「對立」，可視為「致笑因素」的討論；「致笑對象的性質如何解釋？」，考察並比較三種幽默論述，得出對立為各種幽默情境的必要因素，其後以劇本理論說明致笑的對立必須是「對立且兼容」的狀態，再以「可近性」與「資訊性」加以說明，是「對立狀態」的討論；「如何理解致笑對象？」，以認知層面解釋從啟動理解、面臨對立、對立消彌、獲得理解的連串過程，這段過程揭示幽默必須訴諸於「框架轉換」。因此本文論述可歸結為三項工作：致笑因素、對立狀態、框架轉換。

本研究以腸病毒為案例，分析腸病毒新聞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和新聞觀點為何，並比較疾管局公關稿和新聞報導對腸病毒的論述框架和訊息脈絡。此外，本研究亦配合「風險」概念，分析公關稿和新聞報導在腸病毒的各項風險相關資訊上，提供的頻率和資訊類別是否有所差異。透過上述分析比較，本研究旨在探討在專業訊息比例特別高的健康傳播領域中，新聞會以那一類消息來源為主，以及公關稿和新聞報導在同一健康議題的內容陳述和訊息提供上，是否會有所不同。 本研究選擇病情最嚴重的2005和2008年作為分析時間，共蒐集56則疾管局公關稿和929則新聞報導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 腸病毒新聞的主要消息來源為政府單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及醫護人員。2. 腸病毒新聞最常出現偏向政府單位的新聞觀點。3. 腸病毒新聞的主要框架為「疫病的流行病學描述」，其次為「相關疫病的預防和保健資訊」；腸病毒公關稿則最常以「相關疫病的預防和保健資訊」為主要框架，其次為「相關疫病概論」和「疫病的流行病學描述」；公關稿比新聞更重視腸病毒的醫學概論和預防保健等偏重知識性和專業性的訊息。4. 新聞報導最常以風險訊息為主要訊息脈絡，公關稿則最常以預防訊息作為主要訊息脈絡。5. 新聞報導和公關稿最常提供的腸病毒相關風險訊息為疫區、感染人數、易受感染族群、相關病理概念、預防方式和建議、以及治療方式和可採行的措施；就總體而言，腸病毒公關稿所提供的腸病毒相關風險訊息，比新聞報導多。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不同的報紙在報導爭議性政治新聞時，如何實踐客觀報導原則，以及不同政黨立場的報紙在爭議性政治新聞的事實建構上是否呈現差異。研究以「319槍擊案」事件為個案分析，並採用內容分析法及框架分析進行實證資料探討。 在客觀報導部份，本研究從文獻檢閱的過程中歸納出五項客觀報導原則，包括倒金字塔式純淨新聞形式、平衡報導、消息來源可追溯性、中性陳述的新聞呈現方式，以及中立的新聞立場等。研究發現，各報在報導「319槍擊案」事件時，特稿、新聞分析等表達意見的新聞形式，以及夾議夾敘的純淨新聞比例相當高，同時，各報也經常引用不明確或匿名的消息來源，不符合客觀報導原則。各報在報導「319槍擊案」事件時，新聞立場上呈現明顯差異。被認為傾向泛綠陣營的報紙，均採取有利於泛綠陣營的立場；相對的，被認為傾向於泛藍陣營的報紙，則採取不利於泛綠陣營的新聞立場。因此，新聞立場似乎是衡量不同報紙實踐客觀報導的最適當標準。 在事實建構部份，本研究以框架分析探討不同政黨立場的報紙對新聞主題、消息來源策略和新聞框架的選擇，發現各報傾向以爭議性的新聞主題建構「319槍擊案」的新聞事實，而不同政黨立場的報紙即使選擇同樣的新聞框架，在框架論點上仍呈現出與其政黨立場相符的新聞事實。在消息來源方面，除了蘋果日報，其餘四家報紙在一則新聞中同時引用對當事人陳水扁、呂秀蓮持正面與負面立場的消息來源之比例很低。各報在處理正反意見時，多半以兩則新聞在版面上並陳的區隔方式來呈現，而非傳統新聞學強調在同一則新聞中呈現正反意見的形式。這種做法相信與國內報紙的新聞採訪路線設置有關，已成為國內報紙處理爭議性政治新聞的特色。 /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edia performance and news representation of critical issues related to political news in newspapers which embraced different kind of political position. Taking “319 Shooting” incident as a critical example, this study tries to examine how did the local newspapers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d implement objective reporting and construct news facts? How did the newspapers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methodology includes content analysis and frame 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aims to examine the application of objective reporting from different newspaper. Frame analysis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of news facts in “319 Shooting” incident. The research gathers news reports that relate to six critical period of “319 Shooting”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s to get 631 pieces of news report. The results of content analysis show that five papers implemented objective reporting in different degree. Political stand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key factor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objective reporting. Papers which regarded as pro-pan-green camp were proved to produce news reports that were obviously biased to pan-green camp, whereas papers which regarded as pro-pan-blue camp showed the same political tendency in their news report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ults of frame analyses imply that profession news frame is the most covered in the news. Under the same news frame, papers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d tended to select the frame arguments which can fulfill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 Besides investigators, pan-green and pan-blue camps’ supporters were given the larger spaces as news source in the five papers.

本研究探討的是楊淑君被取消資格事件，發生在2010年11月17日。基於框架理論背景，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新聞平面媒體如何使用框架來報導楊淑君事件。具體來說，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國家的新聞報導框架差異。 本研究使用自2010年11月18日起至12月17日止的相關事件新聞報導作為樣本，進行台灣與韓國的報導框架比較。台灣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有150則相關新聞文章，而韓國的相關新聞文章只有28篇。 本研究發現，台灣媒體所使用的主要框架為責任框架，而韓國媒體所使用的框架為情感框架。台灣的主要新聞消息來源為台灣政府，而韓國新聞消息來源主要來自於台灣媒體。 /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fram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Yang Shu-chun disqualification incident, which happened in November 17, 2010.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Framing,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how the news print media framed one of the recent controversies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Yang Shu-chun disqualification. Specifically, this tried to see how different each country’s news coverage framed it and how different they used news source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is conducted with the news stories regarding the incident from November 18, 2010 to December 17, 2010 in Taiwan and Korea. Because of the large difference of the number of the articles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only two Taiwanese newspapers, the Taiwan Apple Daily and the Liberty Times, are selected among many papers, while Korean news articles are chosen all. They are 150 stories and 28 stories respectively.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aiwan media used the responsibility frame most while Korean one did the human interest frame. Both have the majority of episodic frames. As of the news sources, Taiwan’s papers used the news source from Taiwanese government, while Korean ones mostly used Taiwan’s media source. Taiwan used diverse sources from Taiwan side but Korea heavily depended on foreign sources. News coverage with the source of politicians has a tendency of having political consequences framing.

abstract: 消防工作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保障。随着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高层建筑、大型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断增多，消防安全监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压力越来越大。高层建筑密集、消防基础设施不到位，火灾隐患多，单纯依靠人工巡检和传统方式监管，难以满足安全需求。 智慧消防将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网等信息技术，与传统消防业务加大融合力度，构建一个立体式、覆盖全社会的火灾防控体系，这对于加大、加强消防部门的监督、管理手段和力度，提高各单位火灾预防能力，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和现实的意义。总体上来看，多数企业用户对于智慧消防的理解和参与程度不尽相同，导致目前关于智慧消防的认识还未统一，在具体执行层面相互之间也还没有达成共识，智慧消防在全社会的应用范围还处于初级和探索环节。 本文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别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和说服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对影响智慧消防技术接受意愿和购买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关结论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社会企业等主体的日常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1）TOE框架对于分析企业是否采用智慧消防技术进而实现消防安全工作信息化、智能化升级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该框架下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共计6个影响因素会对企业智慧消防技术的采用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别是技术维度的有用性、易用性、兼容性，组织维度的配套资源和风险偏好，以及环境维度的模仿压力。（2）技术的先进性、高管态度、政府压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3）基于说服模型，本研究探索了影响企业购买智慧消防技术的考虑要素，企业的曝光率、知名度，营销团队的素养和专业话能力作为说服者特征，显著影响购买行为；企业接受智慧消防技术，自身经营状况作为说服对象特征，影响其的购买意愿；说服过程中提高技术的实用性证明有明显的促进购买效果。（4）本研究发现智慧消防企业规模并不足以显著影响购买行为，说服情境特征如说服场景和时间点也没有明显的作用。 / Dissertation/Thesis / Doctoral Dissertatio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20

在第一篇文章當中,我們論證了台灣選擇權市場的投資人交易行為符合Kahneman and Tversky (1981) 所提出來的框架效應. 更進一步, 我們發現投資人的專業程度, 交易複雜性, 與交易經驗能降低框架效應的行為偏誤. 在第二篇文章當中, 我們發現台灣選擇權市場投資人並無符合Thaler (1985) 所提出來的心理帳戶效應來編輯利得與損失. 但是對於混合利得與損失當中, 投資人仍有心理帳戶的現象來處理他們的選擇權部位. / In the first essay, we document support for the narrow framing effect proposed by Kahneman and Tversky (1981). Our findings that traders in an options market frame complicated investment decisions into the simpler ones support the narrow framing effect. Traders’ professionalism, sophistication and trading experience are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narrow framing, implying that these factors help to reduce investors’ behavioral bias. Our study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and financial literature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rience/sophistication and narrow framing.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shed light o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an options market. In the second essay, complementary to Lim (2006)’s findings in regards to stocks market, we also claim that in a much more complex derivatives market, traders tend to frame gains and losses asymmetrically by editing or evaluating their outcomes into different accounts. Nevertheless, different from Thaler’s 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1985), we find investor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segregating losses and integrating gains when they liquidate their positions. Our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y also have asymmetry in the propensity to liquidate multiple options. The current study sheds a light on how investors perceive, categorize, evaluate and engage their outcomes in financial activities, in addition,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investor integrate or separate their investment profits. The fact that investors’ responses to edit their outcomes vary across countrie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behavior and calls for further studies on a broader range of financial markets.